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骚乱还在持续，街头各种荒谬现象层出不穷。

（《德国之声》：香港“近来暴力事件频繁发生”。）

10月4日，香港摩根大通办公楼前，有员工用普通话高喊“我们都是中国人”，结果遭到蒙面人殴打。10月10日，因为动乱向校园蔓延，港中大校长邀请学生和校友对话。有内地学生用普通话发言，随即遭到香港同学辱骂。

（《中时电子报》：香港摩根大通内地员工遭到香港记者“围攻”，还被人殴打。）

人们注意到，年轻人是这场骚乱的主角，一些十几二十岁的学生，动不动串联起来声称罢课，走上街头做出不可理喻的破坏，甚至强迫和殴打其他那些支持警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市民。

那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媒体上已提到的经济问题与生存焦虑，哪些组织在鼓动？又是什么样的政治文化空间塑造出某种歇斯底里的怨恨情绪？

学联：从保钓到占中

香港大、中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属于“传统艺能”，2014年的“占中”就是由罢课而起。这里不得不提罢课的组织方，香港专上学生联会（HKFS，简称“学联”）与学民思潮。

学联是岭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树仁大学、科技大学学生会联合而成的组织，成立于1958年5月。

在80年代以前，学联是一个亲内地组织，曾发动过保卫钓鱼岛等爱国运动。不过之后学联态度转变，开始支持所谓“民主运动”。1989年学联还成立中国民主基金会，声称要收集捐款“做出实际支持”。这种转变有深层次的国际国内大环境原因，而更重要的还有教育的影响，笔者杜佳后文将深度分析。

到了2014年，学联成员有8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那时的影响力要大于今日。我们熟悉的罗冠聪当时在学联任常委。对于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的“占领中环”，学联自然支持。9月22日，为了抗议全国人大“831决定”，学联发动大学生罢课。

（英国广播公司2014年9月22日：学联集会，号称1.3万人参加。）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这是“施压反击的第一步”。

25日，学联带领4000学生包围行政长官官邸礼宾府，要“缉拿梁振英”。

9月28日凌晨，戴耀廷亲自宣布“占中”正式启动，当日学联发布《告香港人民抗命书》，号召所有香港人“都能站出来”，“全民一同抗命”，直到“当权者不得不低头”。

据《苹果日报》9月30日报道，学联共动员属下8个学校共6000多人参加集会。其中港中大有4000人在抗议地点开会，决议无限期罢课。

学联虽然冲锋在前，不过“占中”过后竟然被学生们抛弃，在2015初闹出“退出风波”。温和的学生认为学联太激进，自作主张搞政治活动，让学生被代表。而激进的学生认为学联太温和，说学联这种各大学学生会联盟体制是与宪政民主精神不符。

后来各大学各自发动所谓公投，香港大学、岭南大学、浸会大学、城市大学决定退出。所以到现在学联的成员只剩4所大学。不过从今年的罢课来看，即使只剩下4所学校，学联的搞事能力依然较强。

学民思潮：政治运动先锋

学联的作用是联络大学生，学民思潮则针对中学生。

香港素来缺乏国民教育，国家认同淡薄。2010年，时任特首曾荫权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设立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2011年5月5日，港府发布公告，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咨询正式展开，针对中、小学生。毕竟香港经历154年的殖民统治，回归后加强国民教育，是构建国族认同的正常措施。哪知道这条政策遭到香港本土派的曲解，遭到强势反对，即所谓“反国教运动”。

部分学生认为政府更改课纲没有咨询他们，因而意见很大，成立反对组织。5月29日，学民思潮正式成立，主席是当时17岁的林朗彦，而15岁的黄之锋担任召集人。

组织成立后，积极发动中学生参加游行示威，反对国民教育课改。8月30日，学民思潮发动“占领政总”（即香港政府、立法会办公场所）。9月7日，据美国之音报道，有12万人参加包围政府大楼。

2012年4月，港府发布国民教育课程指引定稿，拟9月开始推行国民教育。不过到了10月8日，时任特首梁振英宣布搁置课程指引。反对派取得胜利。

2014年9月，学民思潮积极发动中学生罢课，以及后来参与占中。9月26日，组织发动中学生罢课1天，在早上有1200人出席抗议活动。

（英国广播公司2014年9月26日报道：所谓“开闸”，就是要让全国人大收回“831决定”。）

黄之锋宣读罢课宣言，并批判梁振英拒绝与学生对话。晚上，学联以及学民思潮，在政总广场发动冲击，号称“重夺”公民广场（2011年学民思潮“占领政总”后，此地被称为“公民广场”）。

11月30日，学联及学民思潮再次联手发动对政府总部的包围行动，号称“对准政权，争取民主”。有数千人参加，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2016年，学民思潮停止存在，改成香港众志，以政党的身份参与政治。在今年的抗议活动中，罗冠聪、黄之锋等人依旧是活跃分子，而且依旧有大批中学生参加抗议活动。

激进的年轻人

“占中”被清场后，香港中文大学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其结果能够验证年轻人比较激进这个看法。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民意与政治发展调查结果》：占中支持率。）

15岁到24岁刚好对应高中生、本科生和初入社会的上班族（或者研究生），被调查者中大部分支持占中。

（占领人士应该全面撤离占中地点。）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年龄组的回答差异更大。可以明显的看出，年龄越小，就越倾向于占领者。这两组结果与占中过程中，年轻人冲在前面，而且手段激进的事实可以相互验证。

调查还发现，大部分被调查的年轻人都不满意政府和警方对事件的处理，15至24岁组不满意政府、警方比例分别是74.6%和66.5%。该年龄段68.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信任特区政府，54.2%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信任警方。与政府、警方隔阂的种子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

