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人民日报》以《学习毛泽东》为题，发表了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报告的一部分。周恩来围绕“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这一主题，从几个方面精辟阐述了如何向毛泽东学习的问题。今天重读周恩来的文章，结合回顾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不由得使笔者想起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时，诗人臧克家曾经套用旧时塾师赞颂孔子的话，给笔者写的这样一幅字：“大哉毛泽东，大哉毛泽东。毛泽东之前没有毛泽东，毛泽东之后谁若毛泽东!大哉毛泽东，大哉毛泽东。”
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一百一十五年以前，中国—湖南—湘潭—韶山，一处坐落在偏僻山坳里的普通农居，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毛泽东。正像那首被后人争相咏唱的歌曲中所写：“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是20世纪的大变革年代改变中国面貌的一代历史伟人。
一个偏僻山村的农家之子，生活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却成为推动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纪伟人。是什么铸就了毛泽东?是什么使他摆脱了父亲为他设计的由米店学徒逐步发家致富的道路?是什么使他由一个说湘潭土话的私塾学生成为“五四”时期的一方青年领袖?是什么使他由相信皇权至上发展为信奉维新改良，进而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什么使他由崇拜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到确定马克思主义为其一生一世的唯一信仰?是他救国济民的赤子之心，是他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的宏大志向，是他“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不断进取精神。
毛泽东对真理的追求是执著的。为寻求救国之路，他走三湘、下武汉、两上北京、三赴上海;为求民众的大联合，他从发出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到组织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和自修大学，直至参与创建青年团和创建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对真理的追求又是务实认真和富有创造性的。湖南中共地方组织的建设，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不能算是开展得早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工作中的深入细致，而成效显著，一再得到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的赞许和推崇;湘区近代工业在全国而言，也远谈不上发达，但在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发动组织下，湖南工人运动却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1923年“二七”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后，全国各地职工运动都陷于低潮，唯有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这被著名的职工运动领袖邓中夏称为“硕果仅存”;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和国民党没有任何渊源关系。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却以他执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真诚和坚定，以他卓越的统战才华和远见，受到国民党左派的推戴和右派的敌视，不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还一度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现代农民运动的，在他1925年冬回韶山开展农运之前，浙江萧山和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早已经闻名遐迩。但是毛泽东经过认真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最早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了革命。由他领导发动起来的湘、鄂、赣、豫四省的农民在几个月内就成就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没有成就的事业”;除去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湖南新军中的半年下士经历外，毛泽东谈不上有什么军旅阅历，更没有读过一天军校，但他却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切实感受到了建立革命武装的急切和重要，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明确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如果说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是作为后起之秀投入中国社会变革洪流的话，那么，经过近十年的砥砺锤炼，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他已经成长为具有独立见解的坚定的革命领袖。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领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毛泽东这不无懊悔的话语，透映着他思想的成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大的危急关头，他毅然回绝了要他去苏联留学或是去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的建议，而选择了“下湖上山”，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
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毛泽东，就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暴风骤雨所造就的一代历史伟人。
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对此问题上的独特贡献，不仅在于他从更深刻更广泛的意义上论证并阐明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著名论断，更主要的在于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在产业工人数量少而广大农民居于革命战争主力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无产阶级如何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而不是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领导其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通过武装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
作为一个从未带过兵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凭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从浏阳文家市到永新三湾村，到宁冈，到茨坪，直至赣南、闽西和闽粤边，深深地印下他跋涉探索的踪迹;蒋介石，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总司令的阅历，但留下的却是“进剿”、“会剿”、“围剿”，一次次失败的耻辱。这绝对是两个等量级的较量。毛泽东靠什么能打败蒋介石指挥的精锐之旅。靠的是众志成城，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靠红军指战员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毛泽东把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有机地统一起来，创造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并进而独立自主地开辟了有别于城市中心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实践证明，这是唯一能引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光辉道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全国各红色根据地人民和各路红军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先后开辟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红军最多时发展到三十万人，特别是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这给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苦苦挣扎的四万万同胞带来的希望。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描绘的那样：犹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犹如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犹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通往胜利的大道并非尽是坦途。毛泽东能指挥他那支原来并不被人们看重的农民武装粉碎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一次次“围剿”，却无法说服党内那些奉共产国际决议为神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他因坚持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主张，而一再受到指责和排挤。眼见亲手创建的红军在强敌的进攻下受挫而锐减，苦心经营的苏区在一块块地丧失，毛泽东的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但是他没有消沉，而是尽可能地设法避免和减少“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为了扭转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败势，他几次冒颜直谏，而不被采纳。在长征的危急时刻，为防止红军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追堵截中被彻底围歼，他又反复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力主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进。在他的积极努力下，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关头挽救了革命。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有了毛泽东这位伟大的舵手，英勇的红军在他的指挥下跨越万水千山，踏上胜利的彼岸。
三、没有毛泽东，中国至少还要在黑暗中再徘徊二三十年
