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忌辰，夜赴韶山。
从上海出发，途径南昌，行程1124公里，历经两天一夜，终于在8日晚间第一次抵达韶山这座心中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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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又唤“韶山冲”，“冲”是韶山一带的方言，也可以说是韶山一带的平地区。
这里是一条长五六公里，宽三四公里的谷地，在一百三十年前主席出生时，这里极为贫穷且极为封闭，但群山起伏，林竹繁茂，风景甚好。
今天，这里早已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向往毛泽东思想的无产者们心中无与伦比的“革命自留地”。
韶山冲倚着巍峨挺拔的韶峰——南岳七十二峰之一，陡峭雄伟又气势非凡。
相传唐虞时代，舜帝曾南巡苍梧之野，路过这里看到崇山幽谷之中、人们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非常欣慰，便令乐师演奏起庄严雄浑的《韶乐》，引得“凤凰来朝”，韶山因此得名。
一百三十年前，这里住着六百多户人家，他们当中有毛、孙、李、邹、彭、郭几姓人，但十之八九姓毛。
毛氏家族源远流长，据《韶山毛氏二修族谱》记载：韶山毛氏原籍江西吉州龙城。明朝洪武十三年因毛氏始祖太华公立有军功，而封官人湖南，最后定居韶山。
自此，毛家世代务农，祖祖辈辈都是勤劳厚道的农民。
从太华公算起，毛主席是第二十代子孙。
毛主席的父亲毛顺生，名贻昌，号良弼，年轻时因家庭负债过多，不得不典当部分祖传田产。
为还清债务、赎回土地，毛顺生曾当过好多年兵，回来后用积攒起来的饷银还清了债，成功赎回田产。
毛顺生身材不高，但体格强健且个性倔强。他克勤克俭，为人精明，农闲时还做些买卖，又用赚到的钱又买了一些地，这样他很快成了当地的富农。
主席也由此得以在八岁时即开始读私塾。
那时，他的私塾先生也是启蒙教师，是邹春培。
私塾先生常穿长袍马褂，带领弟子们在牌位前磕头作揖，以示崇敬。教的是《四书》《五经》一类经书，总是摇头晃脑地拖长音调读，然后叫学生跟着念，读熟后便叫学生背。
主席和大多数孩子一样，都是从读《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开始，继而点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古典诗文。
邹先生的教授方法也是老一套，一味地叫学生死记硬背；但是背下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邹先生并不讲，讲也讲不清楚。
结果，学生们对背下来的书有的完全不懂，有的似懂非懂，这样的教授方法自然令那些孩童学生生厌。
不过，先生和家长都相信“油盐出好菜，棍棒出好人”，对这种沿袭已久的学习方法深信不疑，日以贯之。
在私塾里，主席学习很刻苦，加上天资聪颖、记忆力强，凡是教过的功课都能很快地背诵和默写。
一次，邹先生要给他点新课，他就对邹先生说：
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你点的这篇我都背得。
说完就背诵起来，使邹先生吃惊不已。
原来，他偷偷学会了查《康熙字典》，先生点的这课早已自己查字典自学过了，所以背得。
由于博闻强记，过目成诵，不需先生在他身上多费心劳神，因此同学们送那时的主席一个诨名：“省先生”。
邹春培虽然喜欢这个“毛孩子”的聪颖和好学，却不喜欢他的倔强和任性。
一天，邹春培要学生们站起来背书，主席不肯站起来，硬要坐下来背：
先生坐着，我也坐着，我声音大一点,你一样听得清楚。
看来平等的思想，自幼即有。
邹老先生气得直咬牙，却又毫无办法，差点就要用篾片抽他一顿。
1904年夏天，主席在半年前就满了十岁，在邹春培的私塾里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这一天，老先生要到朋友家去吃生日酒，就吩咐学童们在书房里温习功课，等他回来再背书。
时令正交三伏，天气格外燥热，学生们坐在木楼上就像闷在蒸笼里一般，只读了几页书就觉得板凳上长了刺，一个个都坐不住了。
有人就提议到外面去玩耍，到树林里捉斑鸠、稻田里摸泥鳅……主席则主张到前面的池塘里洗澡，又凉快，又可以学习游泳。
于是，大家欢叫着出去，来到池塘边脱掉了衣服，一个个赤条条跳进池塘里……
正在这时，先生回来了。
看到他的弟子们一个个赤身裸体，有的泡在塘里，有的在禾坪里飞跑，非常生气……叫他们到孔夫子的牌位下面罚跪。
众学童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反抗。于是，水淋淋地跪成了一长溜。
然而主席就是那个特别的学生，他偏偏不跪：
洗冷水澡是我带的头，你要打就打我。
邹春培一听便火冒三丈，举起那根二指宽的竹篾片就追打起他……
邹春培一口气冲到了上屋场，进了毛顺生家的大门，在碓屋里找到了正在和雇工们一起舂米的毛顺生。
他火气很旺，大声说：
你家石三伢子不得了啦，他无法无天啦，我教不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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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之前的主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出生富农家庭，自幼从习私塾，此后更是可以在东山小学堂（一个基层官绅富户出资建立的精英学院）入学，甚至在京城入住留洋十年、人脉遍布达贵的恩师杨昌济的家......他可以找章士钊借银子，可以令北大校长蔡元培替他给李大钊写举荐信。
事实上，以俗世的标准，他并不是一个日后国民党首脑集团嘴里被称为的“泥腿子”。
往前看，他父辈的家产坐拥二十亩良田；往后看，他一度坐上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1924年1月，主席为国民党的一大代表，代表号码39，为湖南区代表。
而那时的蒋介石什么也不是，国民党一大代表中浙江区只有六人，没有蒋介石，且这六个浙江代表中有三个为孙中山私人指定。
而主席这个湖南代表却非指定，是由湖南的国民党集体推选。
在大会上，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一共只有19位委员名单，主席便是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一年后，1925年2月，主席就被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正职是谁？大名鼎鼎、位高权重的汪精卫。
