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据媒体报道，国家安全部门破获了百余起台湾间谍案。报道说，这些台湾间谍人员，通过金钱收买、感情腐蚀、色情引诱、网络勾连等方式，利用大陆的一些学生和官员，获取到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

一、重重谍影：台湾及西方间谍以政治、经济和与国防科技相关专业学生为“主攻对象”

据央视焦点访谈报道，台湾间谍对大陆学生下手的目的极为明确，就是要“以各种手段拉拢哄骗大陆赴台学生，尤以政治、经济和与国防科技相关专业学生为“主攻对象”，利用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9月15日全民国防教育日这天，央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先后播出了台湾间谍案节目，其中《焦点访谈》更将案例分为上下集，连播两天。

节目内容显示，台湾间谍情报机关人员以各种手段拉拢哄骗大陆赴台学生，尤以政治、经济和与国防科技相关专业学生为“主攻对象”，利用他们从事间谍活动。

据报道，该类案件已破获100多起。台湾间谍人员的姓名、年龄和照片等资料也在节目中被明确曝光，显示出确凿证据。

《间谍渗透大陆 台湾不仅承认了还供出了幕后黑手》

http://news.xmnn.cn/xmnn/2018/09/19/100428393.shtml】

这些台湾间谍会通过骑驴找马的方式，寻找中间人，通过这些与大陆官员有交往的中间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不断拉拢和腐蚀高级别涉密人员：

【2010年，担任台湾某立法委员顾问的蔡某经人介绍与徐子晴结识。蔡某是某协会秘书长，经常到大陆参加两岸交流活动，能接触到很多大陆官员。两人熟识后，徐子晴向蔡某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

蔡某不仅把在大陆搜集的官员名片交给徐子晴，还向对方提供这些人的部门和层级等具体信息。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蔡某一直留意寻找能让徐子晴更满意的情报来源。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蔡某认识了一名在大陆某重要机关工作的姓黄的官员，他马上向徐子晴做了汇报。徐子晴很感兴趣，特地约蔡某见了面，敦促蔡某趁热打铁，尽快找个生意上的借口再去大陆见黄大哥。

……

蔡某把黄大哥的反应告诉了徐子晴。徐子晴希望他尽快再来大陆，说服大哥赶快启动这件事。19天后，蔡某再次来到大陆。这次见面他把从台湾带来搜集情报专用的手机和SD卡交给黄大哥，并把徐子晴的要求一一告诉给他。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蔡某先后十二次到大陆与黄大哥接触。每次入境，蔡某都会带来徐子晴的搜集情报清单，再把黄大哥拍摄过文件的手机SD卡带回台湾交给徐子晴。在这个过程中，徐子晴的要求不断升级。

经调查审理，蔡某在大陆策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搜集了10份秘密级文件，4份内部资料，构成间谍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见面就给好处费 台湾间谍们这样策反大陆官员_新闻频道_中国青年网

http://news.youth.cn/gn/201809/t20180917_11729275.htm】

他们物色和拉拢这些学生，不仅要从他们手上拿到有关政府政策、国防科研等领域的一手资料，更怂恿他们以后就业优先考虑进入到政府相关系统内谋职，以便为进一步的间谍工作楔下一颗颗钉子，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长期而隐蔽的颜色革命战略，对党的事业和国家安全的威胁不可小觑：

【小刘是国内某大学政治学系的研究生，2012年作为交换生到台湾淡江大学学习。……后来陈小自又找过小刘几次，因为觉得陈小自可疑，小刘断绝了和他的联系。陈小自与大陆多名学生勾连，最终进入国家安全部门的视线。陈小自有时也叫陈佑诚，真实姓名是陈泰宇，1988年11月出生，台湾军情局间谍人员，近几年，陈泰宇在台湾政治大学、淡江大学、国立中正大学等高校物色大陆学生，实施拉拢策反。……据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干警介绍，台湾间谍对很多大陆赴台学生都说过，希望他们今后能够进入到公务员系统内谋职，尤其是他们感兴趣的一些单位和岗位。一旦学生进入到重要核心敏感位置，再想拒绝台湾间谍提出的更加深入、重要的情报活动要求，台湾间谍就会撕掉温情面具，把之前大陆学生和他交往的活动证据作为把柄，来要挟他们就范。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台湾间谍盯上的学生，大都是政治、经济等文科专业或者涉及国防科工机密专业的学生，这次因为国家安全部门及时发现，这些学生得以悬崖勒马。而他们的行为如果持续下去，最终将酿成大祸。

