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自序

　　我的研究方法多不源自国际流行的理论，而是依据被人们称之为“常识”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最简单、最平常、人们天天要重复的像衣食住行这样的经验事实。理论毕竟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小时候给人帮忙，人家留下吃顿饭。开始只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后来悟出“干活吃饭”是一种在尽责后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尊重别人的劳动，则是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这用于观察国际事务，我们发现，现在中国成长了，还进了WTO，给世界干了不少活，但结果我们得到的回报却远不足以补偿我们的劳动和资源支出。我们用自己已十分稀少的资源和辛勤劳动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和庞大的市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西方人表扬中国人“勤劳勇敢”;但当我们的国内资源已使我们的发展难以为继，从而需要更多的资源进口的时候，西方人就说“中国威胁”。这就不公平了。干活吃饭，这是天下最民主的道理。可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放到中国人身上就不行了，西方人的“自由贸易”理论就不见“普世性”了。

　　其实，中国也不是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的唯一国家，当年英国就是这么对待美国的。正是英国压迫才造成早期美国那么多有生命力的国际政治理论。现在美国人又学着当年英国人的样子不公正地对待中国人，教训中国人。说千道万，意思无非是让中国尽量多地在外边干活而尽量少地在外边吃饭或不吃饭，他们说这样对中国最“安全”。这也是很不讲道理的。因此，在发展问题上，我们学者就应当为中国说话。为中国说话，就是为公平正义说话。

　　寻求公平正义是需要手段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与早年美国的经验一样，当代中国也意识到，为了国家统一，为了能保证稳定的能源进口，中国迫切需要拥有强大的制海权。可已从英国人手中夺得制海权的美国人这时却忽悠咱中国人说：中国并不需要制海权;如需要，中国可以依托美国的海上力量寻求海外安全;中国应向西部内陆发展，那里才是中国“最安全”的地带。远的不说，单就日益临近高危期的台湾问题而言，这种理论就包含着巨大的陷阱。因为台湾问题实质就是中国制海权不足的问题。1943年斯大林就开辟第二战场地点的分歧，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1]斯大林这里说的“识别能力”是指用英国人所擅长的以地缘政治理论判断世界事务的能力。这话转用于回答上述说法就是，正因为中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制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深远意义，那也是错误的。这里我说的“识别能力”，是指英美人擅长而中国人刚起步的用地缘政治和海权理论分析世界事务的能力。本书不仅研究这一理论，而且还要与中国人民一起提高用这些理论分析和处理世界政治的能力。

　　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事，是出远门时要多带些干粮。后来明白有多少干粮就能走多远的路。这种来自饿肚子的经验，使我形成了现在学术研究中关于国家发展规模必须与资源规模相匹配的理论，以及在本书中反复强调并运用的国家力量伸缩极限与底线的理论。小时候爱看世界地图，那时以为国家边界是像电影上那样谈出来的，边界线是像写描红一样画出来的。后来看了历史书才知道，国家边界是打出来的，边界线是血染出来的。不然为什么资源丰富地区的国家边界就犬牙交错，而资源贫乏地区的国家边界就多是直线?

　　国际政治多是资源政治的倒影。正如树木本身的高低决定其倒影的长短一样，不管各国外交多么变化莫测，也不论各国战略研究报告说得如何振振有词，国家资源总量决定了国力伸缩终有其不可超越的底线和极限。基于特定资源支撑的一国人民对其生存权的捍卫态度决定该国必须坚持的战略底线，国家主权边界大体就是这条底线的终极反映。国家的资源占有水平及基于并运用这种资源实践其发展权的国家战略能力，决定国力伸展的战略极限。战略底线，事关国家生死存亡，公民对此比较容易形成共识;而战略极限，事关国家发展，则往往容易被渲染夸大并由此导致许多国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上的帝国多在捍卫国家战略底线中崛起，在无节制地突破其战略极限中败亡。毛泽东同志告诫中国人民不要作超级大国，不要称霸世界，所以才有新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发展;明治天皇告诉日本国民要征服整个亚洲，要称霸世界，结果却使日本不仅成了世界唯一经历核打击的国家，其近代“成就”也随之灰飞烟灭。因此，在战略底线和极限间，后者是战略学研究的重点，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小时候常玩“勾皮筋”游戏，那时能将一个根皮筋圈翻勾出12个花样，最后解不开对方花结的是输方，当然前提是不能将皮筋拉断。长大了才知道，国际政治也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游戏，不管各国外交如何花样翻新，其极限就是不能将“皮筋”拉断。不然，国家博弈的成本就会被推向极端，那就是世界大战。国力收缩的底线是不能受到严重入侵。只要研究出极限和底线这两个点，我们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做到心中有数。