同样在1925年的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的起草人还是主席。
一个湖南人跑到广东省，孙中山的老家，起草文件。
这就是主席当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在主席等人的影响下，一盘散沙、组织不力的国民党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基层队伍，很多有为的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的基层队伍，成为了国民党基层单位的基石。
可以说，在共产党较为弱小和分散、而国民党又十分贵族化的历史当口，只有年仅而立的主席在20年代精准觉察：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未被除尽的土豪劣绅，由于基层社会无组织、群众没有被动员，因而新生权力单元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总能够结合在一起。国家也好，百姓也罢，对他们无可奈何。
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一针见血指出：
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其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右派。
自上而下的所谓“改革”，只能暂时地触及官僚，而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杂乱无章的无组织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围清朝的官僚阶级依然有不少以拥护袁世凯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权者，又各自为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分封地盘……
官僚阶级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死了吗？并没有，他们环绕各军阀左右攫取政权，军阀因全力于战争、无暇过问政治，不得不与官僚阶级相提携（如奉系军阀与旧交通系提携）。
国民革命发生后，随即产生了大批新官僚——这些新官僚就是从来未亡的士大夫阶级、士人阶层，后来称为「民国知识阶级」，混迹于国民党高层，同法西斯军人集团共同组成了国民党的权贵中枢。
他们依旧是官僚，他们的家人、亲属、同窗、弟子依旧盘踞在中华大地的各领域中枢，乃至与外国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换。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主席有如此论述：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最终，主席还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因为他不需要一个事实上旧制的「阶级高位」的身份。
这一点，早在1919年前后就已经注定。
由此需要明晰，后世将“毛蒋”并列相称、动辄“争夺江山”之辞，这是十分可笑和浅薄的。
言“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夺中国江山”之人，同样也是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毛泽东与刘少奇争夺党内领导权”之人。
在这样的言论框架里，中苏矛盾、文革斗争，仿佛都是狭隘锱铢的私欲暗斗……
以降维思维解史，除却辱没主席之余，徒增抹杀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哲学性和普适性。
从中国近代革命烈火燃起的伊始，主席与蒋介石就根本不在一个层面和维度之上。
主席这一生的所谓对手、所谓敌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区区蒋氏之流的江浙法西斯军阀。
他一生的敌人，是历史周期率，是如何将人民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侵略文化的双重压迫解救出来、并重置人民在社会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从而取得政权稳固的「人民性」，并将他作为「中国方案」，献给轰轰烈烈的国际共运。
蒋介石等曲曲轻厮，不过人民洪流碾过的一粟。
正如国民党从来就不配成为共产党的“敌人”，中共的大会已召开三届，国民党的一大才姗姗来迟……
就历史幕布而言，国民党只是一个时代性的反面，它最大的作用，或许就是用来警醒这一百年来共产党自身在阶级属性中可能遭遇的政治退步。
对于这一点，主席无疑是看得最清楚的。
如主席在革命胜利后所言：
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这个人在中国可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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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明确辨析：主席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位从韶山冲走出的青年，要的既是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阶级雄心，也是一幅“唤醒工农千百万”的政治图景。
这种图景的实现，只能依托于新的阶级统治。
而新的阶级统治的前提，则是必须砸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让被统治、被压迫的国家主体阶级完成从肉体到精神的“土改”。
从辛亥革命始，至五四运动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阶级依旧遍布中国的核心权力层。
他们只是赶走了拖着长辫的满旗马褂，却让自己成为了依然未变的「少数人」。
