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基层反映实录

　　周建明

　　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调研农村的村级组织情况，顺便走访了黔西县看精准扶贫的情况，回来时经过贵阳。一路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反映的问题，记录如下，以供参考。

　　一、留守儿童——一个被过于简化又被媒体过度渲染了的问题

　　今年6月9日，毕节4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也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留守儿童，这个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多因素造成的问题，也给毕节市的各级干部、学校和老师带来极大的压力，几乎成为当下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这种现象，不到毕节，难以想象。而同时，人们对贵州等西部省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留守儿童，甚至出现留守儿童自杀悲剧背后的原因，仍缺乏深入分析，缺乏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认识。

　　留守儿童的经济原因产生于东西部巨大的发展差距。东部地区能够提供的更多的就业机会，打工收入较高。近年来西部地区虽有较快发展，但农民的打工机会少，收入低，生活开支不断增加，是外出打工的主要动因。一个要抚养子女，特别是孩子到了上学年龄的农村家庭，如果断了现金收入流，日子马上就过不下去。这是驱使大批农民离乡外出打工的强大动因。

　　而在属地化责任与管理的体制下，东部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城市容量，难以向流入的农民工提供像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流入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无法携家在此安居乐业，这是造成父代与子代以骨肉分离，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经济原因。

　　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中国传统最坚实的社会细胞——家庭纽带的松散，是造成留守儿童的社会原因。在今天，家庭不再是神圣的，不再是在熟人社会中受监督的一个单位。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法律、伦理约束、对责任与义务的信守已敌不过利益的诱惑。在家庭分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毕节6.9悲剧中的家庭，4个孩子并不是缺吃少喝，家中有米，有腊肉，但缺乏父爱和母爱。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却跟了别的男人，已经怀孕。即使是最后这4个孩子的葬礼，母亲也不愿意出席。在这种家庭中，孩子们陷入感情上的绝望和安全感上的极度恐惧而导致悲剧，就难以避免。今天，家庭的这种变化已悄然发生，并产生出负面的社会效应。对此，人们并没有充分的认识。

　　另一个因素是超生现象依然严重，农村家庭仍把生男孩看得很重，这在许多中西部地区都存在。但毕节当地农村却有“只管生，不管养”的现象。往往有了孩子就扔给父母，自己外出打工。金沙县总人口67万，留守儿童(0-18岁)23449人，占总人口3.5%。笔者到访的一家留守儿童，主人是一对64岁的老夫妇，带着两个孙女。其中一个是亲孙女，另一个是儿子离婚后再婚，儿媳带来的女儿，这在当地叫“碰头姊妹”，女孩都是6岁。老夫妻每人每月领取60元基础养老金，靠种7亩地，养6头牛为生。儿子儿媳外出福建打工，没有给过老人抚养孩子的钱，更不用说赡养老人了。这种情况并非少数。这类留守儿童还是有人监管的。金沙全县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有100人，监护较差的609人，占留守儿童的3%。父母抚养和监护没尽到责任，是留守儿童中的突出问题。

　　现在留守儿童一出问题，媒体大量报道，上级要求追责，留守儿童已成了当地政府和学校不可承受之重。不到金沙，不知道当地政府学校在留守儿童问题所做的大量的工作：派干部进村入户，对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建档立卡，按照是否在校、有无监护、亲情缺失、心里失衡、行为失控、安全失保、鉴于缺位等分类登记，实行动态管理;对留守儿童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心理健康抚慰、宣传教育引导、对家长劝返帮助就业、强化家庭监护责任、强化学校管理责任、强化政府救助责任、强化社会关爱责任;对留守儿童县和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实行“一岗双责”，在乡镇建立由联系村的乡镇干部、社会事务办干部、教管中心干部、村干部、学校校长或教师、社工志愿者六方面组成的留守儿童日常工作体系;增加用于留守儿童的工作经费保障;完善舆论应对机制。在学校设立中午专为留守儿童服务的“阳光活动室”，有教师负责，开通留守儿童与父母的视频电话，给留守儿童作心理辅导。当地干部反映，对留守儿童工作已明显影响了党政部门和村的日常工作，也给学校和教师带来了很重的负担。

