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毛泽东，集一生之学养与积淀，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精髓与功力，凝聚起最大的个人牺牲精神，超越时代的局限奋起一击，如精卫填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夸父逐日，纵万难也无法泯灭其争取胜利的决心和渴望；如愚公移山，开一代新风，让后人完成夙愿；如女娲补天，挽大厦于将倾，留星辰于苍穹。

在20世纪，中国有两个重要的文化命题，一是蒋廷黻的“世纪之问”，二是黄炎培的“周期率之问”。“世纪之问”还是比较初级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物质层面如何赶上西方。而黄炎培的“周期率之问”，可谓穿越5000年，在时空层面上是蒋廷黻“世纪之问”的50倍。毛泽东更为注重黄炎培的“周期率之问”，这个问题既带有中华民族特殊性，又带有人类普遍性。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就在探索这些问题。康梁试图在原有传统基本被保留的条件下，老黄瓜刷绿漆，结果把当朝皇帝都给赔上了。北洋政府试图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拿着一件洋人穿过的西装，给自己量身定做一件，结果把洋人旧西装上的补丁也做了出来。国民政府试图给美国人做跟班儿，把中国承包给美国，结果发现，人民舍命都愿意为山沟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推车送粮，而美国人并没有为保他的跟班而披肝沥胆、肝脑涂地。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从苦难深重走向灿烂辉煌的重要连接点，他不仅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眼界，而且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他用28年的时间，解决了中国的内部统一、国际独立问题；他还用27年的时间，解决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基柱的构建问题。毛泽东的独特经历和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几乎都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他不在他有生之年做出相应的实践的话，很多事情恐怕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做了。

毛泽东一生最关心文化问题，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介文人、小学校长出身，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才是社会、民族的根本问题。只是由于在1927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军人集团，为了阻止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向主张彻底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挥起屠刀，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把他关心的重点，从文化转移到军事，直到他的军队解放了全部中国大陆。取得大陆政权的毛泽东绝不会停下脚步，他反复讲“进京赶考”，“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其主旨就是，文化问题才是中国的长远根本问题。他从事军事斗争的经历，是他人生奋斗目标的铺垫，而并不是他的初衷。

为了致力于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文化的重塑，晚年毛泽东做出了最大限度的个人牺牲，置个人的荣辱于不顾，准备摔得粉碎。他当然知道要改变人的陈腐思想的生存方式、环境和习惯，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是不讨巧的事情。但是，为了民族的未来，他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与情怀，决心尝试改天换地，奋不顾身地打出了前所未有的奋起一击。很多人醉心于历数一个很长的政治运动清单，描摹在那个时代里文人们在各类场合中的种种丑态。其实那些数不尽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都是为一个目的，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既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绊，又要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入侵，同时，还要吸收外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体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讨论毛泽东的问题，无法回避毛泽东晚年的努力，抛开毛泽东晚年的奋起博击，研究毛泽东的战争成就、政治智慧、经济能力，都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走进毛泽东晚年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毕生的信条和宗旨。他一向重视民生和生产发展，历来非常清楚，让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人民才会心情舒畅，才会拥护政府。但是，在毛泽东晚年时期，中国的确出现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减缓的情况。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人口增长很快，主要还是由于毛泽东要抓紧自己还健在的有限时间，着手解决一些中国人民的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核心利益问题，以求真正能够跳出“周期率”魔咒，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故将物质经济发展问题置于了第二位。为此，毛泽东做出了个人的最大牺牲，将针对他的不满和恶评置于身后。

晚年毛泽东心中第一位的问题，是人民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如何使执政者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何让人民有机会监督政府的施政行为，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对于执政者而言，人民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人民处于社会的底层，手中没有权力，从事着社会生活中最不起眼儿、最容易被其他人所替代的工作，因此也看似最弱势。毛泽东要让执政党看到，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一旦被组织起来，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是无穷大的，无论多么强大的权力机构都会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在历史的关键点上，展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以弱胜强的智慧和胆略，并最后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依靠人民实现了这些非凡的、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成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毛泽东仍然牢记这一点，他以自己的切身感觉预见，如果中国共产党忘记了这一点，就会步国民党腐败的后尘，但到那时，总会有人再把人民重新组织起来反抗，那么中国社会就要遭受又一次血雨腥风。

