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0日李尔重听雷宗奎书记汇报

2007年10月10日上午，李尔重又一次来到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

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率乡党委、乡政府领导班子，在乡政府会议室向李尔重老省长只是简要汇报了2007年的情况，因为在2007年6月间，乡党委与李尔重还有过一次书信对话，更多情况不用赘述了。

李尔重听完，也只是特别关切地问了一句：“今年的人均收入能有大数吗？”

雷宗奎书记答：“现在还不好随便说个数。年底结账后一定向您报告情况。”

听完汇报，李尔重起身走向周家庄乡政府旁的陵园。

在陵园里，他首先瞻仰了周家庄乡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17位烈士墓碑，然后来到老书记、老乡长雷金河同志的纪念碑前伫立许久。

纪念碑安放在一座亭子中。亭子上有郑天翔同志手书的“雷金河纪念亭”，纪念碑正面是宋平同志的题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金河同志”，纪念碑的背面是李尔重为雷金河同志撰写的纪念碑文。

郑天翔同志题：雷金河纪念亭；宋平同志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金河同志

注视着这面硕大的纪念碑，李尔重回想起了与雷金河同志结识、结交的往事。

1979年12月26日，李尔重受命与金明同志一起前往河北省。金明任省委第一书记；李尔重任省委书记兼省长，主管经济工作。自然农村及农业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部分。

那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农村已是“包产风”盛起。

虽然198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时称75号文件，鉴于当年9月省市第一书记会议上对包产到户做法争议很大，不得不写下以下文字：“依照群众的要求和对集体经济的满意程度，决定是否实行或者继续实行包产到户”，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对包产到户半开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重量级人物则是以“包不包”作为一种政治标准的。

到了1982年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则明确宣布：“截至目前，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还明确说：“不论实行何种类型的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力求合理。在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提倡根据生产的需要按劳力或人劳比例承包土地，集体可以留下少量机动地，暂由劳多户承包，以备调剂使用。”下面也就有人拿起这种标准当棒子，只要实事求是地而不是教条地“一刀切”地贯彻“包产到户”精神，就容易挨上“与三中全会唱反调”、“反对改革开放”的棒子。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下面许多干部觉得工作不好搞，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应该说河北省的农村情况，特别是铁路两厢大平原地带的农村情况，与当时树为典型的安徽小岗村有很大的不同。这一带土地平坦连片，处在此处的公社、生产队许多家底相对殷实，农机站、农技站、农田水利、各种生活服务组织，基本配套成形，因而有不少社队并不愿意“跟风”拆散集体核算的体制。

石家庄市晋县（现在的晋州市）周家庄公社便是反映最为强烈的一家公社。他们不但不同意包产到户，而且坚持一定要保留全公社作为统一核算单位的集体经济体制。

为了争取有关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周家庄公社时任党委书记雷金河同志将当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杜润生请到公社去实地考察，并反映意见，希望他能明确支持周家庄公社继续保留公社核算的集体经济体制。遗憾的是，杜润生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雷金河同志便又径直找到了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李尔重。李尔重到河北后，1980年5月就去过晋县搞调查研究，对周家庄公社及雷金河的情况有个基本了解。当听完雷金河书记汇报的情况和表述的想法后，就直截了当地问道：“你能保证继续坚持公社核算的集体经济体制，全社工农业生产年年可以增加吗？能够保证全体社员的收入年年增加吗？”雷金河同志拍下了胸脯，给出了肯定的承诺，李尔重便说：“既然这样，你们这个公社就不要拆了。”

李尔重在自己撰写的《年谱》中对此事是这样写的：

——摘自《李尔重笔记摘抄》第二册第624页

宋平同志为周家庄题词：依靠群众 实事求是 走共同富裕之路

事实上，当年真的是有人抓着对“农村包产到户的态度”，不断地诟病金明、李尔重，并向上“告御状”。

从李尔重笔记中可以见到，1981年4、5月间，有人跑到中纪委领导面前告状时，就是将“反对农村包产到户责任制”作为李尔重的一条罪状。

1981年6月，河北省委常委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又有人以“不积极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攻讦李尔重“与中央不保持一致”、“与三中全会唱反调”。直到1982年6月16日，金明、李尔重与争论的另一方领导同时被宣布由河北任上调离，这样的告状声依然不绝于耳。

李尔重虽然于1982年6月16日离开了河北，但是心无遗憾。由于秉持实事求是态度和尊重群众自己的选择，在他身后的燕赵大地上留下了近300家分别以生产队、生产大队及公社为核算单位的坚持集体经济体制的村庄。

特别是周家庄乡雷金河同志，于1982年11月30日，组织全乡3055户社员，对“是分户经营还是集体致富”进行了全社“公投”，结果是全乡老百姓一致选择了后者，并摁下了自己的红手印，宣示了全乡上下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决心。

