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与病毒搏斗的激战，前线就在武汉

【现在进行时】

除夕夜，就在大家看春晚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军医大学及各附属医院调集450名医护人员，乘军机连夜驰援武汉。

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医疗队由陆军、海军、空军军医大学抽组，每支医疗队150人，分别从上海、西安、重庆出发。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疗队集结完毕，正在举行出征仪式。

除夕夜，上海下雨。

虹桥机场，中国空军战略运输机运载着150名医生护士从上海出发飞往武汉。

春节的彩灯还在树上闪烁，灯光照着身穿迷彩服的军医们，他们从西安出发。

这支医疗队从重庆出发。

这是海军的医疗队。

这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全军传染病分子诊断新技术重点实验室迅速研制出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快速检测箱”。

为什么要连夜出发？

就在央视春晚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全国累计报告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已达1287例，重症237例，疑似1965例，死亡41例。其中24日0—24时，一天新增444例，死亡16例。目前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尚在接受医学观察的有13967人。疫情涉及30个省（区、市）。其中大部分病例在武汉。

1月25日凌晨1点，在广西河池市确诊的病例中，有1例是两岁女童。25日14时，陕西省还报告在铜川市发现1例确诊的9岁女孩。这表明少年儿童也会感染。

非典期间，北京疫情最严重的4月下旬，每天新增“确诊”加“疑似”平均200例以上。最高的一天，确诊病例超过150例，加疑似超过300例。现在湖北24日一天的确诊病例就达到180例，超过了北京非典时期的最高记录。这一天，湖北的死亡病例15例，全部是武汉的，这也是超北京记录的。还有更多发烧的病人等待收治。面对这个疫情，应该已经能判断形势严峻了。

此时的武汉，抗疫救护所需的防护服、手术衣、护目镜、医用口罩、医用帽等多种基本物资均告急，医院发出紧急求援。医护人员持续加班已经非常疲惫。这些医护人员都是密切接触者，不能回家的。但是缺少安排他们食宿的场所，目前不少人还得回家。这些困难均反映患者激增，医护人员严重不够，医院也不够。

武汉从24日开始紧急建造“武汉版小汤山医院”，据目前报道，建成后可容纳1000张床位。如果疫情未能迅速遏制，两三天时间就会住满。与此同时，武汉从关闭离汉通道扩大到对湖北七地也采取同样举措。这些都反映出疫情的凶猛在不断超出先前的判断，反映出抗疫力量严重不足，迫切需要援助。

救命如救火，刻不容缓。

这批军医接到命令，连夜飞往武汉，投入救援。

不要说病毒离我们还远。如果疫情再扩散，病毒很快就会到你身边。

这已经是一场战争，最激烈的战场就在武汉！

这是我熟悉的场面。军队非常重视保护自己的将士，他们就是战斗力！驰援武汉的军医中有不少参加过当年小汤山抗击非典的会战。我在那时采访过小汤山医院，至今记得——他们从祖国各地到达小汤山，不仅男军医理了平头或光头，女医生、女护士也理了平头，像小伙子似的。因为长头发容易沾上病毒。因为军队要求他们：“你们一定要全员回来！”那就必须确保零感染！

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主席曾经说，战争的目的第一是保护自己，第二才是消灭敌人。

这样的要求不仅是智慧的，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战斗力。如此非常重视保护医护人员，值得地方领导者和各医院学习。小汤山的军医们无疑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他们整体1800人，在小汤山做到了零感染。

今天，更紧迫更严峻的战斗在召唤他们。他们接到命令，打起背包就出发。

妈妈匆匆洗了头发，与孩子告别。孩子哭了，她知道有危险。

与家人告别！

除夕夜，天上下着细雨。

电视里有歌声，

几百名英雄连夜出征。

这已经是一场战争，

前线就在武汉。

SARS攻击北京，我曾经采访过北京保卫战的全过程。我看过、收集过当时的很多情况汇报和简报，也看过不少部门后来的总结材料。由于我属于“博采”，我可以肯定我最后写下的，对今天武汉保卫战的决策者、领导者、指挥者，对医生护士、流调人员、居委会大妈和大众都会有所启发。这是公益的事，期望读到的朋友们转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也期望有人直接转到湖北和武汉的有关领导人手机去。

《非典启示录》节选3

北京保卫战

那时候，白色，成为最令人敬重的颜色。天使的眼睛，像火炬那样点燃患者生命的希望。我目睹了那白色的世界里就是惊心动魄的战场。然而，若不是深入指挥中枢，我难以看到千头万绪的危局是如何布置出条条战壕，数百万人是如何结成了抗役救危的狙击队伍和首都保障线……

