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弗里德曼的建议得到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和某些领导的积极响应，幸运的是，李鹏同志在关键时刻抵制住了这份方案。
据新华网消息，国务院原总理李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7月22日23时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毫不讳言的是，国内的自由派、西化派以及国际的帝国主义势力都是非常不喜欢中国的这位前领导人。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李鹏同志被这些人憎恨，自然也是有原因的。
70年代末，国门洞开，西化思潮、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汹涌而来，很多领导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苏联雅科夫列夫式的人物也大量地出现了。(注：雅科夫列夫是前苏共宣传部长，戈尔巴乔夫的精神教父，大力推行逆向民族主义、放任攻击苏联的英雄、极力抹杀苏维埃、与美国所谓的“思想交流”、将真正的爱国者打入冷宫……)在这种潮流下，李鹏以反潮流的形象坚守着，实属可贵。
1990年12月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199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各地要把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从今冬开始，用两三年的时间，分期分批在农村普遍开展这项工作”，因为“种种原因”，新时期的“社教”尽管持续时间很短，仍然被某些人视为毛时代社教运动的回潮，更坚定了他们对李鹏的观感。
独特的成长经历
八九十年代，李鹏总理的这种坚守，与他个人独特的成长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李鹏同志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是革命烈士的遗孤。他的父亲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之一，是周总理的亲密战友。1927年，李硕勋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1931年在海南到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李硕勋牺牲后，李鹏的母亲、已经怀有身孕赵君陶按照中央安排带着才三岁的李鹏从香港到上海;一年后辗转来到成都，一面照料李鹏兄妹，一面英勇地开展地下工作。1941年，赵君陶同志毅然将13岁的李鹏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希望他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和战士。
1942年在延安，李鹏随陈云去中央机关食堂吃饭时遇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得知李鹏正在看《三国演义》，就问他：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一个人最佩服?李鹏脱口而出：曹操。主席追问李鹏：为什么呢?李鹏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主席让李鹏举例。李鹏说：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听完了以后，毛主席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周恩来、邓颖超非常关心李鹏的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在延安，有一次李鹏去周恩来家。他随手拿起一本名著《唐吉诃德》，但看后并未放回书架原处，导致后来周恩来一时找不到。为此，周恩来批评了他。李鹏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后来有一种传闻，说李鹏是周总理的养子，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周总理关心、照料的烈士遗孤有很多，李鹏只是其中一员。“周伯伯”是他们对周总理的亲切称呼。
李鹏在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里生活了整整五年，延安的生活很艰苦，却又是充满了希望，李鹏认为：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让我们改善了生活，而且使我们青年一代学到了自力更生的生活本领，树立了艰苦奋斗的人生价值观，也让我们受到了劳动的锻炼。
延安的整风运动也给青年李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鹏同志回忆道：通过学习整风运动文件，我进一步增强了对党的认识和理解，也深刻认识到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给党的事业带来的极大危害。
194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东北局负责，选送了李鹏等21位青年去苏联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人才。李鹏本来因为渴望与母亲团圆而不想去，却在母亲的坚持和劝告下，服从组织决定，到苏联学习了水力发电专业。
李鹏同志从苏联回国后，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他发扬延安传统，密切联系群众，和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打成一片，并没有留学生的架子，取得了成绩，树立了威信。1955年3月，李鹏来到吉林丰满发电厂，任见习厂长，获得了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普遍认可。1965年7月19日，国务院任命李鹏为阜新发电厂厂长。他每天上午都这样深入到生产第一线，风雨无阻，四季不变，得到全厂工人的好评。在阜新发电厂，李鹏同志和杨耀邦总工程师等还组织领导了电厂有史以来第一次9台机组的满出力发电，获得了成功。
1982年10月，李鹏同志随耀邦去江西和福建考察。针对耀邦提出的近期要有100个县依靠小水电实现农村全盘电气化的观点，李鹏在考察中多次向耀邦直陈小水电的优点与不足。过实地考察，耀邦接受了李鹏同志的意见，中止了这个拍脑门的决定。
任内抵制“休克疗法”和新自由主义
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成为中国的座上宾。1988年，邀请来华访问的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议，连同弗里德曼给赵某的一封信交到了中国的决策层手上。这些美国专家从新自由主义和新货币主义学派的立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
( 1 )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 2 )多进口、少出口。
( 3 )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
