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也就是人们更为熟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出处，准确地说，是出自成稿于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别称，《反对本本主义》则是针对红四军军内、党内的一些原则性分歧，尤其是教条主义思想，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进行明确回应。不过，若将其单纯地理解为反教条，那就太教条了，以至会模糊根本性问题。

一、反教条的重点在于“调查工作”

按照时间倒推，在写就《反对本本主义》的4个月前，即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刚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应了悲观主义思想；此前，即1929年12月28日～29日，红四军刚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地位在古田会议上得以确立，同时确立的还有“党指挥枪”原则，并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根本任务，尤其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毛泽东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第一部分，后来被单独标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针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批驳，尤其着重列举了“纠正的方法”。

于此，请记住“纠正的方法”。

也就是说，掌控全局的毛泽东开始进行全面整顿，并在古田会议后连续做了两件事：一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战略角度指明红军的长远目标；二是以《反对本本主义》从战术角度指导红军的近期任务，即如何“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文详述）而且他是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插入说明：《反对本本主义》这个标题，是在1964年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时，由毛泽东重新拟定，原标题为《调查工作》。

进一步而言，《反对本本主义》——《调查工作》是在毛泽东亲赴寻乌县进行调查后，在《寻乌调查》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的提炼与总结，进而，向下指导如何进行调查工作，向上以反教条为切入点统一思想。

总之，《反对本本主义》是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内容之一，虽然确实是在反教条，但重点在于落实，尤其是如何落实的问题。

二、调查工作的重点在于“正确的调查”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有必要了解其创作背景及后续情况，否则，必然会落入教条的泥沼。

1930年5月，红军在攻克寻乌县城后，分兵开展发动群众工作，毛泽东随军前出到寻乌，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社会调查，写下《寻乌调查》，随之是《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共有7个章节，没有前言，开篇便是“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紧接着写道：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事实上，毛泽东的思想并未停留于此，在近一年后的1931年4月2日，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于此，请记住“正确的调查”。

对于《寻乌调查》，毛泽东也有重新认识，仍是在近一年后的1931年2月2日，他补记前言道：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由此可见，如果仅是抱读《反对本本主义》，而不深入了解相关思想的形成背景与发展过程，必然会落入毛泽东所批判的教条主义的泥沼之中。

尤其是，毛泽东在“三、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后，将解决之道写入最后一个章节，即“七、调查的技术”。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明确指出症结所在，而且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地讲明了深入群众的方法，以至到了苦口婆心手把手教的地步，包括：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4、要定调查纲目；5、要亲身出马；6、要深入；7、要自己做记录。

至于上述“调查的技术”的具体内容，因篇幅所限，只能烦请读友自行查阅了。于此要重点说的是，这是在九十年前就总结出来并可指导现今的工作方法，而且是源自毛泽东更早期的实践活动。

三、不会调查工作就不会理解毛泽东思想

在《寻乌调查》的补记前言中，毛泽东回忆道：

【“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

依据上述文字内容，依然倒推时间如下：

1、井冈山时代的“两个调查”

“井冈山市”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定名，当年称为宁冈县，红四军军部驻地在该县茨坪，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江西宁冈、永新、莲花为中心，辐射吉安、安福、遂川，以及湖南酃县（现炎陵县）、茶陵等。

至于毛泽东所记“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据后世考证，其中的宁冈调查为1927年11月，永新调查则为1928年2月开始进行。

进一步而言，1927年10月，湘赣边秋收起义余部转移至井冈山，毛泽东在11月便进行了宁冈调查；1928年2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土地改革开始进行试点工作，毛泽东同时进行永新调查。

据时任湖南省委特派员的杜修经回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的文字材料是写在账本上，“共有十多本，一尺多高”。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调查工作的认真细致与不辞辛劳。

当年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颁布了中共历史上首部成文土地法，即《井冈山土地法》。

2、大革命时代的“五个调查”

毛泽东继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后，于1926年11月来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由此正式介入并领导农运工作。

