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奚兆永

　　编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师授权本网发表，全文近30万字，本网将分章节进行连载。今天刊登本文第十篇《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及本文结语，结尾附有全文目录。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该文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 

第十篇　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

奚兆永

七、关于叛徒问题

　　什么是叛徒?说到叛徒，他首先必须曾经是一个信徒;如果一个人从来就没有什么信仰，那也就不存在背叛信仰的问题，也就不会成为叛徒。因此，当一个人从信仰或崇拜某一种宗教、主义、组织或个人而后来变成了不信仰或背叛这种宗教、主义、组织或个人的背叛之徒时，他究竟是一个信徒还是一个叛徒的问题就提出来了。这里，我们可以从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叛徒的论述里找到例证。

　　恩格斯曾经认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福尔马尔是叛徒，而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赞成恩格斯这样说，于是恩格斯在给他的回信里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也许是这样。我也不认为他自己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竟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叫作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作社会民主党人吗?”(《马恩选集》地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0页)

　　列宁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他认定考茨基是叛徒，并且还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列宁还把库诺和考茨基这两个社会沙文主义者一道都说成是叛徒，他讲了这样一段话：

　　“社会党不是争论俱乐部，而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所以当某些分队转到敌人方面去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叛徒，斥之为叛徒而绝不要‘轻信’那些假话，说什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和沙文主义者库诺都能够在这方面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说‘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等等，等等。对于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一切表现，以及它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点中的一切细节的研究，是永远也不会完结的;在细节问题上，学者们(尤其是学究们)是永远不会停止争论的。‘根据这一点’，就不向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的斗争，就不去反对背叛这一斗争的人，那是可笑的，——而考茨基、库诺和阿克雪里罗得等人不正是要我们这样做吗?”(《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以上论述，似乎可以这样说，凡是背叛了过去曾经笃信的信仰(包括宗教、主义、政党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背叛，而这样的人就应该称他们是叛徒。恩格斯之所以说福尔马尔是叛徒，因为他曾经笃信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后来却主张永远保持大农(即富农，农村的资产阶级)对于雇工的雇佣劳动制度以及中农雇佣短工，这明显是对共产主义革命奋斗目标和社会民主党确认的理想的背叛;而列宁之所以说考茨基和库诺是叛徒，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工人无祖国”的教导，转到敌人的营垒即资产阶级营垒去要保卫资产阶级统治的帝国主义国家去了。这不是背叛是什么?这样的人不是叛徒，什么样的人才是叛徒?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珍视他们的理论，如果这个理论被那些不忠诚于他们的不肖门徒们背叛的话，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与之决裂!这个态度是他们在1879年9月中旬《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的通告信》里曾经有过明确表达的。在那里，他们写道：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他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他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绝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阶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有公开地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了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686页)

　　联系到陈独秀，他的经历表明，他曾经是信仰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总书记，但是只不过几年时间，他就完全变得面目全非了。1921年初，他还撰文写《社会主义批评》，拥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主张“直接行动”，但是，到1927年11月12日，他在《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的信中，就改口说，“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页)试问，这是不是背叛了《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是不是背叛了自己在1921年初所明确确立并且公开宣传的信仰?根据马恩在《通告信》中所阐明的原则立场，根据恩格斯确定福尔马尔是叛徒、列宁确定考茨基和库诺是叛徒的标准，陈独秀应该不应该看作是叛徒?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并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特别是没有按照列宁关于《两种策略》里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要掌握领导权的教导，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结果大革命失败了，又把错误的责任全部推到共产国际和列宁、斯大林身上。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态度吗?他曾经信仰和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后来又转过身来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甚至批评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民主的价值;他曾经做过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后来却参加了托派，成了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他之所以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与其说是“被开除”，不如说是他自己顽固坚持反党立场，自己给自己除了名。特别是，在进了国民党的监狱之后，就积极“沉思熟虑”，写反苏、反共和反斯大林的文章，而蒋介石也就给他大大减刑，最后还在他默认国民党政府“明令”中所说的“深自悔悟”之后，又提前三年让他出狱;而在它出狱之后，陈拒绝了共产党要他回延安的三个条件，但却多次接受蒋介石通过国民党中统局长、特务头子和后来的“最主要的战犯”之一的朱家骅经另一个大叛徒张国焘之手“赠送”给他的巨额津贴，死后蒋介石还向他捐赠一大笔丧葬费;等等等等。试问，陈独秀这样的人不是叛徒又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全传》作者居然把蒋介石给予陈独秀的这种种收买的手段说成是什么?这恐怕任何一个读者都想不到的。他说：

　　“应该从这十年国民党对陈‘下功夫’的角度来看待，但也不必完全排除‘人道主义’的因素。因为实践本来是复杂的，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往往是不着边际的。”(《全传》第860页)