《危情谍影！百余起台湾间谍案告破：色诱策反大陆学生》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46248】

【谍影重重：眼花缭乱的台湾间谍情报机构_观风察俗_察网

http://www.cwzg.cn/politics/201809/44658.html】

上图是参与办案的陕西省国家安全厅干警，对被台湾间谍利用的陕西的大学生“小哲”的评价。从评价里，我们不难看出，学习机械专业的小哲非常博学，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均有涉猎。但是大概率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小哲虽然博学但却并不深刻，只学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及高校普遍流行的一些亲西方、亲资本的自由主义观念，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没有系统深入学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对比分析。如果类似小哲这样的大学生能够有一些基本的国家安全知识，能够扎扎实实的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能够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能够对美国及西方乃至台湾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及相关理论思潮有理性的认知和分辨能力，那么在面对女间谍的糖衣炮弹时肯定不会如此轻易上当。

国家安全机关指出，“这些被台湾间谍盯上的学生，大都是政治、经济等文科专业或者涉及国防科工机密专业的学生”。现实问题是，中国大多数大学生，尤其是名校高材生，相当多的人在小学时还受到红色文化传统教育，但是到中学时就被一大批类似袁腾飞、石国鹏之类的公知类教师带歪了，再到大学时，其思想又被贺卫方、张千帆、张维迎、刘瑜、赵士林等一大批反共反毛大学教授们洗脑。在中国高校尤其是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文科中，经济学被新自由主义主义垄断，政治被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垄断，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或者说彻底地被边缘化，以至于大批理工科专业学生也深受污染，这就给台湾及美日间谍机构在高校学生乃至进入政府机关的高校毕业生中培植间谍，准备了异常丰厚的土壤和有利的环境。

以北大法学院为例，贺卫方、张千帆由于在网络上经常发表反共、反党、反毛、反华言论而受人关注，但他们的西化思想在北大法学院是主流，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中华传统法学都已经被彻底边缘化，北大每年培养的文科学生，相当大的比例的人其政治立场是站在贺卫方、张千帆一边的。

二、大学生轻易被间谍引诱是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和媒体中被边缘化的恶果

从报道的细节可以看出，其中的女间谍人员的相貌并不突出，所用金钱并不巨大，腐蚀的政治鼓动手法也很一般，但是那些涉案大陆的学生和官员却出卖了大量的涉密信息给他们。为什么不少学生和甚至公务人员这么轻易被敌对势力的情报组织收买策反，为什么他们的心理防线这么轻易被突破？

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却尤其值得重视——敌对势力在中国媒体、高校等领域的长期诱导性宣传，使得许多学生和官员向往美日台资本主义制度，对西方民主有好感，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历史模糊不清、是非不辨，甚至被虚假宣传洗脑而反感、厌恶，从情感上、价值观上早就倒向西方和台独势力。这才给了相关间谍人员的渗透、拉拢和收买以可乘之机。具体而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最近数十年来的“果粉”泛滥成灾，“民国热”、“台湾偶像文化热”，在大陆民众特别是青年学子心目中，对台湾和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祛魅、洗白乃至美化。伴随着罔顾事实拔高美化民国、美化蒋介石个人以及蒋介石政府的翻案史学甚嚣尘上，“民国大师论”广为流传，那个事实上腐朽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竟然被描述地岁月静好、成就卓著，蒋介石本人也被杨天石等翻案史学家描绘得忧国忧民、忍辱负重、劳苦功高。另一面，伴随着对共产党的历史和领袖、英烈长期以来的污蔑、丑化、虚无，共产党的形象在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年学子中的日益受损。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共产党史极端阴谋论的丑化著作被推行，“饿死三千万”之类的政治谣言长期散布而得不到有效清理，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之类英烈形象被长期恶意消费得不到有效打击。这两方面的长期综合作用造成了如下后果：很多大学生乃至高层官员认为，毛泽东、共产党最坏，民国、国民党、蒋介石好于毛泽东共产党，蒋经国好于蒋介石，民进党好于国民党。自然而然，他们也对美国甚至是日本军国主义抱有好感。国民党确实还在台湾，台湾也有蒋介石统治后的遗迹，可以说，民国的活标本在台湾，更或者说，现在的台湾就是“民国”。民国热的回归，并不简简单单是在为已经板上钉钉的历史的翻案，更是为政治上紧密跟随西方脚步台湾当局树立政治正确的历史形象，其最终目的是，为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以及生根发芽，做好顺承历史的铺垫。因为，民国如果是对的，共产党执政么多年只算是中国寻求“西方民主”所走的一段“弯路”。