1、惊心动魄的狙击战全面展开

一场特殊的战争已经摆在北京人面前。

千头万绪，从哪里入手？

我们又从哪里着眼去认识这仗到底该怎么打呢？

王岐山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坦诚地告诉公众：北京市现有注册医生三万两千人，护士三万四千多，但熟悉呼吸科医疗的医生护士不到三千，只占总数的4.3%，而整个北京真正治疗呼吸传染病的医院没有一座！

为什么？

海内外记者都可以发出种种追问。

但我们仍需要在更大的背景上放开眼界来看看——

过去几千年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到当代已把天花消灭，把鼠疫、霍乱、伤寒这些曾经对人类危害甚巨的传染病控制住了，称之“第一次卫生革命”。

于是医学家多把主要智慧投向研究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威胁公众生活质量的多发病，试图迎来“第二次卫生革命”。

突然，SARS给了我们一个新词叫“疾病灾害”。

这是全人类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

现在北京的“疾病灾害”有多严峻？

自20日后，国家公布的北京SARS累计病例持续上升：

21日，累计确诊482例，疑似610例。

到26日，累计确诊988例，疑似1093例。

到4月底，每天新增“确诊”加“疑似”平均200以上，最高一天确诊病例超过150，加“疑似”超过300。

疑似患者也得住院，还有更多发烧需要“留观”的病人也不能放在街上。北京市属两所传染病医院中，佑安医院是全国最大的诊治传染病及疑难重症的专科医院之一，但佑安全部床位550张，紧急辟建的非典床位只有200张，医院也不能对正在住院的其他重病患者放手不管。

即使医院是空的，一天的“确诊”和“疑似”就能挤满一座医院……天呐，哪见过这样的传染病，哪见过这样的“阵势”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当他们涌来的时候，就是被SARS注入了病毒后让人害怕的样子，SARS病毒就在他们身上，占领了他们的呼吸通道，侵占了他们的肺，并且继续从那里侵入身体的其他器官，他们很痛苦、很难受，他们大口地呼吸着、咳嗽着……你已经很注意防护了，可是你不知道病毒怎么到达了你的呼吸系统，某天夜里你突然发现自己额头发烧，自己也变成他们了……他们起初只有一两个，转眼间在北京已变出一两千个，还会变出多少来呢……可是，他们是我们的同类，我们得全力以赴去救他们……人们啊，这可不是演电视剧。你可知这个春天，北京的医护人员经历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北京的领导者和所有北京人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这是一场真正的北京保卫战！

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迎来空前的交往，北京是一座有1300万居民的城市，还有数百万民工和外来经营者，每天还有数百万进出的流动人群，这是世界上人流最多的大都市之一。

这座都市的医疗配备也正在向“第二次卫生革命”挺进，突然SARS攻击了我们（也是全球卫生系统）最薄弱的环节！如果北京不能有效控制疫情，如果扩散……这个春天，北京的危难确实存在，民族的危难确实存在。

北京保卫战哪里只是北京的事情呢？

北京的周边，山西、内蒙古、天津、河北都在爆发疫情。

保卫北京，保卫华北，保卫西部，保卫全中国！

这场突如其来的危难，把医生护士，把许多领导者，把数不清的北京人逼得非常优秀，这是真的。

这样一场大战，没有一个良好的领导机制，是不可想象的。这个领导机制就是4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的“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这个小组由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各有关部委以及解放军系统等党政军部门的领导组成。这是“打破原隶属界限”，整合北京全部抗疫力量的重大举措。

联合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成立了医疗、信息、流调和物资保障四个小组。由此建立起强有力的领导体制网络、通畅的信息网络、严密的流行病调查防护网络，并集成首都全部医疗资源。

4月24日，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在京成立。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指挥部由党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北京市等三十多个部门和单位的人员组成，下设十个工作组和办公室。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北京市的防治非典工作受到了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最密切的关怀和指导。

4月26日，胡锦涛签署主席令，任命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进一步加强对防治非典工作的领导。

4月28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胡锦涛主持。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说：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历磨难而不衰，饱尝艰辛而不屈，千锤百炼而愈加坚强，靠的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的民族精神，靠的就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在当前，我们要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