　　蒋介石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说他“杀人如麻”绝无丝毫夸张之处。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大屠杀死了多少人?十年内战中，杀死的工农大众红军士兵?解放战争期间用美国的飞机大炮又杀死了多少军队和老百姓?真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啊!他蒋介石又何曾经发过什么善心、讲过什么“人道主义”?唐研究员说这样的话无非是为了替陈独秀辩护，但是如此美化蒋介石，是不是也走得太远了呢?太不着边际了呢?如此高超的理论和如此玄妙的逻辑恐怕也只有唐研究员一个人才懂得，才说得出来，恐怕除了他的同道外任何人都不会接受，正像鲁迅批评托派时所说的，它会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说蒋介石对陈独秀是“下功夫”恐怕也并非事实。根本原因在于，陈独秀的思想是和蒋介石的思想其实是相通的。蒋介石先是想让陈独秀和张国焘重新组织一个所谓“新共产党”，以取代毛泽东领导的真正的共产党，不过，陈独秀还有点自知之明，他看到共产党在1927年遭到大革命失败后，尽管遭到蒋介石的屠杀和围剿，但是到了抗战初期，党还是得到了发展壮大，成为在全国具有坚强实力和重大影响的全国性的革命政党，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反观自己的托派组织，全国只有百把人，而且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在人民群众中十分孤立，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也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出的机关刊物、发的传单，被鲁迅揭露得体无完肤，被群众骂为“托派汉奸”，再组建新共产党，他已没有那个雄心壮志，也没有什么人会再追随他;而按照蒋介石的调门，写点拥护政府主张的所谓抗日文章，或者写点《实庵自传》或《小学文字较本》(此所谓“小学”指传统的文字学，而非“中小学”之小学也)之类的中性的东西，才是识时务的态度。他公开声明不愿做检讨回共产党，并且声明他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其实也是向蒋介石表白，表达他对于蒋介石的忠心，——为了使蒋介石放心，他最后选择了只身去四川江津避难这一遁世之道。这种态度其实也正是蒋介石所希望和欢迎的。对于蒋介石来说，陈独秀本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对手，而只不过是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而已，而在经过“沉思熟虑”的反思和接受“深自悔悟”的“明令”之后，还能够和他一起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反对中共的“割据”，反对中共拥有军队，主张所谓经济斗争和所谓“国民会议”，当然是很合他的心意的;让他继续生存下去，实际上只不过是保存一具有益而无害的政治僵尸而已;如果还想陈独秀再干大事，他也认识到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曾经做过交易所的经纪人，他很懂得，在陈独秀身上花一点国库的钱也算不上是下大功夫，只不过是略施小惠而已，这个买卖对他来说当然还是很值得的，是很划得来的。

　　《全传》说陈独秀对蒋介石采取的是所谓“不合作主义”。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我们知道，这个所谓“不合作主义”是印度著名政治家、被人们称作是所谓“圣雄”的甘地提出来对付英国殖民者的主张。他提出“不合作主义”，一是“非暴力”，这显然是应该予以否定的;二是“不合作”，进行抵制，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陈独秀只反对暴力，却没有任何抵制。可以说，他其实与所谓“不合作主义”毫不相干。从1932年被捕入狱开始，陈独秀采取的并不是什么“不合作”，而恰恰是精诚合作的态度，他合作得很积极，很主动，很默契。你看，他承认自己“罪有应得”，要求蒋介石能够“秉公执法”，以后又一再表示反对苏联和斯大林，反对中国共产党“割据”和建立红军的做法，表明自己并不主张暴力革命，只是想通过选举建立“国民会议”而已。其出狱时官方向他宣布释放的原因是由于他“爱国情殷”而“深自悔悟”，他为了对方不致“节外生枝”，也不讲二话，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一“明令”。这一点连他的表亲濮清泉都不以为然。其对蒋介石的忠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出狱后，陈独秀一再表示拥护政府，积极反对中国共产党，而对蒋介石则表现顺从。固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联合抗日，托派主张反蒋是错误的，但革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也并未一概取消。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难道不应该反对吗?毛泽东有句名言，叫做“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当然他还说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信任斗争还是需要的，但是要限制在一定的徐克的范围之内。蒋介石是一个多疑的人，曾经派人对陈跟踪监视，但也没有查出陈有一点违规和越轨的行动，他哪里有什么“不合作”的表现?说穿了，《全传》给他一个“不合作主义”的头衔，显然是为了给陈独秀戴上一顶左的或革命的桂冠。但是，这个帽子并没有事实能够验证，只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而已。

八、关于反革命问题

　　毛泽东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27页)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一再为蒋介石吹捧辩护，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对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甚至在1927年4月5日，当蒋介石已经开始清党之时，还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说什么国民党“绝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而对农民运动则喝倒彩，站在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立场上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十年内战期间，他还反对革命暴力，反对建立红军，反对建立根据地政权，简直是跟蒋介石一鼻孔出气。他的立场究竟站到哪里去了?究竟是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还是站到反动派方面去了?这不是很清楚了吗?蒋介石之所以对陈独秀优待有加、宽容备至，给以种种优厚的待遇，这不正好说明，陈独秀对于蒋介石是有大功劳的吗?他的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把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毛泽东，他还把矛头指向共产国际和列宁，指向苏联和斯大林，这些，对于蒋介石来说都是立下了大功劳的。“礼尚往来”，对于陈独秀这样一个立了大功的大功臣，蒋介石当然要感谢他、酬劳他、优待他啦。但是，在唐研究员的《全传》里，还有其他一些作者写的关于陈独秀的传记里，往往都要加以掩盖，他们把陈独秀的晚年写得很凄凉、很清苦，说他经济拮据，贫病交加，非常可怜;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达到“哀兵必胜”的目的：让人们同情他，怜悯他，为给他“正名”而制造舆论。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起码的客观事实。

