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有大v在微博上提出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语都是一项废物技能”的观点。引发了强烈争论，有的人表示赞同，也有的人强烈反对。笔者在此也想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

　　首先，笔者要阐明的一点是，“英语有没有用”本身是一个伪问题。不管是以“英语无用论”来反对学习英语,还是“英语有用论”来鼓吹应该全民学习英语，本身都是缺乏常识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全世界2000多种民族语言当中，任何一种语言都具备一定的工具性效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某种语言或者其他工具性学科有没有用，而在于这一学科在教育当中的地位是否恰当，投入和产出的效益是否合理。

　　比如说，汽车驾驶有没有用呢?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汽车消费大国，汽车保有量有数亿辆之多。笔者相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汽车驾驶技能所用到的时候是要比英语更多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在高考当中把汽车驾驶定为150分，然后再设个汽车驾驶四级，汽车驾驶六级，并要求每一层次的大学生研究生都进行考核，否则不允许毕业呢?恐怕不管是谁提出了这样一个计划，都非得被喷死不可。

　　再比如说，影视鉴赏理论有没有用呢?笔者相信，当代完全不看电视和电影的中国人是少之又少的，至少要比用到英语的时候多得多。然而，恐怕在国人当中能看明白电视和电影当中真正所想表达的内涵并且能写出系统客观评价的却寥寥无几。比如，那些好莱坞大片吹捧“美国式资本主义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必然胜利”，以及某些果粉影视作品把民国吹得花团锦簇，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在观赏的第一时间察觉出有不对的地方。因此，这一切足以让相当一部分人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潜移默化，逐渐把美国和民国当成了样板。甚至很多人连演员的演技的好坏都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把一向以演技浮夸，矫揉造作闻名的好莱坞当成了演技精湛的表现……可以说，影视鉴赏理论知识的匮乏正是导致文化自信缺失，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等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斯坦尼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等内容设成150分的高考题，然后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分别弄个影视鉴赏四级六级，谁考不过就不让毕业，恐怕所有的人都会大骂“太荒唐了”!

　　相比之下，就英语本身来看，虽然不能说全无用处，但是恐怕确实在当代的教育当中受到了不恰当的重视。很多要比英语有用的多的东西，在教育当中倒是被忽视了。

二

　　其次，从语言学和语言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中国也是全世界最不应该推崇英语教育的国家。

　　现代外语教育开始被推崇是在19世纪的欧洲。此前跟中国推崇文言文教育一样，欧洲推崇的也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等古典语言教育，几乎没有学校开设现代外语的课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欧洲国家非常小，其中像英法德这样的“大国”，面积和人口也不过大体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在工业革命以后，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要面临出国求学、务工、经商的问题。因此，现代外语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种必需品。第二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现代欧洲语言之间非常接近，加上操不同语言的各国人混居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学习的成本很低。像恩格斯就非常轻松的掌握了20多门外语。

　　欧洲人之间学习语言的成本究竟有多低呢?赫鲁晓夫曾经在回忆录当中表示，铁托跟他说过，南斯拉夫人根本不用学习，也可以听懂俄语。因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与俄语的差距，大体上也只不过相当于中国的普通话和湖南话之间的差距。当然，对于英语等非斯拉夫语系的语言学习难度要稍微大一点。不过苏联方面也专门做过实验，即使对于从未接触英语的俄国人，只要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击训练，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熟练的使用英语进行无障碍交流。(可参见刘玉民等《今日苏联外语教学》，《国外外语教学》 1988年04期 )

　　而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一方面，汉语差不多算是世界各种语言当中和欧洲语言差距最大的，无论是语音、语法还是书写都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因此学习的成本是最高的。另一方面，除了少数大城市以外，绝大多数地区的中国人根本没有和操外语的外国人长期接触的条件，英语等外语基本上只是用来应对考试。这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学习成本，而且往往在工作一两年之后，就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学习英语的投入产出效费比之低，堪称世界之最。

三

　　也正是由于这种极低的学习效率，加之过度推崇英语的教育和教育减负两者结合，已经导致中国近年来各学科教育发展的严重失衡。

　　比如说，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世界地理比外语能够更直观，也更全面的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但是在近几十年来的教育改革当中，世界地理部分却不断的削弱教学要求。笔者以前在《几十年的“减负”究竟减了多少?》一文中考证过，通过一轮一轮的减负，已经把要求学生掌握的国家由80个减少到了五六个。可以归纳为下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学世界地理部分大纲要求掌握的国家数目表

　　相比之下，只有英语一门课没有受到“减负”的影响，虽有所反复，但总体看大纲要求掌握的内容比建国初期大大增加了：1956年中学阶段要求掌握的词汇量是1500个，1986年是1800到2000个，2003年是3500个，刚刚公布的最新课程标准虽然把要求掌握的词汇量减少到了3000个，但是仍然比建国初期多出了一倍。这种情况与其它各门课程的基础知识大幅度削弱相结合，就导致了中学生往往把绝大多数精力耗在英语学习上。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畸形现象。

