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决定命运。毛泽东一生的奋斗与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始终与道路的探索和选择、思考和实践、自觉和自信、坚持和发展，息息相关。
毛泽东参加建党，一开始就有鲜明的道路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说到底，就是要找到一条真正能够“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找到一条真正能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道路。为此，建党先驱们无不是经过苦心孤诣的探索、实践、比较，才确立自己的信仰。毛泽东就反复比较过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5种道路和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俄国式革命道路，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走什么路与创建什么样的政党，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道路自觉和道路自信。她一路走来，奋斗的一个重点，就是探索、选择、实践、拓展前进的道路。她因“路”而建，也因“路”而兴，因“路”而成，因“路”而荣。所以，早在 1943年，党内领导层就有同志提出，党的历史，“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斗争史，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历史行程中，毛泽东为党的道路探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一、领导开辟和拓展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曾有过路径依赖，在实践中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毛泽东是党内最早的道路觉醒者。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就着眼于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又率先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形态，并领导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自觉地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苏区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统一起来，逐步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革命道路。到延安后，毛泽东又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拓展和完善了这条道路，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路线，就是总道路。中共中央在 1943年就直接提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刘少奇讲，这条道路是“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邓小平讲：“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这条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正是在开辟、拓展和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创造性实践中，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此后的道路探索，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要不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的过程，从思想本质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道路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实现途径和前进方式，理论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思想旗帜和科学说明。一为实践，一为理论，二者相互印证，相互促进。没有道路支撑的理论，缺少实践的检验和实践的效果，未必说得通;没有理论支撑的道路，缺少灵魂和科学的说服力，未必行得远。早在1943年，党内领导同志就明确表达过道路和理论的关系：中国革命“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道路探索中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主要就是反对“左”倾和右倾的错误，特别是反对在理论和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论述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苏联革命经验绝对化，从而忽视乃至轻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错误。教条主义者重在思想依赖和路径依赖，缺乏道路自觉和道路自信，成为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障碍。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的道路探索和实践，受到排斥和打压，被扣上“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右倾保守”“富农路线”这样一些帽子，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毛泽东在领导开辟、拓展和完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拥有高度的思想自觉，特别重视理论上的思考、总结和升华。比如，早在 1930年，他就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强调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斗争策略，只有“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到 1938年，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这是一条理论创新的道路。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使之“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个提法，今天看来好像理所当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在中国共产党还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情况下，在党内的教条主义还有相当影响的情况下，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经过延安时期的思想整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确立了道路探索的前进方式。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敢闯新路的思想解放，就很难有获得党内认可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没有理论和实践创新，就很难有逐步获得党内认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拓展和完善。
从根本上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和实践成果，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为中国共产党此后的道路探索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思想方法。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和实践有很多，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一条：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来看，中国具体实际有两大方面的内涵：一是国情实际，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现实命运、历史文化、经济现状、阶级结构、区域特点、人民愿望等。二是党情实际，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时代环境、成员结构、组织方式、思想素质、革命特点、斗争方式、力量源泉、领导能力等。着眼于国情和党情这些具体实际，来领导中国革命，探索前进方向，正确的道路就会走出来，并且行得通。毫无疑问，着眼于中国具体实际，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具有深远影响的最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探索新道路的时候，就直接申明：“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二、领导创造和实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理想来构筑各项制度的。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进方向必然是而且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明确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完成过渡的根本标志，就是建立和实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发展进步屡屡遭遇的难题。许多仁人志士致力于寻找各种政治制度模式，都没有走出一条行得通的道路，无法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和实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终于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起深厚的政治制度基础。毛泽东对这三大政治制度的确立、完善和实施，用力最多，彰显出深刻的政治智慧，体现了活跃的创造精神。
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作支撑，也未必行得稳和行得远。要实现这种变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从 1952年 9月开始，毛泽东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当时还没有看得很清楚、想得很清楚，但已敏锐地觉察到，新中国经济经过头三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技术厂务公开等手段，私营工商业的性质已经变了，属于“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同时，“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这一定性和判断很重要，为随后提出走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供了现实依据。
1953年 2月中下旬，毛泽东专门离京外出调研。在调研期间，他多次讲到：什么叫过渡时期?“类似过桥”，“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到 1953年 6月，他“不失时机”地正式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其核心内涵是“一化三改”，即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道路，一般称之为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其独创性在于：在农村，突破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思路框框，把农民生产资料组织起来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手工业者也采取类似办法，走集体化道路;在城市，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通过公私合营进而和平赎买，逐步建立起国营经济。
这当中，最有创造性的，是和平赎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排除和平赎买的可能性，“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当然，这在当时只是一种理论设想。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曾经设想，对“不文明”和“文明的”资本家分别实行剥夺和赎买两种办法，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怠工、反抗乃至发动武装暴乱，赎买这条路终未能走通，只实行了剥夺这一种办法。