2、实施救治的前敌指挥部

这场大战，没有一批优秀的指挥员也是不可思议的。

北京联合工作小组下设“一室四组”，听来简单，可每个组都是一个方面军，引领着千军万马。

先看看医疗救治战场。集成首都全部医疗资源，谁来当这个治病救命的总指挥，谁来挂帅，谁能挂帅？

广东战场钟南山的名字已传遍大江南北，北京战场的韩德民，临危受命成为万军之中的“首领”，却在媒体“地毯式轰炸”报道抗非典的时期竟然“漏网”，为什么？

直到SARS走了，公众对他仍然知之甚微，不少声称“深入一线采访”的文章中不见他的踪影。为什么？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他的脑袋在这场大战中无瑕回答任何媒体的问题。

我在进入北京抗非典战役按专业、门类分工的各大指挥中心采访后，确切地看到，要描述这场北京保卫战，是不能没有韩德民的身影的。

试想，楚汉战争，要是不见韩信、陈平、萧何的身影，就不足以表现这场战争了。韩德民主持的指挥中心，集成包括小汤山军队医院在内的首都所有参战医院的医疗资源，是北京抗击SARS实施医疗救治的“前敌指挥部”。

他这年52岁，此前是已有117年历史的同仁医院的院长，曾在日本获医学博士和医学哲学博士，是中国现代鼻内镜外科技术的创始人之一。他主编过专著6部，他获过的各种奖项我在此忽略，我注意到他自己曾经写下：“我不敢奢望诺贝尔奖，但我崇尚诺贝尔先生的工作精神。”我想他内心还是藏着非常神往的学术理想的。他正当盛年，是对专业蓄有勃勃雄心和研究实力的学者。

“这好比教授端着步枪上前线。”这是他说过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他对自己临危受命的第一感觉。

我不知他这话的意思是说大敌当前端着步枪也得上，还是说他搞科研可以，但如何能胜任这么重大的指挥工作呢？

他是4月22日下午3点突然被通知去北京市委大楼的，他隐约感觉有什么事要他承担。但是，当两位市委常委向他传达一项任命，他仍然感到太突然。

这是任命他为北京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并要他担任北京防治SARS医疗救治小组组长——说是小组组长，这个组长却是整个北京战场医疗救治指挥中心的总指挥。

对于担任行政领导，他分不清自己是喜还是忧，当时冒上来的一个想法是：“当了这个官，还能回到我的专业研究上去吗？”对于要他担任医疗救治总指挥，则顿感责任太大。

但是，容不得他犹豫。一座国都的疫情选择了他。有什么困难你现在可以说，但最多半小时后，你就要去上任。

这个医学博士曾插过队，还当过生产队长，也许他的指挥才能在那时就被农民识别出来了，但不知今天是谁在北京这么多杰出的专家中看中了他的指挥才华。

1973年3月12日，离开农村的那个日子，他终身不忘……那天，东北盘锦冰封的大地刚刚有点春天的消息，寒冷的北风还在刮着，吹在脸上依然坚硬。村里的乡亲走了很远的路，把他送到一个有车坐的地方。他在这个村庄插队四年半，从开垦荒无人烟的盐碱地到迎来一次次稻浪翻滚的金秋，他曾经有过五次招工招生的机会，乡亲们都没舍得让他走。

“你是生产队长，你突然走了，今年那片试验田，还有一堆农机的事，乍弄？”

但这次是上医科大学，大队干部们、乡亲们都推举他走了。“走吧，当医生治病救人，你走吧！”

村庄那么偏僻，他的十分简单的行李，乡亲们都替他拿着，连一个小小的挎包也不让他提。他空手走出了那段通往未来的乡村之路，他的泪水和乡亲们的泪水在分别中像阳光那样互相照耀。

“走吧，治病救人！”这就是乡亲们的期望。

他一心想成为一个外科医生。

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他被分配去当个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的“耳鼻咽喉科医生”，一连十几天他待在宿舍里不想见人。

为什么一生中总是在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就像当初当生产队长也不是他想做的，是被乡亲们推举得没有办法。他不得不做了，做得很好。耳鼻咽喉科医生也做了，他开始向这门陌生的学科挺进，辛苦得也像在农村开荒，终于他做得很好，而且又成为已有117年历史的北京同仁医院的院长。现在又突然被任命为这样一个“总指挥”，同样无可选择，他将做得怎样？

“这好比教授端着步枪上前线。”这话就是这时刻冒出来的。

韩德民刚走出市委大楼，梁万年就来到了市委大楼。

这已是发生非典的第158天，2003年4月22日。

北京战场，一座国都的疫情选择了两个知识分子来发挥作为，一个是韩德民，另一个是梁万年。

可以说，这是战时速度，工作紧凑得就像编好的程序。

梁万年同样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另一个临危受命的主将。

不久，公众在电视上看到梁万年答记者问，大家因此都知道了，他是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他这个职务也是22日下午被任命的。

