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明德先生的《毛时代迫害科学家?连任正非都被谣言忽悠了》。我以为，“被忽悠”并不怎么确切。何以见得?有文为证。现将2016年发的一篇旧文重发如下：

　　实在太偶然：本是百度的《倪萍夫妇被曝移民美国 已连买两套豪宅(图)-搜狐财经》，谁知点击出来的却是《华为老大任正非身价彻底曝光 全世界感到害怕》。虽然“全世界感到害怕”，但我是全世界的唯一，一点不害怕，所以也懒得细看那长长的文字，走马观花地拉着鼠标快速往下滑，倒是最后面一段任正非的忆苦把我吸引住了。文章作者注明这段忆苦摘自《任正非：我的父亲母亲》。于是，就搜索，就看它。没想到，这一看就与它结上不解之缘了。 原来，这是一篇忆苦文学，忆的是毛时代的苦：全家三年饥荒的苦、父亲要求入党接受组织较长时期考察的苦、父亲文革受政治迫害的苦、因父亲受审查造成他们兄弟姐妹不能出人头地的苦……。

　　当然，受了苦，要忆上一忆也是可以的，不过，忆，就得实实在在的忆。可是，细究任正非的此忆，“实实在在”还是有很多欠缺的。

　　(一)

　　任说：

　　我们兄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都要读书，开支很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我家的困难就更大。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评说：

　　巧得很。我也是兄弟姐妹七个，加上父母共九人。不同之处，我的父母都是农民。那年代，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确实苦。但是，双职工家庭一般都不会比别人更苦。譬如父母也都是拿工资的袁腾飞就说过“他们家有打着滚花不完的钱”。虽然任家比袁家人口多，但是，有着两份固定的而且不能算是微薄工资收入(估计每月应在百元以上，任父是高级知识分子，那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工资比较高)的任家，在物价低到定量供应的大米8分钱一斤、猪肉7角8分钱一斤，读书2-3元一个学期的年代，平时的日子还是可以过得比较滋润的。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也挨了饿，但定量粮食并没断供(略有减少)，价格也没提升，日子应该也勉强过得下去的。试想，你家如此的叫穷叫苦，我家，怎么说呢?当然，不是说我家那时就不穷不苦没挨过饿，但是，包括祖父母、六个姑母全家的17个人，没有一个在三年困难时期倒下，这是千真万确的!

　　这不，又是一个巧得很，我的父亲也是七兄妹!

　　其实，那年头，一对夫妇生育六七个子女的多得很，还有更多的，特别是农村。他们，又该怎么说呢?

　　(二)

　　任说：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

　　评说：

　　如果衬衣不是选择上等布料，就普通布料而言，薄薄的衬衣料比厚厚的外衣料单价便宜多了，而且制作衬衣比制作外衣用料和用工也少得多，所以，衬衣比外衣价格绝对要便宜得多，买一件外衣的钱甚至可以买两件衬衣。不解你妈为何不替你做衬衣而非要让你大热天穿厚厚的外衣?是不是做一件外衣就可以永远穿不烂呢?如果外衣也会穿烂的话，单是从经济上考虑也绝对不合算的!

　　再说，买不起衬衣也可以买汗衫嘛。我在湘潭市读书的时候，自己就买过一件汗衫，只花了8角钱。

　　(三)

　　任说：

　　“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

　　评说：

　　全家九口人，如果人平15元的控制标准还要被控制，那就说明你父母的工资收入应在135元以上，可见第一节的“估计应在百元以上”是正确的。

　　至于中央文革控制生活费标准的规定，我是第一次听说。我本人1969年因政治问题接受批判后，下放班组劳动是没有减工资的，我的一位战友在部队也是因政治问题下放农场劳动，工资也是照发的(有可能是我们的工资低，没有达到要控制的标准)。 希望任先生或者有过同样亲历的其他网友能够帮助证明这个规定的存在。

　　(四)

　　任说：

　　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

　　评说：

　　“有些连高小、初小也没读完”，这也算是“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说给谁听啊!毛时代有过对小学生入学进行政治审查的规定吗?我的初中同学胡姓两姐妹家庭出身是地主，姐姐初中毕业后又考取师范，师范毕业后当了一辈子教师呢!