　　对留守儿童出问题后的追责，也到了非常的地步。黔西县的一位镇长告诉笔者，当地因两个留守儿童自行外出，不知下落，变成追责的大事。上级已拟定追责的方案是对中心小学校长、镇教管办主任和村主要负责人三人法办，对镇村干部7人撤职的处理方案。幸好这两位留守儿童外出几天又回来了。镇长说，否则我今天已没法在这里和你说话。因两个留守儿童自行外出，导致要法办3名，处理7名干部，可以想见当地干部的压力有多大。这种一味追责的做法，虽然强化了地方政府和学校在留守儿童问题上的责任感，但也混淆了监护留守儿童的主要责任到底应该属于政府还是家长，也助长了部分家长对孩子的失责，甚至有的家长在出去打工前，把孩子领到村书记跟前说，我要出去打工了，孩子交给村里了，出问题我找你们。叫人啼笑皆非。

　　近年来，一出问题只强调追责，不深入研究分析出问题的根源和主客观环境，不总结经验教训，变成一种常态。它看似上级部门负责，实质上并不实事求是。结果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能避免今后再次发生。这种处理方式，看来需要检讨。

　　二、医界人士话改革：医疗改革怎么了?

　　改革，在我们国家已成了“政治正确”的标志。但在高举改革大旗的过程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已明显暴露出来的问题多年没有解决，出台的改革措施的效果有时却违背初衷，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此次调研过程中听到医界人士关于医疗改革的一些反映记录下来，供大家参考。

　　在金沙县听到，一些乡镇卫生院不看病了，只搞卫生防疫。原因是国家规定乡镇卫生院取消药物在批发价之上的15%加价，必须按照批发价销售。这项惠民政策本意是降低人民群众的看病负担。但是，快两年了，取消药品的批零差价之后，卫生院运作中所产生的费用至今仍未解决。结果导致卫生院无法供应药物，只能干脆不看病了，只搞卫生防疫，反正医务人员工资照发。这下苦了患病的群众，却肥了民营医院。民营医院也属于新农合适用单位，药价不用执行国家政策，批发价基础之上照加15%出售不误。一项出发点好的改革，却因政策不配套，结果却去掉了农村乡镇卫生院为农民看病的功能。在基层，碰到这种南辕北辙的改革项目其实并不少。

　　在贵阳，一位在三甲医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上面只管要求医院承担公共服务的责任，却既不提高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也不增加财政投入和编制。财政对三甲医院的投入只占医院整个支出的几个百分点，逼得医院要靠设法赢利才能生存。目前执行的还是2002年制定的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近年来物价不断上涨，医疗服务的收费已变成价格洼地。医院要盈利，对病人的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行为都由此而来。朋友说，你只要想一想，这些年来物价上涨了多少，就会明白公立医院实际是在相互矛盾的政策要求和体制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上级所有的要求，不管是政治性的还是业务性的，一到医院的具体运转中，都必须让位给经济收入的考核指标。经济指标不挂帅也得挂帅。医院作为事业单位，这些年业务成倍发展，但增事业编制，因为增编财政就得增经费。医院只能招合同制医务人员，出现一院两制。上级又下文，合同制医生要与在编医生同工同酬，逼得医院只能拼命赚钱。现有的收费、编制限额都是2002年制定的，我们党已经从十六大到开过十八大了，但这些体制却始终动不了。

　　医患矛盾，实际上是当今社会关系扭曲的表现。问题并不是出在医院的赢利性上。因为如果看不起病，病患倒并不怪医院。而是病人把医生的治疗，看做是自己购买的服务，必须服从自己的意志。不承认医疗技术是有局限性的，病人病情是客观的，从而完全不相信和尊重医生。医院本来就是要死人的，现在医院是死不得人。在“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环境下，社会上充斥着暴戾之气。病人一有状况，不管什么原因，病患先拿医生出气。轻则动拳头，重则动刀子。医生变成了高危职业，在心理上蒙受着被冤枉、羞辱，被加害的阴影。如此下去，谁愿意当医生呢?