第二，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人，进入教育领域和政府部门等关键岗位，进一步影响了更多的人，而且在客观上成了敌对势力的保护伞。多年以来，境外势力通过各种助学基金会，学术研究基金，跨国交流团体的培训，非营利性组织，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企业，对中国大陆进行渗透。他们抓住任何可乘之机，对学生，学术研究员，科研从业人员以及干部等进行收买和洗脑。这类人如果稍加隐藏，势必已经进入了重要岗位。这样思想状态的人，处在教育、科研甚至政府部门的关键岗位上，思想上的防御阵线形同虚设，中国的国家机密以及国家安全岌岌可危。这些人去了关键岗位，对西方民主，对新自由主义的好感，以及被反共思潮影响下，思想上认为美国、台湾、日本更加民主，而中国是专制的，威权主义的，没有人权的，希望中国向西方看齐，甚至收受利益出卖机密；更有甚者，想要加入西方，甚至主动纳投名状，“拥抱自由民主”。

仅举一例，前一段时间被爆出的厦门大学学生田佳良（网名洁洁良）长期以来在网上散布精日言论、辱骂中国人。但就是这个田佳良，却在学校里混得顺风顺水，不仅早早入党、当学生会主席、保送研究生，甚至被评为优秀党员！更为恶劣的是，在田佳良的相关资料已经暴露出来以后，厦门大学迟迟不对其进行严肃处理、甚至在此期间让她转成博士！如果田佳良不是因为言行太恶劣、而且在网上被暴露出来，如果田佳良更善于伪装隐藏一些，那么像她这样的学生干部、“优秀党员”毕业以后进入体制内的机会是很大的。如果像田佳良这样的两面人真的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有可能发挥的推墙作用将是难以想象的。体制内明显存在着包庇、掩护田佳良的势力。田佳良只是被揭露出来的极小部分人而已。还有多少比田佳良更善于隐藏伪装的人在体制内发挥着作用？我们不得而知。中国军队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其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最近几年来，落马的多名高官，都是为外国或台湾政府充当间谍。（参见：《金一南少将历数近年高官间谍》http://www.chinawenben.com/file/xa3i3tvtwzciorpx3xiotito_1.html） 根据这些披露的情况，西方、美国乃至台湾对我们的渗透情况，是非常严重的。

第三，高校课堂等领域，长期以来被崇拜西方、仇视马克思主义的西化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持，长期的、系统的向青年学子散布鄙弃共产党、亲近西方的思想，造成不少学生有反共产党反政府的倾向，因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的政治安全并不在意、嗤之以鼻，甚至巴不得共产党下台，根本不会自觉维护国家安全提高思想警惕。长期以来，美国、台湾、日本通过书籍、影视作品等各种宣传，导致广大学生、官员等逐渐接受接受西方民主宪政思想。被境外敌对势力收买的许多学者，把持着塑造青年思想的重要权力，在青年思想战线上不遗余力地边缘化马克思主义、推销西方宪政民主那一套“普世价值”。试想，认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的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长期鼓吹宪政要求共产党改旗易帜的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公开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攻击习近平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以及美化美国民主的所谓“民主女神”、清华大学教授刘瑜，等等，这些占据着国内许多顶尖高校课堂、掌握着塑造青年学子人生观价值观权力的自由派公知学者，怎么可能会在课堂上理直气壮的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制度优势，怎么可能会不在课堂上对西方宪政民主那一套大唱赞歌？怎么可能指望在这些人把持的高校课堂里，培养出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拒斥西方价值观侵蚀、敢于挺身而出捍卫国家政权安全的青年大学生？近些年来，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弱化、边缘化，使得在许多高校中，能够有效冲淡这些自由派学者影响的阵地并不多，因而从客观上看，贺卫方等人在广大青年学子中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在长期的贬低共产党、美化西方的思想氛围下，不少青年学子内心早已默认和接受了所谓“中国崩溃论”的观点，认为共产党政权倒台或者改换颜色是早晚的事。他们不在出现颜色革命事件时主动配合西方推墙就已经是幸事，能够有勇气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恐怕寥寥无几。