这种旧制的士族身份所带来的获益性和秩序感，在看似已经表面上推翻了清王朝的伪现代、伪共和的格局里，可以让各大军阀感到自重，可以让孙中山感到宽慰，可以让蔡元培感到舒适，可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拿到大把资本和大片土地的必然青睐，可以让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继续把攥着在华的势力范围。
甚至，可以让共产党内的陈独秀走向幻想与妥协；甚至之甚至，可以影响大家族出身的周恩来其一生……
但是唯独，不能满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已经坚定了暴力道路的、成为了革命者的主席。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人民万岁”是上联，那么必须得有一个下联：“继续革命”。
土地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好，社会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也好，所有的现状都无法向1929年时年27岁的主席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民的数量多达四万万，可是他们却吃不饱、却穿不暖、却老婆女儿被人抢。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为什么《后浪》中宣传着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挣脱不尽的996和难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拼多多大楼里猝死的打工人，以及凉山深处被遗忘的墨茶。
百余年前的主席，同样不明白。
他不明白为什么人数如此之众的农民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体，并且如果不是主体，那么农民又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农民中走出的知识分子，并从旧式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农民是什么，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么。
正是因为不明白，所以他没有和大批的同侪志士一同前往法兰西，而是选择留在了中国，留在一个生他养他却没有任何一种阶级身份可以满足他、解答他的国家里。
他要去寻找这种让他孜孜渴求的阶级身份，以及这种身份能够带来的自我认同。
1915年6月，他对湖南一师的同学说：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
1927年6月，他对瞿秋白说：
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1935年1月，他对李德说：
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1946年6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1949年3月，他对全体中央委员说：
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1956年11月，他对邓小平说：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
1958年5月，他对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的工人们说：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66年1月，他对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说：
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
百余年来，只有主席是不变的。
百余年来，只有主席还在寻找着。
他老得站都站不稳、路都走不动、话都说不利索，但他依然在寻找，宛如当年那个27岁的灰衫青年。
如果找不到，那就去创造；
如果无血革命创造不了，那就用流血革命去创造。
所以他认为：
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跋
1966年6月17日，主席回到了韶山。
这是他生平第十四次来（回）到韶山，也是最后一次。
主席当时住进了湖南省委专门为他修建的韶山滴水洞一号楼。
一下车，望着葱绿的群山，他对随行人员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呐！唉，好吧，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那次回韶山，主席一是休息，二是读书，三是思考正在开展的大革命的一些问题。
住进滴水洞后，他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 就是独自思考问题。
6月28日的早晨，主席要离开，湖南省委的王延春、徐启文、华国锋及其他七十余人为他送行。
王延春问是否可以让报纸、电台发个消息，主席听后摇了摇头说：
回来没有与乡亲们见面，他们也不知道我回来了，还发什么消息？不要扰民！
说完，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
当他与滴水洞管理员廖时雨握手时，郑重地说：
你要把房子管好啊！我还要回来的。
汽车早已安排好，为主席开车的赵毅雍站在汽车旁等待主席一行上车，大家分立在道路两侧送行。
见此情景，他突然说道：
你们都走吧，我还要进去休息一下。
然后，他走进一号楼前厅默默地坐下。服务员郭国群、曾彩谋知道老人家舍不得离开这里，含泪为他泡了一杯茶，又洗了几个水蜜桃放在他面前。
郭国群动情说：
这是您房子东头桃树上摘的，您尝尝鲜吧，下次可就难得吃到了！
主席听她这么一说，高兴地吃了好几个，直夸：
甜！真甜啊，你们手艺好啊！
休息了一会儿，起身，打量了一下房子周围，出来后又看了看左右的山峦，上车了。
我还要回来的！
离开韶山滴水洞时，他对着群山大声说的这句话，久久萦绕在韶山上空。
然而，他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他又一次，从韶山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