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一生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改造与重塑
在20世纪，中国有两个重要的文化命题，一是蒋廷黻的“世纪之问”，二是黄炎培的“周期律支配力”。“世纪之问”还是比较初级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物质层面如何赶上西方。而黄炎培的周期律支配力之问，可谓穿越5000年，在时空层面上是蒋廷黻“世纪之问”的50倍。毛泽东更为注重黄炎培的“周期律支配力”之问，这个问题既带有中华民族特殊性，又带有人类普遍性。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就在探索这些问题。康梁试图在原有传统基本被保留的条件下，老黄瓜刷绿漆，结果把皇帝都给搞没了。北洋政府试图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拿着一件洋人穿过的西装，给自己量身定做一件，结果把洋人旧西装上的补丁也做了出来。国民政府试图给美国人做跟班儿，把中国承包给美国，结果发现人民还是愿意给山沟沟里打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推独轮车，而美国人并没有为它而披肝沥胆，肝脑涂地。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从苦难深重走向灿烂辉煌的重要连接点，他不仅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眼界，而且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他用28年的时间，解决了中国的内部统一、国际独立问题，他还要用27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精神、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毛泽东的独特经历和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几乎都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他不在他有生之年做出相应的实践的话，很多事情恐怕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做了。
毛泽东一生最关心文化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介文人、小学校长出身，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才是社会、民族的根本问题。只是由于在1927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人集团，为了阻止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向主张彻底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挥起屠刀，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把他关心的重点，从文化转移到军事，直到毛泽东全面接管了中国大陆。取得大陆政权的毛泽东绝不会停下脚步，他反复讲“进京赶考”，“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其主旨就是，文化问题才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他从事军事斗争的经历，是他人生奋斗目标的插曲，并不是他的初衷。
晚年毛泽东致力于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文化的重塑，为此，晚年毛泽东做出了最大限度的个人牺牲，置个人的荣辱于不顾，准备摔得粉碎。他当然知道要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生存习惯，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是不讨巧的事情。但是，为了民族的未来，他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与情怀，决心尝试改天换地，奋不顾身地打出了前所未有的奋起一击。很多人醉心于历数一个很长的政治运动清单，描摹在那个时代里文人们在各类场合中的种种丑态，其实那些数不尽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都是为一个目的，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既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绊，又要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入侵，同时，还要吸收外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体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讨论毛泽东的问题，无法回避毛泽东晚年的努力，抛开毛泽东晚年的奋起博击，研究毛泽东的战争成就、政治智慧、经济能力，都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走进毛泽东晚年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
二、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高于一切
毛泽东一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毕生的信条和宗旨。他一向重视民生和生产发展，历来非常清楚，让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人民才会心情舒畅，才会拥护政府。但是，在毛泽东晚年时期，中国的确出现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减缓的情况。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人口增长很快，主要还是由于毛泽东要抓紧自己还健在的有限的时间，着手解决一些中国人民的更为长远更为根本利益的问题，以利于在他身后中国的长治久安，故此，将物质经济发展问题置于了第二位。为此，毛泽东做出了个人的最大牺牲，将针对他的不满情绪和恶评置于身后。
晚年毛泽东心中第一位的问题，是人民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如何使执政者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何让人民有机会监督政府的施政行为，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对于执政者而言，人民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人民处于社会的底层，手中没有权力，从事着社会生活中最不起眼儿，最容易被其他人所替代的工作，因此也看似最弱势。毛泽东要让执政党看到，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一旦被组织起来，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是无穷大的，无论多么强大的权力机构都会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在历史的关键点上，展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以弱胜强的智慧和胆略，并最后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依靠人民实现了这些非凡的，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成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毛泽东仍然牢记这一点，切身地感到，如果中国共产党忘记了这一点，就会步国民党的后尘，总有人会重复他自己所走过的路，把人民重新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社会就要遭受又一次血雨腥风。