在全国人民都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清楚，人是不可能活一万岁的，能够万岁的只有人民。由于他的特殊经历、特殊地位、特殊威望，他必须在他还活着而且还健康的时候，让他亲手组建起来的权力机构，深切地体验一下人民的力量，牢牢记住权力一旦脱离人民，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之后，人民的反抗力有多么强大。毛泽东希望人民能够更为直接地参与大至国家小至企业的管理和运作，如果社会管理活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政府不去组织人民，人民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要给予人民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权利；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要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毛泽东希望在他组建的政府中，让人民有真实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的政府永远与人民息息相关，水乳交融。

很多人试图借毛泽东晚年时期经济工作不是第一要务这一点，把那个时代勾勒为贫穷、落后、封闭的时代，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虽然不是第一要务，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不可忽视。这些成就大多数都是当时不能马上见效，但都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比如塞罕坝林场、成昆铁路、大三线建设等等。这些经济布局，在当时只是投入，只是奉献，一代年轻人怀着扎根艰苦地区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奉献，终于在50年之后，发挥了巨大的效益。相对地限制一下不合理的经济行为，不搞掠夺性、毁灭性开发才是人民福祉的长久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晚年毛泽东的外援政策也备受攻击，被认为是不顾国内人民的福祉、对外乱撒钱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一种短见（如果不是恶意攻击的话）。毛泽东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制造能力极其低下的国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可以制造出很多工业品、军工品了。如何让中国的工业品走出国门，是毛泽东早就考虑的问题了。很多外援项目，比如坦赞铁路等，其实就是新中国工业品的广告，也是投石问路的国际化过程。就我们当时的能力而言，我们的产品与欧美相比并不具有竞争力，不白给就不会有人要，中国工业品国际化的第一脚也就永远踢不出去。毛泽东做出的这种外援决策是很有远见的，也是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建设最早的雏形和布局。

真正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基础的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完成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改造，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根本没有制度基础；没有毛泽东的人口政策，中国就不会有后来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巨大人口红利；没有毛泽东的扫盲和科技人才储备的努力，中国就不可能有开拓现代化进程的人才队伍基础；没有毛泽东奠定的国家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体系最全的世界制造大国地位；没有毛泽东致力建设的国防军事体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可能保证不被打断。虽然还在冷战时期，但仅在1971-1977年之间，就有65个国家与中国新建外交关系，还包括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恢复交往等重大成就，开辟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崭新局面。这表明，晚年毛泽东努力把中国融入全世界，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国际环境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的DNA，是无法抹去的烙印，失去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既不现实也不应该。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问题在于，她的成长与壮大，生根与发芽，都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的。西方强力将世界带入工业社会之后，中国也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故此，必须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

晚年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环顾四周依然危机四伏，中国人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话，迟早还会再次趴下去。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国人必须努力改造自身文化。毛泽东改造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源自外国，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所固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斗争甚至是一个贬义词。毛泽东将斗争精神具体地表达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勇敢地迎接社会、生产和科技活动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进取心是一切的基础。

毛泽东这一代人在20世纪前半叶，把中国从亡国灭种的绝境中挽救了回来，但是，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之下，被中国文化深入骨髓的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依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改造中国文化的唯一手段，就是汲取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再塑中国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外国文化中的斗争精神，就是毛泽东认定的外来文化的优秀因子。毛泽东喜欢大寨、大庆，推崇鲁迅，厌恶胡适、武训这些人，他的这种偏好被形象地解释为喜欢“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推崇造反精神。他的这种取向，就是要中国人摆脱传统的束缚，用向外用力的精神，永远保有奋斗的精神。