例如，直到今天，贺卫方依然是北大法学院学术委员、学科召集人，北大法学院网站学科建设栏目对其赞誉备至：

【......周旺生、贺卫方等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带领北大法学理论学科始终站在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最前列。】

2006年3月4日，贺卫方在北京西山杏林山庄举行的高层智囊研讨会上曾经公开说：

【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贺卫方们在公开的高层研讨会上就如此发言，他们日常给学生上课时只能更加赤裸裸了。

今天，贺卫方培养及提携学生如薛军不仅仅成为北大法学院副院长，还成为全国其他高校的法学院院长，更有不少人已经深入法院、检察院乃至其他要害机构。他们的思想主张，就是要多党制度，就是要台湾模式，就是要实行美式资本主义制度，在受以贺卫方为代表的宪政民主思潮影响的的广大学生及体制内干部中，不出现大批台湾间谍和美日间谍，反而是奇怪的事。

北大法学院院长张守文（2010年当选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他亲自审定并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北京大学法学院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一)》中（作者 曹斐、张守文，《中外法学》杂志，2009-01期），赞赏立法学学科周旺生所提出的如下观点：

【中国政府现在站在法律之上，握取权利并且没有约束......如果某天中国政府全面退出执法领域，中国的法治建设就可能得到历史性的突破。】

这篇文章把代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共产党看作不负责任的潜在的法治破坏者，其反党立场清楚表露出来。

2013年9月18日，为了纪念刚刚去世的在私有化理论旗手罗纳德·科斯，张守文邀请科斯学生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芝加哥大学科斯-桑朵儿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Omri Ben-Shahar做讲座，讲座开始之前张会见该教授，张守文院长在发言中：

【介绍了芝加哥学派在中国法学界的深远影响，表达了对刚刚去世的科斯教授的深深追忆。】 http://www.law.pku.edu.cn/xwzx/zs/2535.htm

张守文是搞经济法学研究的，在中国知网收录的他的92篇学术论文中，多次出现“哈耶克”、“凯恩斯”、“弗里德曼”，却没有一次出现“马克思”。张守文支持并主张在中国落实西方宪政民主思想，写了多篇文章，在财政、税法等领域贯彻宪政思想，客观上主张消解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要求让那些侵吞国有资产和劳动人民血汗的非法暴富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上台执政，他在《财政危机中的宪政问题》（《法学》，2003年09期）指出：

【宪法的要义在于分权，并在分权的同时进行限权……对国民而言,‘有恒产者有恒心’】。

【我国宪法虽在某些方面已有一些分权规定, 但仍有些方面或语焉不详, 或存而不论, 这就会影响宪政精神的实现】。

张守文在《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11月）一文中，顽固地坚持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他强调：

【税收通常被认为是国家或称公法人团体对符合法定课税要素的主体无偿课征资财以获取财政收入的活动, 它是将私人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的部分财富转为国有的手段, 是加在人民身上的负担。正因如此, 调整税收关系的税法通常被视为侵权规范, 是侵害人民权利的法律……依据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 国家征税所依据的法律, 仅是指人民行使权力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或议会授权制定的法规, 但最主要、最大量的应是议会制定的法律。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在议会上自己决定要负担什么税收, 并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加以确定, 这样的法律才是符合和体现民意的; 人民交纳其自愿负担的税款, 才是合法的】。