( 4 )结束外汇管制，放开汇率。让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由市场决定。据说这是消除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
记得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政策，在1989-1990年间，除了第四点外，基本都被采纳了。
当年，在学者何新看来，美国专家的这些建议无异于一剂剂导致中国经济休克的毒药。于是，何新便以与日本“ S 教授”的谈话录的名义，在199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经济并不是面临“短缺”，而是面临着“生产过剩”。
1988 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根源实际是出在金融流通链条的阻断上。由于经济改革已造成市场流通的多元化，破坏了原来国营商业对于企业产品统购统销的体制，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大量积压。正是产品销售困难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导致还债困难，又导致相互拖欠的债务问题。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实际正是马克思所讲的表现为“生产过剩”的流通危机。
为了解决这种危机，恰恰不能采取美国专家们所提供的那种建议，也就是说：不能囤积物资，不能以高利率吸储;不能扩大进口商品(消费品)，因为那只会使国外商品涌进来进一步挤压占领国内产品的有限市场空间，会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
何新进而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 1 )削价清理库存囤积品，换取资金回流，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 2 )降低利率，释放储蓄，鼓励消费，激活市场。
( 3 )抑制进口，积极鼓励出口;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换取外汇。
( 4 )控制投资规模。
何新的这些观点和建议与美国专家的意见截然相反，在当时引发了国内主流经济学界的一片反对和怒骂之声。据学者何新回忆，争论出现后，李鹏派秘书与何新谈话，详细听取了何新的意见，并作了笔录。其后，何新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呈报上去，进一步论证关于“生产过剩”这个问题。
何新的意见得到了采纳，国务院根据新的思路，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例如：连续几年间不断调低存款利率，实行双休放长假制度以鼓励民间消费;遏制重复建设压缩投资项目等等。特别是后来采取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鼓励出口的政策，大力拓展出口市场。这些措施很快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到 1993 年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危机已基本得到摆脱。
1988年，弗里德曼给赵的信以及美国专家的建议，实际上是一份类似针对苏东“哈佛计划”、“ 500 天计划”、“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专门针对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方案大纲。弗里德曼的建议得到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和某些领导的积极响应，幸运的是，李鹏同志在关键时刻抵制住了这份方案。但李鹏离任后的90年代中后期，弗里德曼的建议一定程度上还是被实施，这才导致了国企崩溃、工人失业、社会尖锐对立等一系列困难和危机。
预警“金融自由化”陷阱
弗里德曼在1988年的信中提出了四条建议：1、结束外汇管制.建立外汇自由市场，让汇率由市场来决定;2、结束通货膨胀;3、尽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开对个别价格和工资的控制;4、用分散化和私人控制来取代政府对经济和国营企业的集中控制。弗里德曼的这些建议，成为后来萦绕在中国经济改革道路上的信条。特别是入世谈判之际，“结束外汇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声音更是甚嚣尘上。
针对这种论调，1999年4月10日，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借着在巴基斯坦国民议会举办的报告会的机会，发表讲演指出：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机遇，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发展中国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在政局稳定的条件下，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
李鹏在演说中进一步强调：在国际经济活动十分广阔而复杂的形势下，经济安全问题空前突出，而金融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核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实力还很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既带来了机遇，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为西方短期投机资本到处进行金融掠夺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不等价交换的国际贸易体制中困难愈来愈大，致使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目前。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非常贫困，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得不到保障。
……从根本上说，国际社会应努力推动建设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应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在政局稳定的条件下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要注意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防范和化解经济和金融风险，不断学会保护自己，趋利避害，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如果没有必要的防范和警惕，就很容易上当受骗，就会蒙受严重的损失……
李鹏同志的这些看法，是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李鹏同志的这个演说距今已经20年，“金融自由化”在争论在中国经济学界也一直未停止。但不得不说，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了李鹏同志20年前的这个预警的前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