　　本来，陈独秀虽然没有固定工资收入，但是他一直笔耕不辍，稿费自然不会少，而且他五四时在北大的同事和学生有不少都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大官，在朱家骅的撮合下，还成立了一个北大同学会，每月给他送去300元馈赠，社会上也有人向他馈赠。按理说，他生活虽不能说如何富裕，但也不能说怎么贫困。但是，蒋介石没有忘记他这个有功之臣。不说别的，就以蒋介石送给他的津贴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蒋介石给陈独秀开支津贴，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过去一些人都说，陈独秀很硬气，都给退了回去，分文未收。现在台湾公布了一些档案，事实比较清楚了。应该说，所有蒋介石送给陈独秀的钱，陈都已悉数照收，分文不少。当然谢绝的客气话也说了不少，但是客气话毕竟只是客气话而已。这里且把当时陈独秀给朱家骅的一封回信照抄如下：

　　“骝先先生台鉴：

　　国焘兄来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单，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接受，特此预陈，敬请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

　　弟

　　独秀启

　　民国31年1月29日

　　(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转引自《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实际上，蒋介石通过其心腹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朱家骅，而朱家骅又通过共产党投奔蒋介石特务机关的大叛徒、大特务，曾任军统局中将衔设计委员(专门从事对共产党进行策反工作)的张国焘送钱给陈独秀，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在1940年7月17日，以所谓“医药费”名义送去了法币1000元;第二次是事隔半年，在1941年3月，送去了法币5000元;第三次是事隔一年，在1942年1月29日，送去了法币8000元。而每次送这类款项都非常秘密，而且都是通过共产党的大叛徒张国焘送去，既不通过银行，也不通过邮局。授受双方都心知肚明，知道这种事要绝对秘密，以致当时人们都不清楚，只是到了80年代“朱家骅档案”里才解了了这个“绝密”之谜。如果没有鬼，何需这样鬼鬼祟祟?

　　对于这些法币的购买力，现在的人们已经难知其详了。所幸，《大众晚报》的有心人在1947年7月30日所出的该报曾经刊发了一个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地区各个年份100元法币的购买力情况表，谓：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大牛;1938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1大1小)牛;1939年100元法币可买1头(大)牛;1940年100元法币可买1头(小)牛;1941年，100元法币可买1头猪;1942年，100元法币可买1条火腿;......。可惜的是，此表没有具体指明各年购买力的具体日期，因为尽管有早晚市价不同不同之说，在同一天变化的幅度毕竟不会太大，但是，以年为单位，这年年头年尾的差别就很大了。不过舍此不论，我们还是看到，蒋介石所给予陈独秀的馈赠还是一笔颇为不小的数字。以1940年7月送的1000元法币来说，可以购买10头小牛;而以1941年3月所送的5000元法币则可以买50头猪;至于1942年送的8000元法币则可以买80条火腿。我们知道，法币则不断贬值，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一年半的时间之内获得10头小牛+50头猪+80条火腿那么多的实物馈赠，那是一般人所绝对不可企及的。人民都知道，由于上世纪40年代初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不断上涨，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著名诗人、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尚且要通过刻图章来补贴家用，而陈独秀坐在家里就可以获得如此丰厚的政府津贴，试问：独秀又何贫困之有?

