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2月26日，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情地缅怀这位为缔造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创立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为开创中国的社会主义宏业而奋斗终身的历史伟人。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12年间，曾同毛泽东同志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往，他那特有的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非凡的理论概括力和说服力、运用自如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谈吐、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至今记忆犹新，令我神往。
现将我记忆中的有关毛泽东同志的几件往事记录下来，以表达对他老人家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
“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
毛泽东同志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论述，我曾多次听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同志为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而召开的两次郑州会议、一次武昌会议和一次上海会议上的讲话。这四次会议我都参加了。而且都作了详细的笔记。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同志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一天，毛泽东同志先找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五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到他停在郑州的专列上开会。一见面，他就面带笑容地说：“嗅，还是老人手。”又问：“你们有什么新闻?……”会上，陈伯达汇报他在河南调查的情况时讲到要废除商品生产，以劳动券代替人民币等奇谈怪论。毛泽东同志听后沉默无语。
之后，其它省、市委的同志和中央部分同志相继分批来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两本书：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并要我们联系实际用心读三遍。他还用了三天时间听取了各省、市同志的汇报。
10日清晨，大家被突然通知到一个小礼堂开会。一开头，毛泽东同志便气愤地说：“现在秀才(指陈伯达)要造反了，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我给大家开课，讲《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于是，他用一整天的时间，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逐章逐段地分析了斯大林的这本书，驳斥了陈伯达的错误观点，对于斯大林著作中的观点，毛泽东同志有肯定和发挥，也有否定和商榷。他针对当时公社化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指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线，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同时，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从现实出发，从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商品生产是个经济法则问题。现在有些人，对于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的积极意义毫不估计，避而不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极不严肃的态度。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没有弄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5亿农民的问题。现在我国还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和巴西还落后。现在还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来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有，奴隶社会也有嘛!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商品生产呢?商品生产看它和哪个经济相联系就为哪个经济服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因此它是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这正是它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区别之所在。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你不搞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你就要剥夺农民。农民有三权：生产资料权，产品所有权，劳动权。你只要废除商品，实行调拨，就要剥夺农民这三权。现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团结几亿农民。只要存在两种公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只要有商品生产，你没有人民币怎么行!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俄国革命胜利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仍有保留。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却想在我国废除商品，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同志只能是象斯大林所说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公社要扩大社会交换，要尽量生产能和本地、本省、本国和世界交换的东西。公社不能‘小国寡民’，要搞多种经济作物，要搞工业，扩大生产可交换的产品。农业人口可以减少一半，就地搞到工业中去。为什么要5亿人口搞农业?农业和工业要有一个大的分工。苏联集体农庄不办工业，无法消灭城乡差别。商品、工资、价值法则、经济核算、价格、货币，这些概念在目前阶段还有它的积极作用。我们是为了消灭商品生产而发展商品生产，正如为了消灭专政而加强专政一样。商品，如斯大林所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货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包括拖拉机)、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这样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斯大林把拖拉机完全由国营拖拉机站垄断，不卖给集体农庄。赫鲁晓夫不是把农业机械卖给农庄了吗?农庄并没有因此而变成资本主义嘛!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上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1958年11月21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召开了武昌会议。他讲到商品交换时，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这是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一个重大修正。”他说“生产资料归根到底是制造生活资料的”。他批评斯大林对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有弄清楚。为了扩大积累，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扩大剪刀差，对农民竭泽而渔。他还针对有些同志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否定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主张，明确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并且尖锐地指出，“一平”(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力、物资)的“共产风”，是对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的否定，是对别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是对农民的剥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左”的修正主义。
