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这一重大课题，2001年该课题又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课题组这几年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相信在如何确保共和国政治安全问题上会有助于大家的思考与研究。

苏联舆论阵地和思想阵地失守问题

二战以后，硝烟未尽，“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加紧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积极准备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动、侦察、谍报等手段，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第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目的是要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形态，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的虚假认识，以便进一步影响苏联的管理精英。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对苏联的心理战进一步加强。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了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上。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与其他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苏联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总体说来，美国“苏联学”与政治联系紧密，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三种功能：一是为美苏对抗和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提供思想理论支持；二是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三是配合情报部门进行反苏工作。

美国和西方的智囊和谋士们认为，心理战是对苏斗争的有力武器，为了取胜必须“里应外合”。因此，他们非常关注苏联国内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他们希望苏联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以便促进苏联进行有利于西方的“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宫在非俄罗斯族群日益增长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压力下作出让步，那么通向和平演变的大门就打开了。为此，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正好符合西方国家的愿望，甚至超出了西方的想象。1986年10月1日，苏共召开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批评苏联社会科学教学中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强调要“改革教学大纲，重新编写讲义，更新教科书”。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点名批评苏联社会科学的种种缺点，称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适应改革和民主化的需要。随后，苏共主动打开“闸门”，自愿放弃思想信仰，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说道，苏共失去了政治斗争的经验，已经40余年没有进行斗争，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这样，在戈尔巴乔夫的有意放纵和雅科夫列夫的背叛下，苏共逐渐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让许多自由派人物把持了主要报刊等舆论工具。他们纠集和网罗一些“笔杆子”，肆意歪曲历史，恶毒攻击苏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还鼓动一些作家或报刊打开苏共意识形态的“突破口”。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阿·雷巴科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信后又寄来书稿。戈尔巴乔夫看后认为，小说有利于消除极权主义的后果，因此不顾党内的反对，亲自下达指示，允许公开发表。影片《忏悔》的拍摄是在苏共政治局委员、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庇护下进行的，影片隐喻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生活。小范围放映后，艺术家和思想界都有不同看法，建议提交政治局讨论。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反对，说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他甚至后悔自己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1986年12月初开始，莫斯科15家影院持续三个月放映这部《忏悔》电影。雅科夫列夫称，《忏悔》的公映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位原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90年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雅科夫列夫，曾亲自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训话。他言辞激烈，批判苏联的社会科学充满教条主义，至死还死死抱着1930-1940年间的陈旧格式不放。他号召苏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敢于批评、扩大批判对象，直到能够清除所有的垃圾和解放学者的思维为止。

1988年，苏联取消报刊检查制度，苏共放弃了对文化艺术的领导权。而后，开禁的书单越来越长。1990年后，苏共完全解除报禁。报刊解禁的结果一方面是舆论失控，苏共阵地丧失；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某些激进报刊的“泡沫”。一些报刊靠揭露历史阴暗面而发行量剧增。例如，《各族人民友谊》杂志1985年的发行量不到12万份，1989年由于刊登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发行量激增至近80万份，1990年更突破100万份；《新世界》杂志1985年的发行量只有42万份，由于刊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夏天的发行量猛增至250万份。这些还只是订户统计数字，不包括零售数量。其他由民主派把持的报刊发行量也十分惊人：《论据与事实》周报1991年发行2400万份；《星火》画报1988年发行180万册，1989年发行350万册，1990年发行760万册。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达上千种。1990年6月12日，苏联《新闻出版法》正式颁布，使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这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出台很仓促，自酝酿到颁布仅一年左右时间。该法明确规定，禁止对大众传媒进行书报检查；国家机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以及任何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均可获得登记出版资格。在《新闻出版法》的鼓励下，一些报刊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例如，《论据与事实》周报是社会上十分流行、发行量位居首位的报纸，它在1990年10月获得重新登记后马上在头版发表声明：请读者注意，我们报头上原来标注的全苏知识协会（相当于“科协”）主办，已经变更由记者集体主办。另外，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及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与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结果却是，掌握权力的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拥有70多年的报纸。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自由派的舆论阵地，而且一度为外资所控制。据报道，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自嘲，“虽然腹内空空如也，但却贪婪、如饥似渴地呼吸这‘自由’的空气”。本来以批判美国而受到赏识的维·科罗季奇，在成为《星火》画报主编后，很快将刊物变成侮辱苏联军队、丑化历史、否定斯大林的阵地。苏联解体后，他移居美国，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同时，一些激进分子还极力挤进电视台，要求直播，以免被控制和剪辑。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