　　唐研究员似乎不愿承认陈独秀收了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而认为陈已经把此钱退了回去。这明显是为陈掩盖事实真相。陈独秀收了这5000元，其实在他1942年1月29日写给朱家骅的回信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1942年讲“去年赐款”当然是指1941年，即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而不可能是指1940年7月的送的1000元。从逻辑上来说，既然1941年3月送的5000元被退了回去，那朱家骅在1942年就不会再寄，而陈独秀也不会再收。事实上，陈独秀再收而未退就反证了1941年的5000元根本就没有退回去。这都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唐研究员的辩护和掩盖实在是太经不起推敲了。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介绍一下朱家骅的经历和身份。朱家骅早年曾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在上海同济学堂学机电和德语，再后来去德国柏林留学，学的是矿业。不过他回国后并未从事矿业或地质方面的专业工作，而是在北京大学做了教德语的教授。大革命期间，他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后又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虽然遭当时中大师生反对，但调离后却反而被提拔当了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可见其后台之硬，当非蒋介石莫属。以后更是官运亨通，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秘书长和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局长，成为蒋介石的一个心腹。他还当过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其实，他在专业领域毫无建树，当研究院的院士都不合格，却成了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的成员，而在蔡元培去世以后更当上了中研院的代理院长。可以说，他是一个铁杆的反共分子。蒋介石之所以让他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和党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中统局长，看重的就是这一点;而让他做中研院的工作其实也是因为这一点。但是，唐研究员在介绍朱家骅时却故意掩盖了这个问题，而用突出他的所谓学者和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的身份来加以掩盖。实际上，他的这些学者身份实际上不过是掩护，他的真正作用就是为了“反共”二字。上世纪80年代，台湾有人写《朱家骅传》把他吹捧为“中国现代化先驱”，但也不得不承认朱家骅在反共方面的特殊表现。该传记写道：朱家骅于“29年(即1940年——引者)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调查统计局长。这个工作一部分是正面组织工作，另一部分则是对付共产党的阴谋破坏，其中统局任务也是两面的，一方面是调查共产党活动，随时予以密报并予以防范，另一方面工作则是党的纪律执行单位。”他“任组织部长四年，每派人去自由区或至敌后担任组织工作，都必严查其政治背景，临行并约来谈话”，“必反复叮咛要抗日，要反共。有一次派赵铁寒回北方故乡办敌后组织工作，临行时，又指示说：‘记住，共产党这个敌人， 比日本人更可怕。’”(杨仲揆：《中国现代化先驱——朱家骅》，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172页)他担任中研院代理院长和后来再次担任教育部长也是如此。北京解放前夕，他一再动员一些教授去台湾，不过听他话的人少得可怜，北大清华的教授除个别有官衔的人外基本上未走。而在厦门解放前夕，他一方面动员厦大校长汪德耀把厦大搬迁到台湾去，一方面指示汪对王亚南等进步教授进行迫害。汪德耀为应付他，到台湾转了一圈，以没有找到适合的校址为由而交了差;至于王亚南讲马克思主义，汪则以经济学说史课需要提到马克思的学说为由写信回复了他。(汪德耀给朱家骅的信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后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包括王亚南、郭大力、林砺儒、杨东莼、洪深等在内的一批进步教授曾去香港暂避一时，以后共产党又把他们接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由于朱家骅对蒋介石总是忠心耿耿，蒋介石对他也总是委以重任，把一些非常重要而又机密的事情交给他去办。实际上，朱家骅做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其实也是非常清楚的。1948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取得了辽沈、京津和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夺取了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夺取全国的胜利，可说是大局已定。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在1949年元月1日发布了一个求和的声明，而毛泽东则以新华社的名义写了《评战犯求和》等一系列文章给予了回答。到1949年的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篇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进行和平谈判八项条件，而其第一条就是“惩办战争罪犯”。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曾经提出了43人的国民党战争罪犯的名单中，蒋介石、李宗仁当然都赫然在列，居于榜首，朱家骅是一个“文官”，也在列其中，且名次还比较靠前，可见其罪恶也很不小。到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评论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时，他又一次提到了战犯问题，说：“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战犯，首先逮捕去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43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7页)这里提出了43个战犯中的“最主要者”只有15人，朱家骅也在列其中，而且其名次居于第8名，甚至在一些武将如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之前。可以说，这个朱家骅正是蒋介石反共集团的少数核心人物之一。但是，这样一个极其反动的人物，唐研究员却把他仅仅说成是一个中央研究院的代理院长，只是一个学者，这不是蓄意为之掩饰并且进而为陈独秀掩饰又是什么呢?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再怎么掩饰也没有用，历史早已把他们钉在耻辱柱上了。

　　还有的传记作者为了证明陈独秀的贫困，竟然说他只能以自种土豆度日，结果因为吃土豆不消化而得肠胃病。其实，陈独秀的肠胃病是老毛病，根本与吃土豆无关。陈独秀患有高血压，但他却以为鹿茸这类补品对高血压有效，其实是适得其反，吃错了药。他之所以病死，与此显然有关。可见他并不是贫困致死，而是因为富有吃补品鹿茸致死的。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要人，给他送丧礼的人也不少，出手也很大。蒋介石送了10000元，朱家骅送了5000元法币，陈立夫、段锡朋、王抚五各 2000元、余骐500元，胡小石、金明鸣宇各100元 ，欧阳竟无50元。陈家共收各界的捐款33750元。收到的礼歀既多，支出的用项也大。共支出费用总计达38753元零1分。其中仅棺木和寿衣就用去112295.3元。据说棺木用的是贵重的楠木，送葬时需要由八个人合抬才能行走。其支出超过收入部分由北大同学会拨付。葬礼有数百人参加，多为当地乡绅，当然也有凑热闹的人，但政府高官如朱家骅之流大概是因为不便，都有没有参加他的葬礼。据说，当天高官中仅段锡朋一人(教育部次长)参加了这个葬礼。不过，这些高官包括蒋介石、朱家骅、陈立夫等以私人名义送的钱实际上也不是自己掏的腰包，而是由国库开支的，它代表了蒋介石政权对于陈独秀生前为蒋家王朝所做工作的肯定。陈独秀生前和死后所得的蒋介石政权的这些钱当有三四万之巨，这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从这里人们也不难看出陈独秀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如果陈独秀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真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蒋介石会这样对待他吗?

　　联系到陈独秀在1926年6月4日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还大谈应该拥蒋而不应该倒蒋的“道理”，说什么“倒蒋必以蒋却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而在审判陈独秀时，章士钊作为律师也说，陈独秀组织反共托派组织，有助于国民党，称他是“国民党的功臣”，陈独秀不是叛徒和反革命又是什么呢?