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中肯评价，也是对中国革命自遵义会议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二十年间，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的客观总结。在这二十年间虽然中外反动势力的进攻依然强劲，虽然中国革命的任务依然艰巨而复杂，虽然还有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拍打冲击，虽然在很长时间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还处在要为一个连部的照明油灯究竟是用一根灯芯还是两根灯芯而筹措的困境，但是航向已经明确，党的核心领导空前的坚强有力。因此，再也没有出现像大革命后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中期那样，来自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全局性的颠覆和失误。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劈波斩浪，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和险阻，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征尘未洗就投入到摆脱尾追之敌、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急迫任务之中。他亲自率部东征，运筹西征，联合张杨，抗蒋拒阎，迎接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毛泽东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日夜操劳，更为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亡而焦虑。如果说长征中毛泽东指挥红军战胜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的话，那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段关系的变化，正确地制定并促成坚持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最终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在近百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数次斗争中，终于第一次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的一个伟大贡献。
在中国人民求生存、求解放、争独立、争民主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不仅在理论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他始终战斗在按照这一理论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并且承担了最重要的领导职责，表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在毛泽东身上，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和善于胜利的超人智慧是交相辉映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争取一个光明的中国，他毅然亲赴重庆和谈，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在和平协议被蒋介石撕毁后，面对气势汹汹的几百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著名论断，并在战争中阐明了十大军事原则，领导解放区军民先后粉碎了强敌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在转战陕北的艰险岁月里，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气魄，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随后，他和他的战友们精心部署并指挥了同国民党军的战略大决战。这场大决战，其规模之大，参战人数之多，战况之激烈在中外历史上都属罕见。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彻底埋葬了蒋家王朝，也彻底结束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的黑暗统治。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一个世纪以来千百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反复构想过的奋斗目标。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隆隆炮声中的胜利推进，毛泽东开始逐步把主要精力转向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工作。1949年元旦，他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各族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年3月，他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讨论和制定夺取最后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战略;6月，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阐述新生政权的国体和政体：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具有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并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0月1日，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四、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的奠基人
当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萦绕在他心际的既有胜利的自豪和喜悦，又有任重道远的历史责任感。但他坚信：“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开国之初百废待举的局面，担任党、军队、国家和政协最高领导职务的毛泽东，凭借着多年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审慎地观察和研究领导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新问题。他和战友们一起为新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基本国策，使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在政治上，他狠抓民主建政工作，在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基础上，于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由他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并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在经济上，他在领导全国人平抑了建国初的大涨价和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之后，致力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结构和全面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经过三年的努力，初见成效;军事上，他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彻底肃清大陆上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完成了除台湾等岛屿之外的祖国大陆的解放和统一;在外交上，他为新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周边国家、对敌视新中国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分别采取了“一边倒”、睦邻友好和开展民间外交等政策，迅速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树立起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思想文化工作方面，他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和发展方针，号召广大知识分子通过参加土地改革等社会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以及捍卫国际主义原则的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的胜利，从根本上消灭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基本上肃清了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再加上没收官僚资本和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资产的冻结的清理，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
在这种政通人和、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毛泽东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把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制定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采取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和方法，用非暴力的方式，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消灭了持续几千年的剥削制度破天荒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石。这是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又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五、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提出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循着这条路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独立自主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中国革命之路，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还是循着这条路子，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又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使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仍旧是循着这条路子，毛泽东没有盲从他国的建设经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伊始，就率先开始探寻与苏联不完全相同的适合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最早明确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尽管曾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但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直是他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他独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认为可以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提出并阐明了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这样一条有别于苏东国家的，实际是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特别是创立了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提出要对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办法等：他系统地论述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处援为辅”的方针，并响亮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从微观到宏观，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比如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政策等都作了原则的规定和深刻的阐述。