　　至于那时的高等教育，资源奇缺，哪有可能满足你七个兄弟姐妹的需要?你以为大学就是为你一家办的!今天的高等教育如此发达，满足了每个人的需要吗!何况，文化大革命后大学停止了招生，你之后最多也就一个老二或者再加上一个老三有一次报考大学的机会。他们考试成绩都合格了吗?何妨一说!

　　(五)

　　任说：

　　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我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被爸爸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后三个月，妈妈经常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

　　评说：

　　从百度百科上获知，“任正非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并入重庆大学)”，可知他说的“高三快高考时……”只是一个编造的故事。因为他参加高考是1963年7月，这时候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早已过去，一个有着百余元固定收入的理应比全国绝大多数人家过得更好的家庭却还在吃糠咽菜，无论你怎么说，也是很难叫人相信的。

　　再说，没有国家实行的严格“分餐制”，没有农民从口中抠出粮食奉献，你家那个所谓的“严格分餐制”和你的所谓不自私，只有“分餐西北风”的份!请问，西北风能保证你家人人都能活下来吗?能保证你没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吗?

　　明明是国家的严格“分餐制”，保障了你一家九口都活到了“今天”，明明自家没有饿死人，你却还要连着来两个“否则也有”和“总会有”，制造出一、两个假想的 “自家的饿死人”：

　　“……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否则也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

　　不知你非要攀上一、两个这样的 “准饿死亲人”，是何道理?有何目的?

　　牧野(环球网友)驳：

　　不相信就要证明任家顿顿酒足饭饱。国家最困难时期过去不等于每个家庭都富足了。

　　鹤龄反驳：

　　经常的吃糠咽菜和时刻有被饿死的危机怎么能与“顿顿酒足饭饱”和“都富足”扯到一起呢?难道不富足的不能顿顿酒足饭饱的家庭，都必须吃糠咽菜，都有时刻被饿死的危险!我国现在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他们自然不属于“都富足”之列，请问，他们是否都在经常吃糠咽菜?是否时刻都有被饿死的危险?

　　(六)

　　任说：

　　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没条件时没有照顾他们，有条件时也没有照顾他们。

　　评说：

　　虽然不否认你的成功，不否认你对国家的贡献，但是，“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却不是自己的表白能表得“白”的。“无愧于祖国”，还得国家替你来表白;“无愧于人民”，还得由人民来表决。盖棺论定，这“一生无愧”应该表白得早了点。

　　牧野驳：

　　这不是评说，是无赖。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一生是指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年轻人也可以说要做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人。并不需要国家表白人民批准。只有问心有愧的人，不敢说这句话，反对说这句话。

　　鹤龄反驳：

　　笑话了。“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人”等于“要做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出生入死，比任正非功高德重的多得很，有哪个生前发过“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的自褒!有哪个不是“盖棺论定”由组织在其死后致悼词予以表彰!任正非也算是一个共产党员，却别开组织借追忆父母之机，自己替自己来了一个“生悼”，难道没有出格?难道为时还不过早?

　　(七)

　　任说：

　　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 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

　　评说：

　　1974年任正非应征入伍加入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无军衔(见百度百科)。1983年11月，国家撤销基建工程兵部队。副团级干部任正非转业后安排在某电子公司当经理。

　　可是，几年后，这位公司经理竟然到了“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的地步，以此推之，这家公司应该是已经垮了的。如果是，作为公司经理，岂是一句“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 ……被人骗过” ，就可以推卸掉责任的!

　　那是一家什么公司?公司又是怎么垮的?难道今天的你，就不应该也有一丝丝愧意!

　　如果那家电子公司没有垮，那就不是“无处可以就业”，而是放弃职责另起炉灶开始搞自己的——在1987年。

　　牧野驳：

　　任正非写《我的父亲母亲》，有必要介绍什么公司怎么夸的吗?鹤龄怎么知道任有没有愧意?任的文章要按鹤龄要求写吗?胡搅蛮缠!

　　鹤龄反驳：

　　同理，任正非写《我的父亲母亲》，有必要介绍华为公司是怎么兴的吗?

　　公司资产即国有资产在他这个经理手上被骗去了200万。80年代的200万，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了!一句“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就将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接着他就拍起了胸脯：“无愧于祖国、人民” 了。

　　有愧意还好意思拍胸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