1959年2月3日至12日，毛泽东同志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他围绕公社所有制这一中心问题，进一步从理论上、政策上作了系统的阐述。在会上，我汇报了会前我在洪洞县蹲点时目睹公社干部把富队的粮食无偿调给穷队，富队社员愤怒地群起阻拦以至相互殴打的情景。当时我对县社干部说“队与队之间的贫富差别是客观存在，不能强行拉平，只有承认差别，才能消灭差别，正如毛主席说过的，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的道理一样”。毛泽东同志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并强调说“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水平，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的过程，是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提高的过程，也是人民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这只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上归公社所有，实际上仍然是而且只能是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归公社所有，即公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此外还有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而已，希望也即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不但有大型机械，而且有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这样经过若干年，即可在所有制上，由基本上队有变为基本上社有。”
为了纠正“共产风”，毛泽东同志指定几个人起草一个通俗、简明的条文。当我作为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向他汇报说“公社要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时，他非常敏锐地指出“你没有讲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嘛”。经过多次讨论修改，毛泽东同志综合大家的意见，最后形成了整顿人民公社的14句话的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他还说“在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毛泽东同志召开了上海会议。为了继续纠“左”，会上产生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讨论过程中，我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个山西省县一级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贯彻“14句话”方针的情况的报告。他看后当即加了《介绍山西经验》的标题，并在标题下署名写了“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的按语。他还在报告的6处写了批语，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我的报告中讲到运城县五级干部会议宣布将公社扣用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全部算清退还，社员们听到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以此实例证明，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席提出的旧帐要算、要处理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是群众的一个迫切要求。”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同志写了如下批语：“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作者注：指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现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作者注：应为一个县)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400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这段旗帜鲜明的批语，尖锐地指出了价值法则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字字句句都洋溢着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怀。
“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嘛”
1959年春的上海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钢、煤、粮、棉四大生产指标。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召集六个大区的负责同志到他的住处座谈，通知的名单中也有我，但我接到通知晚了，去时正赶上吃午饭。在餐桌上，我正好坐在毛泽东同志的对面。由于我对分配给山西的高指标心里很不踏实，就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我感到这次会议定的四大指标都过高了，特别是钢和粮两大指标，我已和在家的常委们通过电话，大家一致认为这样高的指标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话刚说完，毛泽东同志就对着王任重说“你有同情者了。”我一时不得其解。接着，柯庆施就对着我说“要有雄心壮志嘛!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嘛。”我当即回答说“不能把雄心壮志和说大话混为一谈。我们山西农民有句话，‘说大话、放空炮，亩产千斤办不到’，可见群众对我们那些没有根据、办不到的大话是很不满意的。”这时，李井泉也对着我说“要跳起来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里就想把果子摘到手。”我说“现在的问题是，跳的再高也摘不到果子呀。”曾希圣说：“分配给我们安徽的指标，只要鼓足干劲，是能够实现的。因此，我们接受。指标低了，不利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我用实例回答说“我们山西武乡县有一个党支部开党员大会，支书根据上面的意见，提出亩产要搞800斤。党员们说‘200斤低，400斤高，800斤你自己背起来好了’，说罢，党员们都走散了，只剩下支书孤家寡人。”
在我们争论过程中，我注意到毛泽东同志捂着嘴在一边笑。最后他说：“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讨论嘛!”尽管毛泽东同志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却说明他已察觉到在指标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不同意见，这就使我心里感到踏实了些。事后我才知道，在我到会之前，在座谈会上柯庆施等也以大话压人，王任重已同他们进行过针锋相对的争辩。
从1959年到1962年这四年时间内，毛泽东同志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在同高指标的错误锲而不舍地作斗争中，有许多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真知灼见：
——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的工厂下放是“革命措施”时，他认为这就是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矛盾，这种矛盾发展到要采取“革命措施”来解决。过去我们的计划管得太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石景山钢铁厂国家原定计划投资2.4亿元，建设规模60万吨钢，100万吨铁，5年完成。下放给工厂自己管理后，结果，变成120万吨钢，200万吨铁，时间2年半。这个生产力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就有嘛，只是没有发挥出来。办法无非是调整全民所有制内部的矛盾。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国有，但归工厂掌握使用。由此可见，那时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已提出改革计划管得太死，把经营管理权下放到企业的见解了。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会议上作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分析了高指标错误在认识上的原因，然后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同意了1650万吨。