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疆地方政府下力气发展特色林果产业，不可谓不努力。在这一推动下，红枣成为新疆特色产品，行销全国。然而现在，枣农们却伤了心，挖除红枣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哈密的王叔说，真是见了鬼，种了17年地了，越种越穷，如今连前年的账都还不清。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骆驼

　　政府推动，红枣兴起

　　90年代起，哈密本土的大枣声名鹊起，开始拿各种博览会的奖。1997年，哈密地区行署明确地提出“立足优势资源，发展特色农业”的方针，要将农业结构由“南棉北粮”转变为“南园北牧”。1997年10月，《十万亩哈密大枣商品基地建设》项目得到自治区的批复立项。

　　2000年后，红枣种植在新疆掀开了历史新篇章。2000年，新疆响应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号召，确定建设环塔里木盆地80万公顷特色林果产品产业带的发展战略，还确定兵团农十四师皮墨垦区(224团)及若羌县为试验基地。2002年，枣树在北方地区被列为16种生态林与经济林兼用树种之一，同时退耕还林工程在新疆自治区也全面开始启动。2003年，新疆政府将林果业定位为新疆的扶贫产业，2004年，将红枣定位于主要经济树种。

　　2006年9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皮墨垦区(224团)精品枣园，有力地促进了新疆红枣的快速发展。在皮墨垦区、若羌县的榜样作用带动下，天山北坡、吐哈盆地、环塔里木盆地形成了新疆林果业特色经济带。兵团坚持红枣种植战略(以骏枣为主)，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2009年GDP达到3.72亿元，较2004年翻了一番多。因大力发展红枣种植，若羌县知名度逐渐攀升，成为自治区第一个红枣县和人均收入上万元的县。

　　哈密与阿克苏、和田、喀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及兵团作为红枣主要产区，紧跟自治区脚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2005年，自治区特色林果业发展暨林果业技能培训工作会议召开，同年哈密地区开始财政补贴，100元/亩。

　　2008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林果业发展的意见》出台。

　　2009年，哈密地区启动了特色林果示范园建设工程;财政补贴500元/亩。

　　2010年，哈密大枣获得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的哈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2011年，制订《哈密地区十二·五大枣科技示范园建设规划》，并配套出台《2011—2015年特色林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技术标准及考核办法》。

　　2016年，哈密地区行署审阅《哈密地区关于促进红枣产业可持续增效发展的实施意见》报告;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生态立区、南园北牧、增收富民”的特色农业发展战略。

　　然而在这么好的政策支持下， 2018年，哈密市绝大多数枣农都挖除了枣树，改种棉花，基层政府也不再阻拦，农业结构从“南园北牧”又逐渐地恢复到了原来的“南棉北牧”。哈密市特色红枣产业开始走入低谷，同时在经历了此次产业周期后，枣农脸上也多了一份迷茫与无奈。

　　红枣: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王叔一家2000年从甘肃搬迁到哈密，刚开始流转了哈密一户在市里上班人家的40亩土地尝试种植棉花。打拼5年后，夫妻两人于2005年底花费9.2万元(其中向周边农户借款4万)购买了别人36亩土地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算是把根扎下来了。

　　2009年，哈密地区启动了特色林果示范园建设工程，政府免费给棉农们发放酸枣种子。因此，王叔家开始了棉枣间作，不过逐渐生长的棉花占据了红枣的空间，导致第一年红枣种植以失败收尾。

　　2010年，哈密大枣获得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的哈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哈密地区开始大力推广红枣种植，政府再次免费提供酸枣种子，要求农户必须是标准化间作种植，一行棉花一行酸枣。

　　2011年，哈密市林业局的园艺师找来了陕西人给枣农们免费嫁接。当年，王叔家嫁接了36亩，约18000株，包括18亩哈密大枣，18亩灰枣，当时若羌的灰枣已经很有名了。

　　2012年，王叔家继续采用枣棉间作模式，18亩的哈密大枣收了1吨多，收入3万元，加上8吨棉花9万元的收入，辛苦了一年总计12万元的收入可以让家里过个好年(2012年棉花籽棉价格12元/公斤，是目前为止最高价格)。

　　2013年，美丽乡村“富民安居工程”完工。在国家补贴3万，银行贷款6万的情况下，王叔家花费5.4万元和大多数农牧民一样订购了一套120平米带院子的小平房，前后又花费了约10万元进行装修(太阳能+锅炉3万，木工4万，水泥工3万)，基本上是准城市化的生活，陆陆续续一些市民也投来羡慕的目光，不过羡慕的背后是王叔的负债在增加。

