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靠传记改写历史，是一大发明。刻意封锁样本，梦断非典病原体第一发现人。
2003年非典虽然最早在中国大陆发现，但病原体确认为冠状病毒，最早是2003年3月24日美国CDC和香港大学先后公布的。
港大研究组发表在《柳叶刀》的论文4月8日上网，其他研究组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于4月10日上网，4月16日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
事后检讨，很多人包括钟南山本人，都承认：
大陆科学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人刻意封锁病原体样本和信息，导致很多优秀的团队没有及时拿到足够的样本。
那么，到底是谁对同行封锁了病原体样本和信息呢？
上海《外滩画报》2003年6月26日总第34期有篇《调查钟南山》的文章，却把矛头指向了钟南山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认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和毕胜利有同感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教授。曹教授告诉记者说：“2月12日，我以军事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去广东疫区采集标本，但当地相关人员已经将病毒标本的采集层层封锁，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我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分泌物等，而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此后，曹教授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一点标本。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我们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标本，这还是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给我们说情的结果，广东方面的理由是：我们不具备研究条件。而实际上我们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是全球人类基因工程的六个中心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香港大学于2月初就从钟南山那里拿到了标本。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说：“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有个攻关组，2月份这个病一出现，就到广东取样，在前几次的试验中，也不知是什么病毒。后来SARS传到香港以后，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内鉴定到所有的细胞系里面，这样在世界上首先在3月上旬把病毒分离出来。因为是新病毒，所以花了10天时间的鉴定，才发现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香港专家管轶，就是2020年1月23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称“武汉现在封城，实际效果存疑”、“我选择做了逃兵”的那位。
对于为什么香港大学的管轶，2003年可以第一时间拿到大量样本？
几个不同版本的《钟南山传》里都是这么说的：
钟南山声称，为了早日弄清病因，与他的两个“学生”管轶、郑伯健合作研究，让他们把样本带到香港去做检测。
问题在于，管轶根本不是、从来不是钟南山的学生。
《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10期发表了管轶的文章，对这一段经历做了回顾。
“1993年我到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读博士，我的导师是著名流感专家肯·萧瑞吉（Ken Shortridge）教授。后来他又把我推荐到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跟随著名流感研究专家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教授......我们还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了课题，“亚洲大流感的准备和防御计划”，每年有几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2001年到香港大学工作，我是带着使命感回来的，我是猎人，就是来围捕病毒的。"
管轶和钟南山是怎么认识的呢？
2003年2月11日，管轶才通过郑伯健第一次见到钟南山，当天就签了协议，双方合作，模式为钟南山提供病人样本，成果共享。
钟南山有病人资源而无研究能力，管轶有研究能力而无病人资源：这就是用非典病人的样本资源，换取学术成果的交换。
2003年2月12日，管轶他们就从钟南山那里拿走了30多份病毒样本，而且是违规包装，违规违法直接坐直通车将严重传染性病毒越界带回了香港。
2月19日，在钟南山的安排下，管轶再次取得30多份标本，依然违法违规越界带回了香港。
2月23日，钟南山私自让香港学者带病毒样本出境的行为被发现，引起了争议。
管轶拿了这么多的样本，为什么没有很快发现病原体是冠状病毒呢？因为他先入为主的认为病原体是禽流感，犯了方向性错误。
2月24日，对钟南山先斩后奏的私下行为，高层领导最终批示管轶可以再带走6份标本，这次终于可以用合规的专车运送标本。
但是，因为管轶执著于病原体是禽流感病毒，最终错过了发现。
“这时候，香港的SARS也爆发了，威尔斯亲王医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有了本土的病人标本，佩里斯这一组的研究，开始更注重香港本地的标本，通过系主任袁国勇，他能够更便捷地拿到香港的标本。”
“3月18日，实验室终于把SARS病毒种出来了，3月19日我们开了一个网上会议，佩里斯就告诉我，我们有一份病毒了，比美国人早。港大正式对外宣布是3月22日晚上，但我们真正知道这是冠状病毒还是第二天。3月23日早晨，袁国勇、我、佩里斯和另外一个同事，四个人一辆车，去香港政府的病毒实验室，我们一起去看病毒的片子，看了几百张，确认是冠状病毒。等我们回到玛丽医院，美国那边的电子邮件就来了，他们找到的也是冠状病毒，我们比美国早12～24小时找出病毒。这就是港大领先的时间。”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却不太愉快，我认为论文应该把钟南山他们也加进去，因为我们的课题是从跟他们合作开始的。但袁国勇和佩里斯不同意，理由是这个病毒是用香港病人的标本分离出来的，而不是内地的标本。这太不厚道，钟南山给我们的标本，让我们至少提早起跑了20天，怎么可以说没功劳？而且，内地的标本并不是分离不出病毒，2月19日我取的标本，我这一组自己分，后来就分离出病毒了，那个病毒就是目前人类最早的SARS冠状病毒，叫广州50（G50）。最后佩里斯写出来的论文里，依旧没有提到我们任何内地的合作伙伴，我很生气，跟他大吵了一架。这个事情，让我看到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这也是让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SARS研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团队分化的过程。”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从钟南山手中拿大量样本的管轶，抢跑了20多天，却因为先入为主的认为病原体是禽流感，而错过了发现真凶。
袁国勇和佩里斯依靠香港本地病人的样本，发现了冠状病毒，不承认钟南山的贡献，钟南山梦断非典病原体第一发现人
事实上，钟南山与袁国勇的恩怨，还有非典疫苗的纠纷。.
作为敢于第一个公开否认“衣原体”假说的钟南山，对没有成为非典病原体发现第一人“欲哭无泪”。
在各个版本的《钟南山传》中，钟南山都坚持认为，他领导的呼研所发现非典病原体为冠状病毒，比世界卫生组织还早了5天。
《南风窗》透露，本来呼吸所的新闻发布会还能提前，但是因为必须等钟南山从北京回来亲自公布，才又晚了一天。
靠传记改写历史，是一大发明。
在各种版本的《钟南山传》中，钟南山无视中医药的贡献，强调非典的成功经验是他提出的“三早三合理”：即“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和“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合并症”。
而事实是，钟南山治疗了88个非典病人，死亡10例。
其中钟南山使用纯西医治疗的17例，死亡9例，死亡率53%。
而中医药介入后参与治疗的71例 ，只死亡1例 ，死亡率 1.4 %。
有钟南山自己参与写作的论文为证，他请来中医科的潘俊辉、杨辉、喻清和、王峰、邱志楠5位中医，中医药介入治疗的71例SARS患者，治愈70例，只死亡1例。
但在各版本的《钟南山传》中，钟南山都刻意隐瞒了他请中医帮助治疗非典的事实，还称自己是相信中医的，“可惜中医连一个双盲试验的证据都没有。”
但是，这并不妨碍钟南山成为非典英雄。
不仅如此。
齐鲁周刊2014年14期的文章《钟南山:非典里的“老方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2003年的非典期间，钟南山的女儿不幸也感染上了非典，就将女儿托给著名老中医邓铁涛用中医进行治疗。不是钟院士不相信西医，他本身就是西医，但他也担心西医疗治后的后遗症。”
钟南山和邓铁涛
2003年，邓铁涛指导下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治疗73例病人零死亡、零转院、零复发、零后遗症，医护人员零感染。
在评价痛失非典病原体发现第一人事件时，邓铁涛说：欲哭无泪的这个人是混蛋......
留名青史，他肯定是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