众所周知，这些理论在西方都是剥削压榨劳动人民的垄断资本寡头反对罗斯福新政的借口，他们通过这些理论反对通过对富豪征税方式建立福利社会，而张守文之类将这种理论照搬照抄到中国，其实是主张将财产权—纳税权—公民权力--议会权力--国家权力相挂钩和统一的理论模式，这不仅仅是破坏党和人民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不仅仅是在割裂党和全国人大（张守文文章客观上是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同于西方议会制）的关系，考虑到张守文发表上述两篇的年代，国有资产正在被某些所谓的私人企业家廉价鲸吞和掠夺，他其实是主张这些新生的非法暴富的反共富豪阶层能够控议会和国家政权。

北大法学院的问题还不仅仅是院长张守文，北大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也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曾公开提出：“法大，还是党大，是一个真命题，而不是伪命题”，他在解读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时候，公然对抗党中央和习近平同志：

【如果一方面一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宪法法律至上，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一个终极的问题，到底谁是更优的，有人指出这是一个伪命题，我认为说这个问题的是伪命题的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在理论上显而易见的，在实践中也是非常真实的问题。】

总之他认为应该是法大于党，他认为共产党是权威主义，是权威体制，而四中全会开启了法与党割裂与并列的二元政治权威时代，并且要向西方法律至上、取消共产党的状态过渡：

【在政治层面上，我认为四中全会的决定最重要的一定可能在原有的政治现实中不断强调‘党的领导’这样一个一元权威之外，有可能提出一个‘党的领导与法律至’上的二元权威的模式。许多人特别是西方学者在讨论中国政治以及政治运行时，喜欢用权威主义或者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我想这里有很多的专家在这方面非常了解，所以我们不去谈这个。权威是有中心的，过去中国的权威是一元中心，如果是权威体制的模式。假设今天不断地强调中国特色的法治是以共产党为领导，同时又强调宪法法的至上性，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我们已经正在开启一个新的转折，由一元的政治权威转向一个二元并存的政治权威。】 http://news.sina.com.cn/c/z/sizhongquanhui/

王锡锌任职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该中心理念“民主在行动”，他们的民主丝毫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而是西方资产阶级和富豪寡头们的民主的含义。2007年5月17日，该中心主办“法治与公共政策每周评论”论坛活动，讲座题目为“以社会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的最大成果--探讨中国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制度设计”，主讲人是季卫东（北大法学院毕业，1990年就任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6 年升任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这是一次在北大进行的公开的勾结《炎黄春秋》反党反共势力进行的赤裸裸的颜色革命颠覆活动，主讲人在发言中说：

【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的临界点。有一个法案和三篇政论文章作为判断的指标。一个法案是指今年3月全国人大刚通过的物权法。这是承经济改革之先、启政治改革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物权法通过后……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障而限制政府的权力，可以在人民普遍成为有产阶级和履行纳税义务的前提下重新考虑公共品和行政服务的问题；国家的基本架构会有重要的变化。】

【在今年2月出版的《炎黄春秋》里刊登了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与周瑞金的《任仲夷的‘政改’思想值得重视》，引起了一些波澜。前面那篇可谓中国建国五十年来公开发表的最大胆的政治评论，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发表这样言论的杂志不仅没有被查封，有关内容还在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官方媒体上公开讨论。】

主讲人季卫东在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公开宣布：

http://enlaw.znufe.edu.cn/xsxk/nry_bjzy/200706/t20070611_13965.html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承认私有制、放弃阶级斗争、试图代表国民整体利益等方面，已经表现得很像社会民主党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共正在逐步从‘先锋型政党’转变成全民政党。】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政治改革的决断是必要的，不等继续拖延。……中国在目前谈民主，条件的确有利有弊，在这样的场合，提出改宪的要求，精心设计一部好的宪法，就是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必要保证。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出改宪的主张】。

总之，王锡锌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搞的这些活动的核心宗旨，就是如何以他们这些人最小的代价获取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成果。

限于篇幅问题，对其他北大法学院领导的介绍只能简单一些了。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是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主任。在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发表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讲话，指出“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的课堂”，沈岿则发表文章三问袁贵仁部长，剑指中央，抵制中央精神，为西方价值及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辩护，闹得全国舆论哗然。沈岿还全力支持宪政，文章《让每一个人成其为人：中国宪政的精神出路》指出“中国只有宪法，没有宪政。”

