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诋毁毛泽东主席的暗流在互联网上兴妖作怪，关于毛泽东的流言蜚语不知从哪个阴暗角落冒了出来，或以“回忆录”、“访谈”的面目以假乱真，或假以“知情人士”之口，以内部消息为名故弄玄虚，散布谣言。其中最离奇的，竟有人称毛泽东诗词大多为胡乔木所写，甚至连早已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也说是胡乔木代写的，其离谱到天方夜谭的地步，足可见谣言炮制者是何等卑劣无耻！
像这类谣言，明眼人除了嗤之以鼻之外，根本不屑一顾。跟世上许多坏的事物一样，猖獗之时便走向反面，所起的效果恰与炮制者的愿望完全相反，它激起了更多的人，特别是未经历过毛泽东诗词创作年代的年青一代，去关注和学习毛泽东诗词。他们惊叹，从这些诗词中感受到了一个与现实中不是“内卷”就是“躺平”的格调完全不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催人奋进的精神世界；他们力图去探究“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的历史奇迹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从而提升自己的站位重新审视中国的未来和自己的人生目标。
另一方面，既然涉及到胡乔木与旧体诗词，人们自然会去探究胡乔木与毛泽东在旧体诗词方面的交往。而这一探究，让人们看到的，恰是谣言的反面——毛泽东才是胡乔木走进旧体诗词这一天地的引路人，也正是毛泽东手把手一字一句的斟酌修改，进而推荐发表，才使得胡乔木的旧体诗词在诗坛上有了一席之地。
胡乔木喜欢写诗，这不假，而且从学生年代起就喜欢写诗，但他写的是新诗，对旧体诗词并未涉足。据曾在中宣部工作多年，对胡乔木有所了解的黎之（原名李曙光）说，胡乔木“很欣赏湖畔诗人、九叶派诗人、卞之琳等人的诗。”这些人物都是上世纪20-30年代新文化运动中新月派和现代派等新诗流派的代表性诗人。胡乔木在自己晚年，曾整理自己的诗作，编成诗集。这部诗集分两辑，第一辑是新诗，第二辑是旧体诗词。全书的第一首诗是白话新诗，是他1946年9月作的，题目就是选做整本书书名的“人比月光更美丽”，可见他认为此诗可以代表他诗作的风格。现抄录如下，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与新文化运动中那些新诗流派代表性诗人相通的情调，而与伟人诗词宏大的气魄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
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
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
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至于第二辑的旧体诗词，可以看到他的第一首旧体诗词是在1964年10月写的。他在诗集初版后记中注明：“试写旧体诗词，坦白地说，是由于一时的风尚”，而且“都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
说到胡乔木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世纪1941年，未满29岁的胡乔木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整个20世纪40年代，他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从事新闻、政论的写作，多次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为《解放日报》写社论，自然在工作能力与文字能力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他的文字功夫很受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是一个惜才的人，就着意对这个年轻人加以培养。
胡乔木的崭露头角就与毛泽东的有意提携有关。新中国建国伊始，毛泽东访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造谣苏联将要吞并中国北部领土，企图挑起中国人民对中共和苏联的不满。为此，新华社1950年1月20日发表长篇电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斯大林从未听说过胡乔木的名字，因而指责中方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应采取轻率的方式。斯大林有所不知，这篇谈话是身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亲笔写就，用密码电报发回北京“刘少奇并告乔木”：“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过了一年半，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以增出一张四个版的方式一次登出长达近五万字的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历史，作者署名“胡乔木”。 如此重要的文章，用胡乔木个人名义发表，毛泽东的安排自然有他的用意。从此，国内外都知道了胡乔木的大名——“中共第一支笔”。此后，毛泽东让胡乔木当新闻总署署长、新华社社长，还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倚重他掌管舆论工具。