　　游戏规则犹如国际体系，近世有拿破仑之后的维也纳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其中，法国拿破仑、德国威廉二世、希特勒、日本的东条英机等，都是硬将“皮筋圈”扯断的人;而梅特涅、美国的两位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则是另建游戏规则的人。打破游戏规则多需勇气，而建立这种规则却需要哲学。打破游戏规则的多是在这场游戏中所获甚少的国家，也有的是野心过大的国家。对于前者，国际社会尚可包容，比如苏联，它既是凡尔赛体系的打破者，又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者;对于后者，则往往因其失道寡助而终成国际和平力量团结一致镇压的对象，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日法西斯的结局就是这样。基辛格说：“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2]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现实的世界只能是一个各国在“丢手绢”游戏中不断博弈的世界。在20世纪末那场游戏中，“手绢”轻轻地丢在了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诉他，西方人还用诺贝尔奖章忽悠他，结果苏联很廉价地被忽悠倒了。苏联倒下后，西方人在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的叫喊中乘乱将北约边界推到东欧并乘科索沃战争的胜利继续向中亚挺进。此后西方人又摆好了第二轮“丢手绢”游戏，并在开始时将“手绢”轻轻地丢在中国的后面。当时中国人还真相信“与国际接轨”可以救中国。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人明白了，没有上当。后来欧洲人又顺其“反恐”高调将“手绢”轻轻地移到小布什的后面，等美国深陷中东沼泽后，欧洲国家纷纷从伊拉克撤军并由此获得新的机会。国际政治，不管其变化如何诡谲，说到底还是一种在总量守衡中此消彼长的力学结构。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刀子容易煅造，而哲学却不能一蹴而就。古今国家的失败多不是没有刀子而是没有哲学，其创伤恢复的速度更是取决于该国公民哲学素养的深浅。同样的战败创伤，在黑格尔的故乡就容易平复，而在富士山脚下迄今仍在频频作痛。尼克松是美国少有懂哲学的领袖，为了抚平越战创伤，他来北京说要与毛泽东讨论哲学问题。柏拉图对此说得精辟：

　　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今号称君主的人象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的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3]

　　哲学是关于边界的学问。朝鲜战争中，美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越过其国力极限，因而败得既没面子也没里子。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将手伸出了其国力不可承受的空间极限，但这一失误很快以时间上的收缩而受到矫正，尽管失了面子却保住了里子。在同年发生的中印之战中，毛泽东恰当地把握了国力伸缩的时间和空间：我方长距高寒的空间劣势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张大合的时间优势弥补，等到争执于古巴的苏、美和国会争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过神来，毛泽东已全胜收兵。一仗下来，既赢了面子——中国人打出了威风和气势，也赢了里子——中国人在西南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打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与安定。

　　边界既是对自己的规定也是对对立面的规定。不懂自我规定的国家，其战略家眼中要么尽是敌人，要么全是朋友。尼克松与前任两位罗斯福一样知道哪里是美国国力的边界，由此也知道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力量不足以应付全球的，甚至是地区的挑战。尼克松告诫美国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此后美国才得以复兴。今天的一些美国政治家不大懂得“有多少干粮就能走多远的路”的道理，他们视国事为儿戏，也拿出了当年麦卡锡和凯南“反共”的劲头，以“反恐”划线。他们几乎将南方世界的所有大国都列为必须打击的“邪恶轴心”，结果弄得美国国力透支和天怒人怨，其外交犹如一场闹剧。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4]。美国两个布什总统与法国历史上两个拿破仑皇帝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相似，前一个是悲剧即正剧人物，后一个在政治家圈中绝对是世界级的笑剧即滑稽人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者因不学习而失去了哲学。但是，美利坚民族是有智慧的，尤其在困难的时候美国人往往会迸发出大战略的思想光芒。想必美国人会通过尼克松前后的历史经验，很快认识到尼克松哲学对于美国的巨大意义。