1982年周家庄全社“公投”， 3055户农民摁了红手印

经此一事，雷金河与李尔重，由于有共同的理想追求，有共同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成为了至交和挚友。

离开河北后，李尔重的心时时刻刻总是牵挂着周家庄乡——这样一个在分地、分集体财产浪潮中存留下来的全国唯一一个坚持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集体经济苗子，关心她是否能经受住风雨考验，是否能够行稳致远。每隔五、六年，他都会回到周家庄乡，看看这里生机盎然的土地，看看这里勤劳憨厚的农民，看看这里集体经济取得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1988年9月，李尔重在周家庄乡留下了这样的期冀：“集体主义，群策群力，团结一心，共同富裕。”

1994年1月，李尔重在周家庄乡留下了这样的嘱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管风吹浪打，代代坚持不懈。”

上一次李尔重到周家庄乡来是1999年春天。那时见到雷金河同志，李尔重已经觉察到他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一方面由河北省人民医院请来宋祥振医生给他治疗，一方面心里不免有很大的担忧。不幸的事情终于在2001年12月29日发生了，雷金河同志于这一天与世长辞了。

周家庄乡悲痛的乡亲们，写下了集中表达他们对老社长、老书记哀思和悼念的对联：

李尔重更为悲伤，他挥笔写就了洋洋千言的悼念文章：“送别老友雷金河”。文章的最后部分发出了呼唤：

1999年春李尔重与雷金河合影

看得出来，李尔重因雷金河同志的离去，未免对周家庄乡集体经济的前途心生担忧。

虽然雷金河同志早已从周家庄乡党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雷宗奎自1997年起就已任职乡党委书记，到雷金河老书记逝世时也有五年了。不过由于雷金河同志长期以来在周家庄乡老百姓心中形成的威望，他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是周家庄乡集体经济运行的主心骨和领航人。他的骤然离去，会给周家庄乡集体经济事业带来怎样的影响？会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和严重挫折，甚至改变方向？

作为雷金河同志的挚友、已是90高龄的李尔重，觉得有责任遵循雷金河的遗愿，为周家庄乡的事业尽点心，对周家庄乡的党委一班人扶一把、送一程，出点子，提建议，敲警钟。

在此后的几年当中，李尔重与周家庄乡党委始终保持着频繁的书信笔谈。本文抄录了了其中几封有代表性的信：

2002年8月7日李尔重给周家庄的信

2002年8月11日李尔重给周家庄的信

2004年5月30日李尔重给周家庄的信

第一， 饲料要搞好。如能自己造最好。

第二， 饲养场房要科学，进出要消毒。饲养员要有科学指导。

第三， 牛奶加工厂要建现代技术的工厂，机械挤奶，管道输入蒸汽罐消毒，加料，制成酸奶、牛奶、可可奶等软包装。这一系列工作，24小时内用自控机械完成便可送到用户。这种奶的质量是完全保险的。手工挤奶，入罐，再倒手蒸煮，容易出问题。

第四，奶牛生的小牛仔，要研究处理办法：或者养牛卖牛，或屠宰加工卖肉。

2005年2月5日李尔重给周家庄的信

2007年2月15日李尔重给周家庄的信

2007年6月20日李尔重给周家庄的信

从信的内容可见，雷金河同志离去后头一年里，李尔重主要关注的是，经验的总结，传统的继承，道路的认定。而后与周家庄乡党委讨论的就多是生产的发展，工农业及多种经营的谋划，以及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的甚至具体到某一个项目的许多细小环节，譬如对周家庄乡办奶牛场项目的信。特别是在看到周家庄乡新的一班带头人表现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开拓和发展，于2007年6月20日的信中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建立五年奋斗目标的想法。

透过这些信件表面的文字，也可以体味到李尔重对毛泽东同志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业思想的一些领悟：

现在回过头去看，李尔重2007年10月10日再次回周家庄乡之旅，可能是刻意安排的告别之旅中的一程。因为李尔重也已感觉到人生的规律在催促他的生命步伐，以后再来的机会可能比较渺茫了。

2007年8月22日，完成了作为自己人生总结的《年谱》之后一个多月，2007年10月1日由武汉出发，先回河北丰润老家，然后去了北京，与一些老同志、老战友会面，如宋平、刘建章、周光春、于明涛、赵长春、马宾、魏巍等，随后回到石家庄与当年共过患难的郭志、蓝凯民、杨泽江、李永进、徐纯性等老友一聚，然后于10月10日专程回到周家庄乡。

从周家庄乡的陵园出来，李尔重和乡领导们走去看了看“农民乐园”。在这里，周家庄乡准备建造一个“周家庄合作史纪念馆”。馆名已让李尔重题写好了。

王任重同志题写的：“农民乐园”