晚年毛泽东对于孔子的批判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是把孔子作为一种旧文化的象征进行批判的，与孔子本人的关联度的确存在，但不是绝对挂钩的。毛泽东本人对于孔子并没有根深蒂固的愤恨，相反毛泽东非常推崇孔子，甚至是喜爱孔子的。根据一些人的统计，仅在《毛泽东选集》前四卷里，毛泽东就引用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作品约60处，其中孔孟等儒家经典著述约20处。他的两个女儿的名字都出自于孔子的一句话，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特别是经过许多颠沛流离、挫折困苦的男人来说，在40多岁时得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无限快乐和轻松的女儿，都是一件非常欣慰愉悦的经历，此时的男人给女儿起名，一定是自己心底里，最真诚最美好的祝福。毛泽东没有借助《诗经》、《楚辞》、《易经》，单单对《论语》中孔子的话情有独钟，可见，毛泽东对孔子非但没有恶感，反而是充满了善意。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通过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反孔高潮，把孔老二的学说连根儿拔了，捎带着中医、中药、京戏全否了，若非中餐实在是太强大，恐也难逃厄运。但实际上，那时反的孔与孔子没啥直接关系了，反的是在孔子身后经过近2500年的改造之后的孔教。孔子本人并不排斥斗争，“当仁不让”，“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是到了后来，中国人越来越夸大孔子的自省思维，越来越只偏好于向内用力，而忽视了向外用力。佛学传入之后，中国更是彻底失去了进取心，朱熹的理学让国人进一步走向内心自省的沉沦，王阳明灵光一闪之后，又怂了。

完善自我没有错，道德立国也没有错，错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20世纪，过于偏重人的内心道德建设了，故而缺失了外国保有的赖以叩开现代科学大门向外用力的斗争精神。在西方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并以此欺凌东方之后，如果我们还不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之过，还不拿起斗争武器的话，那么我们就永无翻身之日了。这才是晚年毛泽东致力于批孔的原因所在。缺什么补什么，必须让中国人恢复斗争精神，重振汉唐时期“虽远必伐”“天可汗”的威风。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三斗之说”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方向，均借鉴于外国文化。晚年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借鉴，在中国文化的核心领域里进行最深刻的变革，这才是大本大源。

在晚年毛泽东进行这一重大努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从1966年8月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至1968年9月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历时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段内，国内秩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发生了一系列武斗事件。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毛泽东非常痛心，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完全出于他的预料。他早就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由于毛泽东特有的经历和威望，这种混乱的局面也很快被制止，可以称之为“可控制混乱”。试想如果毛泽东没有在其生前就进行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不预先付出可控制混乱的代价，在其身后，中国如果再次陷入军阀混战或外族入侵，那么，混乱将无法收拾。

晚年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这种哲学理念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这种现象和做法的确也是深刻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确可以指导中国文化的改造，但是，这种哲学理念如果被生硬地被搬到日常社会行政管理层面，就会过度考验社会的承受力，从而使普通民众对于这种做法更加难以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由于晚年毛泽东的思想过于超前，使得具体办事的人们无法理解他思想的含义，很多情况下，只能生吞活剥地去处理行政事务。

俱往矣，晚年毛泽东期望人民和他的战友们，能够发扬革命战争时的那股劲，继续革命，警钟长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民族振兴过程中所万万不可缺的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从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自主选出毛泽东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逐步走出共产国际的控制。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国更加独立地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还是把苏联视为老大哥，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精神独立。激烈的《九评》亮出了中苏之间对于共产主义的不同理解，从意识形态上，亮出了一面截然不同的旗帜。有些人总是把毛泽东和苏联的分庭抗礼解释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但是，毛泽东更为重视的，还是中国的问题，他明白中国是一个刚从战乱中站起来的弱国，当务之急不是争夺世界领导权，而是完成改造中国的任务。毛泽东通过与赫鲁晓夫的斗争，重塑了民族性格，重新建立了民族独立意识，把中国带向文化创新与道路创新的境界。