　　哲学也是关于立场的学问。立场是主体的基础。立场不排斥学习，但失去立场的“学习”是要挨打的。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先是有限地向欧洲学习，结果我们因拒绝输入西洋人的鸦片而挨了“老师”的打;转学东洋日本，结果又蒙受甲午国耻。后来人们误解是学得不够，还不够开放，还要全盘西化，中国主体意识由此受到全面冲击：个体消融主体，本能消融个体，“客观中立”说消融民族立场说，最后中国意识形态被分解得散沙一片，这为20世纪初开始，30年代末达到高潮的更大的国难在中国内部作了思想铺垫。《辛丑条约》签订和日本全面侵华，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在外敌不断入侵的刺激下在中国迅速成长并在延安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主导中国前进方向的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魄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再次凝聚起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并在朝鲜战争中教训了美国的骄横，此后便是全民族依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立场是战略哲学的根本：失去立场，尤其是失去国家立场的战略，在国际斗争中就会异化为那种被恩格斯批评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5]的机会主义式的“学术技巧”。这种貌似“中立客观”和“普世性”的哲学，如引导中国战略学研究，那就会使我们既分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也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没有对手的战略哲学，导致出的只能是没有根本利益诉求的战略。这对国家而言，无异于又一场国难的开始。

　　哲学与刀子是不能分离的，中国宋朝倾国就是从哲学与刀子分离开始的。毛泽东批评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批评亡国之君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前者不善用刀子，后者干脆丢掉刀子，结果在宋朝哲学日益发达的同时，国难却日益逼近;毛泽东说：“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6]毛泽东赞赏的这些“粗人”都是一些将哲学与刀子结合得很好的政治家。

　　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应当是一个双向经验互证的过程。一方面不仅要认识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这些国家实现其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另一方面，在知彼的基础上，不仅要认识本国的战略需求，更要认识本国实现这些战略需求的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资源极限。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多不败在战略逻辑的严密性，也不败在战略意志的坚定性，而是败在缺乏对本国国力底线和极限的经验性的认识和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小布什外交战略的失败，便是这一原理的最近说明。导致1905年俄国在东北亚失败的别佐布拉佐夫的经营远东的理论(我将在第二卷中对此提出并深入分析)，以及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的凯南遏制理论等，其失误多不在战略逻辑是否合理——事实上它们在学理逻辑上非常完美，而在于这些战略理论提出者对当事国的国力底线和极限缺乏经验性的了解，他们以充足的理由推导出的却是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目标，其结果使他们的国家不是惨败就是为这个目标疲于奔命。这种战略研究就是那种于事无益、于国无补的研究。

　　青年时为学，曾误将才气当学问。读书到一定年纪，方知能讲出新颖观点，那只是才气，而能证明这种观点，那才叫学问。学问之难，难在证明。才气和聪明是学问形成的必备条件，而经过证明，尤其是实践经验证明的见解，才是学问的最终完成。人年青时往往以才气先声夺人，那是由于他还有证明问题的时间;年纪大了就不能这样，就要以尽可能丰富的经验事实来证明你提出的观点，并由此取得大家的共识。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部著作就是我这种学术理念的结晶。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是我学术研究的主线。2005年下半年起，我确定了下列研究计划：

　　(1)世界地缘政治三大支点——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特征及其差异，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世界主要国家力量彼此作用可达到的极限和底线。

　　(2)在前项研究的基础上，从大国博弈及其兴衰历史中寻找当代主要国家力量伸缩的实际而非仅仅战略文件上提出的极限和底线，并在其间找出符合实际经验而非仅仅符合纸面逻辑的中国崛起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完成祖国统一为核心目标的基于全球视野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我们知道，国家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是资源普查。知道资源可能供给的总量，就能确定国民经济可增长的规模。我们还知道，达尔文进化论研究的准备是从在世界各地收集人类化石标本开始的。当时，化石是支撑进化论观点的最硬的证据，拿出这些证据，也就拿出了进化观点的基本论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前两卷就是为第三卷的主题即“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前期“资源普查”和国家战略能力“化石”标本的收集、鉴别、比较工作。我要尽力从世界范围找出“最硬的证据”来支撑第三卷的结论。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全书的第一卷，主要研究的是大西洋、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在这一地区主要国家的博弈规律。太平洋地区及其中的台湾问题是本卷研究的重点。后两卷将研究：(1)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特征;沙俄帝国和苏联的兴亡经验及其中反映出来的俄罗斯介入，尤其是强力介入世界事务能力的底线与极限;(2)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及此间的大国博弈规律;(3)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基于全球视野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存在，而写作则是知识劳动者实践生命意义的重要方式。我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不再经历刚刚摆脱的百年屈辱、为了中国获得与其他大国平等的政治和贸易地位、为了中国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

2008年1月于北京

　　注释：

　　[1]转引自[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马宁、郑昭彬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7页。

　　[2][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49页。

　　[3][古希腊]柏林图：《国家》，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8页。

　　[4]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5][德]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4页。

　　[6]转引自薛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347页。

　　(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