　　为了否定陈独秀是叛徒，是反革命，唐研究员和陈研究员都一再引用毛泽东对陈独秀的那几句肯定的评价，但是毛泽东的肯定只限于建党初期，对他以后的表现一直是否定的。惟其如此，他才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叛徒。这个问题，本文在前面已经有所论述，当不再重复。这里，再提出解放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几次论述，看看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全部历史究竟是这么评价的：

　　1955年3月，毛泽东在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进行了修改，他写道：“我们党内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转引自网文;《毛泽东年谱》对毛泽东给《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写批语一事也有记载，但有关具体内容未作介绍。)请注意，毛泽东在这里把陈独秀放在中国共产党内叛徒的第一名，而且称他和张国焘是“著名的大叛徒”

　　1956年7月14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和夫人，谈话中曾经谈到陈独秀、蒋介石、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等人是“反面教员”。(《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页有会见之介绍，但未将此内容列人。其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在 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里又再次谈到了陈独秀、张国焘这帮人，他说，“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事实也是这样，苏联共产党曾经以极大的耐心帮助过托洛茨基，给他分配工作，他拒不接受，继续坚持他的错误主张;这以后才把他驱逐了出去;同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也曾以极大的耐心帮助过陈独秀，对张国焘和高岗也都曾付出过极大的耐心进行挽救，但是他们都拒绝了这种挽救，不可救药地走向了事物的反面，成了革命的叛徒。

　　在这方面，甚至连陈独秀的儿子陈松年在《回忆父亲陈独秀》一文里也说，“蒋介石不杀他，因为他是叛徒，托派，对共产党不起作用了，优待他对蒋介石有利，如果杀了他，舆论上对蒋介石不利。”(杨扬编：《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9页)陈松年虽然是陈独秀的小儿子，但他生于1910年，对陈独秀及其家庭包括他两个哥哥被国民党杀害的事都是清楚的，对陈独秀后来的表现也是清楚的，他的回忆和看法都很客观，而没有丝毫“为亲者讳”;不过他只是说“对共产党不起作用了”一句还是有些不妥，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作用有正反之分，陈独秀对共产党的正作用或积极作用虽然不起了，但是他的反作用或消极作用却仍然在起，这又是不能否定的。在这方面，他不仅一再把矛头对着中共和苏联共产党，而且一直在反对毛泽东、斯大林、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他的这个反面作用是不应低估的。相形之下，唐研究员居然还要执意“为尊者讳”，千方百计对其进行种种掩饰，这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呢?

　　上面提到的一些材料，我相信，唐、陈两位研究员一定也很清楚，只是因为不合他们的观点就佯装不知、不加引用了。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研究历史和评价人物显然是不正确的。

九、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

　　唐研究员为了洗刷陈独秀的所谓“十宗罪”，当然提供了一些所谓的证据，我们在上面已经给予了批驳。他在《全传》《代序》的第四节里还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说法，即这一节作为标题所说的：“新版《毛选》放弃了了六项‘反革命罪’的指控”。乍一看这个标题，人们似乎感到很费解：新版《毛选》是1991年出版的，此时，毛泽东已经去世十五年，毛泽东怎么还可能会改变观点，放弃过去对陈独秀已有的看法呢?看了内容才知道，不是新版《毛选》放弃了什么什么而是新版《毛选》的编者对过去的的注释进行了修改。唐在讲述了以他为代表的“学术界”一帮人不顾“有关文件”提醒“近年有些刊物发表为陈独秀错误辩护的文章，......这是很不妥当的。望告有关刊物，此后严肃注意防止再发生同类事情”，他们“继续沿着求真务实的道路走下去”所取得的“成果”。他还特别指出，“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陈独秀的注释，也做了相应的改变，在写到1927年以后陈独秀时，原先的‘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一类的帽子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为了弄清楚这个修改，我找出了《毛选》两个版本对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有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所做的注释”。其第一版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陈独秀原是北京大学教授，因编辑《新青年》杂志出名。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由于他在五四运动时代的声名和和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在1924年至1927年的最后一个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义的路线。当时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27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在1929年11月被驱逐出党。陈独秀死于1942年。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请参看《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文题释，和本事第二卷《<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2-233页)

　　而第二版将它修改为：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1927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地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病故于四川江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38页)