　　这一年，王叔家18亩哈密大枣逐渐形成规模，于是不再枣棉间作了。然而，也在这一年，之前嫁接的18亩灰枣自然结果不理想，这种情况不止王叔一家。于是，王叔家和大多数枣农家一样，将全部灰枣平茬后找了河南的嫁接工嫁接骏枣接穗。骏枣原种植于河南新郑一带，20世纪70年代引入新疆和田一带成为了优势品种，比较有知名度。当时一个接穗是1.8元，王叔当年嫁接了4000棵，成活了约3000棵，后来请原来的嫁接工又补接了一次，王叔本人又补接了一次。于是王叔家从“18亩灰枣+18亩哈密大枣”的种植结构变成了“18亩骏枣+18亩哈密大枣”。

　　2016年，王叔在16个骏枣枣树行中种了8行棉花，4行花生，3行西瓜。这一年，哈密市也在积极地解决市场问题，策划了哈密地区区域公用品牌“密作”(哈密人最好的作品)，选了一些枣树园干净、整齐的枣农为“密作师”。大大小小农民专业合作社、某某电子商务公司及自治区级红枣龙头企业--新疆王液酿造有限责任公司--也在积极从事农技服务、收购、加工等业务。在河南援疆政策下，河南企业“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也开始在继阿克苏建厂后准备在哈密市建厂。总之，矮化-密植-集中-连片-标准化大枣生产基地基本建成了，要进行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运营了。

　　王叔家所在的国家现代农业园区也更名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又在积极申报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然而，6万亩的红枣规模化和品牌化并没有带来期待中的收益。每年大多数枣农还是将红枣以通货的形式，卖给从陕西、河南、河北等地的收购商，他们感受到红枣价格下行的压力，分散的枣农们却无能为力。

　　尽管收购价下跌，枣农们依然期待着市场会好起来，自己给自己鼓劲再种一年。然而，2017年对大多数农户来说却是一个灾年。少部分农户已不顾政府的阻碍，不顾“破坏生态工程“的名声，先行突破，偷偷挖枣树改种其他作物了。王叔家附近有两家农户挖了枣树种了西瓜，然而40亩地西瓜几乎没有卖出去，0.5元/公斤也没人要，最终西瓜全给烂在了地里。

　　王叔在自家的36亩地里坚守着红枣，红枣也开始进入了丰产期，却也没有逃过此劫。18亩哈密大枣约产8吨枣，以2.8元/公斤出售给一位陕西老板，18亩骏枣产4吨枣，以3.5元/公斤出售给了一位河南老板。两种枣的田间通货收购价格却遭遇了历史最低。结果年底亏损了3.2万多元。以往劳动一年能积累约3万元，现在不增反降。枣农们瞬间对红枣失去了信心，挖除红枣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年，王叔家孩子也开始上大学了，家里又增加了一笔15000元/年左右的学费开支。

　　按王叔的话说，真是见了鬼，种了17年地了，越种越穷，如今连前年的账都还不清。

　　2018年11月份听附近的枣农说了这样一件事：

　　一天先有一位陕西的红枣收购老板来一户人家收枣，给家5.5元，死活不加价;过了2天，又来了一位陕西老板给价5元/公斤，还是死活不加价;又过来几天，又来了一位河南老板，这位老板很厉害，一口价4.5元/公斤，死活不加价。这家枣农急了，从5.5降到4.5元/公斤，终于卖了。这位河南老板叫了2辆车来装枣。等到市里后，这三位老板美美地吃了一顿，因为大家都以4.5元收到了枣，吃完饭，他们又开始计划下一位农户了。

　　2018年春，枣农们为了生活，挖除了绝大多数枣树，改种机采棉花了。王叔家挖除18亩哈密大枣后，农业结构变为了“18亩骏枣+18亩机采棉花”。若不算王叔2018年时流转16亩土地种植机采棉花(这流转的16亩约净收入1万元)，家庭经济收入基本为下图。

　　土地费用含土地承包费100元/亩，土地租赁金20元/亩，18亩红枣水资源费8元/亩，水电费4000元，18亩棉花水资源费为186元/亩。

　　2018年春季，王叔家把大枣毁了，向银行贷了5万元，又流转了18亩土地，开始新一年的生产，种18亩骏枣，36亩棉花。夫妻二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到了年底骏枣4吨，毛收入18000元，机械棉14吨，收入7万元，算是刚把2017年的贷款还清。然而王叔家所在的井(每9户共用一口水井)有3个人嚷嚷着要更新水井，每家均摊15000元，给王叔家新增了意外的负债。

　　说明：下面两种情况是根据现实数据做出的假设。

　　如果王叔家还保持2018年前的农业结构，即“18亩骏枣+18亩哈密大枣”，2018年家庭经济收入基本将如下图。

　　如果王叔家2018年36亩全是机采棉花，家庭经济收入将基本是下图。

　　绝大多数农户为了生计，2019年将全部种植机采棉花，个别农户还会继续种植红枣。王叔家也将18亩骏枣挖除，种植棉花。前不久问王叔2019年如果棉花价格不行怎么办?王叔说机采棉花机械化程度高，有活了就去多打点零工。