　　在这种环境逼得医生首先想的不是怎样给病患治病，而是怎样自我保护。医院也是如此。因为只要发生医患矛盾，最后总是医院赔偿。现在凡是70岁以上有些风险的病患，一住院医生就下病危通知。能开但有风险的手术，能不做就补做。这样医生减少了风险，病人实际上也失去了许多可能的治疗机会。在医生和病患、家属之间相互提防的基础上，我国公立医院、已全民覆盖的医保制度的优越性已打了很大的折扣。

　　另一个反映是价格低的基础药物消失了。国家对药价开放的改革，本意是让价低利薄的基础药物厂可以通过调价，增加生产。但药价放开后，药厂宁愿放弃生产成本和价格都较低的基础药物，选择生产价格和利润都更高的药物。一句话，在市场规则下，药厂的行为不是从病人需要什么出发，而是从什么能赚钱出发来决定生产什么。这种结果，完全背离了改革的初衷。

　　三、基层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反映

　　贵州县以下的教育，近年来在资金投入、硬件建设，以及今年开始农村义务教育特岗教师到位，都能看出明显的进展。在金沙县，小学生均经费达600元，师生比达1：19。特别是今年特岗教师能到位，解决了偏远地区教师不足的问题，改善了那里的教育状况。但没想到校长们最大的抱怨，在于各行政部门所加于的负担太重，他们日常的精力80%要应付各个条线的检查布置，只有20%可以用于教学工作。“行政不减负，教育搞不好”。一位长期担任小学校长的同志这样说。“不管什么工作，像普法宣传、禁毒、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人口普查、文明创建，等等，只要有条线管，就要进学校来检查工作，校长必须写书面材料，当面汇报，还必须接待吃饭。他们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不管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也不管你有没有相关经费，否则就是不重视，检查就不过关。”应付这种检查的时间，校长只能从抓教学的时间中挤，经费从生均办公经费中挤，接待吃饭只能校长自己掏腰包了。有了八项规定，不接待吃饭不行吗?不行，否则校长在地方上没法活人。

　　充满这种无奈的不仅是小学校长，也包括村干部。各个条线向基层要的所有数据、普查、需要动态更新的情况，在农村地区最后都要靠村干部这一根针来完成。一个行政村一般都有几百户，数千人，小的方圆几平方公里，大的有两到三个行政村合并的，达二三十平方公里，只配4个村干部，仅完成上面各条线布置的调查数据、工作检查情况汇报，就要占用村干部2/3的工作时间。村干部讲，哪还有时间来考虑工作嘛!特别是有的数据材料要线上填报，那些不会使用电脑的村干部头都大了。“要切实为基层减负”是基层干部的共同呼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受到检讨，有所收敛，但现在又有所反弹。毕节市的一位村支书说：现在是上面的会越开越多，群众的会越来越少;上级工作检查越来越多，干部面对群众越来越少;基层填报表册越来越多，去落实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上墙的制度越来越多，干部为群众解决的实际问题越来越少。这种说法代表了一种呼声。

　　另一个反映是对简政放权的呼声。2007年前，结婚在乡镇就可办证。现在必须到县民政局。一些偏远地方，群众去一趟县城来回一天，都县城还找不到民政局在哪里。以前群众对自由林的采伐，在乡镇就可办审批手续。现在全部收到县里。群众怕麻烦，就干脆不办采伐手续了。基层反映，为什么这些权限就不能放到乡镇呢?这些权限，哪怕允许乡镇政府为群众代办，也可以方便群众。

　　切实为基层减负，对基层简政放权，说到底还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看来这不是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就能解决的。

   （原发于2015-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