改制前，襄轴工人看病、住房、受教育是不花一分钱的，那时候的幸福指数非常高。那时同年参加工作，在我们襄轴当工人，工资比在市政府当公务员还要高一倍。

　　我叫鲁爱国，是武汉市21中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2月到湖北枣阳插队落户，1971年10月调到襄阳轴承厂当工人，在襄阳轴承厂干了一辈子。

　　奋斗与辉煌

　　襄阳轴承厂是我们国家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主要为第二汽车制造厂生产配套产品。我厂是一个三线工厂，与所有的三线工厂一样，建厂初期的生活都异常艰苦。一没有厂房，二没有宿舍。当时厂里的领导干部和洛阳轴承厂援建襄轴的老师傅，住在干打垒的草屋子里。我们招工进厂的知青和部队复员转业军人住芦席棚子，两个人发一张芦席睡地铺。当时没有自来水，只能吃堰塘里的水，洗衣服都是用山沟里流出来的水。开山、炸石、架线、盖房子，我们老工人都干过。

　　那时的干部和工人是一条心地干革命。那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与帝修反抢时间”“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让毛主席睡安稳觉”。1981年，襄阳轴承厂正式投产了。投产以后与哈尔滨轴承厂、洛阳轴承厂、瓦房店轴承厂形成了我们国家的四大轴承生产基地，共享“哈瓦洛襄”的盛名。1990年我们厂生产的产品已达到400多种，其中两个还获得了国家级银质奖。

　　改制前，我们襄轴的生活区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我们有厂幼儿园，有学前班，有子弟小学、子弟中学，有技校，有电视大学，有职工大学，还办了党校。我们厂的人均住房面积在襄樊市是最高的，住房是排队分，越分越大。比如厂里今年盖了200套房子，老工人先搬进去住；明年又盖了两百套新房子，老工人又搬到更大的新房子里，年轻工人就搬到老工人那个房子里，总之老工人是优先的，按工龄排队。

　　分房是很讲究的，那时候走后门行不通。同一年进厂，看月份；同月进厂，看日子。都打好分了，按分排队。整个过程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不了假。

　　我们厂里有一个跟我们同年进厂的，按说他的分应该是跟我们一样。但他是中层干部，中层干部加半分，他又有职称，又加半分，他就多了一分，多一分就能压一批人。后来他在竞选厂长的时候说：“我们厂里工人都没住大房子之前我不搬进大房子里，我要搬我也最后一个搬。”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要做好事让大家先搬。

　　后来别人跟他算了一笔账，他确实加了一分——这儿加了半分，那儿加了半分。但是他有一项东西有问题，他生了两个孩子。他第一个孩子有残疾，所以国家允许他生第二个。生了第二个就是二胎，二胎就要扣两分。所以他加了一分，又扣了两分，反而排到我们后头去了。那时候是很公开，你凭什么加分，凭什么减分，都是公开的。我们同年同月进厂，我早一天比你报到，你就排在我后头。

　　我们厂的医院门类齐全，技术条件和设备都相当的齐备。医院的建筑面积达5800平方米，病床有132张。我们还有全套的生活设施，如石油液化气站、煤厂、浴室、电影院、灯光球场、足球场、老年宫、青年活动中心，等等。

　　改制前，襄轴工人看病、住房、受教育是不花一分钱的，那时候的幸福指数非常高。那时同年参加工作，在我们襄轴当工人，工资比在市政府当公务员还要高一倍。市政府的很多领导都走后门，将他们的子弟送到我们襄轴当工人。

　　我在上海实习的时候，经常在礼拜天早晨穿着我们油腻的工作服，跑到上海国际饭店去吃早饭。点一杯牛奶，来两个蛋糕，二郎腿一翘在那坐着。服务员呢？看到我们穿工作服的，热情的很。高鼻子深眼的洋人他不理，西装革履的公务员他也不理，都得往后排，首先要照顾我们工人阶级。国际饭店先照顾我们！

　　我到上海市区玩也喜欢到四川饭店。几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在这里点两个菜喝一瓶酒，什么麻辣豆腐才一毛多钱，炒鸡丁也就3、5毛钱一盘，再来一瓶一块钱的“绿豆大曲”，两三个人喝一瓶酒，蛮高兴。上海人也看欣赏我们，看到我们年纪轻轻的划个拳，打个杠子，热闹的不得了，上海人都看得稀奇。

　　过了许多年以后，我去上海出差，这时我当工程师。国际饭店衣冠不整的不让进，我说我这衣冠还可以，就往里走，被人家拦住了不让进。中午吃饭，我在一个小餐馆买了一盒饭，人家都不让我坐在那吃。我说我在你的餐馆里买的盒饭，为啥不让我吃？人家说，点炒菜的可以坐餐馆里吃，你买盒饭就在马路边上去蹲着吃。这个落差太大了。工人阶级地位是一落千丈。

　　我进轴承厂的时候满头黑发，下岗的时候满头白发，我真是一生都献给了轴承厂。我66年小学毕业，69年初中毕业。初中的文化课一点都没上，ABC也没学过，其实就是个小学毕业生。我初中、高中的文化全部是自学的。1979年我考上了我们厂办的第一届电视大学，是带工资、带奖金的，全日脱产的三年制的电视大学。

　　但是分厂领导不放我过去，因为我开的机床是全厂最贵的机床，是1970年从意大利进口的，又铣又刨又磨，这个机床全国只有三台，周总理亲自批了一台到我们厂，就是我在开。因为我是生产骨干，他不让我去，我也理解，所以我就没去。等到1982年，我第二次又考上了电视大学，他还是不放我去，他把我徒弟放去了。他说你这个机床又铣又刨又磨太复杂了，一般人掌握不了，所以他不放我去。等到1984年我又考上了，那时候我都30多岁了，我就想到这是我圆大学梦、受高等教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不去不行。但是领导还是不放，分厂领导还是不放我去。

　　我就去找总厂领导，找到了总厂的副厂长。他原来是省办公厅的主任，因为他是造反派，所以被贬到我们厂里当副厂长。我爸原来在省委工作的时候认识他，关系蛮好，所以我就去找他了。我跟他把这个情况一说，他说那不行，怎么能耽误人家的美好前程呢？他说我去跟孙厂长说一声。孙厂长就住在他们对面的干部楼，他跟孙厂长说了。孙厂长第二天就一个电话打了我们分厂，他跟分厂领导说：“鲁爱国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个人上大学的机会，你们一次又一次地刁难别人、卡着别人，不行！上午让鲁爱国办完手续，下午到厂教育处报到。”这样我才圆了我的大学梦，以后才有机会当工程师。

　　下岗后我也打过工，我是工程师，搞设计什么都可以。私企老板的厂房是铁皮房子，不透气，夏天简直跟蒸笼一样，老板坐在楼上办公室里开空调，楼下工人干活都是汗流浃背。可以说，我在国营企业干了30多年，流的汗没有在私企老板那里一年流的汗多。

　　我们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把襄轴当作我们的儿子一样。看看襄阳轴承厂的沧海桑田，我们这些当年住芦席棚子，喝田沟里的水的建厂元老心里充满了悲哀！充满了愤恨！怎么说呢？我既泪奔，又想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