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作为北大教授，陈平原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自己：

　　【我是1969年初中毕业，因为我爸爸妈妈被批斗，没办法继续念高中，就插队去了。我当年上山下乡有两个途径，一是到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去，一是回到我的祖籍插队务农。奶奶不让我去远的地方，所以我就回到了祖籍--广东省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去插队。

　　其实77级、78级能够考上大学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完全放弃读书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短的时间是准备不过来的。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完全放弃阅读，但因环境限制，绝大部分读的是文学或文史方面的书。所以，有机会参加高考，我们首先集中精力，把跟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数学补上来。我知道好多我的同代人都是这样做的。

　　当初并没有专门的复习资料。就是用以前的中学课本复习，虽然那课本简单，但还是能用。当初“高考产业”还没有发明出来，无所谓题库或辅导教材，突然间宣布恢复考试，你家里有什么课本，就拿什么复习。

　　我高中就读的潮安县磷溪中学，组织过辅导班，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都可以回过头来，参加短暂的补习。老师们强化地讲解一些习题，我参加过这个补习班。

　　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自己命题。广东的作文题目是《大治之年气象新》。我的作文先是在省里电台广播，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是语文老师，参加高考，作文必定中规中矩，稍微有一点点小才气，这样就行了。太过文采飞扬的，或者太有个性的，反而不符合高考作文的要求。考场中，基本上没有好文章，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只能说我很幸运，有了这个机会，能让我走进中山大学。这里有个很好玩的故事。高考完后，需要体检，那个时候我很瘦，至今记得很清楚，体检记录是99斤。听说大学录取新生有规定，男生必须达到50公斤。我特别沮丧，因体检规定早上不能吃东西，我要是偷偷吃一个红薯，肯定就过了。为了这差一斤，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很怕因此而没被录取。后来听上过大学的人讲，不同专业要求不一样，念文学的，瘦一点胖一点关系不大，这才比较放心。

　　说到四十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在当代中国政治史及社会史上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也必须反省，以高考分数为录取的唯一依据这个制度本身，并不完善。当它发展成一个被老百姓普遍接受的、无法动摇乃至不能质疑的神话时，在教育学上是很大的遗憾。

　　参考阅读：

　　http://www.360kuai.com/pc/9caf7405a990f9b9c?cota=4&tj_url=so_rec&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李克勤(jixuie)题记：2007年07月0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学问不是评出来的》，作者是北大教授陈平原。

　　原文如下：

　　【据说，最近十年，中国学术大有长进。

　　标志之一，便是不再由某个领导说了算，谁都得过“评审”这一关。大到学校定位，小至个人荣誉，中间还有研究计划、学科排名等，都需要填表、送审、汇报、打分、评比、颁奖。如今的评审，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到很多现实利益，课题经费少则五万十万，多则百万千万。而且，你还不能清高，说我不要。因为，社会上就认这个，学校办得好不好，学者成绩大不大，以课题编号或获奖证书为准。于是乎，不少教授，整日里忙得晕头转向，不是你评我，就是我评你。

　　按说，评审是一项好举措，只是，据我观察，眼下的很多评审却在实际操作中走了调，串了味，变得官气十足。同行评议往往只起咨询作用，甚至只是个摆设，一锤定音的，还是主管部门的领导及某些“德高望重”的专家。在实际运作中，这样的评审很容易被“有心人”支配或诱导：这课题你明明不懂，可必须投票;这著作你明明没读，可必须表态;这学者你明明“没感觉”，可必须举手……由此，表面严格的学术评审，慢慢演变成了“碰运气”。

　　不好去责怪那些手握评审大权者的个人品质，实际上，如今日复一日、堆积如山的评审，已构成了一种学术权力，既然是权力，也就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评审太多，利益太大，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焉能不出问题?

　　也有人说，评审中有人弄权，有人钻营，有人获利，但仍然只是“一小撮”，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在于，这“一小撮”连带着搅浑了一池清水。都说近年来中国学界十分浮躁，为什么?当然是利益驱使。利益从何获得?绝大部分就是借助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审。

　　更让人痛心的是，眼看着别人通过评审获得各种实际利益，一些学者也开始学会了吆喝，一开始都还羞羞答答，吹牛时有点脸红，眼瞅着造假者过五关斩六将，大家也都想开了。可以说，评审也催生出一大批擅长“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的“成功人士”，他们很早就大彻大悟，明白仅仅做学问是不够的，于是及时调转船头，专攻“关系学”，并积极投身于各种评审大潮。

　　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学问不是评出来的。对于学者来说，淡定读书做学问的心境才是最为重要的。】

　　原文参见：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7296/5954424.html

　　李克勤后记：陈平原是搞文科的，以上这篇文章写于2007年，至今有12年，他说的这种局面，没有好转，这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依靠评审来运作科技成果，依赖评审来评价知识分子的工作，那么评委就是权威，评委之权和官员的权力就成了一码子事，腐败应运而生。

　　学术界官场化就是必然。

　　陈平原的警告，意义深远。事关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出路。

　　如今知识界人士普遍感到心累。

　　如何道器变通?

　　回想起毛主席批评中国文人的陋习，曾经遭受多大的怨气和怨恨，为什么?

　　毛主席的确把中国文化的陋习，洞悉得清清楚楚。

　　所以，毛主席用了一个十分简单，却又是十分有效的改造文人的办法——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如今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评价基本上趋于理性化了，但对于“五七干校”的评价，就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状态。

　　陶行知那么大的知识分子可以住牛棚——真牛棚，为何某些人就不能在农村去和农民住在同一个环境呢?

　　难道农民天天都是住在牛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