1927年1月，他赴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考察农民运动；3月，连载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陈独秀反对而中止；4月，出版该报告的单行本；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以俄文和英文转载。

3、迄今保存最早的文字调查材料

事实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非仅是基于上述五县的考察，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有针对性地进行过农村调查。

1925年2月～8月，毛泽东在因病回到家乡韶山休养期间，启动了当地的农运工作，包括建立中共韶山党团组织、组织农民协会、成立农民夜校，以及发动“阻禁平粜”和争夺教育权等斗争。同时，他首次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调查，并写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发表于1927年），这是迄今保存最早的文字调查材料。

按照时间顺序为：1925年2月～8月，《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同年12月1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先见下图，并小炫耀一下，这是笔者收藏的4套《毛泽东选集》之一，1956年版。

《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与《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有着直接关系，也就是基于调查工作；第二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显然是基于调查工作。由此，可见调查工作对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其实，不仅于此，因为还有更早的渊源。

四、养成深入民间与基层的习惯

在记述更早的渊源之前，先看一幅曾累计印刷9亿多张的著名油画，即《毛主席去安源》。

其反映的是在1921年中共一大后，毛泽东首次（共7次）去安源组织工人运动，第二年举行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该油画的创作者刘春华在2006年撰写回忆文章，其中有如下记述：

【“汪东兴同志说：那画先是放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处，请政治局的人看了，都认为很好，很像毛主席。后来，又搬到毛主席处，主席看了，说：‘神气还像我。只是这衣服太好了，我那时没有这么好的大衫，都是旧的，没有这个好。鞋子嘛，也没有这样好，那时常常走路，有时一走几天，鞋破了，就光脚走。有时碰到朋友，朋友出钱给买双草鞋，穿破了，又光脚走。伞也对，时常下雨，出门总带把伞。’”】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那一时期的工作条件与状态。

关于鞋子，毛泽东另有回忆，并被美国记者斯诺记录如下：

【“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

那是在1919年初，为了完成赴法勤工俭学的相关工作，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往上海，当时他只有买到天津的票钱，即便借了钱，也只能买到南京浦口，但他仍然踏上行程，而且特意中途下车，先后到访孔子故里、颜回住处、孟子出生地，以及登临泰山等。

早在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也就是1917年，毛泽东曾与同学萧子升（萧瑜）身无分文地“穷游”，历时1个月，行程900余华里，走过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第二年春，他又与同学蔡和森结伴出行，历时半个多月，沿素有“八百里洞庭”之称的洞庭湖南岸与东岸，走过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1919年之前的出行，当属颇具古风的游学；在1921年之后的出行，便是肩负重任的工作了。两者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从对中国社会的好奇心过渡到使命感，而且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不论条件有多艰苦，仍坚持深入民间、深入基层，由此养成个人习惯并善于总结经验。

五、结论

其实，结论已经体现在小标题中了，如下：

1、在规章制度要求的基础上，养成深入民间与基层的个人习惯；2、不会调查工作就不会理解毛泽东思想；3、反教条——反任何有悖于人民利益的事物——的重点在于“调查工作”；4、调查工作的重点在于“正确的调查”。否则，必然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也就不知道该如何为人民服务。

最后，复制粘贴笔者在2个月前发表于察网的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话：

【具体到此次新冠疫情，除了冲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基层干部等，最坚实且坚强的力量与基础仍是广大的工农阶层，他们一直在用无声的行动乃至默默地牺牲个人利益支持着抗疫工作，在战胜疫情之时，最大的奖章应该颁发给他们，而且不应让他们只是无声地奉献。

总之，若有效地防止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等继续造成危害，最好的办法便是——想尽办法并利用一切可用方式为工农阶层提供发声的渠道与平台，尤其要切实落实到位，直至见到可验证的成效，只因工农阶层毋庸置疑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党的根本宗旨所在！】

综上所述，在“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基础上，更须注重“正确的调查”，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更是思想理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