北大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曾经在法学院毕业典礼上以教师身份致辞，对贺卫方表露敬意，贺卫方在微博对此发表感言，“坐在讲堂里，听着薛军教授的致辞，心里很有些感动”。薛的许多文章都是以罗马法为样本，以西方法学教育为榜样，话语体系非常西化。薛军特别钦佩贺卫方，是贺卫方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在《当我们说民法典,我们是在说什么》（《中外法学》2014年第06期）一文中说：“那时我尚在罗马读书,并未加盟北大,却得到主持编辑部的贺卫方教授、张谷教授的信任与托付,邀请国外学者就民法典编纂问题撰写了一组论文,集中发表。”薛军在这篇文章中还认为，“通过民法典编纂，为私人保障其自由活动的空间，由此也划定公共权力不得逾越的界限，这已经是法治核心的内涵。”这种思想和西方宪政思想是一致的。借助所谓的保护“私人权利”，为公权力一步一步划定界限，公权力不得干预资本家的财产，从而逐步实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

北大法学院副副院长杨xx，任北京大学诊所式法律实验教学中心执行主任。诊所式教育，是福特基金会帮助推动中国重点法学院校而设立的法律诊所课程，北大法学院是首批选中的七家院校之一。该中心课程与国外多个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截至2015年，全国185所法学高校加入到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和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资助的美式诊所法律教育。

北大法学院副院长郭x研究方向为金融法、比较法等。倾向认同西方司法独立。2015年3月13日，北大法学院举办第13期“法治与发展高端学术沙龙”，主题“法治系统中的法院：美国经验和中国司法改革”，由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Paul Gewirtz（葛维宝）主讲，主要讲了美国的司法独立制度，并对中国司法独立与法制改革提出了建议。法学院院长张守文，党委书记潘剑锋，副院长薛军、郭x，贺卫方、张千帆等40余位老师参加，未见任何人质疑葛维宝的西方“司法独立”理念。

北大法学院院党委书记潘剑锋，对北大法学院的西化潮流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反而高度赞扬张守文院长和法学院管理团队。北大法学院党委是北京大学基层党组织中规模最大的党委，大约有1000名党员。潘剑锋在获得2015年度北京大学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最高奖——“李大钊奖”时接受采访，“对法学院的管理团队赞不绝口”，称其是“团结融洽的集体”，“称赞法学院院长张守文是“年轻的老干部”——虽然年纪没有自己大，但是从事学院管理工作多年，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潘剑锋也倾向认同西方“司法独立”。

如上所述，在学术方面，贺卫方迄今为止依旧是北大法学院学术委员、学科召集人。

北大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为陈兴良，其法学观点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作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要求废除死刑。将9个极为严重的罪名取消了死刑（包括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组织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有可能在未来造成巨大隐患。如果中国发生重大事变、社会动荡，党和政府很可能没有法律武器这个抓手可用。

陈瑞华，北大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学委员会主席。长期推崇西方宪政主义、程序正义、自然正义。陈瑞华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看待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其话语体系基本上还是西方法学观，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其在《刑诉法：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指出，“为了惩治和控制犯罪，我们需要颁布法律吗？答案是否定的。”“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要制定、颁布和实施，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保护每个国民不受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的任意侵害。”这背后的含义还是西方的宪政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内部只有个人的私权利和国家公权力两种力量的对立，其本质是保护垄断资本寡头的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葛云松，教学委员会委员、民商法学学科召集人、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副主任。葛云松在2015届毕业生欢送典礼上的致辞极为煽情，但是其话语和思想却是完全西化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要完成从帝制到民治的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至少需要两百年。”“中国正航行在最后一个险滩，那就是宪政与法治”。这句话与刘晓波的“中国应被殖民300年”的话倒是有一点类似。公开致辞还暗指中国是类似希特勒那样的法西斯国家、权威统治的国家。

刘剑文，教学委员会委员，财税法学学科召集人，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重要兼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基本法》等多个法条起草组组长。刘明确支持宪政，在财政法等领域贯彻宪政思维。其《宪政与中国财政民主》指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宪政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宪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分权是西方宪政史上控制国家权力的主要手段，分权对权力的控制一直是政治学和宪法学研究的命题，并且权力分立也已经变成了一种关于立宪政府的普适标准。而在财政的层面上，民主除了意味着财政的收支民主，同样对分权提出了要求。”其逻辑体系与上面论述宪政的一致。