在全国人民都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清楚人是不可能活一万岁的，能够万岁的只有人民。由于他的特殊经历、特殊地位、特殊威望，他必须在他还活着而且还健康的时候，把人民组织起来，对权力体制进行一次可控制的冲击。让他亲手组建起来的权力机构，切身地体验一下人民的力量，牢牢记住权力一旦脱离人民，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之后，人民的反抗力有多么强大。毛泽东希望人民能够更为直接参与大至国家小至企业的管理和运作，如果社会管理活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政府不去组织人民，人民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要给予人民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权利；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要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毛泽东希望在他组建的政府中，让人民有真实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的政府永远与人民息息相关，水乳交融。
很多人试图借晚年毛泽东时代经济工作不是第一要务这一点，把那个时代勾勒为贫穷、落后、封闭的时代，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虽然不是第一要务，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不可忽视。这些成就大多数都是当时不能马上见效，但都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比如塞罕坝林场、成昆铁路、大三线建设等等。这些经济布局，在当时只是投入，只是奉献，一代年轻人怀着扎根艰苦地区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奉献，终于在50年之后，发挥了巨大的效益。相对地限制一下不合理的经济行为，不搞掠夺性、毁灭性开发才是人民福祉的长久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晚年毛泽东的外援政策也备受攻击，被认为是不顾国内人民的福祉，对外乱撒钱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一种短见（如果不是恶意攻击的话）。毛泽东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制造能力极其低下的国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可以制造出很多工业品、军工品了。如何让中国的工业品走出国门，是毛泽东早就考虑的问题了。很多外援项目，比如坦赞铁路等，其实就是新中国工业品的广告，也是投石问路的国际化过程。就我们当时的能力而言，我们的产品与欧美相比并不具有竞争力，不白给就不会有人要，中国工业品国际化的第一脚也就永远踢不出去。毛泽东做出的这种外援决策是很有远见的，也是我们现在一带一路战略最早的雏形和布局。
真正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基础的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完成土地公有制的改造，后来的经济建设就会遇到重重阻力；没有毛泽东的人口政策，中国就不会有后来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的人口红利；没有毛泽东的扫盲和科技人才储备的努力，中国就不可能有初级的工业体系、科技体系和军事体系来护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被再次打断。虽然还在冷战时期，但仅在1971-1977年之间，就有65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包括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恢复交往等重大成就。这些成就表明，晚年毛泽东努力把中国融入全世界，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国际环境基础。
三、改造国人性格，为中国文化注入勇于斗争的进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的DNA，是无法抹去的烙印，失去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既不现实也不应该。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问题在于，她的成长与壮大，生根与发芽，都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的。西方强力将世界带入工业社会之后，中国也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故此，必须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
晚年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环顾四周依然危机四伏，中国人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话，迟早还会再次趴下去。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国人必须努力改造自身文化。毛泽东改造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源自外国，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所固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斗争甚至是一个贬义词。毛泽东将斗争精神具体地表达为三大实践，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勇敢地迎接社会、生产和科技活动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进取心是一切的基础。
毛泽东这一代人在20世纪前半叶，把中国从亡国灭种的绝境中挽救了回来，但是，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之下，被中国文化深入骨髓的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依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改造中国文化的唯一手段，就是汲取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再塑中国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外国文化中的斗争精神，就是毛泽东认定的外来文化的优秀因子。毛泽东喜欢大寨、大庆，推崇鲁迅，厌恶胡适、武训这些人，他的这种偏好被形象地解释为喜欢“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推崇造反精神。他的这种取向，就是要中国人摆脱传统的束缚，用向外用力的精神，永远保有奋斗的精神。
