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老朋友金微。

　　上一篇文章，我说到我起诉了科技日报，一审我赢了，很多朋友关心后续进展，我会给大家一个交待。上头条后，我起诉了科技日报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案子在庭审期间，我从未发过声，直到拿到判决书才对外公布，第一，我认为官司不难打，况且这是我个人与科技日报的恩怨;第二，我不想在庭审期制造舆论或被舆论裹挟，事情既已结束，我如实记录、同时谈谈我的想法。

　　“传媒见闻”把事件来龙去脉写成了报道，可见《媒体人金微起诉科技日报，一审判了》，还有些媒体号转发，在此向大家表示感谢了。

　　1，名誉案

　　这些年，我打了好几场官司，我本是个老实本分的媒体人，现在成了官司专业户，成了“圣斗士”。不是我喜欢打官司，而是别人来告我，我不得不应战，被逼的。

　　我个人的经历，一些媒体朋友也遇到。这背后其实存在一个逻辑：我们媒体人，介入的是社会公共话题。但是这些年社会各个领域都在迅速的资本化，你写东西很容易触及到公司利益，哪怕就是基因问题，背后也存在着巨大利益。而大资本往往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媒体人一不小心成了被告，罪名很多都是名誉侵权案，公司通过起诉记者的法律诉讼能轻易转移舆论的焦点。

　　2019年，我和华X大打官司时，他们以名誉侵权来起诉我。本来我写的是14万人基因外流事件对国家民族基因安全的影响，结果在资本的操控下，话题变成了自媒体造谣案、声讨谣言自媒体的行动。开庭前他们发稿、庭审后他们发稿、一审发稿二审发稿，还有上市公司的互动平台，网络、媒体到处是他们的通稿、他们的声音，到处是我造谣的声音，资本控制舆论的声音就是这么强大。

　　如果不是因为我做了多年媒体，我会自己发声、传播、反制，我也很难招架各种抹黑攻击。当然，还有一些有良知、好心的媒体人在报道案件时会求证引述我的话。对于这些媒体朋友，我一直心存感激，哪怕就是在报道中用了几句我的说法，我认为都是客观的、遵守了职业道德。

　　这些年，媒体的环境变化确实很大了，我曾经的同事同行早已离职跳槽，今年我的工作变故，也离开了媒体。14万中国人基因外流事件，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后一个报道了。

　　当初，华X大的案子结束后，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再过问这些社会事件了，因为出力不讨好，而且是“出力讨打”，我知道他们是为我好。其实，我和科技日报打官司，倒不是为了什么社会正义，更多是为了出口气。

　　因为，科技日报不是一般的自媒体，是党媒、官媒。2019年6月，科技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对我个人的评论员文章，称我是“造谣者“，”净化网络空间，要让金微们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这是要让我社会性死亡。

　　科技日报的评论还将我往政治方向引导：说自媒体是“社会的分离器，动乱的催化剂”，这个必须说清，无论是媒体自媒体有好有坏，看谁在做，看为谁服务。

　　我当时是有记者身份的媒体人，我所供职的媒体无法做这个话题，我想着用自媒体说这个话题，无意中引起社会关注，包括相关部门发函、开会讨论等，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打的名誉侵权案，只不过用了资本打击媒体人的惯用套路，对毫无原则为资本站台的媒体行为发起反击。

　　我起诉科技日报，完全是在法律框架下，合理合法，是一种文明的方式。我的起诉获得了北京互联网法院的支持。

　　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了一审判决，给媒体上了一课：“新闻评论中存在侮辱他人人格的言论或者进行不恰当的评价，即使内容基本真实，也构成名誉权侵权。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可以在评论中任意侮辱其人格。”

　　2，上诉

　　今年5月底，我诉科技日报的官司就打完了，10月一审判决下来，我是赢了。10月底，科技日报上诉到了北京中院。上诉的理由是不服一审判决结果，要求二审法院改判。

　　科技日报的上诉状大概有几条：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我的全部诉讼请求;2，要我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科技日报的上诉状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上诉人科技日报对一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感到震惊：在涉案文章反映问题完全真实情况下，在被上诉人金微被评论的行为已经被法院认定存在侵权的情况下，在上诉人科技日报社按照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的情况下，却被一审法院判决在头版刊载致歉声明，向金微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这样的判决结果将会产生怎样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我大概能感到他们的愤怒。科技日报毕竟属于国家部委科技部的媒体，北京互联网法院相对来说还是基层法院，这份判决或是让他们感到震惊的原因吧。这里，我还是很感谢北京互联网法院年轻的法官秉公执法、坚守正义。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科技日报来势汹汹的上诉，我自然会作好应诉工作。基于成本考虑，我这个案子没请律师，二审自然也不请律师了。