以上所述，仅仅是冰山一角。

北大法学院里的相关院领导、各中心主任、学术带头人、教学负责人，虽然因他们不像贺卫方、张千帆那样发表赤裸裸反共言论而外界少有人知（他们之间是有相互配合的，有的人打前锋，有的人打中场，有的人打后卫，负责培养及向体制内输送第五纵队，他们相对低调），但是其政治立场和贺卫方们是高度一致的。不仅仅是法学领域，北大经济学领域也基本上被茅于轼、张维迎们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所垄断和控制，中情局扶持的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取得霸权地位。不仅仅是北大，全国其他著名高校的法学、经济学也是新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等反共反党思潮的一统天下。在这种局面下，台湾及英美日情报机构，事实上通过贺卫方、张千帆、张维迎、刘瑜、许章润、赵士林这些冲锋陷阵的颜色革命冒尖人物，通过更多的与上述人物观点相似的做潜伏渗透工作的“沉默的大多数教授们”，在中国著名高校及体制内培养了无数个潜在的间谍。

三、取得反间谍战争的胜利，打赢意识形态上甘岭战役是重中之重

间谍案的爆发，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领域战斗的爆发。毛主席说，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这话现在看一点都没错。几十年来，中国人集中精力努力发展经济，中国经济腾飞，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共产党人的一些优良传统不能丢失。美国、日本乃至台湾的台独势力，时刻都不会忘记对我们的渗透。

这些年来，中国的公知、体制内的两面人等西方的第五纵队极力配合美国、日本以及台湾的敌对势力，不断攻击中共，美化西方的资本寡头统治下的民主。这些人虽经历了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而有力意识形态领域的整顿，变得收敛和隐蔽起来了，但是他们只是改头换面，并未洗心革面，如贺卫方之流辩解自己提反对意见是第N种忠诚，是为了共产党好，其目的是在日常工作中保存实力，以长期潜伏，等待时机。他们中不少人是没有被肃清的两面人和公知，他们有的仍然处在重要岗位上，有的仍然掌握网络舆论的话语权，在一些关键时刻，他们会选择果断出手，以配合美国等境外势力的正面进攻，让党和国家猝不及防，从而达成颜色革命的最终目的。

此次间谍案的大规模爆发，正如疾病之前的先兆，警醒党和国家不要轻视间谍活动，本着治病救人、彻底根治的态度，要继续下重手抓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工作。毛泽东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普世价值，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如果美国的政治精英和高校学术精英大部分信奉马列主义，美国的宪法也会被逐步颠覆。在高校、媒体及政府相关决策部门中信奉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错误思潮的党员干部被全面调整和处理之前，意识形态工作是不可能取得真正胜利的。

在贺卫方们事实上已经多年成为高校主流，其培养的学生已经成为北大法学院副院长的今天，不仅仅是每年毕业的普通学生，许多受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等反共思潮已经进入体制内并且进入高层，这里面潜伏的台湾及美日欧间谍的数量是触目惊心的，我们一旦在西方高强度的政治战、心理战、意识形态战中败下阵来，大学生乃至普通民众等基本面被美国等国家俘获，国家相关机构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肃清这些无孔不入的间谍，某种程度上说，一旦形势恶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有陷入敌对势力通过渗透人民大众所造成的颜色革命态势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态势。在意识形态阵地不牢固的情况下，高校学生及体制内出现大量间谍的局面，并非当前相关国家机关的主要责任，单纯依靠侦察等技术手段是杯水车薪。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是近四十年西化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高校、媒体泛滥成灾的恶果，其顽固及治理的复杂程度要远高于腐败，而其危害的复杂性、弥散性、深远性、长期性又高于腐败。可以说，意识形态安全是经济安全、政治安全、金融安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等一切安全问题的核心问题。

比如，今天中国财经金融领域有多少亲美亲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高官？这是特朗普对华进行贸易战、金融战、粮食战的底气之所在。总之，只有在意识形态领域打赢这场战争，我们从能从根本上取得反间谍战、反渗透战、反颜色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台湾间谍案件爆发后，有媒体披露信息称：