晚年毛泽东对于孔子的批判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是把孔子作为一种旧文化的象征进行批判的，与孔子本人的关联度的确存在，但不是绝对挂钩的。毛泽东本人对于孔子并没有根深蒂固的愤恨，相反毛泽东非常推崇孔子，甚至是喜爱孔子的。根据一些人的统计，仅在《毛泽东选集》前四卷里，毛泽东就引用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作品约60处，其中孔孟等儒家经典著述约20处。他的两个女儿的名字都出自于孔子的一句话，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特别是经过许多颠沛流离、挫折困苦的男人来说，在40多岁时得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无限快乐和轻松的女儿，都是一件非常欣慰愉悦的经历，此时的男人给女儿起名，一定是自己心底里，最真诚最美好的祝福。毛泽东没有借助《诗经》、《楚辞》、《易经》，单单对《论语》中孔子的话情有独钟，可见，毛泽东对孔子非但没有恶感，反而是充满了善意。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通过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反孔高潮，把孔老二的学说连根儿拔了，捎带着中医、中药、京戏全否了，若非中餐实在是太强大，恐也难逃厄运。但实际上，那时反的孔与孔子没啥直接关系了，反的是在孔子身后经过近2500年的改造之后的孔教。孔子本人并不排斥斗争，“当仁不让”，“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是到了后来，中国人越来越夸大孔子的自省思维，越来越只偏好于向内用力，而忽视了向外用力。佛学传入之后，中国更是彻底失去了进取心，朱熹的理学让国人进一步走向内心自省的沉沦，王阳明灵光一闪之后，又怂了。
完善自我没有错，道德立国也没有错，错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20世纪，过于偏重人的内心道德建设了，故而缺失了外国保有的赖以叩开现代科学大门向外用力的斗争精神。在西方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并以此欺凌东方之后，如果我们还不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之过，还不拿起斗争武器的话，那么我们就永无翻身之日了。这才是晚年毛泽东致力于批孔的原因所在。缺什么补什么，必须让中国人恢复斗争精神，重振汉唐时期虽远必伐、天可汗的威风。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三斗之说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的方向，均借鉴于外国文化。晚年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借鉴，在中国文化的核心领域里进行最深刻的变革，这才是大本大源。
在晚年毛泽东进行这一重大努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从1966年8月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至1968年9月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历时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段内，国内秩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发生了比较普遍武斗事件。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毛泽东非常痛心，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完全出于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他早就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们不必过分专门地去追究某次武斗的具体起因，甚至不必纠结于某些人转移斗争大方向，因为如果不进行这种极具根本性的社会文化变革的努力的话，这些动荡在当时很难发生，而这种动荡恰恰是社会文化体系转型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与成本。由于毛泽东特有的经历和威望，这种混乱的局面也很快被制止，可以称之为“可控制混乱”。试想如果毛泽东没有在其生前就进行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不预先付出可控制混乱的代价，在其身后，中国如果再次陷入军阀混战或外族入侵，那么，混乱将无法收拾。
晚年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这种哲学理念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这种现象和做法的确也是深刻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确可以指导中国文化的改造，但是，这种哲学理念如果被生硬地被搬到日常社会行政管理层面，就会过度考验社会的承受力，从而使普通民众对于这种做法更加难以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由于晚年毛泽东的思想过于超前，使得具体办事的人们无法理解他思想的含义，很多情况下，只能生吞活剥地去处理行政事务。
俱往矣，晚年毛泽东期望人民和他的战友们，能够发扬革命战争时的那股劲，继续革命，警钟长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民族振兴过程中，所万万不可缺的斗争精神。
四、破除对西方模式的迷信，走向创造之路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从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自主选出毛泽东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逐步走出共产国际的控制。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国更加独立地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还是把苏联视为老大哥，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精神独立。激烈的《九评》亮出了中苏之间对于共产主义的不同理解，从意识形态上，亮出了一面截然不同的旗帜。有些人总是把毛泽东和苏联的分庭抗礼解释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但是，毛泽东更为重视的，还是中国的问题，他明白中国是一个刚从战乱中站起来的弱国，当务之急不是争夺世界领导权，而是完成改造中国的任务。毛泽东通过与赫鲁晓夫的斗争，重塑了民族性格，重新建立了民族独立意识，把中国带向文化创新与道路创新的境界。
