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钱钟书，再看看王朔。我头些日子写的《市场社会的样板人》提到了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商品经济如潮如涌，已显出了拥有未来的气势。不同于还要拜卢梭为师的***庆，王朔以小说《顽主》为即将上场的市场社会缝制了一面迎风招展的会旗。旗下的嘎杂子琉璃球一个个灵气十足，精神百倍，读书的当官的都不放在话下，而是踩在脚下。这样的场面不但高于生活，而且还先于现实。在现实中，在现实的价值体系中，从牛仔裤西瓜堆里钻出来的第一拨商人阶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还有一段差距，此时一脚高一脚低，看着跟一头沉似的。

    王朔的出现同样跟中国革命的命运也有着不解之缘。别看他在小说里老寒碜共产党，其实他就是共产党——他出身“革军”（除了“文革”中几年，可以与“革干”合并同类项，合称“革干革军”），这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交代得一清二楚。军功阶级是前30年的领导阶级，更是“文革”十年的特权阶级。但这个革命在后毛泽东时代没混好，被一帮知识分子拐跑了，革干革军的绝对落差虽不大，相对落差却不小。这相对落差足以让王朔在感情上“重上井冈山”，也就是回到中国革命的起点，但这回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开公司倒买卖——开那种“三T公司”跟造反差不多。他笔下的“顽主”可以说是农会积极分子的转世灵童。王朔的作品代表了没落特权在市场社会重新崛起的愿望，是有正当性的。头两年流行的《忏悔无门》，书中主角李春平也出身军功阶级，跌得也不轻，混到在单位做保安还蹲了大狱，末了竟然跟大他近40岁的好莱坞老太太“闯关东”“走西口”去了，成为这30年社会变迁中最离奇、最惨烈的个人故事。在一个起伏升沉不定的社会里，破落地主、破落贵族跟贫下中农或城市贫民之间的距离，常常也就是一步半步的事。“顽主”这个社会形象很快就独立于具体创作者的社会存在，而成为一个新兴商业阶级挑战官、学既得利益的集体符号了。商业阶级那时刚从西瓜堆、仔裤堆里崭露头角，有个半外号半小名的“倒爷”，“老总”或“民营企业家”是它做大之后才赢得的尊称。

    文学上，王朔的确独树一帜。他的语言生动活泼，充满了街头巷尾气息。对于“倒爷”群体很有限的历史积累和社会视野来说，这样一种“没膝大衩式”的表达形式，既本色又大方，既夸张又从容，穿着它出入既得利益的派对或舞会特别有冲击力，富于行为艺术所追求的“颠覆性”。中国是一个社会流动极快的国家，底层在不断地混入上层，边缘会持续地挤进中心，王朔语言也许能长期为这更广大的群体提供一种“去你们妈蛋”的表达工具和世界观呢。其实，这些年盛行的那种小玩闹的网络文风里便可以看得到王朔的影响。那些流里流气的80后文学不好说都是王朔一人下的蛋，但他的DNA不用亲子鉴定也看得出来。王朔的这种“文化价值”若能兑换成文学价值，我不知道能不能折合一个半个老舍。但仅就文学语言来说，他确实比众多在老舍这棵大槐树下一坐坐一辈子的“京味小说”“京味戏剧”高出一头不止。那些人模仿的，是还只有百万人口的旧北京，而王朔要表达的，是一个经历要丰富得多的新北京。

    放在大一些的视野中，像王朔这类文章，其夺目的偏狭、冒烟的歪才，实在是一个民族舍弃大目标、收缩大情怀后进入精神下行期才有的症状。他笔下的世界不是“伪君子”便是“真小人”，除了“丫的”还是“丫的”。没有“真君子”的世界也许是真实世界某一片段的写真，不可能是它恒久的本相——那样人类社会早散架了。他的作品缺少历史与未来的纵深感，他只在当下翻跟斗，因此他只是一个过渡人物。头一段网上报道他批评一个叫郭什么的80后作家搞抄袭。当年他鼓吹“我是流氓我怕谁”下的蛋，如今孵出“真流氓”来了，对比之下，原来自己也只是“伪小人”或“打折流氓”。“伪小人”或“打折流氓”是80年代文化的特产。那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规划的未来社会是个小人社会，于是有些“真君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挽起袖子，放开喉咙，就像当年讴歌道德理想国那样讴歌化粪池下水道。这导致了他们日后人格的极度分裂。还有一些“真君子”看了未来世界的蓝图，发现自己到了那时候只能住收容所和精神病院，想还是快快改“邪”归“正”，规规矩矩做个“真小人”得了。但学好难，学坏也不容易。于是由电影、小说、诗歌、先锋戏剧、报告文学开办的“真小人”补习班、速成班、自修班、强化班应运而生——主校区当然还是社会。学坏要靠努力，也要靠天分，尤其要靠童子功。这些半路出家的“真小人”冤枉花了好些学费，到头来净是半成品。

    当过“右派”又当过文化部长的王蒙，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文章谈《青春万岁》。他感叹道：我们白白兜了一大圈回到了原处，如果理想主义再扔了，那就什么都不剩了。我当时读了真挺难过的，也很尊敬他，我理解那一辈人的无奈和失落。后来他可能想通了，越混越有意思，一会儿“轰动效应”，一会儿“躲避崇高”，快马加鞭地跟堕落的时趋沆瀣一气。看着他一把年纪，跟着王朔那些人屁股后面贫嘴呱舌，特别像公园里笨手笨脚的老太太学探戈狐步，又何苦呢？其实他打打太极拳就挺好的。

    文人普遍的失魂落魄，其直接后果就是写出来的东西品相太差，净是些鸡零狗碎、根本不入赏鉴的东西。他们还说什么“放逐”不“放逐”的，自己就没高看过自己。这当然有大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小文化想必也起了作用，就说王蒙吧，他的遣词派句，真比老成点的初中生还幼稚，但他居然觉得好得不成，亦一怪事。恐怕得向小文化找原因了，他们是不是有个互助组定期相濡以沫，把彼此吹晕，就不得而知了。记得他当文化部长后报纸采访他，他说，自己小女儿曾说：爸，就您，还当文化部长？！——这样的火眼金睛，应该选拔到国家质检总局，甚至做中组部新来的年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