【近期大陆破坏百起台湾间谍案件，有消息指也是台湾“军情局”内斗的结果。消息称，此次“台谍案”风波之发生，实为对蔡英文钦点“非情报体系”中将接管军情局、引发的政治斗争有关。为了给甫上任的新任局长罗德民中将一个“下马威”，一直以来和北京方面有“交流”的军情局管道才故意泄漏低阶聘雇、非专职人员的资料予中方】。https://mp.weixin.qq.com/s/fwHyMmABwPVQR2xAsyXXvQ

2007年5月，由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王锡锌等人默许和组织、由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季卫东主讲的《以社会最小代价获取民主化的最大成果--探讨中国政治改革软着陆的制度设计”》论坛活动，是一次赤裸裸的公开的研究和宣传如何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颜色革命活动，此类活动在北大数不胜数，然而相关责任人不但没有受惩罚，反而步步高升，2008年9月起季卫东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凯原讲席教授兼院长，获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选上海市首批“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7年12月26日下午，受聘为第六届上海仲裁委员会委员。而王锡锌2010年9月起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2015年4月起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这些事实，仅仅是法学、经济学领域相关严重问题的冰山一角。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国家安全方面遇到的挑战，我们由于意识形态阵线某种程度的动摇而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程度，要远远大于美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一个基本问题是，在美国，有哪个著名大学的法学院、经济学院是受马列范畴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导的？在美国高校，也有零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但是基本全部都在边缘化状态，他们及其学生，根本无法进入决策层。在台湾，更没有见哪个著名高校的院长和学课带头人公开主张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更没有哪个著名学者公开挺毛反蒋，而在我们大陆，像高华、杨天石、沈志华们那样公开反毛反共挺蒋亲美的学者，像张维迎、贺卫方、张千帆、张守文、季卫东、王锡锌之类的人物，却垄断了很多著名高校，以至于真正支持共产党的学者在高校内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党。季卫东、王锡锌们和贺卫方、张千帆一样反共反党，但这些都已经学而优则仕，进入政府高层了。即便是贺卫方，也在2018年10月18日，由北京市东城区律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孙莹特邀为第一期“青年加——飞燕计划”的飞燕导师。北京东城律协青工委向贺卫方教授颁发了“飞燕导师”聘书。

http://www.bjdclx.org/cn/NewsInfo.aspx?faid=374&id=1703

东城律协称贺卫方有大师风采，文章如此报道贺卫方教授：

【贺卫方教授主讲《律师的人文修养》，深入浅出地为青年律师剖析了法律人的职业素养，分别从律师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点着手，从追求正义、法律人独特的职业语言系统、法律职业的逻辑运用及职业伦理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贺卫方教授深刻指出了法律人的品格和独立性，并带领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独立思考律师行业困难的根源在哪里进而寻找走出困难的途径。青年律师不仅一睹大师风采，更是获益匪浅。】

另外一面，在台湾当前政治和学术精英中，坚持红色立场、坚持社会主义的人物几乎是没有的，如果有一个支持蒋介石的主张两岸尽早统一的深蓝人物，也属于难能可贵的健康力量了。我们更难以想象在台湾支持毛泽东和共产主义的人物会成为顶尖名牌大学的学术带头人或法学院院长，会成为台湾官方律师组织名正言顺的导师。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挑战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美国媒体对于不服从美国利益的其他国家的官员会拼命造谣、诋毁、抹黑，比如对卡斯特罗、金正日等等都是如此，但是美国媒体在其情报机构安排下有时候也会公布其他国家亲美腐败高官的部分非核心的黑材料，以督促他们控制的这些买办势力更加拼命为其工作。如果这次百起低阶台湾间谍案件真的是由台湾方面主动披露的，不管是不是属于内斗，客观上都会有如下效果：由于拥有更多的庞大的高阶间谍，这种行为（牺牲低阶聘雇、非专职人员的部分资料的方式）的客观效果，其实也起到了督促潜伏在中国体制内高层的那些高阶间谍们，尤其是还有些犹豫的高阶间谍们，更加拼命地为西方工作。对此我们务必提高警惕，应对即将来临的挑战。我们一定要有底线思维，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去争取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