当时的形势是，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肆意泛滥。许多报刊、学术刊物和书籍把整个苏联时期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把苏共涂抹得一团漆黑。有人宣布，二战是苏联军队靠督战队才打赢的，因为士兵害怕来自背后的子弹。有人居然言之凿凿，说朱可夫曾经用尸体填平壕沟，让军队踩着通过。报刊解禁后，受金钱和商业利益的驱使，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纷纷出笼。一些本应严肃的报刊，包括莫斯科地区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堕落为“街头小报”，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读者眼球。媒体和社会上要求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公开建议莫斯科市划出专门街道成为“红灯区”。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不但忘却了自身的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苏联时期严肃的学术著作几乎销声匿迹，只能靠内部印刷在小范围交流。

当时，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一方面拱手让出思想舆论阵地，另一方面又将一些全国性报刊和苏共中央级出版社变成传播自己背叛思想的工具。例如，为配合“公开性”运动而出版的《苏联其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由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就是这样一个重要刊物，却有意回避现实生活问题，热衷于揭发斯大林问题，诋毁和“反思”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占据三分之二的篇幅。于是，苏共党内自上而下借放开舆论之际，彻底打开思想大门，而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在其中起了先锋带头作用。

不仅如此，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电视直播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1989年春天，全苏各地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此时的竞选活动可谓天赐良机，不仅有了染指权力的机会，而且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宣扬自我，以后甚至还能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实际上是为反对派大肆公开宣传搭建了舞台，苏共的舆论阵地进一步被挤压。其问，激进派周围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精心设计。他们迎合民众心理，挑选民众最关心、对苏共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他们利用各种讲坛，以富于煽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同时又为激进的改革纲领勾画出一幅诱人的美好蓝图。他们高呼“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开”；进行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打击腐败、建立“法制国家”，等等。在这种形势下，谁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谁选举成功的保障就愈大；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是“民主人士”。一些苏共异己分子乘机改换颜色，踏上“自由化”的浪尖，振臂一呼，赢得了痴迷百姓几乎狂热的信任和崇拜。

1991年8月19日，在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站在俄罗斯联邦大楼外的一辆坦上，背后的支持者们撑起了一面俄罗斯国旗，叶利钦向他的支持者发表演说，呼吁他们进行大罢工。（法新社/黛安路Hovasse）

苏共的叛逆者先是故意拱手出让意识形态阵地，给反对派以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后来看到苏共大势已去，他们就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背叛自己的誓言，改弦易辙，反戈一击。1990年1月，叶利钦在对《莫斯科新闻》周刊主编叶·雅科夫列夫谈话时声称，问题不在于是什么主义，问题在于实质：在于人权，在于选举自由。他还声称，

【“共产主义对于我来说是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

在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叶利钦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91年夏天，刚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领导人的叶利钦在美国纽约大学发表演讲说，俄罗斯已经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记住了，我不会让你再沾政治的边！”叶利钦在回忆录里说。这是1987年秋天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训斥他的话。但最终，是叶利钦成功迫使因政变权力受到削弱的戈尔巴乔夫退出了政治舞台，图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1991年俄联邦议会上。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1991年12月25日晚7点，随着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命令，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红色的带有镰刀锤子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标志着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苏联——这个曾经的世界大国、强国顷刻间解体覆亡。这一事变迅即给俄罗斯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为更好地完成“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这一课题，笔者数次亲身了解考察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2003年10月笔者再次访问俄罗斯。访俄期间，笔者与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多博林科夫长谈。他说：

【“俄罗斯近年来所遭受的精神和物质损失，无法计量。实际上，所谓的改革使俄罗斯倒退了20-30年，有些精神损失，无法估量。”】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获得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大约10年间有关俄罗斯社会倒退的不少具体资料，概述如下：

(1)经济领域：国内生产总值急剧下降，现代工业大国变成原材料附庸国。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期间仅仅下降了2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了64.5%，农业生产减少了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一些现代化航空航天企业改行生产简单的日用品。1990-2001年间，科技领域就业人数从250万下降到80万，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到美国、西欧甚至发展中国家就业或谋生。从一定意义上讲，俄罗斯已变为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国家的原材料附庸国。