　　我打过几场官司，对法律略知一二。尤其是基因案，法庭上，双方律师斗智斗勇、唇枪舌箭，打的非常激烈，让我感到打官司这门技术活、专业活。我的代理律师曾对我说，面对强大的对手时，你要找到对方的漏洞，用他们的逻辑、他们的证据打他们自己，这个最有力。

　　我研究了科技日报上诉状后，我认为是有漏洞的。他们的上诉理由，除了继续搬出深圳法院的判决书作为依据，关于这点，我已经作过说明，即华大X基因起诉我，有一审二审，科技日报是依据一审判决发表的评论，但二审对一审作了重大修正了，科技日报当初的立论就站不住脚了。

　　科技日报的上诉状中，主要是对评论我的文章中“造谣者”进行了辩解。

　　科技日报上诉状这样写到：“造谣者”一词出现在涉案文章中，是因为被上诉人金微自己发表了《华大基因，我不是谣言自媒体》文章，而《华大基因，我不是谣言自媒体》已被人民法院认定是侵权的，所以，文章发表者金微，自然就是“谣言自媒体”。上诉人科技日报社只是在涉案文章中，基于文章表述的需要，将“谣言自媒体”写为“造谣者”。涉案文章中有“造谣者”的表述，也是基于文章反映的问题而使用，不是科技日报基于侮辱金微的主观意愿而无缘无故使用的表述。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1，科技日报的涉案文章当初并未就《华大基因，我不是谣言自媒体》作出评论，而是就原文《华大基因被罚!14万孕妇基因组已流到国外，细思极恐!》所作出的评论，这种辩解属于事后诸葛，毫无说服力;

　　2，科技日报称金微文章被法院认定侵权，所以金微就是造谣者，这里存在偷换概念，将“侵权”偷换为“造谣”，进一步上升到文章作者系“造谣者”。“造谣者”属于侮辱性词语，构成人格侮辱。

　　3，科技日报在上诉状中辩称是基于文章表达需要才将写“造谣者”，不是基于侮辱金微的主观意愿而无缘无故使用的表达。我提出：无论科技日报是为了表达需要还是“不是主观愿意的侮辱”，科技日报在文章中已经对金微用“造谣者”进行评论，对金微的人格污辱造成了客观事实，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这是我对上诉状作的主要答辩意见。

　　当然，我希望中级人民法院看看这背后是否存在公报私仇行为。因为科技日报不是第一次点名道姓地对我进行攻击，还有另一个文对我进行攻击。

　　2018年6月17日发表署名记者马爱平的文章《用1.13亿元去驳斥一篇转基因致癌论文，代价是否太大?》：直接点名道姓地指我，称我在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作的转基因报道是谣言，称报道纯属子虚乌有，“但谣言引起的社会骚动，以及为辟谣所耗费的巨大社会成本却是无法挽回的。”

　　马爱平作为媒体同行，不讲武德，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纪录，在报道中去大肆攻击报道记者个人，报道属于职务行为，你可以评论报道，但你对记者个人进行舆论审判，这属于什么行为?需要说明的是，当初山西吉林转基因玉米案是转基因争议史上一个公案，这不是我个人的报道，有多位记者参与，报道之后四部委联合调查，最终将该玉米踢除出主推品种。背后经历非常复杂，不是马爱平一篇报道就能否定的。

　　二审举证期间，我把新证据联同广州互联网法院下达的(2020)粤0192民初94号民事判决书一起作了提交，广州法院对转基因争议引发的人身攻击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判定，肆意攻击他人造谣是存在名誉侵权的。

　　总之，我的答辩状结论就是：一审法院判决对涉案文章侵权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决，驳回科技日报的所有上诉请求。

　　3，愤怒的河

　　我在等待着法院开庭的时间，不过到了11月，一直没有动静，我忙于工作渐渐把这事给忘了。

　　12月初，我突然接到北京中院工作人员的电话。他大致意思是说，对方寻求和解，会给出一些条件。法院第一次找我时，我没有答应和解，我说现在一审判决下来了，二审按正常流程审理就行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对方上诉了，我也提出答辩了，开庭再打一次就行。

　　又过了一周。我再次接到北京中院人士的电话，对方还是提出调解的意思，与我谈了挺久，大致是科技日报作为部委级媒体，不想在头版道歉，但赔偿的金额可以提高，可以用其他方式道歉。