当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家因民族问题四分五裂时，人们无不深感毛泽东为新中国确定的民族区域自制政策的英明与伟大。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特别应强调的是，毛泽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率领全党共同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鲜明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号召全党“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了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正是由于他注重调动和发挥全党同志的智慧，才使得全党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全面的丰硕成果，并指导中国的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曾经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的卓越贡献，他说：“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在探索中也有过偏差和严重的失误，并且由于他的失误所造成的教训也是非常沉痛的。但那毕竟是探索中的失误。如果毛泽东当年不是顶住各种压力另辟蹊径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那么明朗的社会主义道路，甚至会成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那么，一旦出现像苏东剧变时的情形，其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他在谈到毛泽东的失误时指出：“因为我们的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后人：“毛泽东同志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可以告慰毛泽东的是，在他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继续和发展着他的未竟之业，特别是秉承着他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和求真务实的口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开创和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新的辉煌。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所开创的事业，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着清醒的认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深情地指出：“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今天由昨天发展而来，明天是今天的延续。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他们的战友们以及千百万革命先烈的伟大理想。他们为实现这一伟大理想殚精竭虑、前赴后继，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壮丽诗篇。今天，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老一辈革命家历经千辛万苦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继续谱写下去。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的事业伟大而艰巨，我们的前程光明而美好。”
2008年12月26日修改于沙滩
毛泽东是如何克敌制胜的
19世纪中叶之后的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极度屈辱的深渊之中。近代中国主权是逐步丧失的，但最终还是保留了部分主权，未完全沦为殖民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无比灿烂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从没有屈服于恶势力的压迫，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和斗争。但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力图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起自下层的并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义和团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抱恨终身。
伟大的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领导下，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帝制。但是，革命果实却落到为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之中。
旧中国灾难深重，漫天黑暗。
是毛泽东，一个从湖南乡村走出来的历史巨人，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不屈抗争，浴血奋战，终于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在带领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富强的过程中，中国革命的敌人是那样强大，然而，毛泽东的斗争艺术却是那样杰出超群。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战胜中外强敌，首先在于他和他的战友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他从中国实际出发建党建军，从农村到城市，在艰难中与强敌抗争，在曲折中拨开迷雾，用大智大勇攻心攻城，表现了所向披靡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和斗争艺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战胜中外强敌，是因为他拥有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大法宝，是因为他像安泰离不开大地母亲一样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是因为他善于思考，总能看到真理的光芒，成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
毛泽东战胜中国革命的对手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伟大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毛泽东与中外敌人较量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最辉煌的胜利。
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伟人毛泽东克敌制胜的杰出智慧，揭示了毛泽东在与强敌斗争中为什么总能够成为赢家的奥秘。
毛泽东是如何克敌制胜的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的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极度屈辱的深渊之中。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经济命脉被掌握在外国人手里，20世纪初的中国，依然没有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但是，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无比灿烂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从没有甘心忍受这屈辱的生活，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和斗争。
在长期的反抗和斗争中，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着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但多次努力，包括诸如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力图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起自下层的并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义和团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抱恨终身。
伟大的辛亥革命，在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影响和领导下，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帝制。但是，革命果实却落到帝国主义者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的主要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这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许多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领并发动人民群众，以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为了反抗黑暗的社会，救民于水火，毛泽东开始了艰难的求索，最后和一批先进分子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共产党，既是毛泽东投身中国革命伟大历史的新篇章，也是他反抗统治黑暗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并与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带领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富强的第一步。
在长期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和较量的过程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克敌制胜，首先在于他和他的战友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正确的领导核心。
一 艰难的求索
旧中国灾难深重，漫天黑暗。毛泽东找到解决中国问题克敌制胜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毛泽东对旧社会的反抗，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求索过程。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年代。在国际上，欧美列强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加紧了灭亡中国的侵略步伐;在国内，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连年混战。因为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北洋军阀要控制湖南，以湖南作为南进两广及云贵的基地;而南方军阀也要控制湖南，想以湖南作为北进中原的跳板。这样，在辛亥革命以后的10多年中，南北各派军阀南来北去、北来南去，反复“拉锯”于湖南，打败仗者烧杀抢劫，打胜仗者同样烧杀抢劫，战祸兵灾连绵不断，湖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连年的征战带给人民深重的苦难。就在从小对旧社会的反叛中，毛泽东从一个偏远乡村的少年逐渐成长为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开始了他反抗旧时代旧社会的艰难求索。