　　在我看来，两个版本对同一问题的注释不同，很容易造成混乱，如果不是十分必要，还是不作修改为好。我们知道，第一版的注释工作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主持撰写的，而有关历史注释许多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亲自撰写的，这些注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根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著作写的，可说是有理有据，而且还都经过毛泽东亲自过目，应该说，无论是就观点来说，还是就文字来说，抑就其程序而言，都是经得起推敲的。第一版注释不仅引用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还向读者提供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探索的线索，指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文的题注和《毛选》第二卷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这样写注释不仅有助于读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读者进一步学习毛泽东著作也是大有裨益的。毫无疑问，像这样一流的注释本来也无需再作修改。但是，新版编者却硬是对根据毛泽东原著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撰写的原注释的内容做了多处重要修改，我认为这是僭越行为，这样做是很不郑重的。当然，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注释中有关一些人物的自然情况(如出生和死亡的时间和地点等)当时尚未完全弄清楚，以致还付诸阙如，在这方面对注释做些文字技术补充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其必要性也并不大，可说是无可无不可的事。特别是由于受当时社会上和学术界一些社会思潮的影响，在内容上删去了一些本不该删去的东西，如关于他之成为党的总书记的原因，原注释说因为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名和党当时的幼稚，这样说本来是很客观的，并不需要加以“改正”。陈独秀在五四时名声确实很大，但是他并不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甚至在建党的前一年，他都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维经斯基之所以建议由他担任总书记，考虑的也就是他的名声，而不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水平，但是，由于那时党的幼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还未能把更适合的人——比如李大钊推举为领袖。应该说，写上这一句，对人们认识陈独秀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大有好处的。另外，第二版注释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限制在1927年的上半年，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来已久，早在1923年他写的《中国国民革命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如他说什么“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他还说什么“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就更是幼稚了。”(同上，第236页)而到1926年更是变本加厉，如吹捧蒋介石是如何如何革命，而倒蒋是如何如何反革命等。如果这种行为都不算右倾机会主义，那什么才叫右倾机会主义呢?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原注释讲陈独秀在“1924年至1927年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并不是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而是指的右倾思想发展而形成的投降主义路线。显然，这二者是有区别的，不能张冠李戴，混为一谈。在修改的注释中还竭力回避“路线”二字，这也是一种误解。如同阶级斗争一样，路线斗争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它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不承认它的存在，想方设法回避“路线”二字显然也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实际上是“和稀泥”，它只会模糊了斗争的性质，而没有任何好处。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竟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提出暴力革命是幻想，主张转向议会斗争，转向经济斗争，实际上是取消革命，彻底变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果这也不能说说路线斗争，那什么才叫路线斗争呢?第二版的注释还添加了一些叙述的成分，文字也不如第一版的注释写得好，不像第一版注释的文字那么精炼、隽永，逊色不少。这样的修改还真不如不改的好。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在《毛选》第一版的注释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叛徒”二字，修改的注释怎么会有“放弃”包括“叛徒”在内的“六项‘反革命罪’”的说法呢?这不是无中生有吗?“六项”里的其他几项除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取消主义外也都是叙述性的语言，而不是对“罪名”的表述，又何来“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指控”?“反革命罪”和“指控”的说法都是法律用语，给《毛选》做注释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与与法律上的指控和定罪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怎么会把它变成了法律问题了呢?况且，《毛选》1951年才出初版，而陈独秀早在1942年5月即已故世，难道世界上的法律还有对死人进行诉讼这样的事吗?

　　问题还在于，唐研究员不仅反对第一版的注释，而且也反对第二版的注释。因为两个注释里有不少话是大体相同的，第一个注释里说：“1927年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动立场，并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在1929年11月被驱逐出党。”而第二版的注释也说，“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二者在内容上虽然基本相同，但是在文字上还是有一些出入的。而它们的根据实际上都来自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里这句话分别写在第三部分第二段的开头和结尾。我们在前面已经把决议的有关部分做过介绍，这里当不再赘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唐研究员对于决议中这段话是不赞成的。他在《全传》的“代序”里批驳道：

　　“在革命低潮时期主张策略上的退却，不能视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反对在当时情况下进攻大城市，‘首先夺取一个省或数个省的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极左路线，也不是什么‘取消派’。虽然就党的体制和立场言，信仰托洛茨基主义，提出其不同于党中央的政治主张，成立反对派性质的小组织，实属违纪，所以执行党的纪律，把他开除出去，别人无权置喙，陈独秀也理直气壮地承认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说他是反革命。所以，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的这条注释，没有再提所谓‘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全传》第010页)

　　应该指出的是，《全传》说《毛选》第二版的注释“没有再提所谓‘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那也只不过是唐研究员的一厢情愿和主观臆测，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在新版《毛选》第一卷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毛泽东所说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所做的注释恰恰还是再提了托洛茨基的反革命罪行，并且还再次讲了“托陈取消主义”的说法。下面就是第二版对“正文”中出现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所作注释的释文：

　　“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主义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获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注33)

　　在这里，我们要问唐研究员：托洛茨基在苏联“反对列宁主义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革命的活动”，这是不是反革命的活动?中国托派所进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就“取消派”而言，我们要问：蒋介石通过政变窃取了政权，究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还是失败?4.12政变以后，三座大山依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还要不要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认为不需要再继续进行革命而只需要进行某些改良的话，这是不是取消主义?陈独秀等主张取消主义，是不是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的表现?再有：李立三后来搞盲动主义，提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固然是错误的，但是，难道这之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也都是错误的吗?如果没有这些革命起义，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他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主张难道也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如果像托陈取消派所主张的那样，只搞经济斗争，只搞国民会议的合法斗争，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22年后中国共产党还能够取得国家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吗?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可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对意大利记者奥林爱娜.法拉奇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5页)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而且，在一个政党组织之内，根据其宗旨、章程和纪律对于其成员进行组织处理，这是一个组织的权利，别人的确是无权置喙说三道四的。当然，任何一个政党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而且是在一定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它既不能脱离自己的阶级，也不能脱离整个社会，它也必须倾听自己阶级和整个社会广大民众的声音，从他们中间汲取力量。中国共产党当年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为榜样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它是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党，是一个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如果它的成员背叛了他原来的信仰，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再为党工作，而是站在了党的对立面，并且组织反对派，从事反对党的各项革命活动(包括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等)，甚至跑到敌人的营垒去了，拿着敌人给的巨额津贴，帮着敌人宣传或办事，这不是反党又是什么?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不是叛徒又是什么?当然，这个注释里没有提到“叛徒”并不是由于对它进行了修改，而是《决议》里原来就没有提到“叛徒”二字。唐研究员无中生有地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是故技重演、虚张声势罢了。关键还在于，《毛选》第二版的注释里明明说托派“取消革命运动”，称他们是“托陈取消派”，唐研究员怎么可以睁眼说瞎话，硬说新版《毛选》注释“没有再提‘取消派’、‘反革命’、‘叛徒’之罪名”，这不是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又是什么?

