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私营经济是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增长态势，还是出现了大麻烦，惨不忍睹?是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即私企)，还是如中央所指出的仅是“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

　　本文引用的国家数据回答了这两个敏感问题。在这些数据及其它事实面前，某小资的“私企离场论”等“三论”不值一驳(见附件)。借其大做文章的那些夸张说法和“矫枉过正”做法，也该休息了。有的党员和支持者(即党、政媒体)过分到要求“修宪”和“真正使民营企业”(即私企)“成为重要执政力量”，则该检讨。

　　主要观点： 2018年“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无改私营经济增长“稳中有进”的总体态势，仅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非主流的局部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估私营经济增长状况，才有利于制定正确政策。

一、 私企投资增速大幅提高，升14.1个百分点

　　2018年1-12月，私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加快，累计增长25.3%，增速比上年提高14.1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含集体经济等)增长8.7%，增速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见图1)。相比之下，去产能等负担比往年减轻很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出现断崖式下跌趋势，年底也未见逆转的苗头，这肯定是需要有关领导机关高度重视的(见图2及作者《2019：坚决制止国企投资断崖式下跌趋势》)。2018年11月后，上海市领导表达过非常清醒的观点：我们是国企、民企和外企三轮驱动，一个都不能少。

　　另外，同期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增长6.1%，改变去年负增长局面;港澳台企业投资下降11.5%。个体经营单位投资增速下降9.3%，——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几次，与私企投资增速不同步。

　　国家工商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的国内市场，是私企、个体户“蜂拥而上”“遍地开花”“做强做大”和“优胜劣汰”之年。此间，“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 无改私营经济增长“稳中有进”总态势，是非主流的局部现象。“私企离场论”“坐井观天”，是为自由派大肆利用的添乱之见。因为，与私企和民间投资快速增长相应的是， 2018年私人性质的市场主体快速增加，其户数“破亿”即超过1亿，尽管有一些原主体被淘汰。其中，截至2018年11月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分别达到3105.37万户、7237.45万户，合计为1.03亿户，从业人员达到3.57亿。

二、私营工业增速回升，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2018年1-12月，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累计增长6.2%，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见图3);实现利润总额17137亿元，增长11.9%，增速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4.8%，增速下降0.9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16775.5亿元，增长1.9%，远低于上年水平。

　　截至2018年11月末，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比为13.4%，共计29640个，比上年同期增加2441个。这反映了工业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的压力。但挡不住私企总户数快速攀升，其对全局影响很有限，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三、私企出口增速总体平稳，下降2个百分点

　　2018年1-12月，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值增长分别为10.7%、3.4%。其中，私营企业出口增速比上年下降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下降6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贸易战”影响。2019年的可能性之一是，私企、外企出口增速继续下降。

四、小微企业贷款未见恶化，同比增长18%

　　2018年末，虽然央行统计口径有所改变，但仍与前些年相同，即私营单位为主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保持了持续的双位数增长，未见恶化。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13.39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增速比上年末高5.3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62万亿元，同比多增6958亿元。其中，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8万亿元，同比增长18 %，增速比上年末高8.2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22万亿元，同比多增6143亿元;农户生产经营贷款余额5.06万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比上年末高1.1个百分点，全年增加3583亿元，同比多增710亿元;创业担保贷款余额1064亿元，同比增长22.5%，全年增加195亿元。

　　这里，如果央行再能够发布大中型私营企业贷款余额，及全部非国有企业贷款余额数据，无疑会有利于进一步显示私营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的实况。例如，近20年前央行就有公开数据显示，当时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非国有经济贷款余额占比已分别达到50%、51%。其中，中小企业贷款占比50%可能是快触摸到“天花板”，再上升的空间非常有限了。而按现在央行、银保监会等发出的信息，即使考虑到统计口径变化，给人印象似乎也是原来的银行服务业绩已大倒退了。“改革先锋”厉以宁就说“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人民日报的《文史周刊》也发文，借批历史上所谓“三次国进民退”对当今中国状况含沙射影，并举例说中国贷款80%左右是大企业拿了，中小企业贷款则举步维艰，等等。显然，在体制内这种相当混乱的金融舆情下，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讨论、制定、落实和评估与中小企业、私营企业等相关的信贷政策。

五、结语

　　2018年 “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无改私营经济增长“稳中有进”的总体态势，仅是需要解决的非主流的局部问题。当年，以服务私营经济为主的小微贷款余额延续了多年的双位数快速增长。“民企杠杆率和民间投资均强势反弹”。

　　“一些民营企业”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这在市场经济中是常态，是普世现象。国企、外企等也不例外。看40年改开史，私营经济做大后，哪年没有出现过成千上万家的困难、亏损和问题企业?那类连某些大资本家和自由派都不以为然的夸张私营经济面临困难的说法和“矫枉过正”做法，该休息了。“实事求是”地评估私营经济增长状况，才有利于制定能够落实的正确政策。

　　至于有的党员和党、政媒体借此要求“修宪”和“真正使民营企业”(即私企)“成为重要执政力量”，则该检讨(参见作者《2019：私企岂能“成为重要执政力量”》)。

　　“私企离场论”等“三论”主要是犄角旮旯里少数资本家、自由派宣传的观点，站不住脚。其影响力远不如前些年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改革”“权贵资本主义”“反国企一股独大”等乱言，也不如今天多少仍在流行的“国进民退”“国企无效率”等妄言。这反映了引导私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舆论环境在进步。

　　2019年私营经济增长状况，可能更多是将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关系规则和国内市场的制约。