至于谈到写旧体诗词，是到六十年代的事情。1958年年底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59年粮、棉、钢、煤的四大指标水分较大，陈云主张暂不公布，要胡乔木转告毛主席。他不敢去说。59年庐山会议，刘少奇同胡乔木谈，建议另外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胡乔木也不敢去说。后来被毛泽东知道，挨了严厉的批评。跟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一样，该说的话不敢说，该担当的责任不敢担当，一受到批评就内疚、自责又夹带委屈、苦恼，不能自已，终于导致严重的神经衰弱。1961年8月，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请长期病假。毛泽东回信：“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不仅批准他长期休假，还充满关怀爱护之意。就在胡乔木疗养期间，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在全国兴起了传诵、学习毛泽东诗词的热潮。这就是胡乔木所说的“一时的风尚”，由此开始了他 “试写旧体诗词” 的新的文学之路。
1964年10月下旬，胡乔木把自己所写的13首（不久又送了3首）旧体诗词寄给毛泽东，请求阅正。同时，也寄给了陈毅、康生等人。毛泽东接信后，很快就从百忙中抽出时间，细心进行修改，并亲自批送《人民日报》发表。在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推荐中，毛泽东以胡乔木的名义写道：“近日病中多暇，学习写了几首诗，多关时事，略表欢喜之情，并鼓同志之劲。”又说，“至于这些词，在艺术上是不成熟的，不少地方还有些难懂，未能做到明白晓畅，以后当努力改进。现送上，请加斧削。如以为可，请予发刊。” 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16首诗词。
“在艺术上是不成熟的，不少地方还有些难懂，未能做到明白晓畅”，这些评语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对胡乔木所写诗词中不足之处的看法。陈毅在读过胡乔木寄去的诗词后，专门写信鼓励胡乔木：“您初次习作，便能入腔上调便是成功，中间有几首，我很喜爱。您多写便会更趋熟练，以此为祝！”同时也告知“那天在主席处，主席说，乔木词学苏辛，但稍晦涩。”（苏辛是北宋苏轼与南宋辛弃疾的并称）康生也曾与陈毅，周恩来一起评论过胡乔木的诗词：他说：“主席让我转郭老看。主席说，诗的气不足，姜夔风格。”（姜夔，南宋文学家）周恩来哈哈大笑，表示赞成。1964年12月2日，胡乔木致函毛泽东表示感谢，他在信中说:“主席：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后改送《人民文学》)，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
毛泽东的鼓励，使胡乔木的诗兴大发，从1964年11月到1965年1月，他又写成“诗词二十七首”。毛泽东看后，认为这些诗词比前十六首“略有逊色”；在诗词首扉页上批示:“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某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
1964, 1965两年间，毛泽东先后为胡乔木修改过40多首旧体诗词。他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在词旁写下许多批注，在不少句子旁边批有“好句”、“宜改”、“改得好”等语，还有一处批道：“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 提醒胡乔木少用难懂的旧词，避免晦涩，使诗词做到明白通彻。毛泽东对诗词字句的修改，都是经过反复斟酌后才敲定的，虽是一字一词之改，却能使诗词增色不少，气魄大了，气势也壮了；另一方面却更流畅，更易读易懂了。为了此事，江青曾指责胡乔木：“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
毛泽东对胡乔木诗词的修改，尤其重视诗词的结句，因为结句通常是全诗词意思的中心所在，写得好就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例如，胡乔木写的《菩萨蛮·中国原子弹爆炸》（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其中的《其五》篇最后结句原为“魔尽凯歌休，濯缨万里流”，毛泽东改为“魔倒凯歌高，长天风也号”。胡乔木读后十分感慨：“末两句改得气魄大多了，原来有些消极。”另外，《其二》篇最后结句，原为“风景异今宵，长歌意气豪”，毛泽东改为“情景异今宵，天风挟海潮”，意境之差别，高下立判。类似的改句还有很多，胡乔木心锐诚服地说：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句子和单词，确实生色不少，就“像铁被点化成了金”。
胡乔木在接近自己生命终点时，回顾毛泽东对他的关怀，培养和教育，发出了出自肺腑的感念：“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他在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1992年9月25日再版完稿中，仍不忘表达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现在公布这几段文字，完全是为了纪念和缅怀毛泽东同志在我学习写作诗词过程中给予的热情指导、鼓励和爱护，以及我衷心铭记的感激之情。”这时距离他生命的终点，只有短短3天了。
在事实的阳光下，谣言成了映照出造谣者无耻嘴脸的镜子；而伟人的“诲人不倦”，则耀出更加动人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