独立自主地进行判断、选择和创造性实践的历史任务，就这样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1953年 2月 19日，毛泽东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这是较早一次明确提出“和平赎买”的设想。随后，他的思考逐步深入，准确地把握住走和平改造道路的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这就是，“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条道路，有其充分的实践和理论依据。诸如：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在建立新中国的时候，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政治制度率先完成过渡，确立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利条件;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国营经济在由 5种经济成分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私营工商业自身的发展已离不开国营经济;1953年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客观上需要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相应的动能。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本质上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社会主义革命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为建设扫清道路”，如果用剥夺的方式来改变生产关系，会引起社会动荡，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
毛泽东再一次从中国独特的现实国情出发，从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独特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关系出发，从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出发，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尽管存在着一些急促、粗糙和简单的毛病，但这条道路走通了，成功了。对此，邓小平后来评价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新中国在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后，又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无论发生过怎样的社会变革，都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主的传统，通过走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三、领导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作出独创性理论贡献，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理论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新的道路探索，就此开始。
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向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推动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还说，“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事实上，正是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即将完成的时候，毛泽东从论述“十大关系”起，就“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可见，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节点上，毛泽东拥有多么鲜明的道路自觉，多么强烈的道路探索情结。
那么，毛泽东又是怎样推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实践的呢?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而明确“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毛泽东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工业与农业并举，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还强调，我们走的工业化道路与苏联“不同”，我们“要走新的道路”。紧接着，他意识到工业化建设还不是现代化建设的全部，进而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到 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最终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把“四个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奋斗内容和目标。
从此，实现“四个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道路上的实践内容。作为国家意志，“四个现代化”目标至今还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序言当中。作为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直接将它定义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随后，又将它延伸和发展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到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并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对各项事业作了初步布局。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强国”很好理解，毛泽东讲“论十大关系”，就是为了强国，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走的就是强国之路。强国之路，我们至今还在走;强国建设，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是和民族复兴并列一体的奋斗内容。
国家“可亲”则涉及方方面面。毛泽东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为了让人民感受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可亲。从他的有关论述看，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可亲，就是要让人民幸福。比如，“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政治建设上，要正确处理人民与政府、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文化建设上，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的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国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是要“美化全中国”，“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对外交往上，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平等相处，维护世界和平，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可以说，这些都属于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布局。改革开放后，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明确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且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标志，是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行程，毛泽东构想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关于时间表，他在 1956年的设想是，“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到 1957年，他明确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当然，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是说走了 100年就突然强大起来，其间“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随后，毛泽东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设想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今天看来，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的。这个设想，启发了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也成为党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思想来源。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贡献。比如：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先声;提出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能够不断前进的真谛和动力;系统阐发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提供了理论依据;把社会主义社会分为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两个阶段，明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不发达阶段，成为后来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来源;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法则，为改革开放初期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认识准备;论述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事业布局，提出要统筹兼顾，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至今仍然是新时代中国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思想资源;系统阐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今天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等等。此外，还有关于贯彻民主集中制、调查研究、党的作风建设等专题的论述，以及在国防建设方面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完成祖国统一方面酝酿形成的“一纲四目”，在国际战略方面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等等。这些方面的许多论述，在改革开放初期都被我们党直接继承了下来，有的今天还在坚持，有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并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之中。
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探索、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来由于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可以说没有找到一条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和创新实践，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形成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探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理论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
立足新时代，回望 100多年的历史行程，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每条路都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探索，每条路都走得千辛万苦;前面的路，总是为后面的探索作准备，打基础;没有前一条路，就没有后一条路。所有的路，都拥有一条共同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对此，邓小平在领导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我们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必由之路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都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道路探索、开辟和拓展的先行者、引领者、奠基者——那就是毛泽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本文原载《党的文献》2023年第6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来源：《党的文献》
作者：陈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