俄罗斯西伯利亚新库兹涅茨克，一个国营市场内，人们在肉摊前排队买肉。1991年，苏联处于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几乎所有商品都出现短缺，人们甚至必须大排长龙才能买到生活必需品。

(2)社会领域：分化混乱、人口锐减。今日俄罗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成为现实。1989年10%最贫穷人口收入与10%最富裕人口收入比为1：4.7，而1999年这个比例将近1：80。另外，酗酒、精神疾病、无家可归、流浪儿童、卖淫、艾滋病和性病等社会问题成堆。每年约有50万妇女流落到国外卖淫。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人口也在逐年减少。根据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结果，俄罗斯全国人口总数仅为1.45亿人，比1989年减少200万人。根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2005年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为58.6岁，比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男性平均寿命的63.4岁还低4.8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全欧洲男子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

(3)社会治安领域：犯罪猖獗，罪犯逍遥法外。在剧变后十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1990年俄罗斯杀人案1.43万起，1998年2.3万起，2001年为2.98万起，2002年已超3.2万起。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实际上每年有20万人被害。犯罪案件急剧增加，每四个成年男人中，就有一个有前科。俄罗斯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平均每10万人口有1000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针对平民百姓的那些犯罪现象非常猖獗，有组织犯罪甚至透到一些高层的权力机关。事实上社会现在处于全面的恐怖状状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自由派却依然要求用市场作为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纲要，他们依然竭力鼓吹“小政府”，继续弱化、削弱国家各方面的职能，这些自由派所说的“人权保护”实际上保护的是罪犯。（4）国家职能领域：严重退化。由于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严重搞乱、破坏了其政治制度，弄虚作假盛行，贪污腐败成风。每年用于贿赂的金钱高达数百亿美元，政府和居民之间缺乏信任和有效的互动。国内到处都是政治公关和政治作秀，一些私人的新闻传媒往往把人民看做可以操纵、欺骗的对象。在社会生活许多重大问题上，普通人民的意见被漠视、被排斥。国家缺乏经过科学论证的发展构想，缺乏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的战略性思维。人们对政治领域的失望在增加，对其“民主制度”的失望增加。（5）精神道德领域：社会盛行“丛林法则”，理想信念混乱，伦理观念混乱，丧失传统的善恶观念和区分是非的能力，社会道德基础恶化，精神面貌全面倒退，一些大众媒体向社会民众灌输西方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只是为了巧取豪夺和追逐个人的利益，从而造成原有的劳动伦理和热爱劳动品德的丧失；造成是非混淆、善恶混淆、世风日下、金钱至上。许多青年不愿从事劳动，更多的是希望一夜成为银行家、公共关系专家，甚至向往罪犯、抢劫犯或者敲诈者。一些大众传媒，如一些电视节目和电视剧甚至公开美化罪犯和黑帮。在严重的社会经济和精神道德危机下，没有出路的悲惨生活导致了自杀这样一种社会悲剧现象迅速攀升。1990年俄罗斯自杀人数达2.64万人，1998年3.54万人，而2001年已经达到3.97万人。

(6)国际地位方面：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俄罗斯当局在剧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迎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需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主动放弃自己的盟友，甚至全面撤退，逐渐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地位同样在弱化，致使其他国家迅速填补空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逆转：昔日祖国的概念，今日分崩离析，已付东流。自波罗的海三国、中亚和外高加索备前加盟共和国独立后，俄罗斯的版图锐减到17世纪初彼得一世时的规模，并失去波罗的海沿岸的出海口和黑海一带的天然良港，正所谓“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也去，天上人间”。

近几年，笔者先后3次访俄，无论是季塔连科、多博林科夫还是其他有识人士，在谈到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无不痛惜万分甚至泪光闪烁。1994年，著名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谈道：“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

苏联部长会议原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新著《大国悲剧》中也说，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一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为了说明这点，他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1999年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但这几例却用去整整9页的篇幅。雷日科夫在这9页中说：“苏联解体后，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人的失业大军”，且“1998年的失业人口超过2500万”，“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被200-300个家族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

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多次反复强调反面教员的独特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乃至人类历史的重大灾难，我们便不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艰辛与壮烈，因而也反衬不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雄伟与瑰丽。邓小平曾说：

【“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把这样的好事变成传统，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

因此，对苏联解体，苏共亡党这一重大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剖析，汲取深刻教训，对加强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乃至人类解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