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0年代曾闹过“独立写作”。它所针对的，是前三十年的文化生产、管理体制，及其在后三十年的残余;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变迁。前三十年群己关系的秤杆向“群”倾斜，思想文化等领域尤其如此，秤杆都“一头沉”成旗杆了。“独立”这个词只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寒秋，湘江北去”里见过，从没见它跟“写作”呆一块儿。那个年代的写作者，差不多都是“全世界无产者”、“人民革命”、“共产主义”的发言人。写作基本上属群体行为，表达的是国家意志。那时公占私，一如今天私占公，就连男女青年之间的情书，也净用“致以革命的敬礼”收尾，有的展望他们的结合，就好像两大主力红军要会师似的。 

　　不过平心说，那个时代尤其在它的初期，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我”和“我们”甚至“咱们”的关系，二者想一块儿、急一块儿去的时候不少。那时党号召作家“深入工农兵”，写“火热的生活”，柳青根本就没用党号召——他没准还想号召党呢——早早就搬到了农村，住进了破庙，一住就是几十年。因为住得有滋有味，所以写得也有声有色，艺术水平着实不低。不少由共产党培养、因而“我”和“我们”融合度较高的艺术家如贺敬之、浩然、劫夫、刘炽都属于这种情况(浩然的文学水平不是很高，但也没好多人说得那么低)。一些被新中国感化的艺术家，如写《茶馆》《龙须沟》的老舍(我没说投太平湖的老舍)，写《沙家浜》的汪曾祺，作《冰山上来客》的雷振邦，亦与之伦类。“我”于“我们”，就相当于一双脚穿上了合适的鞋，自然载欣载奔。现在一说起前三十年的文艺作品似乎统统不足道，这种一点分析都没有的态度才真不足道，尽管它很流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脚都穿上了合适的鞋。对于很多解放前国统区出身、“我”惯了的艺术家，“我们”版的鞋子不是磨脚就是顶脚。穿上新鞋子的巴金、郭沫若、曹禺虽然面部表情全都喜盈盈跟新过门媳妇似的，但脚下别别扭扭，再也走不出原来的水准了。一些没怎么穿过旧鞋的年轻作家如王蒙、刘绍棠，没走几步就崴在了地下。那个时代，当脚和鞋出现矛盾时，一般都会认为是脚有问题，因为，那双走过雪山草地、走上天安门、走出了奇迹的鞋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呢?翻阅那个时代的文献，如文学家矛盾、叶圣陶，史学家顾颉刚、夏鼐等人的日记，发现对脚的反省远远大过对鞋的怀疑。他们都希望通过学习、劳动把“我”改造成“我们”。为了让脚尽快适应鞋，裹脚布又派上了用场，可怜有些脚年过不惑才开缠，疼得撕心裂肺不说还事倍功半。 

　　可就在“我”千方百计要变成“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一刻不停地变成“他们”。“他们”越来越凶，老爱用“我们”的鞋底子抽打“我”的脸。后来，不断有“我”逃离“我们”，潜入地下，用拉上窗帘的“独立写作”、埋入花盆的“个人写作”，萤火一般在黑暗中自照，篝火一般在寒冷中自暖。聂绀弩流放中写的旧体诗，北岛流浪中写的自由诗，都是“我”从“我们”撕裂时流出的痛苦所凝成的美丽。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确实值得留恋：那个年代的购粮本上，工人的粮票比干部多，车间主任焦裕禄饿得黑瘦黑瘦的，工友媳妇生了孩子，他还要送去几斤小米。“我们”是一种伟大的理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魅力所在： 

　　能在苦旅中相互扶助、在涸辙中相濡以沫、能以相互的微笑为微笑、以共同的行走为行走的民族，才不光好使而且好看——看着有美感，有尊严，有信心，看了就愿意以“我们”自居，看了就愿意生生世世一起走。马路上挤做一团哄抢飞来钞票的鸟男女，抢完了是不会愿意合影留念的——更别提交换电话尤其是家庭住址了。 

　　后三十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少举着“我们”通行证的“他们”二话不说，一马当先，把两条腿跑成了四条腿。跑到这会儿，贪官家起获的现金不但能把人手点残了，还真就把十几台点钞机点憋了，还是小曹冲推来了称煤块的地秤才完成了清点工作。较之贪官污吏把急行军尽可能安排在夜里，富二代则在光天化日之下开着浩浩荡荡的豪华车队，迎佛骨似的前往机场迎一条“狗狗”。巨大的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不公，把中国分成了“一中各表”的不同中国，“我们”在社会心理上的一哄而散，有歌为证：