1909年，湖南水旱灾严重，粮食奇缺，灾民遍野，但是豪绅地主、投机商人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谷米，牟取暴利，致使米价暴涨，每斤由26文涨到80文。1910年4月间，长沙南门外有个靠卖河水为生的黄贵荪，好不容易攒了80文钱，叫妻子去买一升米。店主因买主钱中杂有不通行的钱币数文，拒不卖米。傍晚，黄妻向邻居借换了几文通行币，再去米店时，米价又涨了。她悲愤至极，跳江自尽。黄闻讯，悲痛万分，拉着饥饿不堪的孩子，一并投塘而死。这件事，在长沙引起很大震动。饥民们推派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平价粜米，施行赈济，遭到横蛮镇压，饥民们忍无可忍，一举焚烧官府衙门。这就是著名的长沙饥民暴动。
这时，毛泽东正在东茅塘私塾读书。当他得知长沙饥民暴动和饥民惨遭屠杀的消息后，与同学们讨论了许多天。他总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为他们遭到残酷镇压而愤愤不平。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1]，影响了他的一生。
少年毛泽东经历了一个劳动—读书—劳动—读书的过程。通过劳动实践和接触劳动群众，他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为劳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抱不平的思想感情愈来愈强烈;通过读书，特别是读了当时带有浓厚爱国色彩的书，又受到爱国志士和维新派人士的巨大教益和启迪，毛泽东开始了由同情劳苦群众的朴素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
1911年5月，清政府为了将川汉、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从民族资产阶级手里收回，出让给帝国主义，颁布了所谓“铁路国有”的卖国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湖南学生界尤为激愤，倡言罢课，开会演说。“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毛泽东即是其中的一员。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倡议并带头剪掉头上的辫子。在辛亥革命潮流的激荡下，毛泽东彻底成为一个建立民国新政府的民主主义者。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湖南是第一个起来响应的省份，政治形势很紧张，巡抚杨文鼎宣布在长沙全城戒严，但革命党人仍然在城内外秘密而频繁地活动着。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来到毛泽东就读的学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毛泽东听了这次演讲后，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去参加革命军，为完成革命尽力。
毛泽东参军后，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他的军饷是每月7元，除每月伙食用去两元，买书花一些钱外，剩下的都用来订报纸学习。1912年春，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南北实现“统一”。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当了半年兵，便退出了军队。
1912年春，毛泽东退出新军后继续求学，考取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当年下半年改名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高等中学后，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过着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被编入该校预科一班。1914年春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转入一师学习。
在一师，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这就是为救国救民而储才蓄能。学师范的五年半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它不仅使毛泽东的文化科学知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思想得到相当的提高，同时也使毛泽东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毛泽东逐渐成熟起来。这时，他认为人之所谓立志，应该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奋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他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及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他要求自己并鼓励同学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共为建设未来而储才蓄能，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的年代。清王朝刚刚覆灭，共和初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争，复辟反复辟斗争异常激烈，南北军阀不断混战。毛泽东怀着救国救民的志向，特别关注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天天阅读省内外各种报刊。面对外忧内患的祖国、危机深重的民族，毛泽东忧国忧民，救国救民之情非常强烈。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全部要求，不久，逐条签字，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消息传到第一师范，全校师生义愤填膺，开展反袁活动，并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
《明耻篇》收编了一部分教师的爱国文章。毛泽东在书稿有关部分批有“此文作得好!”“说得痛快!”“以上灭亡之原于社会”、“以上灭亡之原于自戕”、“以上灭亡之原于宫廷”等语。该书印出后，毛泽东在其封面上，挥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并且广为寄赠推荐。
从1915年夏至冬，毛泽东、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等在一师校内外的反袁斗争活动，一直未停。这年暑假，许多爱国师生仍在做宣传救国的工作，毛泽东大部分时间住在长沙，不停地演说，写文章。
秋冬之际，全国支持和反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斗争达到高潮。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图谋变更国体。湖南汤芗铭首起响应，设立筹安会湖南分会，电劝袁世凯复辟帝制。湖南拥袁和反袁斗争达到炽热化，长沙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成了公开进行反袁演说的场所。毛泽东和一师进步师生经常到此处参加活动。并且，还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有关对当时形势表示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反袁小册子编印出来以后，毛泽东又组织并参加同学们在校内外的散发宣传活动，向友人寄赠。局势复杂多变，人们议论纷纷，常常困惑不解，但是，毛泽东却看得清楚，常常向人们解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分析得鞭辟入里，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大家有什么不明了的问题，就找他。这时，毛泽东经常就一些重大的时事问题，如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等，向同学们发表演讲。他的谈话富有感染力和鼓动力，引发大家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1915年冬，袁世凯为了尽快实现皇帝梦，收买了一批政客，以北京为中心，大造复辟舆论。当时湖南名人、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刚离湘到京不久，毛泽东怕他卷入这股复辟逆流，1915年11月19日给黎写信，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劝他不要为人收买利用，最好是速离北京，“急归无恋”[2]。后来，当他知道黎不过是“事务之官”，干的“书生事业”，并未被袁世凯所笼络，他又去信检讨自己：“所言多不是”[3]。其间殷殷之情、博大胸襟令人赞叹。
窃国大盗袁世凯皇帝梦破灭后，南北军阀继续混战湖南。1916年夏程潜等驱逐汤芗铭的战斗激烈，长沙、湘潭烽火弥漫，人民仍然在火坑中挣扎。对于军阀之行为，毛泽东十分厌恶，加之母亲重病，更使他感到伤心和不安，但是，他救民出水火的心没有停息，为了与黑暗势力和丑恶的社会进行抗争，他继续进行艰苦的探索，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和道路。
二 主办工人夜学
为了找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毛泽东进行过许多的尝试和实验。在这些尝试和实验中，毛泽东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紧紧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时代浪潮，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融入实际有效的工作之中，在尝新的实验中一步一步探索，一点一点积累，一心一意学习和思考，锻炼自己，提升自己，最终获得与众不同的认识和能力，然后脱颖而出，成为众人的领头人。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曾亲身经历了南北军阀三次大的蹂躏，对中国的社会状态忧心如焚，同时他又决心在改造中国中有所作为，为了与反动军阀和封建政客作斗争，他开始了积极的行动。
1913年秋，湖南第一师范开始创立技能会，目的是使学生“养成种种生活技能”;1914年技能会改名自进会，1915年秋又改名为学友会。一师学友会的宗旨是：“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学友会的会员包括在校的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教职员为“赞助会员”。学友会设会长一人，由校长担任;下设总务一人，由学校的学监兼任。但会长是挂名的，实际主持日常会务和领导工作的是总务;总务下设庶务、会计和文牍各一人。从1915年秋至1917年10月初，毛泽东一直担任一师学友会的文牍，文牍主要是掌管起草报告、文件，造具各种表册以及开会速记等事项。1917年10月8日，一师学友会改选，毛泽东被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一直任职到1918年5月10日毕业的前夕。
毛泽东在一师学友会工作期间，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能。从他担任总务这一学期开始，湖南一师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起来，办的事情也特别多。
作为学生领袖，毛泽东认为要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培养出一大批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康体魄的人才，才能当此重任。因此，他希望学友会的活动，能引导同学们朝这个方向发展。于是，他在全体同学中主要倡导了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二是体育活动。