……如此等类”。鉴于高指标使我们天天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在《十年总结》中从理论上阐明了主动权问题。他说：“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在著名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郑重地进行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他强调要好好总结经验，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他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这是正确估计国情国力，纠正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而得出的比较符合客观世界的战略思路。由此我联想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和为实现这一目标分三步走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路的继承和发展。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说，善于从自己的失误中学习，正是一个党成熟而伟大的表现。
“为什么不早提出来”
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调查研究、群众路线，而且身体力行。《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40条》)的形成，就是最典型的实例之一。
1955年秋，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汇报会议。会议开始时，他以商量的口吻，讲了有关发展农业的15条意见。他说，这15条意见是他从北京出发，路经天津、济南到达杭州，一路上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开了许多有各种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才逐步形成的。当时，这些意见还没有形成文字。在杭州会议上，他一面听取各省、市、自治区的汇报，一面指定几个同志组成文件起草小组，我被指定参加了这个小组。经过杭州会议，在15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条，形成了《农业40条》的前身——17条。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大家回去亲自作些调查研究。当年年底，毛泽在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征询农业17条的意见》中，又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究竟是否可以全部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除了17条外，是否还可以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等等。
1956年1月间毛泽东同志召集福建、安徽、山西、上海等17个省、市委书记，在中南海开了5天会议。这次会议前，他已找了一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议过一次，17条已经发展成为22条。这次会议也同杭州会议一样，一面讨论，一面对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最后，由22条发展成为40条。
在会议上，我汇报说：“为加强工农联盟、城乡互助、发展工农业生产，山西从1951年开始，每年春节组织工农相互访问、联欢的活动，特别是1953年1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春节期间组织工农联欢的指示》以后，工农相互访问，联欢的规模更大，效果更为显著，出现了许多工农相互支援的生动事例”。毛泽东同志听后很赞赏。他说“这很好嘛!为什么不早提出来?要写进40条，你负责起草。”这就是40条的最后一条。
《农业40条》是靠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产生的。而它的实现，仍然要靠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同样是全党的模范。《农业40条》公布以后，他连续好几年都抓贯彻执行，而且不止一次地深入到农村、田间，以甘当小学生不耻下问的精神，向有经验的老农和科技人员请教，并且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他于1958年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并以自然辩证法讲解了这八个字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共同促进增产的规律。从此，“八字宪法”就成了农民实现“40条”的农业增产目标和提高科学技术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阴历大年初一的一次讲话中说：“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40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一条‘除四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后来，在1960年当他听到有人对“除四害”中消灭麻雀有不同意见时，认为有道理，就把消灭麻雀改为消灭臭虫。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是这样从善如流、集思广益、言传身教，使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在全党蔚然成风。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1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会议上强调讲了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还特别表达了他曾有这样一个心愿：“骑马从花园口到通天河，然后沿长江顺游而下，用三年的时间走遍全中国调查一番。”这廖廖数语，活现了毛泽东同志旺盛的求知欲和调查国情、振兴中华的雄才大略。
“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
1958年3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成都会议上，我汇报说：“山西同北京商量，为了解决工农业缺水问题，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雄心壮志。想从内蒙古的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科技人员经过勘查，已提出了初步设想。”
毛泽东同志听了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说“我们不能只骂黄河百害，要改造它，利用它。其实黄河很有用，是一条天生的引水渠。”他还谈笑风生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你们查查班固《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一个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经过北京，东注之海。”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设想，引用黄河水，把桑干河修成一条运河;也可以设想，把山西的汾河也变成运河;还可以设想，用黄河水在内蒙古改造沙漠，那才叫雄心壮志。”
接着我说：“山西十年九旱。金木水火土，就是缺水，如果解决了缺水问题，旱涝都不怕，山西也和四川一样就成为‘天府之国’了。我们也设想过，引黄入汾，使汾河不但可以保证太原的用水，而且可以有灌溉之利，舟楫之便。”
我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问道：“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他便说“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大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山西出煤，开煤矿发电也都得用水。山西现在缺水，黄河流经山西一千多公里，应该对山西有所贡献，引黄济汾是理所当然的。”
我回到太原后，经查《汉书》果有如下记载：
汉武帝时，“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东南下也。可按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岭，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传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
“汉武帝元鼎六年，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作者注：左邑即现在的曲沃)。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知识何等渊博，而且博闻强记，古为今用，怎能不令人叹服!