　　对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态度，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知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领导干部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二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所取得的一个伟大成果，它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前提，使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并且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能够修改这个决议吗?它在编写《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的注释时有权修改《决议》对陈独秀所作的结论吗?我想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力的。可以这么说，直到今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是指导我们研究党史和近代史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有些人不愿以它为指导，一再反对这个决议，结果栽了跟头。《炎黄春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很值得人们借鉴。去年(1916年)有关方面对该刊进行了改组。改组后，刊物有了很大变化。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刊物改组以后的领导班子确立了以这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研究中共党史和和中国近代史的原则。看来，有幸从事毛泽东著作编辑工作的人们更应该模范地遵守这个原则;如果以为自己可以对这个决议说三道四甚至妄加修改，那就把自己摆错了位置。应该明确，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权，只能属于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更严格地说，这个七十二年前的《决议》早已成了历史，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献，人们当然可以对它进行研究，乃至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任何人都无权再对它进行修改了。这就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出版《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时所说的，“《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马恩的这段话，在恩格斯于1888年出版《宣言》英文版作序时又再度引用了一次，说明他对马恩当年确立的这个原则尊重。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我们今天当然应该继续坚持这个原则才是。

　　同样，对于《毛选》中的某些观点可以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任何人都无权对其进行修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毛泽东;编者对《毛选》注释所做的某些修改绝不能看作是对《毛选》的修改。应该说，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作者和编者之间的这个界限本来应该是很明确的，决不允许把编者凌驾于作者之上，凌驾于伟大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之上，须知，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和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绝不可以随便加以臧否，否则就是僭越行为，就是违宪行为。唐研究员故意把对注释的某些修订说成是对《毛选》的修订，目的是为了提高那些注释的权威性而贬低和动摇《毛选》的权威性，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也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唐研究员说，“1978年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有些人利用思想解放、政治空气稍有活跃的时机，开始挣脱枷锁，独立思考，以科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进行重新考察，发现以上罪名都不能成立。(唐宝林：《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代序)，载《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001页)

　　请注意，唐研究员在这里用了“中国学术界”这个吓人的说法，我们要问：你唐宝林能够代表整个“中国学术界”吗?难道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是赞成而没有反对你们为陈独秀“正名”吗?这是不是盗用名义、“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呢?这种吓人战术除了暴露出你们的野心勃勃和内心的空虚外又能吓得了谁呢?

　　唐研究员还自我介绍说，就在他的《陈独秀传》下册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与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陈研学者，在北京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决心把对陈的研究与‘正名’工作推向前进。1992年，我出任该会秘书长(后来改选为执行会长)。次年10月，我为该会创办并主编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为全国陈研学者提供一个交换新资料、行动的平台。同时由陈研会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在其各个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我们陆续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唐宝林：《繁体字前言》，载《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003-004页)

　　原来，唐宝林及其组织的“陈独秀研究会”并不是想要真正客观地弄清楚陈独秀的历史，而是抱着明确的主观目的，是要为陈独秀“正名”，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也就是说，要为陈独秀翻案，翻中共历史上历次决议中关于陈独秀问题的案，这样的一个还没有进行“研究”而结论就早已确定下来的研究会，他们的所谓“研究”能够客观公正吗?他们还确定“由陈研会组织，两年一次，逢陈独秀生日和忌日在其各个历史活动地举行全国性的学术研究讨论会，交流学术成果，并推动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向纵深发展。”这哪里是什么研究会，其实就是一个为陈独秀制造舆论的陈独秀生日和忌日的纪念会或陈独秀历史翻案会。按照现在的规矩，对于所有的伟大人物，都是只纪念生日而不纪念忌日，而纪念生日也要十年才纪念一次，但陈独秀研究会——其实已经成了陈独秀纪念会却破格纪念陈独秀这样一个政治错误很多并且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危害的人物居然是两年纪念一次，其规格竟然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一切伟大人物，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老话来：“八脩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再说，唐研究员居然还把这种活动叫做“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改开以来，有些人认为由于“运动”往往会留下“后遗症”，所以干脆什么运动都不搞了。而唐研究员却要搞什么“为陈独秀正名的运动”!要搞运动，当然要有群众基础，他们搞这个所谓的运动真有群众基础吗?看来不是。在那里蹦跳的就是那么一小部分人，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唐研究员自吹说，陈独秀的“十宗罪”都是“莫须有”，而其中九宗已经被他们推倒，只有一宗还“没有撼动”;让人不解的是，既然至今都“没有撼动”，怎么又说它是“莫须有”的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全传》还提到一件事，说“1999年3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征求对新编《中国共产党历史》1923-1927部分修改稿的意见，邀请一些学者开了几天座谈会。......主持这次编修工作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当场表示：‘要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全传》，第014页)中央党史研究室是中央下属的研究机构，它不是中央委员会，更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显然不是党的权力机关，石仲泉又有什么资格在一个座谈会上作这样的“当场表示”?他竟然要根本改变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陈独秀的负面的评价，而要求人们“把陈独秀当作正面人物来写”!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僭越行为，《全传》竟然把它作为一个根据来支持自己的“正名”和“翻案”活动，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在唐研究员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所做的决议，包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用了很长时间、经过学习马列著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写出来的著名决议都错了，用他的话来说，都被他的“颠覆性的意见”推翻了。人们不禁要问：当年那些跟陈独秀一起参加革命斗争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的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为什么要对陈独秀搞“莫须有”?为什么历次中共中央关于陈独秀的决议都搞错了呢?为什么过去党史关于陈独秀的论述都成了错误的而必须由你们来纠正呢?难道那些老一辈革命家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难道他们与陈独秀都有私人的仇恨和恩怨吗?如果事实并非如此，历史难道就这么容易被你们一帮人说颠覆就颠覆了吗?须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人民书写的，不是哪个人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在历史这个巨人面前，个人其实是很渺小的;历史是颠覆不了的，一切想颠覆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必将为历史所唾弃，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结束语