1917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学友会代表大会，到会62人，讨论了各项会务。14日，他又主持召开了各部部长会议。在历时两天的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六项提案：第一，征集会金;第二，确定各部开演(当时的术语，即指各部的活动，包括开会、演讲、研究等内容)和学生参加各部的办法，聘定各部指导教员及每周活动的次数等;第三，编制预算;第四，公布成绩，设立学生成绩展览处;第五，学友会和各部都详做工作记录，建立“记事录”制度;第六，设立图书馆。会后，各部聘请指导教员，毛泽东担任部长的教育研究部，聘请了杨昌济先生。各部每周多是活动一次，各种体育活动则一次、二次、三次不等，活动的时间一般是在课余或晚上。全校500多名学生，要求每人至少参加一个部，多的有参加三四个部的。学校当局开行政或教务会议，也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学友会高度自治，在当时的湖南是首屈一指的。
学友会蓬蓬勃勃开展着各种课余活动，不仅举办成绩展览会、自由演讲辩论会、各种专门问题学术研究会以及请名流学者演讲之类，而且还举办全校运动会，组织大家集体到湘江去游泳和参加各种球类活动等等。在南北军阀战争紧张时，学友会还领导全校学生组织警备队，保卫学校的安全。在毛泽东主持学友会之后，仅仅半年之内，学校里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尤其在开展体育活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从毛泽东主持和领导学友会开始，第一师范学生，无论在体育活动方面，还是在其他社会活动方面，在长沙的中等学校之间，常常表现得很积极、很活跃。一直到五四运动前后，第一师范在开展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等方面，也都比别的学校更加有声有色。这些都与毛泽东的领导与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主持学友会的工作，毛泽东初步锻炼了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并初步积累了社会活动的经验;同时，他开始把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施诸于社会，开始实践反对旧中国黑暗统治、拯救民众之行。
由于深受当时广为传播的“教育救国论”思想的影响，尤其在杨昌济先生的熏陶下，毛泽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并把从事教育作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和改造中国社会的一件根本工作。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在主持第一师范学友会工作期间，还以满腔的热忱主办了工人夜学。
在1917年上半年，第一师范曾办过工人夜学，这是由教职员发起的，但没有坚持下来。1917年10月8日，毛泽东当选为学友会的总务和教育研究部部长后，便立即开始筹划办工人夜学的事。经过毛泽东和同学们一个月的精心筹备，11月9日晚，工人夜学正式开学了!在举办夜校过程中，毛泽东非常善于以自己的满腔热忱和实际行动，来感染、鼓励和团结周围的人们，同自己一道工作。
为了确保教学质量和健全良好的教学秩序，毛泽东随时检查教学情况并及时解决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11月12日晚，检查甲班上课情况后，毛泽东再次向工友们耐心地重申了教学中的有关规定;同时，并将检查中发现的一些问题，都亲手写进了当天的《夜学日志》。
为了能使工友们学习得更好，毛泽东非常注意倾听工友们的意见，随时总结教学经验和改进教学方法。
时局很不稳定。这一年冬天，军阀傅良佐和谭浩明的军队不断出入长沙，晚上经常戒严，对工人上夜学造成很多困难。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热忱感召、严密组织，全体教职员坚守岗位，多数学员都能坚持学习。
12月24日，一师放寒假，工人夜学也随之放假。假前，为总结半年来的夜学工作，毛泽东同方维夏先生还专门召开了总结工作会议。同时，又为了犒劳夜学全体工作人员，请了“大餐两席”。在总结会议上，毛泽东还对夜学里那些“潜心听讲，缺席甚少学生，分三等给予奖品，以示鼓励”。
1918年2月19日，第一师范学友会又召开全体职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案，决定上半年继续开办工人夜学。3月2日，毛泽东又代为草拟了“夜学招学广告”，并印刷500份广为散发和张贴。
为了进一步扩大工人夜学的社会影响，毛泽东曾特向湖南的《通俗教育报》写文章投稿，其题目是《告夜学生》。这篇文章于1918年3月19日在《通俗教育报》上登出，它详细地介绍了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教学和管理的情况以及经验。
主办工人夜学，这是毛泽东在旧中国改造社会，反帝反封“教育救国”的具体表现，也是他同情和热爱工农劳苦大众的情感的延续。通过主办工人夜学的实践，毛泽东开始接触到城市产业工人，和他们建立了最初的感情，并积累了联系工人阶级的初步经验。
三 反对军阀的斗争
这是一个兵焚战乱的时代，较平静的学友会或夜校形式不足以救国，也不足以击溃中国几百年来的混乱局面和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于是，毛泽东同时又直接组织学生开始了反对政治对手的活动。
自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政权，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湖南一直是南北军阀长期混战的战场。1912年以后的七八年间，湖南曾先后三次被北洋军阀统治，即汤芗铭、傅良佐和和张敬尧，特别是张敬尧统治的两年多期间，湖南人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皖系军阀张敬尧，是在1917年至1918年间，直皖联军和湘桂联军作战时，北胜南败后，于1918年3月进入湖南的。张敬尧在湖南做了两年多督军兼省长，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勒索搜刮，摧残教育和文化，简直无恶不作。湖南人民对张敬尧残暴黑暗的统治愤恨至极，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1919年8月中旬，《湘江评论》被查封、湖南学生联合会被解散以后，毛泽东就和一批积极分子转入地下，开始进行驱逐张敬尧的秘密活动。
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骨干谈话，就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和部署。他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
在谈话中，毛泽东当场作了如下布置：
一、尽可能策动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
二、指派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的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如旅沪同乡组织的“湖南善后协会”等，共同行动。
三、积极恢复学联，做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
1919年11月16日，湖南学联重新组成，推选公立政法学校学生徐庆誉为会长，恢复公开活动，并发表了重组宣言。这个宣言，提出人民对于国事应“自主自决”，号召湖南人民起来推翻张敬尧的黑暗统治。实际上，这是湖南人民的第一篇公开驱张宣言书。
但是，这时，学联的主要活动，仍然坚持反日爱国，以抵制日货为中心，检查和没收奸商的日贷。12月2日，长沙举行焚烧日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以学生为主，高举“民众联合”、“打倒强权”、“抵制日货”、“牺牲奋斗”等旗帜，抬着大批日货，涌向教育会坪开大会，焚烧日货。
这次游行的队伍，除学生外，还有工人、店员参加，共约万余人，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带领军警和大刀队千余人冲进会场，对爱国学生大肆进行殴打，哭声载途，为学界未有之惨剧。
惨剧发生后，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和学联骨干分子日夜进行紧张活动，进行反抗，自12月6日起，长沙的许多大学、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相继罢课。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中等以上学校的13000多名学生，发布了激昂慷慨的罢课宣言。同时，长沙73所学校的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
在总罢课、总罢教成功以后，毛泽东又和各校师生商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郑州、广州进行宣传、联络和请愿等活动，以扩大驱张运动的范围和影响。
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请愿代表团抵达北京。这是一个30多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为了开展活动方便，毛泽东先对驱张代表团的组织作了适当调整，分别成立“学生代表团”、“教职员代表团”和“各界公民代表团”，三个团可分可合，根据需要灵活变化。毛泽东任“各界公民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随后，经与各方协商，又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驻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北京成为了当时湖南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驱张代表团在北京一方面召开旅京湘民大会，组织向教育部、国务院和总统府请愿示威，要求将张敬尧撤职;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尽力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界的支持和北京学生的赞助。
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和传播驱张的消息，以争取舆论界和全国人民的援助，毛泽东又立即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并亲任社长。
由于湖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舆论的猛烈抨击，张敬尧惶惶不可终日，像热锅上的蚂蚁。1920年初，直皖两系军阀的利害冲突更趋激烈。驻湖南的直系军队急欲北上集中力量，以压服皖军。三四月间，驻湘直系各部，由吴佩孚领衔，以全体官兵名义，连续通电全国，揭露和指控张敬尧的种种罪行。
5月下旬，吴佩孚开始率部北撤，由衡阳顺湘江而下，5月27日过长沙直往武汉。吴部北撤前，早已同湘军头目谭延䦍、赵恒惕达成默契，即吴军退一步，湘军则进一步，于是，随着吴军的迅速北撤，湘军则很快进逼长沙。就这样，在全社会舆论和军事力量的双重压力下，张敬尧不得不于6月11日仓皇逃离长沙;17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䦍进驻长沙。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领导下，依靠以学生和教育界为主力的群众运动，充分发动群众利用了军阀之间的矛盾，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驱张运动的完全胜利。
湖南的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和发展，是全国反帝、反封建和反军阀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辛亥革命后一次非常成功的反军阀运动，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势力，进一步提高了湖南人民的觉悟。
第一师范的校址位于长沙南郊，在湘江畔和铁路旁，是交通要冲，校舍又是一幢很大的西式楼房，因此只要湖南有战争，这里不是被骚扰就是被劫掠，或者成为军阀们驻重兵的场所。毛泽东读书期间，一师曾三次驻过重兵：第一次是袁世凯称帝前后，北洋军阀汤芗铭派旅长李佑文率旅部驻扎;第二次是桂系军阀谭浩明的军队驻扎;第三次是1918年3月皖系军阀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的旅部驻扎。其中，以第三次时间最久。战祸兵灾，加上军阀的残暴统治，不断激起湖南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第一师范的教师和学生常常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而毛泽东则往往是这些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与工作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毛泽东加深了对反动势力的认识。后来，他直接对反动军阀进行斗争，使自己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增强了智慧积累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四 创建新民学会