（不信任中央政府比例）

（对中央政府落实“一国两制”不满意比例）

越是年轻，就越有高比例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信任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落实“一国两制”不满意。

占中到现在正好5年。当时的高中生进入大学，当年的大学生初入社会，成为今年抗议活动的主力军。

不得不提一句，现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正是1960年代至70年代的年轻人，是那个年代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当时的学生运动可谓“又红又专”，反殖民、支持新中国是主要声音，“关心社会、认识祖国”是主要口号。从港中大的调查来看，他们年老之后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意识形态。

不过他们的后辈们就不这么想了。根据香港大学的调查，从1997年7月到2019年6月，18到29岁年龄组，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从46.2%增加到75.0%，认同“中国人”的从16.5%下降到仅仅2.7%。就连认同混合身份（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的也从37.3%下降到21.7%。

不夸张地说，香港年轻人正在经历身份认同危机，看起来“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是多数香港年轻人的真实想法。

殖民政府的“去中国化”政策

为何几代年轻人之间差别如此之大？这与英国殖民政府为对抗左翼政治运动，在香港推行的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有很大关系。1960年代末，殖民政府开始加速推动“去中国化”的文化和教育政策。陈云根把这段历史收入《香港城邦论》，认为殖民政府时刻防范“大一统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是香港“城邦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

英国本身有较长的历史，形成了一套深入社会基层的构建于理性主义之上的科层管理体制和官僚机器，再加上丰富的殖民地管理经验。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让英国在处理香港问题时做到“精细治理”。

殖民政府形成了一套新的政治话语术，香港的英文称谓不再是“殖民地”（colony），而是“辖区”（territory），中文称香港和“本港”。小学的“国文”改称“中文”，“国史”改成“中国历史”。在语文教育中强化文言文，区别于内地的普通话与台湾“国语”。

港人自称“市民”，不是新中国的“人民”，也不是台湾的“国民”（蒋介石语：全国军民同胞）。

有关殖民政府的事务，则称“政府”或“官立”，如“官立学校”，而不是“国民学校”。“英皇”、“皇家”照用。

这些方面看似微小，却从港人生活的各个细节，时刻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影响很大。

陈云根认为，港英政府的所作所为旨在培养香港人的“本土意识”。这种本土意识与对中国的认同（不管是内地的新中国，还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分开，让“香港”与“中国”区隔，“本港”与“你国”对立。以至于让香港人只知道有城市，不知道有国家；只知道有“市民”，不知道“人民”、“国民”，“没有国族的意识形态”。

定义民族这个共同体往往需要“他者”。在港英政府的文教政策中，“中国”成了区别于“香港”的“他者”。香港“本土意识”就此确立。

这一套对思想已经成熟的成年人作用有限，但因为自小培养，在197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香港人身上效果就很显著了。上文引用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调查可以证实这点。而不同代际的学生对政治运动的态度也可以看出这个差别。

1972年，香港学生发动保钓运动。当时的学联登报发表声明称“中国必将统一，而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卫钓鱼岛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能逃避的责任”。很显然，当时的大学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英国殖民政府、自作主张把钓鱼岛管理权交给日本的美国，是“他者”。

到了1996年，同样是保钓运动，大学生已经不再积极。有学联成员称无法从历史上证实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或者“民族主义已经不再重要”。

这说明短短20年时间，新一代年轻人对中国的认同就被消解，英国的文教政策成功了。回归之后，香港的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依然沿用这一套。如港府制作的1997年版中国史教学大纲，“政治史”、“文化史”与“香港史”并列。“认识本土历史有助提高学生对本科的学习兴趣，以及建立乡土情感和民族认同感。”

到了2014年，香港80后“文化名人”周思中说：“香港就是本土，内地就是他者，但这里的他者并不边缘，而是财大气粗力拔山兮。反之香港才是那告急、愤怒、冤屈、反扑的主体。”

“beautiful English”：漂亮英语

（《纽约客》：年轻人成为抗议主力。）

8月31日，《纽约客》上刊登一篇报道，详细介绍了参加抗议的香港年轻人的想法。

梁女士（Bonnie Leung）今年32岁，是泛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的发言人，抗议行动的组织方。她对记者说从小仰慕末代特首彭定康，“吃香港蛋挞，亲吻婴儿，说一口漂亮的英语”。

“她认为彭定康是民主化的力量，梦想追随他步入政坛。”

这“漂亮的英语”（beautiful English）是指的伦敦腔吧。

内地中央政府可以给香港民主，可以给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可以给香港年轻人更好的出路。内地甚至可以退一万步，答应所谓“五点诉求”，但是唯独给不了香港会说“漂亮的英语”的政客。殖民地精英对宗主国的文化臣服，以至认为宗主国的语言都是世界上最美的。香港有多少年轻人也是这个想法呢？

可见殖民政府当初那一套去中国化的文化、教育政策，对年轻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如今，香港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让年轻人生活痛苦，心中有怨。而对内地的这种“他者”态度，可以把他们的怨气导向内地。所以香港年轻人在思考问题时，一定会把内地当成靶子，把“中国”当成敌人，把中央当成洪水猛兽。

不得不提一点，面对《纽约客》的采访，梁女士表示“不想使用暴力”，但同时坦诚“但是我发现，没有暴力，就没有用”。在他们的组织和鼓动下，自然有“勇武”之士冲锋陷阵，将香港搅得天翻地覆。

英国殖民政府培育的恶土已经结出了最毒的果实，而要收拾这一局面，强力的“去殖民化”措施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