　　另外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语言本身并没有阶级性，但话语是具有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的。像英国的《晨星报》为代表的进步媒体和英国的《经济学人》、美国的《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虽然使用的都是英语，但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而在今天中国的英语教学当中，主要的材料显然不是出自《晨星报》为代表的进步媒体，而是以反共和推崇资本主义著称的《经济学人》、《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如果让学生把大部分精力耗在不加批判的学习这些西方主流媒体文章上，恐怕很难不受到这些文章中广泛存在的西方话语霸权思维影响。

四

　　最后，在这里笔者还想谈一下当前一些人中普遍存在的几个常识性的错误。

　　第一种说法是，“英语是唯一一种世界性的语言”。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从使用者的数量来看，目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数已经被西班牙语所赶超，现在处于汉语和西班牙语之后的第3位。而且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不出一代人就会被印地语和阿拉伯语赶超，降到世界第5位。如果按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规定来看，英语、法语、俄语、汉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这六大语言，都是平等的国际语言，从来没有规定英语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语言。

　　事实上，哪怕二战前的欧洲，法语也比英语更重要。所谓“英语是世界语言”，只不过是二战后美国操控下舆论话语霸权的产物罢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80年代很多中国人出访南斯拉夫的时候发现，尽管苏联同南斯拉夫的科技贸易交流远超美国，南斯拉夫人学习俄语的成本也要比学习英语低很多，大多数南斯拉夫人还是宁愿说英语也不愿意说俄语。那些人表示，俄语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学俄语就是“屈服苏联霸权”;英语是没有任何政治性的世界语言，学英语就是“融入国际社会”。结果倒是这种“没有政治性”的英语热，促使了几年之后南斯拉夫的亡党亡国。

　　第二种说法是，“外语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会随着国家的发展而提高”。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总体看来，教育当中外语的地位是和一个国家的国力成反比的，大体上可以分为4个层次。第1个层次是美国和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的苏联，外语在教育当中就几乎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学汉语的大都是华人，学西班牙语的大都是墨西哥等地的拉美移民，只有极少数学校的少数专业有外语的要求。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的苏联也是类似的，除了计算机专业需要学英语，光学专业需要学德语之外，绝大多数专业对于外语是没有任何要求的。第2个层次是西欧国家和日本，他们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普遍使用民族语言授课，但是在绝大多数专业和考试当中也对外语有一定的要求。第3个层次是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其不仅对于外语非常重视(部分国家将其视作第二官方语言)，而且很多高等学校的专业就是双语甚至完全采用外语授课的。第4个层次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其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几乎整个教育体系都采用欧洲语言或双语授课，母语主要在小学开设的一些民族语言文字课程中存在。

　　当然，也有一个例外的情况，那就是近年来的中国。应该说，从民国到新中国初期，是符合“外语教育与国力成反比”这一普遍规律的。在民国时代，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第3个层次，高等教育的很多专业都是使用外语授课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编定了汉语课本，实现了民族语言授课，外语的地位随之不断下降，逐渐接近了第1个层次。但是新时期以来却出现了逆转，不仅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外语的地位越来越高，甚至高等学校当中越来越多的采用外语课本或者双语授课。最可笑的是，现在小学和幼儿园当中外语或双语授课也越来越流行。在中国近年来国力不断上升的同时，外语教育领域却似乎正在逐渐向非洲国家看齐。

　　第三种说法是，“现在所有的权威期刊都是使用英文”。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是美国为代表的一种西方话语霸权的体现。之所以我们把SCI或者其他的一些英文刊物视作“权威”，只不过是因为国内某些人认同他们的权威性，在职称评审以及一些考核当中以此为标准而已。像苏联在30年代开始就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即所有的职称评审和相关考核当中，发表的外语期刊上的一律不算数，只有发表在本国期刊上的才算数。结果苏联科技领域迅速崛起，二战后使用俄语发表的科研成果占了世界的约1/3。(可参见冯立良 夏召增《俄语科技文献特点及其翻译之探讨》，《外语语言教学研究——黑龙江省外国语学会第十次学术年会论文集》)但是后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承认了SCI的权威性之后，俄罗斯以俄语发表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就越来越少了。

　　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把外语期刊特别是英语期刊看是权威背后的西方话语霸权，习总书记才语重心长地在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不过，只要某些人不改变在职称评审和其他考核当中不承认国内期刊的权威性只认英语期刊的权威性的做法，习总书记的指示就很难得到落实。

　　因此，虽然英语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投入产出效费比很低，我们的确应该改变过度推崇英语所导致近年来各学科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局面。而且，比之英语教育过度受重视本身，怎样摆脱全民学英语背后所体现的美国话语霸权，树立起民族自信，恐怕是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