　　上面除引言外一共写了九篇文章，对陈文和唐著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说从总的方面和各不同方面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文章已经写完，本来也可以结束了。在此行将结束之际，想再对文章的题目和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的意义说几句话。

　　此文用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个题目，有人可能认为有点文化大革命的味道。其实，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可不必如此过敏。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时曾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毛泽东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于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分析，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段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比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然而，事实还是过早地做了结论。当时一些曾受文化大革命冲击的人，由于有情绪，往往不能正确对待，有的人甚至直到今天还耿耿于怀，主要由这样一些人做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但是许多人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实践和比较以后，认识不同了。我国著名国务活动家王震就是一个典型，他在逝世前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和正确。他的转变很值得人们深思。

　　现在有的青年人，由于对文革缺乏了解，这些年又缺少对于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还有人认为“香花”和“毒草”的说法是所谓文革语言，因而对此持否定看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同时就已经提出了“香花”和“毒草”的说法。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他还说，“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就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总是同谬误相对立的。......香花和毒草也是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同上，第416页)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后来人们就把真理，把真善美的东西比做香花，而把谬论，把假恶丑的东西比做毒草。根据前面的揭露和批判，陈铁健研究员写的《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和唐宝林写的《陈独秀全传》一书究竟是真理呢，还是谬说呢?它们是真善美的香花呢，还是假恶丑的毒草呢?读者当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陈唐二人如此不遗余力地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贬低和否定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和理论家李大钊，贬低和否定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其直接目的当然是想借此吹捧和抬高陈独秀及其所崇拜的托洛茨基这样的共产党的败类和叛徒的地位，为陈独秀“正名”和“翻案”;而其终极目的，则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上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想使中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獗，从政治上来说，其根源正在于此，其严重性也在于此。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从表面上看，好像只是一场笔墨官司，只是一场学术之争，但是，就其实质来说，这是一场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一切革命的人们，一切不忘初心、还要继续革命的人们，岂可袖手旁观?如今，斗争已跨越世纪，战斗正未有穷期。我的专业虽是经济学而不是历史学，但是作为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深感参加这一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在这一指导思想引导下所取得的革命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前途而进行的斗争，乃是一项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而有机会能参加这一伟大斗争，为之贡献一份力量，并在斗争中继续学习和提高自己，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幸事，何乐而不为?我将为此而继续不懈地努力奋斗!

　附全文目录

　　目录：

　　引言（3）

　　一、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7）

　　1.陈文说毛只是一大的“记录员”，否定其为党员代表身份(7)

　　2.唐著《全传》里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16)

　　3.驳所谓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25)

　　二、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34）

　　1.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34)

　　2.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制造舆论(43)

　　3.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61)

　　4.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65)

　　三、捏造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76）

　　1.驳所谓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76)

　　2.驳所谓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81)

　　3.企图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87)

　　四、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102）

　　1.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1012)

　　2.驳所谓“列宁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106)

　　3.驳陈唐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132)

　　五、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165）

　　1.“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66)

　　2.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72)

　　3.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94)

　　六、兼评理论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213）

　　1.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213)

　　2.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232)

　　3.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马克思主义简单论”(252)

　　4.学习毛泽东，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世界观(268)

　　七、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造假陈独秀（275）

　　1.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275)

　　2.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严重(300)

　　八、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304）

　　1.“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304)

　　2.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305)

　　3.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311)

　　九、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327）

　　4.关于“取消派”和“取消主义”问题(327)

　　5.关于托派问题(338)

　　6.关于汉奸问题(373)

　　十、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414）

　　7.关于叛徒问题(414)

　　8.关于反革命问题(421)

　　9.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432)

　　结束语（447）

      （原发于2017-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