在组织对旧社会和反动军阀的反抗斗争中，毛泽东的杰出之处是他在探索和尝试的过程中，不会如一般人那样总是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层面，他能够与时俱进地提升自己，及时地向前推进自己的探索和试验，使以前的探索和实验随着时代进展结出果实。
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是他与时俱进，及时提升以前探索中国革命之路经验教训的巨大成果。
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亲眼看到了帝国主义是如何加紧侵略和灭亡中国，又亲眼看到了封建军阀、反动官僚和地主阶级是如何肆意残杀、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整个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青年毛泽东的心一刻也无法平静，他经常考虑和研究如何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和解除人民痛苦的根本道路和方法。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自1916年9月起，《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毛泽东立即成为极热心的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每天除上课、读报之外，就是看《新青年》，谈《新青年》，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宣传新文化的一派先进人物，一时都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崇拜的楷模。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毛泽东抛弃了原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思想，并且深深感到，中国只有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等各方面，进行根本改造和彻底的改造，才有真正的出路。这样，毛泽东的思想由早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观念逐渐发展和进入到必须用彻底革命的手段来根本改造国家和社会了。
这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愈来愈意识到要求得有更多的有益的学问，做一番根本改造国家和社会的伟大事业，把痛恶的旧社会毁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除了自己从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外，还必须要结合更多的同志来共同奋斗。渐渐地，他又感到要彻底改造中国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决不是三年五载所能完成的，更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得到的，因此，一定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团体。
为此，毛泽东认为，找志同道合的人，结成牢固的革命团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和非常严肃的事情，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1915年暑假后，毛泽东向长沙各校发了一则《征友启事》。启事是他自己刻蜡板油印的，约七八百字，内容大意是：愿意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结为朋友，愿意和那些不怕艰苦、不怕困难，能够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志士通信联络。因为“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他在启事上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不仅将它寄往长沙的各个学校，而且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和墙壁上也贴了出来，并在报纸上也登了出来。
但是，毛泽东这样做，当时很难为一般人所理解。有一些头脑守旧的校长觉得“二十八画生”一定是个怪人，征友是不怀好意，于是把启事没收，不准张贴。但是，罗章龙最早响应毛泽东《征友启事》。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后，按着启事的内容和地址，写了一封古典文的信。信的大意是：看见启事后非常感动，希望能见面，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们谈谈。信从邮局发出后的三四天，他就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回信。信里约好星期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来时手持报纸为记。后来，毛泽东和罗章龙都按时赴约，整整谈了3个多小时。临分手时，毛泽东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此后，毛泽东和罗章龙便经常来往，一起谈时事、谈政治、谈学习、谈思想，互相询问读些什么书、有什么收获和体会。因为每次都谈得很详细、很恳切，日子久了，谈得次数多了，两人又互相交换看日记和读书笔记，交谈变得更加坦率，更加深远了。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毛泽东终于在自己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主要有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瓒、陈昌、萧子升、萧子、邹彝鼎、陈书农等十来个人。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一些长沙各中小学的青年教师。这是一批有朝气、有理想的人，“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多数是来自农村家庭比较贫苦的青年，深知人民的痛苦，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而且有的人自己就经常参加劳动。他们勇于反抗旧世界，热烈追求新思想，都决心为彻底改造中国和世界而努力奋斗。大家志同道合，经常一起在岳麓山上，湘江河边激昂文字，指点江山，探讨中国的革命和前途。
这样的交往和探讨持续了两年多，经过充分讨论酝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都深感有进一步成立一个坚强的严密的革命团体的需要，于是新民学会便应运而生了。
1918年3月，毛泽东首先起草了新民学会章程第一稿，发给了有关人员传阅，并征求修改意见。根据大家的修改意见，毛泽东又草拟了新民学会章程第二稿。筹备工作完成后，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一个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日子，在第一师范湘江的对岸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家里，新民学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即成立会议。
在成立会上，大家进行表决，通过了会章，并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还讨论了会友出省出国等问题。萧子升虽然被推举为总干事，但不久即赴法国勤工俭学，所以新民学会的会务实际上一直是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的成立，表明一个坚强的、严密的、朝气蓬勃的新型革命团体，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在改造国家和社会问题上开始由理论探讨进入到社会实践，即组织革命团体。此后，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一直领导着新民学会搏击在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惊涛骇浪之中。
新民学会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宣告结束，历时3年多。新民学会成立和活动的时间，恰好是五四运动前后，即中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时期，因此，它反映出了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新民学会成立后，在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立即投入了变革中国社会的革命洪流之中。
在政治上，新民学会领导了湖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依靠群众力量发动了“驱张运动”，把军阀张敬尧赶出湖南。这在全国各省是唯一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的成果。这些充分显示了新民学会在湖南革命中所起的核心领导作用。在组织上，他们把在政治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紧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或吸收其加入新民学会，或吸收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而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干部基础。在思想建设上，他们通过出版《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创办文化书社，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到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直接为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作了重要准备。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社团很多，但大多数都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成立的。而新民学会却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就成立了，并早在1915年就开始酝酿了。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组织最严密、会风最扎实、战斗力最强的革命团体之一。
新民学会的存在和发展，对后来整个中国的革命事业，以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的成立和发展，是毛泽东反抗旧社会在政治上迈出的第一大步，为日后成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 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社会改造是一项艰难而又巨大的工程，变革社会的力量首先来自于正确理论的指导。历史上，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奋不顾身地争取民族独立，抗击列强的侵略和分割，救国救民而最终落入失败的境地，就是因为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