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强大，乃至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之大，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从未有过许多人攻击他的盲目自大。他一向坚持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路径是借鉴外国，但如何借鉴，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学到好的、摒弃坏的，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西方的强大来自于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上，西方有法国的艺术、德国的哲学、英国的历史、中东的宗教等等许多成就，但这些局部的成就，从未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彻底征服过中国。西方依赖科学崛起，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强大，并没有创造出触及人类心灵的学说和导向，足以替代佛学、理学、心学，能够用以彻底改造中国人心灵。马克思主义源自外国，其斗争哲学也在外国源远流长，列宁成功实践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手段，这些是中国需要学习的。但是，毛泽东对任何事情都从不迷信，他要打破一切盲目崇拜的偶像，树立中国人走自己的路的自信之心。晚年的毛泽东为中国完成了对西方迷信与精神依赖的彻底切割，不破不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的过程，让中国人精神世界得到了彻底解放。

对于外国文化采取既要学习又不要照搬的态度。西方在中国之前走上了现代科学之路，由此彻底改变了东西方物质力量的对比，东方也必须走向现代科学之路，并且在新的环境下，找到与西方的相处之道。基于这个原因，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因为就现代科学而言，他们在诸多方面都是先进的。

不能照搬的原因也非常明显。苏联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边缘。苏联（俄罗斯）在列宁的指导下，将外国文化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结合，获得了政治革命的成功，但后来逐步落入沙皇俄国式的大国霸权主义桎梏之中，很快就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背离了人类进步发展的方向。美国文化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全球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传媒娱乐等诸多领域中的一家独大的全面霸权，而且美国的行事风格不仅仅有武装干涉的简单粗暴，也有利益诱惑的温情脉脉，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西方文化单边主义的致命弱点。

美国文化被很多国人奉为神明，尊为普世价值，但其核心点无非就是个人权利、私有财产和普选制度，并且将这三点推向极端化。这些都不足以让中国去邯郸学步，西方在获取现有的优势之前并非都奉行这三条原则。他们有过“羊吃人”和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绝灭的阶段，那时他们从未遵守过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西方的社会变革是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的，东方的民族解放则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的，这一点造成了在财产所有制方面的根本不同。西方的民主普选制度，是资产者与无产者无奈的妥协结果，并非一个完善的制度。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实质是一种贵族政治，最初是少数人参与的活动，后来由于民主制度本身自相矛盾的特征，变成了一种少数人操纵多数人参与的活动。这种制度的实施条件要求比较高，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域盲目去搞只能乱世。而且这种制度到21世纪之后，在西方国家也问题频出，再继续下去，已经开始威胁到西方文化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晚年的毛泽东直接否定了照搬西方任何一种模式的思路，告诫中国人不能沿着西方的路子走，要有自己的创造。他要让中国人明白，不能因为别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好了，于是乎认为别人家的烟囱里冒的烟都是我们的范本，自己家烟囱冒的烟如果走了样儿就是错的。毛泽东从外国借鉴的主要概念除了斗争就是民主，在回答黄炎培的“周期率之问”时，毛泽东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个道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非常推崇民主制，但他并不欣赏西方的具体做法，他需要的是民意的真实、有效的表达和实现。人民为数众多，如果人人参与决策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效率，故此，毛泽东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的极具创造性的概念。按照西方的观点，民主与专制是截然相反的对立概念，而且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普选或代议制，专制就是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而由一个人说了算，也就是法西斯。这种说法适用于西方社会，但并不适用于东方社会。民主集中制解决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粗陋、虚伪问题，使人民的意志得以表达，但又不失去效率，因而是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做法。