这似乎算不得“火线提拔”，此前他是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还是首医大研究生院院长、公共卫生与家庭医学学院院长、卫生管理与发展学院院长，同时还是卫生部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全科医学》杂志主编，以及在中国推行社区卫生服务制度的首席专家。

昨天，他还在安徽主持国家高等教育统编教材《卫生管理学》的定稿会，他是这部教材的主编，今天刚乘飞机返回北京就接到通知。由于他的学术领域是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卫生管理学、全科医学等，更由于从3月到4月以来，疫情的准确性已是从中央到普通老百姓都深切关心的问题，这位教授就被推到了这个前沿。

“当前一个硬任务，就是要保证把疫情搞准确。”

这只是他的任务之一，因为仅仅统计准确是不够的，还必须据此对疫情的发展和走向做出及时、准确的预测。打仗讲知彼知己，“知彼”是第一位的，知彼才知如何更心中有数地组织自己的力量来应对。

现在，他已能感到自己的身上长满了许多领导者期待的眼光。在信息时代，信息的极其重要性已被讲求科学的领导者们高度重视。

历史应该记住北京保卫战中韩德民、梁万年这两位临危受命的读书人。昨天他们还寡为公众所知，在危难关头被一个战时高效的领导机制迅速选拔到前线去，成为万军之中的眼睛和前锋。读书千日，一生的学问都被瞬间压缩到这个需要他们能迸发出来的紧迫时刻，“教授端着步抢上前线”，也许可理解为义无反顾，慷慨赴战吧！

3、整合首都一切医疗资源

走出北京市委大楼，韩德民感到整个天空就扣在他的头顶上。

这是22日。他站在那里停了一下，似乎在想，该往哪里走。然后选择了向北京市卫生局去，他该尽快到那里去上任。

他来到了北京市卫生局，这里还没有他的办公桌。

但他很快有了一个助手，是北京市政府信访办主任叫吴世民，称“督导”。问题不在于这里还没有他的办公桌，而是这里摆不开一个会战的场所，当机立断，先找场所。

“找个宾馆吧！”韩德民说。

很快找了个广安门宾馆，立刻“临时征兵”。

一批“老兵”迅速奔来上岗。为什么说是“老兵”？

这是韩德民这个指挥中心的特征，也是他这个组长的难题。那时，医生护士是被SARS攻击最多的人群，哪个医院都人员告急，他去哪里调集兵马呢？

最早奔来解难的五位“老兵”，全部是卸任不久的医院老院长：同仁医院贺仁诚、积水潭医院蔺锡侯、安贞医院高明哲，朝阳医院高居忠，友谊医院高东宸。他们分别是著名的呼吸科专家、疾病甄别诊断专家、重症治疗专家等。年龄最高的“老兵”陈德昌72岁，是我国ICU的创始人。

医学界见到这批专家的名字，就知道这支队伍的医疗水平是极具权威的了。我见到他们时，看到这些老院长身体都相当好。他们称自己是“临时工”。

指挥中心共征来81人，其中高级专家30，其他也多是高学位、精明强干的青年才俊。韩德民已建立起工作流程，订立规则。设立了督导组、办公室，下面再设重症会诊组、转运组、甄别组、院感组、临床科研组等，上述老院长们分领各组开展工作。

“老将军上战场！”会诊、甄别、指导、转运，尤其是面对重症患者，他们的汗水里同样流淌着危险。

北京战场由于SARS患者剧增，形势远比广东严峻，如果不集成首都的全部医疗资源，以尽最大努力来实现资源共享，就无法应对。林林总总错综复杂的工作都需要有一个头脑来组织和集成，这个头脑历史性地落在韩德民的肩膀上。

整个北京保卫战期间，不是没有记者采访他，也不是北京记者不知道抓这个“新闻”，我再说一遍，确实是韩德民的头脑根本没有空隙来回答任何采访。

我对他的访问是在吃饭时间，与他一起边吃边问，他边吃边说，由此捕捉到一些“碎片”，然后从指挥中心忙碌中的诸多专家那里再捕捉一些“碎片”，仅此而已。

数月后SARS走了，这个指挥中心也就完成了使命，一批“老兵”们又回到他们昨天宁静的生活，要再找他们，已不知“君去何方”。他们曾经的英勇奋斗不是被遗忘，而是还没有被人们知道，就结束了。是否有必要被知道？我只觉得那些“碎片”也很珍贵，所以拾掇起来。