　　王叔52岁，是一个很老实的庄稼人，皮肤黝黑，皱纹清晰，两鬓也在变白，但身体还算硬朗，干起活来有时比年轻人还要利索，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创造着家里的幸福。截止2019年，王叔背负着6万元债务，3万的房贷和约3万的私人债务。

　　哈密未来农业的总要求是“调粮、退棉、增经、扩草”(调整粮食结构、减少棉花、增加经济作物、扩大草场面积)，而王叔家所在的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哈密农业的最前沿，主推特色林果业(红枣、葡萄等)和设施农业，而这两个产业也是与农户利益关系最大的。因此哈密市农户往往会很理性的选择种植红枣或机采棉花。

　　2018年种植了机采棉花后，除了打棉花顶(去除顶端优势，间苗需要人工很低)外，其余生产工作都实现了机械化操作，王叔家几乎没咋在棉花地里劳动，大多数时间都在骏枣地里劳动。从5月至8月，王叔老两口几乎每天要站立近10个小时磨牙子，而类似的工作要连续重复近100天左右，这导致王叔老两口的腰部、背部、手背肌肉长时间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很容易患病。

　　同时红枣打药是人工打药，从5月底开始，8月初结束，平均要打6-7轮药，而大多数时候枣树地里比较封闭，王叔打药前没有充分地进行自身防护，而且打药后不及时清理，导致皮肤、呼吸道、肺、牙齿等器官经常与农药接触，导致患病系数迅速增大。近几年王叔家所在的园区农户身患癌症的人数持续增加似乎与上述情况有一定的联系。

　　王叔家有两个劳动力，耕种36亩土地, 平均一天的工时是10小时/人，2018年前36亩全部种植红枣，全年劳动时间约为180天，即1800个小时，主要集中时间段为5月至11月，有时候还要雇工;2019年36亩全部种植机采棉花，全年劳动时间约为90天，即900个小时，主要集中时间段为4月、8月及10月。棉花相比红枣，王叔一年会多出近3个月的农闲时间，一般情况下会选择就近打工。按打工2个月计算，一年王叔可以多增加约7200元的经济收入(120元/天)。

　　思前想后，几点担心

　　故事写到这也快结束了，从红枣转回棉花，王叔将在新一轮的农业产业周期中开启新的征程。思前想后，2019年也让我有几点担心。

　　第一，在红枣没有补贴的情况下，如果通货收购价格低于3.7元/公斤，枣农就要破产。2017年通货收购价格是3.5元/公斤，王叔家就破产了。

　　现在都在建立“公司+基地+农户”之类的利益共同体产业链形式，似乎农户又拿租金又可以当产业工人，拿双份工资，然而现实情况是“公司只赚不赔，农户无限地承担风险”，所谓的“利益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忽悠老实人的。

　　第二，如今枣农们要毁枣种棉，种棉的前景如何呢?首先，在不考虑棉花补贴情况下，棉花收购价格低于4.5元/公斤以下，棉农就要破产。2018年的收购价格是5元/公斤。2019年前景受贸易战影响也不容乐观，棉花面积加大和土壤质量下降，农资价格和农业服务价格却很大可能还会上涨。况且，棉花是大宗物品，受全球化影响程度比较大，棉花会不会有这几年东北玉米价格下跌的遭遇呢?

　　再者，农户难以从规模化、机械化中受益。现在棉花除了间苗和打头是人工操作外，剩余全是机器操作。然而，这种机械化很容易被资本控制，对小农户尤其不利，会加剧乡村的内部分化。像王叔这样的人几乎没有任何高科技的机器等生产资料，只能依赖于乡村中少数掌握现代化机械农具的人。因此王叔们的收入只能来源于农业中的第一产业，而第一产业是劳动力最强，收益最低，风险最大，化学品投入最高的行业，不知王叔在新一轮的农业产业中将会何去何从?

　　第三，像王叔这样从外地迁来的劳动者，在哈密有很多，他们第一轮负债是买地，落本地户口;第二轮负债是家里买富民安居房;第三轮负债是儿女婚嫁。而第三轮负债也将是王叔老去的标志，身体性能会逐步下降，如果积累的疾病集中爆发，在医疗市场化的情况下晚年如何度过?

　　第四，王叔家所在的哈密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希望通过科技使农民增收，而园区又将如何与高度分散的5683位像王叔一样的农户实现大生产与小农户的衔接? 没有农民作为主体地位参与“销售”和“技术”当中，目前的困境就几乎无法改变。农民只有真正走合作起来、通过集体化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改变小农户面对市场和资本时的无助无力。然而，团结农民是需要有人来支付前期成本的，这又是一个新问题   。农民如何组织起来，真正地拥有主体地位?这一点，我认为山西永济的蒲韩乡村合作社就是很好的案例，也是最好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