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一个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4]。这个新科学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奴役的出路，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在创立党组织的过程中，迈出的关键一步是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找到解决中国问题钥匙的关键。正是因为他成长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既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局面和艰难险阻中，抓住事情的本质，不迷失正确的方向，成为真理的掌握者。也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的理论为行动的指南，他能够在各种各样局势中拥有正确的思维，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成为克敌制胜、不可战胜的伟人。
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前后两次到北京期间。
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人民思想的大解放。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罗素温和的共产主义，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像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并且掀起了一系列的论战。作为一位时刻关注时代和社会的人，毛泽东对于各种学说都曾涉猎、研究过。他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接受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对托尔斯泰的学说也感兴趣。对于“新村”思想、工读主义，他不仅从理论上有所研习，而且付诸实践去探索过。“五四”时，毛泽东既开始研读、宣传马克思主义，又曾一度对杜威的实用主义，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抱以很大的热情去研讨，并“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5]。他对陈独秀、李大钊很钦佩，对胡适也很尊重。
1919年夏，陈独秀由于宣传马列主义，被当局逮捕。毛泽东在1919年7月《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赞扬陈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坚至高精神”、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
但是，这时候，他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混乱的”，处于“正在寻找出路”的阶段[6]。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接着，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文章，驳斥胡适的观点，指出研究问题离不开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任何国家都是适应的。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问题研究会”章程。这时毛泽东受胡适的影响，但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在他心中的分量却与日俱增。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毛泽东不同意胡适不要主义指导的一个个问题孤立的研究，赞同李大钊提出的问题和主义分不开的观点，认为要研究问题，必须先研究主义，必须以主义为指导，与实地调查相结合。
随着学习和思考的深入，来到北京后，毛泽东受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远远超过胡适。毛泽东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下，在当时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他在第二次到北京的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苏俄的书刊、文章，如饥如渴地阅读着。
毛泽东边学习理论，边思考问题，筹谋实践。
在北京，毛泽东与李大钊等多次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日益增多。1920年4月11日他离京往沪，途经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地，5月5日抵上海。这时，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正着手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与陈独秀再次会晤，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说：这次在上海再次看见了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1919年底至1920年夏这段时间，对毛泽东一生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和经验，这为他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这一期间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湖南人民，也使毛泽东受到启迪，思想和世界观发生急剧的变化。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毛泽东进一步认清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他更加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又利用各种机会在进步师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组织他们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或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给他们作辅导报告，讲解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他又指导萧述凡等组织“崇新学社”，夏曦、郭亮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积极开展学习和讨论活动。这样在西方思潮泛滥的氛围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在第一师范占着明显的优势。
毛泽东在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经验教训后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研读和宣传实践中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1920年前后他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同时，还力图把新民学会会员引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1920年7月，新民学会留法的13个会友在蒙达尼举行了为期5天的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会员的意见发生分歧。蔡和森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陈述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接信后，仔细研究了蔡和森的意见，先后给他回了两封信。其中，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复信中首先表示同意“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接着，他着重阐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明确表示“深切赞同”蔡和森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经过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不同意萧子升等人的主张。萧子升的主张，实质上是蒲鲁东、罗素的观点。在信中，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认为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能有的，真有这种社会状态，那就定要造成人类死亡率减少而出生率提高，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因此，他总的结论是：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必须建立共产党。他完全同意蔡和森的意见，“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7]。
1920年底，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商定，拟于1921年元旦，组织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一次讨论会。会前，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出一张写着12个问题的通告，请会员每个人事先研究进行准备。
1921年1月1日，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潮宗街文化书社内热气腾腾，10多位新民学会会员欢聚一堂，研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和方法等问题。会议由何叔衡主持，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然后会议重点讨论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3个问题。在讨论之前，毛泽东介绍了法国会员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情况。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的会员提出法国会员已经讨论不必再多讨论。毛泽东则认为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内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两派主张：一派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主张改造，一派以梁启超、张东荪等人为代表主张改良。两派的方式方法并不一致，结果大家同意进行讨论。具体讨论时，对学会的共同目的大家又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即改造世界、改造东亚、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认为提出“世界”是国际的，可以表明学会的主张，提出“中国”使我们能明确改造从何处下手。
在讨论第二个问题时，首先毛泽东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将当时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概括为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和无政府主义5种，引导大家讨论。讨论中，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毛泽东赞同何叔衡的主张，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月3日，大家又着重讨论了第三个问题。何叔衡、陈启民、彭璜等人相继发言，各抒己见。有的主张“有组党之必要”。有的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毛泽东最后发言，对大家提出的各种“着手办法”都表示“赞成”，并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意见。
1月16日，长沙会员在文化书社开会，讨论“新年大会未决之问题”。