再说现在顶在韩德民鼻子前的难题首先是：北京已发展为重症患者和极重症患者的数量非常突出，如果拿不出有效的救命措施，这些人很快就可能死去。怎么办？

务必紧急扩建针对重症SARS患者的ICU病房，老院长蔺锡侯奉命督建。

我问蔺锡侯老院长，为什么说是针对重症SARS的ICU？

“SARS不光是攻击呼吸系统。”蔺锡侯说。

他说，重症，特别是极重症患者，心脏、消化系统各个脏器都出现一系列并发症，会导致全面衰竭，进ICU给个及时的先进的技术支持，可能挺过来，否则就死了。我们有针对心脏或者别的疾病的ICU，现在要建针对抢救极重症SARS患者的ICU，是一项新业务，也体现了政府要尽一切努力挽救每个极重症患者的决心。

蔺锡侯说：

【“原定三天时间，新建的特种ICU就要接诊，又改为两天，任务太重太急，还要改造一个电梯，就在SARS病房里面改建，工人在那里操作难度太大又危险，一位副市长亲自督建，他说我是做工出身的，没有工人了，我自己干。那不是开玩笑，真的很难很紧急。但还是有勇敢的工人来了。我们大家都只能不睡觉，副市长通宵跟我们在一起，这使命也真是神圣。”】

韩德民说：

【“在原有ICU病床的基础上，短短时间又在宣武、中日友好两家医院新建起40张特种ICU病床，从全市6家医院调了最好的ICU专家担任救治，确实尽一切努力了。如果不是政府下令，即使是任何一位医院院长的亲人患病需要这些设备，也做不到这样。”】

接着的突出问题是：那些特别重的患者，由于已经难以转运，还散在各医院。120急救中心曾经积极去转运，有的已经上车了，一看不行，又下车。如果硬转，在半道上，或者还没有出大门就可能停止心跳，怎么办？

“我来干吧！”席修明说。

席修明是复兴医院院长，也是ICU专家，他与人民医院教授安有仲，协和医院副教授杜斌，这三位教授级ICU专家主动承担了转运极重症病人的任务，于是北京战场有了一个被同行称道的“专家敢死队”。

他们自己并不喜欢这个说法。我想或许因为这个说法讲的是不怕死，实际上他们那时不愿说“死”这个字，他们在转运中特别怕病人死去。他们自告奋勇，是因为他们拥有的技术和经验要求他们去承担。席修明曾经将一个几乎不可能转运的车祸患者，从海南用飞机成功地转运到北京。

“大量的工作必须在上车之前就做起，必须把患者的生命体征调整到最佳，然后全程密切关注，在车上随时给予支持。”席修明这样说。

就这样，他们全身武装得谁也认不出谁，成功地完成了全部极危重患者的转运，无一例发生意外。

当然，更广阔的工作是如何保证对所有患者的及时和有效治疗。指挥中心成立后即召集各路医院院长会议，联合工作小组的领导们来此与院长们共商战事。我也曾列席旁听。

王岐山说：“同志们，援军的到来还要有几天，大家还得坚持一段。”那是北京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在北京决定建小汤山医院之前，还决定在京城西北部的胸科医院紧急扩建三百张病床，7家医院奉命来此改建病房并承担医疗，被称为“多国部队”会战的战场。韩德民上任后就到那里去协调各家力量。

大家知道小汤山医院千张床位，那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程量。要在胸科医院扩建出三百张床位，这个工程量也不小啊！当时，那里还机声隆隆，暴土扬尘，医务人员、后勤人员……相关医院的人都被调动起来，他们和建筑工人忙在一起，人头攒动分不清谁是谁，那个场景也非常壮观。

七天建成的小汤山医院

由于北京战场的严峻，胸科医院扩建的会战场面，也是罕见的。在那里，谁见了都不能怠慢。工作很多，最要紧的是这个战场也需要有人负总责才会集众力、更高效，韩德民当即把安贞医院的副院长武冀湘定在那里。

再看前面讲到的北大第一医院，到23日，大家一直防备着的事终于发生了：13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一起倒下。

但是，就在这时刻，北大医院有1800人报名上一线，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抗震、抗洪救灾的请战人员。院长章友康说声“谢谢”，眼泪就迸出来。报名的不是说说而已，此时北大医院还在北京西北部的胸科医院承担着建124张病床的任务，先后有近700人开赴胸科医院参战。

节选自王宏甲《非典启示录》

未完待续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宏甲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