“大泉山张凤林真好啊”
大泉山是山西省阳高县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过去，这里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山山和尚头，处处裂嘴沟，旱天渴死牛，雨天水土流，满野黄土坡，十年九不收。”粮食亩产不过50斤，群众生活苦不堪言。山上的一位居士张凤林解放前曾为绿化大泉山奋斗了10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地主豪绅的压榨摧残，他的理想哪里能够实现?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下，依靠党支部的领导和群众的集体力量，经过7年的努力，他的理想才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
1955年，毛泽东同志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中共山西省委把阳高县委书记王进写的介绍大泉山的文章送给了他。他亲自动手修改了此文，并把原来冗长的标题《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改为简明、生动、醒目的标题《看，大泉山变了样》，还写了精辟的按语：“很高兴地看完了这篇好文章。有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并且，不要很多的时间，3年、5年、7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也就够了，问题是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我们要求每个县委书记都象阳高县委书记那样，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
1956年1月，中央在中南海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农业40条》。当谈到水土保持、绿化全国的问题时，我又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大泉山采取挖鱼鳞坑、开渠、培埂堵沟等四条办法绿化荒山的经验。我说：“1953年，我到阳高县调查时，发现了这个典型。当时，县委书记王进、大泉山村党支部书记高进才以及张凤林陪着我参观大泉山，从山上转到山下，边走边看边议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山坡上由上而下，遍挖鱼鳞坑，每坑的边上都植了树，树小时坑内种农作物，当年即可得利，树大后就停止种植。为保护鱼鳞坑免遭水冲，他们在山坡上打了一道一道的拦水埂，埂里挖连环卧牛坑，使之上通鱼鳞坑，下通排水渠，埂上遍压杨柳枝条，使坑又结实又长树。这样，遍山挖鱼鳞坑，就可遍山蓄水，遍山植树，而且树的成活率高，他们把这个办法叫做‘土蓄水，水养树，树保土’。加上他们在沟壑里也由上而下层层打坝，节节蓄水，分段拦沙，每筑一坝，就修一台地，成为良田，沟底两岸全部营造了护岸林，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治理水土流失、化害为利的有效措施。1954年实现合作化后，更加快了大泉山面貌的改变，使过去的荒山、荒坡、荒沟成了梯地成排、绿树成荫、溪水潺潺、花果满山的优美景地。这就是张凤林和大泉山人的创造。毛泽东同志听了以上汇报后高兴地说：“大泉山张凤林真好啊!你回去后对他说：我们感谢他!我们要在报纸上大量报道大泉山，要写书、写传单，给来参观的人每人发一套。”
毛泽东同志对大泉山经验的肯定和对张凤林的赞扬，极大地鼓舞了大泉山人。两年后，他们进一步控制了水土流失，基本上做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而且他们的经验，在大泉山高级合作社的8个自然村迅速得到推广。在1956、1957两年，他们利用冬春农闲时间，组织全社劳力，上山下沟，挖鱼鳞坑，植树造林，筑坝造田，在6个山头栽树2000多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57年，大泉山高级合作社受到国务院的嘉奖。同时，在毛泽东同志写的按语发表后两年内，全国先后有23个省、市、自治区的3万多人到大泉山参观学习，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和苏联水利专家等也到那里参观过，对大泉山的绿化荒山和水土保持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期间，还在两次讲话中提到大泉山和张风林。一次说“我们的东西都是从群众中来的。用鱼鳞坑的办法绿化荒山，是大泉山的一个和尚创造的。不同群众接近，任何东西创造不出来。”另一次说“大泉山治理水土流失、蓄水用水的经验，一经在全国推行，更发展了，更系统化了。”
毛泽东同志对大泉山的关怀，成了大泉山人征服大自然、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大动力，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松对水土流失进行综合治理。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泉山村的巨大变化更是令人鼓舞。到1990年底，他们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000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1%，先后建成大小蓄水池108个，真正做到了土不下山，水不出沟。过去的荒山、荒坡、荒沟早已变成年年增值的“绿色银行”。他们用林业的收入启动农、牧、副、工各业，使五业相互促进，全面发展。如今的大泉山正如当地群众传颂的歌谣：松柏杨柳绿满山，层层梯田平展展，村里村外机器响，清清流水绕山间，科技兴农见实效，生产旧貌换新颜，脱贫致富五业旺，文化教育大改观。我想，如果毛泽东同志在天有灵，看到大泉山如此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再次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动情地说“大泉山张凤林真好啊!”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7年了。17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并率先垂范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等优良传统更加深入人心，继承和发扬这些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可靠政治保证，是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政治保证。
(王春明整理)
摘自：《缅怀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