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强大，乃至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之大，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从未有过许多人攻击他的盲目自大。他一向坚持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路径是借鉴外国，但如何借鉴，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学到好的摒弃坏的，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西方的强大来自于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上，西方有法国的艺术、德国的哲学、英国的历史、中东的宗教等等许多成就，但这些局部的成就，从未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彻底征服过中国。西方依赖科学崛起，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强大，并没有创造出触及人类心灵的学说和导向，足以替代佛学、理学、心学，能够用以彻底改造中国人心灵。马克思主义源自外国，其斗争哲学也在外国源远流长，列宁成功实践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手段，这些是中国需要学习的，但是，毛泽东对任何事情都从不迷信，他要打破一切偶像，树立中国人走自我创造的自信之心，破除迷信，不迷信教授，也不迷信马克思。晚年的毛泽东为中国完成了对西方迷信与精神依赖的彻底切割，不破不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的过程，让中国人精神世界得到了彻底解放。
对于外国文化采取既要学习又不要照搬的态度。西方在中国之前走上了现代科学之路（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搞出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对于人类长远利弊问题，不在此处讨论），由此彻底改变了东西方物质力量的对比，东方也必须走向现代科学之路，并且在新的环境下，找到与西方的相处之道。基于这个原因，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因为就现代科学而言，他们在诸多方面都是先进的。
不能照搬的原因也非常明显。苏联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边缘。苏联（俄罗斯）在列宁的指导下，运用外国主流文化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很快就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落入了沙皇俄国的简单、粗暴的霸权主义桎梏之中，不是人类应当发展的方向。美国文化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全球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传媒娱乐等诸多领域中的一家独大的全面霸权，而且美国的行事风格不仅仅有武装干涉的简单粗暴，也有利益诱惑的温情脉脉，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西方文化单边主义的致命弱点。
美国文化被很多国人奉为神明，尊为普世价值，但其核心点无非就是个人权利、私有财产和普选制度，并且将这三点推向极端化。这些都不足以让中国去邯郸学步，西方在获取现有的优势之前并非都奉行这三条原则。他们有过羊吃人和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绝灭的阶段，那时他们从未遵守过个人权利之上的原则。西方的社会变革是在有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的，东方的民族解放则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的，这一点造成了在财产所有制方面的根本不同。西方的民主普选制度，是有产者与无产者无奈的妥协结果，并非一个完善的制度。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实质是一种贵族政治，最初是少数人参与的活动，后来由于民主制度本身自相矛盾的特征，变成了一种少数人操纵多数人参与的活动。这种制度的实施条件要求比较高，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域，盲目去搞只能乱世。而且这种制度到21世纪之后，在西方国家也问题频出，再继续下去，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文化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晚年的毛泽东直接否定了照搬西方的任何一种模式的思路，告诫中国人不能沿着西方的路子走，要有自己的创造。他要让中国人明白，不能因为别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好了，于是乎别人家的烟囱里冒的烟都是我们的范本，自己家的烟囱冒的烟如果走了样儿，就是错的。毛泽东从外国借鉴的主要概念除了斗争就是民主，在回答黄炎培的“周期律支配力”之问时，毛泽东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个道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非常推崇民主制，但他并不欣赏西方的具体做法，他需要的是民意的真实、有效的表达和实现。人民人数众多，如果人人参与决策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效率，故此，毛泽东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的极具创造性的概念。按照西方的观点，民主与专制是截然相反的对立概念，而且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选或代议制，专制就是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而由一个人说了算，也就是法西斯。这种说法适用于西方社会，但并不适用于东方社会。民主集中制解决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粗陋、虚伪问题，使人民的意志得以表达，但又不失去效率，因而是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做法。
晚年的毛泽东试图打破一切偶像崇拜，这种努力也包括打破对于他自己的崇拜，个人崇拜也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一个不好的现象，而且这种个人崇拜一度具有了明显的宗教化倾向。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宗教的力量依然是很强大的，是西方文化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平衡力量，故此，在借鉴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宗教化的尝试，但这一点显然是不成功的。对于这种现象，毛泽东本人是反对的，没有他的认可，这个风是刹不住的。在毛泽东身后，用了几年的时间，毛泽东就被请下神坛，中国人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毛泽东生前努力的必然结果。对此，毛泽东生前很坦然地说过，我是准备摔得粉碎的。
毛泽东的一生，努力把中国人从赞美外国的月亮的境地带出来，喊出了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到。到了今天，国人们可以有机会说，中国人能办到的事情，外国人不一定办得到。为了这种民族自信，发展道路自信，后人不可忘记毛泽东做出努力，他的功绩不可磨灭。