　　那天，法院人员和我沟通很久，说实话，我也理解，大家都是为了工作，不容易，我的案子不是什么大案要案，也不想过多的耗费司法资源，我接受了他们的调解方案。

　　我提的要求是：和解的前提是必须道歉。法院人员说，可以道歉，还会把写文章的人找来亲自向我道歉。我还提了一个要求：道歉必须载入法律文书。法院人员说可以。

　　就这样，我准备的答辩状没有用上，就和解了。

　　说实话，这个案子打下来，我心里已经没多少愤怒了，我接到一审判决书，存放在电脑里很久，心里没有多少波澜、喜悦。大概打打杀杀的日子，我累了，想早点结束这一切吧。

　　这些年，我在打官司这件事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当初，我可能还有些理想抱负，有些媒体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希望报道了社会真相，结果得罪了大资本大财团，引来了法律纠纷，一打就是打一年两年。后来，这些公共事件变成了我个人与他人的恩怨之争，口水战、法律战，不再是当初的初衷了，甚至越走越远，我变得有些异类，我不再像个文人，倒像是江湖人士。

　　当初，我在新华社工作，如实报道了转基因种植区的问题，惹祸上身，可能挡了他人的财路，把当红的科普作家方舟子给引来了，网上互相打了很多回，那时有些年轻气盛，战斗，像是打鸡血，让我精力充沛，如今，年岁渐长、有些不复当年。

　　“趟过那条愤怒的河”，这是我一位粉丝朋友给我的留言，他可能比较理解我吧，觉得我掉入了愤怒中，让我走出来。那些素昧平生的粉丝，没见过我本人，甚至不知我是男是女，却做出很多让我感动的事，为我捐款，还有的粉丝跑到深圳为我声援。

　　我的一位年长朋友说我还是太理想化、理想与现实有巨大差距，“表面上因为你动了他人利益，深层次原因是社会变了，社会不需要你这样的人，你给他人添乱，让他人脸上无光，社会要胡锡进那样的人。你好好赚钱养家就行了。”

　　那番话，让我一时语塞。这些年，因为打官司，影响了工作、影响了生活，对家人有些歉疚。

　　也许我确实不该那么愤怒，很多事忍忍吧。我试着妥协，向自己妥协。我最后做很多事的动机，就是为了自己，偶尔出于愤怒，忍无可忍才反击一回。像转基因名誉案，我就是反击那些诋毁抹黑我的人，为了自己讨个清白。

　　我来自小地方，只有一些朴素的想法，一路走来一路拼搏，也算饱尝人世间的辛酸冷暖。“趟过那条愤怒的河”，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吧。

　　4，调解

　　北京中院主持的二审调解是通过互联网法院进行的，那天正是工作日，我请了一个小时的假。科技日报人员、一审律师，还有中院法官，通过互联网联连线开庭。

　　调解是比较简单的程序，调解的内容还是一审判决那几项，科技日报删稿、赔偿，道歉，只是与一审不同的是，改为当庭道歉。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别人的道歉，心里面还想着会有些仪式感。

　　不过，整个过程下来非常迅速，法官现场审核科技日报是否将网上的文章全部删稿，不时让我检索还有没有，但你要知道，发出去的东西再删是有些困难的，反反复复多次沟通。我后来干脆对法官说，删不掉就不删了。作为一个媒体人，法庭上看媒体的工作流程将我带入深深的回忆中。

　　我对法院的工作是满意的，唯一有些异议的是，当初我和法院沟通时是说道歉要写进法律文书里，但法官说道歉当庭已经执行完，不用载入法律文书。这个问题上，我们争执了一下，后来道歉的内容是进入到庭审纪录中。

　　最后，科技日报人员当庭向我道歉了，简单地说了三句话：同意被上诉人的调解方案，鉴于一审法院已判令要求我单位向金微致歉，现向金微口头表达我们的歉意，请金微予以谅解。

　　法官在网络那边问我“金微你听到了吗?”“我说听到了。”说完，主审法官说：“那今天就这么着了。”

　　真是非常干脆利落的一次调解，我甚至有些没来得及反映!这场调解会就这么结束了，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也算是节约了司法资源。

　　这周，我收到了北京中院的调解书，简单地记录了两项：立即删除文章、支付赔偿1万元。1万元，相当于一审2000赔偿的5倍，其实不多，原本我想着道歉是主要的，所以没有提赔偿数额的问题，直接接受了他们的方案。现在觉得还是钱重要。

　　就这样吧，结束了!

　　感谢我的家人们、朋友们、还有全国全地的网友，这场基因案件引发的系列官司持续两年多，到今天也算是告一段落了，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江湖再见。

　　金微，原新华社先驱导报记者，现城市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