由此处出来，李尔重乘车，由雷宗奎引领，又一次观赏了周家庄乡大片的农田、果园，视察了还在发展中奶牛场，然后回到乡政府吃了小米粥和饺子，最后到了雷金河同志的家中探望雷金河同志的老伴，便与周家庄乡依依惜别了。

回到武汉后，2008年3月10日，李尔重给周家庄乡党委又写了一封信，也抄录于此：

由这封信里可知，周家庄乡党委听取了李尔重2007年6月20日信的建议，发动全乡进行讨论，制定了一个较为长远的规划。

2008年下半年，李尔重不停地犯病，到那年的11月23日，因肾衰竭引起心衰竭，入住医院后一直未能病愈，直至2009年12月26日病逝。

上面那封信也就成了李尔重对周家庄乡最后的祝愿了。

如今距李尔重逝去已有近十年时间了，周家庄乡近况究竟如何？笔者于2019年6月15日造访了周家庄乡，在刘习军乡长的带领下，用时三、四个小时走马观花地参观了周家庄合作史纪念馆；参观了正在麦收当中的万亩麦种大田；参观了拥有1300多头奶牛，日产15吨鲜奶的周家庄现代化奶牛场；参观了新建成的“周家庄新村”，中午在周家庄“人民公社大食堂”吃的饭。

奶牛场进口了以色列自动化挤奶设备

参观过程中和吃饭时，不断地听取刘乡长介绍情况，有时大家也一起讨论和议论，在头脑中形成了这样的概念：

周家庄乡与十年前一样始终坚持着土地、工厂、大型机械设备等一切不动产和大型的生产资料归乡集体所有，一万亩优质麦种田，四千亩葡萄地，三千亩梨果地，一千亩苗圃，全都是大片土地相连，完全见不到像那些分田到户的地方那种小片土地横七竖八的情形。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广阔的麦田上驰骋，给人特别舒坦得意的感觉。

周家庄乡与十年前一样，始终坚持着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时刻不忘雷金河老书记常说的话：“不让一户贫困，不让一户后退；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人受罪。”

周家庄乡的领导干部与十年前一样，从乡到生产队的干部，全都不是脱产干部，一样要下地参加劳动，掙工分。这次我去周家庄乡是由北京坐高铁到石家庄，事前我电话告诉刘乡长预计9点到石家庄，然后坐车估计约11点到周家庄，刘乡长根据这个时间便先去地里参加麦收。谁知我们由石家庄坐车时间没那么长，10点多一点就到了周家庄，刘乡长接到电话一身大汗由麦田赶回乡政府的。

周家庄乡十年来也有很大的变化。乡里给了我一份1978年至2018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录在下面：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从1982年周家庄人选择坚持走集体化道路，走共同富裕道路，直到2018年，周家庄乡工农业总产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尽管有个别年份有点小波动。

从数据中还可以见到，自2007年周家庄乡听取李尔重的建议进行全乡大讨论，制定一个较长远的规划后，就在五年后的2013年，乡里人均收入便达到了李尔重期望的万元目标。

从数据中更能看到，自2007年之后，周家庄乡经济处于一个飞跃的阶段。这是由于周家庄乡的集体经济在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进军：

除了继续经营好麦种田，葡萄园，梨果田，苗圃，采摘旅游项目，继续经营好原有的阀门厂、印刷厂外，自2007年后，加大了对奶牛场的投入，已陆续投入资金2000多万元，奶牛头数由那时的300多头，增加到目前的1300多头，已形成规模经营；周家庄乡1982年就开始建设新农村家园，到2002年，通过自建公助方式，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建成了单门独院两层楼民居64万平方米。近几年又建设了24万平方米、42栋、可居住1800多户的“周家庄新村”。借助建设“周家庄新村”的机遇，周家庄建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基于乡的集体积累日益增加，经过努力争取建立了周家庄乡自己的农村信用社，开始有了自己的金融业业务。总之周家庄乡的集体经济仍然走在不断取得新的成绩的道路上。

周家庄新村一角

本文旨在介绍李尔重与周家庄乡之间的情谊，对周家庄乡道路及经验的介绍和总结，只能是挂一漏万了。如果想更为详尽地了解周家庄乡，可以去找两本书看看。一本是刘增玉、王盛秋、杜荣水等人编写的《周家庄之路》（该书有一本续集）；一本是原晋县政协副主席，现为周家庄乡党委顾问刘国运同志写的《周家庄：中国农村的奇迹》。

周家庄乡的路走的真的不容易。周家庄乡走过的路究竟说明了些什么？不管今后周家庄乡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至少他们自1952年至今走过的六十多年的道路，已经在建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收笔时，借用李尔重给周家庄乡最后一封信里的话祝愿周家庄乡：祝党委和周家庄走上新的胜利！

2019年6月30日

（作者系李尔重之子；来源： “红色文化网” 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