　　另外，2019年政府的“放管服”应着力强化其监管环节了。2018年又接连发生的惊动全国人心的私营企业侵犯消费者、投资者权益的大案要案，多由媒体、民间人士揭发。这似乎已成为多年来的“惯例”。这是相关行政部门的耻辱。人们有理由期盼，2019年政府能够使该“惯例”成为特例。

　　再者，重复地说，引导私营经济健康发展要注意“抓大助小”，不能够是仅仅“聚焦”小微企业和以其为主体的“民营经济”。这既是现实需要也是产业经济学的基本要求(参见作者《2019：坚决制止国企投资断崖式下跌趋势——兼议积极引导国企投资健康发展》)。以2018年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为例：私企平均资产规模为1.1亿元，在8种类型企业的规模排序中倒数第三。其它非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规模则在0.53亿元—4.7亿元之间。“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为35.5亿元，负债率低于行业平均负债率和私企负债率。“国有控股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为23.7亿元，负债率比私企高一点。央行、银保监会、发改委、财政部、国资委等的“去杠杆”主要压在了这些“国有企业”头上。央行表示，2019年还“主要”以国企为重点“去杠杆”，而非“一企一策”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处理，而非在国企中实行“结构性政策”。这样干下去，“稳增长”“稳投资”“稳预期”，行吗?还能够在工业中积极发挥大中型国企的带动作用吗?欲壮大的实体经济，其核心不就是工业吗?工业的核心，难道不是大中型骨干企业，难道不是平均规模最大且技术设备先进的国企(和少数技术先进、规模较大的非公企业)?有几家部门在“聚焦”这些大而先进的国企，并努力发挥其产业带动作用以“稳增长”呢?

　　发展私营经济、小微企业，过犹不及。国企失速，殃及私企。

　　附件：

简析“私企离场论”等“三论”

　　“私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党建控制私企论”主要是个别资本家、自由派在犄角旮旯里宣传的观点。它们或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或是自说自话，或是违法。

　　（一）关于“私营经济离场论”。因党、政媒体等大力宣传，舆论场的无名之辈——小资吴小平因在犄角旮旯里说的“私营经济离场论”成为了“社会知名人士”。他甚至被司法部官微定义为蒋介石一般的“人民公敌”，俨然是“敌我矛盾”了。小吴也不喊冤叫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另外，几乎是同期，面对某人以笔名发表的“国企离场论”(即“国企已经完成历史任务了”)，党、政媒体等却装聋作哑，不置一词(子午《从“民企离场论”到“国企解放思想论”，这波双簧还要演多久?》)。这种美利坚式的双重标准让广大的“吃瓜群众”疑窦丛生。

　　实际上，在党和政府适时掌握的2018年国家经济数据面前，当时吴的“私营经济离场论”就不值一驳。当然，吴文中提到的“公私混合制经济”范围确实在不断扩大。2018年12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改革先锋奖章的厉以宁等早就这么说过，“混合所有制是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近期全国政协常委杨伟民还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淡化所有制概念，等等。《经济日报》在《批驳“私营经济离场论”：“两个毫不动摇”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一文中，把这个混合制经济也作为批判对象，不知是由于有关负责人、执笔人等无知，还是深信了某种“奇葩”理论。

　　（二）关于“新公私合营论”。网搜始于2004年的“新公私合营论”，发明者似乎是央企的马正武，进一步发挥并使之开始产生一点点影响的则是北京房地产商冯仑，及后来的浙江小资叶檀等。据高国杰的报道，当时马正武的原意是，中国民族经济的基础是国企、民企。前者大企业多，后者大企业凤毛麟角，但有机制优势，两者应结合起来。民企可以帮助国企解决体制、机制的劣势。冯仑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道，国企在体制、机制上也有优点值得民企学习。冯“还针对‘外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谁将在未来竞争中胜出’的话题，提出‘看上去最不像个东西的东西将是最好的东西’的观点，他认为，单纯以所有制来判断企业效率高低不一定准确,而新形势下的‘公私合营’方式，恰恰可能获得出其不意的高效资源配置效果。”(《新公私合营:最好的“东西”》，《资本市场》 2004年11期)看来，马、冯的发言是在探讨问题，态度谦和，并没有其它的偏激情绪。

　　但后来这个概念被不同人进行了各自的解释和应用。如2009年8月浙江的叶檀在《南方人物周刊》的《央企地王与新公私合营之路》中提出：

　　“新公私合营运动是形势逼迫下的产物，......新公私合营运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引入国资成为大股东，另一类则是彻底被国资控股，戴上了红帽子。......历史让人唏嘘，老一辈企业家张瑞敏、宗庆后等好不容易摘去的帽子，现在民企自己又乖乖戴上了。新公私合营运动有两种可能的路径，如果民企资源环境继续恶化，所谓新公私合营就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营企业生产方式的卷土重来;但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国企深化改革，那么与民企的合作将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契机。”

　　至此，之前马、冯讨论中的“新公私合营论”完全变味了。在叶氏版本中，该说法和政府认为不科学的“国进民退”概念等联系起来，并透出了偏见和戾气。但这个修正版和马、冯原版本一样，因缺乏适用性在舆论场中一直也没有太多影响，远不如“混改”“交叉持股”的强大影响力。

　　（三）关于“党建控制私企论”。这个观点就不多说了。在经济学界，如在“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上，自由派人士就曾公开主张“国企与国家安全、共产党执政脱钩”。这类人当然更是反对在私企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了。有的外国人也反对在外企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但这件事情还是在依法(如果公司法)推进。全国工商联也积极参与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