五、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合格接班人
毛泽东晚年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在他身后，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保持为人民服务，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稳定和发展的问题，也就是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主要的措施还是锤炼中国共产党这一整体组织，而不是培养具体的某一个或几个人。至于接班人具体的人选，毛泽东非常关注，但他的主要目的还是人民的觉悟，他要培养整整一代接班人。
晚年毛泽东的实践中，林彪事件始终是许多人诟病的话题，认为林彪事件的出现，宣告了晚年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的。林彪事件也的确使晚年毛泽东本人深受打击，但是这一极其不幸的灾难性事件，并不能说明晚年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错的。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进党章，是建国以后20多年对毛泽东接班人问题的讨论的一种阶段性表述。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视刘少奇等一批人为他的接班人。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相信生老病死都是人类的正常现象，并不神秘，而且事实上，全党全国人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认为，作为党内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只是到了九大，这个问题以书面形式，将新的二号人物的地位在党章中得以澄清而已。在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体现在党章中的同时，毛泽东多次与林彪谈论过，林彪的接班人是谁的问题，足见党章里的文字只是一个组织框架问题，并不神秘。
林彪之所以成为党的二号人物和接班人，也的确有毛泽东非常深刻的考虑。在六十年代中，毛泽东已经比较确定地要展开一次极为深刻、全面的文化领域的大动作了，他深知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次行动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对内，必须保持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稳定，也就是说不能发生军队之间的有组织成建制的内战；对外，苏联正虎视眈眈地垂涎于漫长的边境，必须摆出强硬姿态，才能使苏联不再盘算乘火打劫。加之林彪和毛泽东在历史上的确渊源极深，对毛泽东一向是步步紧跟的。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选择林彪出来担任党的二号人物角色，在当时不仅是合适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讲，甚至是必须的。
林彪事件最后演化为中国军人政治的绝唱。军人政治是指职业军人、现役军人，以军人的思维和组织构架从事政治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军人政治维持了很长时间，发轫于李鸿章的淮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军人政治几乎一直是中国政坛的主旋律。袁世凯、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政府，都是军人政治的典型形态。虽然，毛泽东、邓小平都曾在军队里担任过重要职务，也曾经是军人，但是他们都在建国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以外的领域了，不能再算作是职业军人，甚至不再算是现役军人。他们的政治活动中，固然还带有军人的烙印和风格，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是以军人的思维和组织框架从事政治活动了。但是，林彪不一样，他本人和他的团队，还是军人的班底，他们仍然以军人的姿态和风格参与政治活动。
林彪是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在政治方面，林彪只学到毛泽东的皮毛，未得精髓。而林彪事件的出现，最终结束了近现代中国的军人政治，从那时起，职业军人在党内的地位，就不再起主导作用了。在客观上，林彪事件结束了中国政坛近百年的军人政治得以延续的可能性，至于毛泽东是否在启用林彪时就已经如此考虑，基于史料的有限性，现在尚无法做出结论。但是，毛泽东历来坚持党指挥枪是不争的事实，党指挥枪的理念从首次提出的那一天开始，就是对于职业军人的政治限制。
晚年毛泽东另一个被后人议论较多的问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隔大约半个世纪，中共18届7个常委中4个知青，25个政治局委员中12个知青；19届7个常委中3个知青，26个政治局委员中11个知青。而且这些知青背景的中共最高领导层，坚决开展了反腐败的斗争，人们不应忘记，在毛泽东的时代，反腐败是被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和治国理政思路，又一次获得了肯定和实施。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上山下乡的亲历者们对于毛泽东当年的号召存有非议，另一些文人在推波助澜。毛泽东一生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亲人离散，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汽笛一声，哭声一片的场面，对他而言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对于抱怨知青生活艰苦的群众来信，他也清楚此类情况甚多，容慢慢解决。他坚持顶着骂名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文化，青年人是未来中国文化的承载，他们必须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亲身体验中国人民的疾苦，在历尽艰辛之后，才可以担起时代的重任，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一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一生为了人民，到了晚年初心不改，勇敢、坚定地超越时代局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在他最后的几年中，仍然顽强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不改初衷，为的就是让后人深刻记住他的思想，避免人亡政息。为此，毛泽东做出了最大限度的个人牺牲。如果说30年前，我们无法理解毛泽东晚年的精神世界的话，情有可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摆脱时代的羁绊，看得那么远，但是，如果到了今天，还没有人能够理解晚年毛泽东，那就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了。晚年毛泽东的成就和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需要人们慢慢体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