　　路上的军球鞋已经不见 

　　路上的“白边懒”已经走远 

　　路上的齐步走已经走乱 

　　路上的同路人已经走散 

　　就这样，群己的秤杆跟大地平行没两天，又“一头沉”成了旗杆，“我”在百尺竿头高高飘扬。 

　　从剩不下多少我们的“我们”回归“我”，是个泡沫塌缩的过程，虽称无奈，也算进步。但同时，它又是个一种极端取代另一种极端的过程：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是“我们”，尽遭虚无。在“我们虚无主义”的带领下，如醉如狂的“独立”、“个体”、“私人”、“下半身”写作啸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7·5暴徒似地对从小两口子直至九州八埏的群体认同，进行了血肉横飞的洗劫。劫余的社会，即被写进书刊、放上屏幕上、摆在讲坛的那个社会，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地狱”;比动物多进化出250万年的人类，成了一根根生殖器，套着一串串算盘珠。已被现实利益切割得七零八碎的社会共同体，还要再过一遍文化的粉碎机。粉碎机里出来的男女老少，呆家里都疑神疑鬼，出了防盗门就更像进了敌占区：谁跟谁都是对头，我不黑你你毒我，你不坑他有人坑他。

　　要想亿万人的家园像个家园，而不是警车老叫的地方，就得重新组建“我们”。重新组建“我们”，包含缺一不可的两层意思：不但要在社会经济上调整利益结构、缓和阶级矛盾，还要在文化价值观上提倡一起走、共同富裕。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写作。这种写作兼具“独立”和“我们”两种属性，套个现成的说法就是：by“我”，for“我们”。有一点需要强调：这个“我们”绝不是仍开着“我们”牌大货车从国库往家拉东西的“他们”，而是所有劳动者和被剥夺劳动权利的人。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坐权力腿上，“纵做鬼，也幸福”，当然不是独立写作，但搂着市场的腿、钱让脱哪儿就脱哪儿、让说什么就是说什么，也不能算独立写作。真正的“独立写作”就是不吐不快、只听内心的吩咐，谁也不该谁也不欠。被互联网解放的业余写作大都是独立写作，其动力、特别是其思想和情怀，跟省委宣传部无关，跟影视公司无关，跟跨世纪千人工程、跟跑课题熬职称申报博士点统统无关。当然，不是所有独立的“我”都愿意为“我们”写作，但只有独立的“我”写出的“我们”，才比较的靠得住，才不会像密写墨水写的东西，眼下一样，回头另一样。应该说，由独立的“我”所写出的靠得住的“我们”，已渐渐多了起来。

　　这其中，双石和他的写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电视台供职的双石，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围绕中国革命的战争史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辨和实地勘察，以此寄托他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牵挂。双石是个 “汉子”型文人学者，虽然年过半百依然个性十足，一身野战服不说，座驾前盖上还大书中国工农红军的番号。我有回到成都开会顺便去他家拜访，感觉就跟进了军械库似的。他平时在网上议论风生时也是“双爷”长“双爷”短的。我尝感叹，以他这样的个性，如果整天活在语言语调表情动作像是统一发的官僚体制内，双石得憋出多大的肺扩量啊。还真得感谢改革开放所另辟出的社会空间，容纳了这些泼墨狂草一样的身影。

　　双石的价值认同基本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一方，因此他对集二者于一身的中国革命有着深切的同情和为之辩诬洗冤的强烈动机。为中国革命当义务清洁工的按说不少，但胜任的不多，因为这个特殊工种不光需要冲击力，还需要辨别力。有些志愿者，连这场革命的脏哪些是自己弄的、哪些是别人吐的都闹不清，举着扫帚不扫地光打人了。双石不同，他不但有炽热的情感，还有冷酷的理智，二者奇妙的结合使他的辩词真正具有战斗力。例如，他以详备的资料(他书架上，光十六开本的西部地名目录就一大摞)和周密的论证对西路军与中央关系所做的考辨，对盛行多年的阴谋论(即党中央和毛借刀杀人)可谓沉重且不说致命一击。我有回碰巧与研究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史的某权威高官同席，我问他是否读过双石的西路军研究。他回答说：双石我知道，无非是给毛泽东辩护，我不看他的文章，我看当年的电文!电文往那儿一排，事实一清二楚。听到这儿，我再不想再多问。他不看双石的研究，可双石看了他的研究;他排的电文双石一封没落也排了，而且补入更多电文;他一见电文“就一清二楚”事情，双石却能于不疑处生疑，于似是处见非，结合当时大形势和具体情景做更合乎人情事理的解释。区别就在这儿：你闭着眼睛站人家对方，人家睁着眼睛站你上方。 

　　“我们”的重建，无论垒墙还是漫地，最需要双石这样的“石头”。泡沫塑料不行，除非在摄影棚，演空城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