鉴于会员分布在国内外各地，为了能使会员了解会务进行情况，相互交流思想，统一革命问题的认识，在新年会前后，毛泽东主编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共3集)，编写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共两号)，发给会员人手一册。随后，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全力以赴地从事建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这样，毛泽东不但从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转到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同时，何叔衡、彭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这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在湖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的这次转变，是他一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从此，他就走向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后，毛泽东无论是在与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还是在与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错误思想的较量中，都站在真理的一边，成为真理的拥有者，既不可战胜更又不可摧毁，成为一位历史伟人。
六 建立党组织
中国革命所遇到的反动势力无比强大，个人的力量根本不是其敌手，要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要有一支强大有力的领导力量，它可以集合人民，汇聚精英，才能与反动势力决一雌雄。作为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巨人，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当条件成熟后，他就着手开始进行建党工作，用组织的力量去对抗反动的势力。
1920年夏，毛泽东等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陈独秀、李达，李启汉、李中常等取得联系。陈独秀、李中常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机器工会的组织情况告诉毛泽东。陈独秀给毛泽东寄来了上海小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和上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陈独秀还把毛泽东在长沙的活动列入全国组党计划之内，请毛泽东在长沙建立与上海同样的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经过慎重挑选，在1920年冬，与何叔衡等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由此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和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同时进行的。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于是，他立即从新民学会会员和在校的学生中物色对象，积极筹建湖南团组织。毛泽东对建团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从10月到12月，短短的3个月就在湖南发展了20多名团员，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毛泽东建团的指导思想是积极慎重的，“注重找真同志”，所以湖南团组织比较纯洁、巩固。相反，北京、上海等地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不注重质量，成员复杂，信仰各异，以至不得不于1921年5月宣布解散，而湖南的团组织却避免了这样的弯路。
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十分注意从思想、组织各个方面采取多种形式教育团员，提高团员的思想理论素质。他根据青年的特点，倡议举办了星期同乐会，组织团员和青年到湘江游泳，到天心阁、开佛寺、碧浪湖、望湘亭等名胜古迹游览。通过这些活动，他们既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同时也交流了各自对于政治时事问题，特别是对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们还特别注意团结和争取受各种思潮影响的青年，争取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当时，毛泽东在社会上的威望很高，他新颖的思想、卓越的才能吸引了不少青年，许多青年人如黄爱、庞人铨、萧石月等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抛弃无政府主义观点，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春节期间，为了动员亲人投身革命，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这时，毛泽东父母都已经去世，小弟泽覃、堂妹泽建已去长沙读书。大弟泽民在家理事。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泽民、泽覃、泽建兄妹几人围在厨房火炉旁，一边烤火一边拉家常。泽民告诉哥哥，自那年家里起火后，第二年冬天修屋，不久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王老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他说：“这不只是我们一人一家的事，国乱民不安生。”然后，启发他们要想到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痛苦，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他要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跟他一起到长沙去边工作边学习，毛家几个兄弟姐妹都跟着毛泽东踏上了为中国人民奋斗求解放的道路。
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日本也由在国内入党的同志建立起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陈独秀、李达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最早的党小组，担负了发起和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29日，他和何叔衡一道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7月23日至3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党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哥哥李书成的寓所举行的，代表13人全体出席，第三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到了。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平台，周围可坐10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标语。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关于第二个问题，有的说，北京政府不好，南方政府也不好，都是一丘之貉;有的说，我们的领袖(指陈独秀)还在广州做教育厅长，南方政府比北京政府进步些。代表们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马林即席讲话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并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努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他讲话的时间约十多分钟，声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可听到。他致词后正在开始做报告之时，忽然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代表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便匆忙地下楼去了。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经验，很机警，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代表们离开会场，不过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了10多个巡捕，拥进会场，结果扑了一个空，连片纸只字都没有得到。房子的主人是李汉俊，能说法语，他对巡捕说他家里并无人开会，那些巡捕只好走了。
第二日，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毛泽东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思考着如何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方法。
为了开会的安全起见，代表们在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会场是在南湖中游湖的大画舫上。大家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在大游艇上聚齐后接着开会，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党章和工作方向。在党的组织方面分中央与地方，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地方组织也分这三部分。宣传方面仍旧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以《共产党月刊》为秘密宣传刊物。组织方面重在工运，以上海、武汉和京汉、陇海两铁路为中心。其次讨论发展党员的办法，并决定各地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再次讨论对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有人主张应该利用这样的议会，宣传党的政见，有人反对参加这样的议会，以免陷于改良主义的偏向，这个问题因没有到列入日程的时机，对此未作决定。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宣言指出：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1000余万，这1000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大会最后讨论党的组织问题，通过了一个简单的党章，并决议成立一个中央局，设一个书记，一个宣传主任，一个组织主任，工作部地址设在上海，兼负责上海支部，各地支部各设书记一人。中央工作部的书记推陈独秀担任，宣传主任推李达担任，组织主任推张国焘担任，组成了中央工作部。于是大会宣布闭幕。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历史将由它写出全新的篇章。
中国革命面对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需要有坚强的领导。但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曾经充当领导者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新的时期到来后并不能承担起这个任务。因此，必须有新的领导阶级、新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正是适应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还只是一个很小的党，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
毛泽东组织并参与建党工作，并且最后成为了全党的领袖。正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才迈入了新的阶段，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历程，中国人民从此在各种反动势力前面不可战胜，成为所向无敌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