晚年的毛泽东试图打破一切偶像崇拜，这种努力也包括打破对于他自己的崇拜。个人崇拜也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一度有了明显的宗教化倾向。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宗教的力量依然是很强大的，是西方文化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平衡力量。但在中国，对于这种个人崇拜的宗教化现象，毛泽东本人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讨嫌”，但这个风不容易刹住。在毛泽东身后，用了几年时间就把毛泽东请下神坛，实际也是毛泽东生前努力的结果。他生前就很坦然地说过，我是准备摔得粉碎的。而于今，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神坛地位谁也不可撼动，这不是迷信，而是实践的检验结果、历史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的一生，努力把中国人从赞美外国的月亮的境地带出来，喊出了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到。到了今天，国人们可以有机会说，中国人能办到的事情，外国人不一定办得到。为了这种民族自信、发展道路自信，后人不可忘记毛泽东做出努力，他的功绩不可磨灭。

五、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合格接班人

毛泽东晚年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在他身后，中国共产党如何继续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本色，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稳定和发展，也就是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主要的措施还是锤炼中国共产党这一整体组织，而不是培养具体的某一个或几个人。至于对接班人具体的人选，毛泽东非常关注，但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要提高这个党的干部队伍素质和人民的觉悟，他要培养整整一代接班人。

晚年毛泽东的实践中，林彪事件始终是许多人诟病的话题，认为林彪事件的出现，宣告了晚年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的。林彪事件也的确使晚年毛泽东本人深受打击，但并不能因为这一事件，说明晚年毛泽东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就是错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被写进党章，是建国以后20多年对毛泽东接班人问题的讨论的一种阶段性表述。在此之前，毛泽东多次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视刘少奇等一批领导人为接班人。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相信生老病死都是人类的正常现象，并不神秘。而且事实上，已经让刘少奇接替毛泽东担任了国家主席，成为全党共知的毛泽东接班人。只是到了九大，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在了党章中，这不过是一个组织形式问题，毛泽东还多次与林彪谈论过再后续的接班人是谁的问题，足见这并不神秘。当然，无论对刘、还是对林，摆上了接班人位置，都体现着毛泽东所寄予的信任和厚望。遗憾的是，林彪是个军事家，不是个政治家。在政治方面，林彪只学到毛泽东的皮毛，未得精髓，最后的结局只能怪他自己。至于有人说，“林彪事件的出现，结束了近现代中国的军人政治”。其实，打天下的一代革命家、政治家，谁没有军人经历？何况毛泽东历来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军人政治”纯粹无稽之谈。

晚年毛泽东另一被人议论较多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隔大约半个世纪，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中，18届是7个常委中4个知青，25个政治局委员中12个知青；19届是7个常委中3个知青，26个政治局委员中11个知青。如今中共最高领导层坚决开展反腐败斗争，深得广大群众支持。人们不应忘记，在毛泽东时代，反腐败是被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和治国理政思路，也再次获得了肯定和实施。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用上山下乡布局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深远战略意义。尽管如此，仍有些当年的亲历者存有非议，一些“伤痕”文人热衷于推波助澜。毛泽东一生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亲人离散，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汽笛一声，哭声一片的场面，对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对于抱怨知青生活艰苦的群众来信，他也清楚此类情况甚多，容慢慢解决。他坚持顶着骂名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文化，青年人是未来中国文化的承载，他们必须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亲身体验中国人民的疾苦，在历尽艰辛之后，才可以担起时代的重任，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一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一生为了人民，到了晚年仍初心不改，勇敢、坚毅地超越时代局限。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不惜做出最大的个人牺牲，仍然顽强坚守自己的信念，不断开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境界，为的就是让后人深刻记住他的思想，避免人亡政息。如果说三四十年前，我们无法理解毛泽东晚年的精神世界的话，情有可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摆脱时代的羁绊，看得那么远；但是，如果到了今天，我们还没有能够理解晚年毛泽东，那就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了。晚年毛泽东的成就和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需要人们慢慢体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作者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国家文化安全与建设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商务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