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2020年初，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抽空写了六七篇与抗“疫”相关的文章，其中比较长的是《论抗疫文艺的战时文艺属性》（8000字），投到了某学术杂志。编辑给出了修改意见，我及时回应修改，往返5次，依然没有通过，只好投给了察网、红色文化网、昆仑策网，他们很快发布或者转发出来。在投给网站之前，也试图投给我认为对路的纸媒报纸，都是泥牛入海。我本人是个有二十年工龄的老编辑，从来都是编辑别人的稿件，给别人做嫁衣，很少有这样的投稿且与编辑交流的体验（角色互换）。为了纪念，觉得有趣，把与编辑的交流记录发布于此。
编辑问：
文章与当下抗疫文艺相结合，有很强的时效性。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需要调整：第一，文章提出战时文艺的概念，并作为一种观察角度是有价值的。但是战时文艺的定义缺乏界定。按文章第一段的定义，为了现实斗争需要而创作的文艺都称为战时文艺，这个界定不够清晰。另外，战时文艺本身也有精品和粗糙之分。文艺的功能标准不能取代文艺的艺术标准。本文比较多的强调了功能标准，如果能持辩证态度，对艺术标准也加以分析，更显全面。第二，文章认为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的对立，在今天依然存在。并说，战疫文艺中存在“自由主义文艺家”。这样的判断，带有给当下的文艺界划线、站队的感觉。这种判断和例证应当十分慎重。第三，回顾历史过多，而且把历史和当下作了不太准确的类比。对于当前抗疫作品的分析不够。第四，有些判断不够准确。比如，把新中国前三十年判定为战时文艺，又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以“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战时文艺退出主流，这是不恰当的。战时文艺的特征不仅是功利主义。对于新中国70年的文艺也不能以这样简单划分。
答：感谢您的回复。第一，学过现当代文学的人都知道，战时文艺是常用词语，不是我的新创，所以不是我提“提出”的。我可以做个简单的介绍，但是没有必要对常用词汇拉扯太多，那样的话，文章就永远写不完了。比如，你不可能在使用五四运动的时候，还得进行详细介绍。所有的文章都是有读者针对性的，贵刊是文艺类的学术期刊，读者不会对“战时文艺”陌生的。另外，正如文中所言，从理论上讲，战时文艺从日本入侵就开始了，真正的成体系和规模的战时文艺创作，在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有。三十年代初上海的左翼作家联盟团结了一大批爱国的文学、艺术家，包括冼星海、田汉这样的革命的音乐家。一大批擅长创作反帝反封建和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家艺术家，国难当头，开始了创作转型。比如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茅盾，他创办文学期刊《呐喊》，发刊词就明确表示，“抗战文艺依然是现实主义的”（我文章里都有，请认真阅读）。四十年代在重庆，也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类的组织成立，老舍是负责人。在延安解放区，真正成为一种理性的倡导，一种文艺政策，是1936年在保安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个文艺组织是毛主席促成的，丁玲成为首任主任，协会一成立，丁玲马上带着队伍上了前线，成了战地记者，一边采访一边写作，形成一个小小的抗战文艺创作高潮。毛主席写了那首著名的“临江仙”表扬她，夸她“纤笔一枝谁与似，胜似三千毛瑟精兵”。这应该是著名的“笔杆子”的起点。后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毛主席多次到学院讲课，再后来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这个“战时文艺”就成了我党文艺政策的核心理念，至今也没有过时。
第二，您说得对，战时文艺有“精品和粗糙之分”，其实所有的文艺都是如此。战时文艺是继承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历史传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将“教化”功能格外强调、强化的结果。但是它并不排斥文艺的艺术标准。我在文章中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把艺术比喻“作料”，好的厨子一定是善于把作料用到位，做出美味佳肴的。也就是色香味俱佳的文艺作品。这个比喻生动有趣，很奇怪稍有人注意到，仿佛毛主席只知道文艺为革命服务而不懂得艺术性一样。当然，由于当年创作条件的限制，也有作者水平的原因，战时文艺有很多相对粗糙的，这并不说明战时文艺主观上真的排斥艺术性。相反，战时文艺的经典，你根本无法拒绝。举例几个战时文艺的精品你就知道了。《义勇军进行曲》是典型的战时文艺，你能说她不经典、不艺术吗？《白毛女》是战时文艺的，她不经典、不艺术吗？还有从鲁迅艺术学院出来的人，很多美术家、舞蹈家、文学家，都留下了红色经典，甚至是人类文化的经典。比如丁玲当时的创作，深受战时文艺思想影响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创作，那是一个豪华的作家队伍。周立波《暴风骤雨》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柳青《创业史》等等。我文章都写到了。
第三，对了，说关于战时文艺思想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艺政策和走向，一方面队伍是从解放区来的，国统区过来的左翼作家也基本上经过了战时文艺的锤炼，他们习惯性地把现实主义（后来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创作的指导思想。第二方面是文艺政策有连续性，第三方面当时我们的国际国内整治环境依然需要战时文艺思想，不论讴歌还是批判，是揭露丑恶还是赞美美好，都是紧密结合现实的。对了，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是硕士还是博士。关于“战时文艺政策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三十年的文艺走向”的说法，是学界的共识，早就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您觉得陌生，那是你知识结构出了问题。我把这些东西以脚注的方式加进去，可以吗？请您注意注[6]：
【这个观点程光炜《毛主席与当代文艺》有专门论述。复旦大学陈思和认为，《讲话》受战时文艺心理的影响，把文学艺术纳入军事斗争的轨道，并成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北京大学陈晓明也持相同观点，比如他在《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一书中说：“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文化取得领导权，所有的文化艺术都变成人民大众的，但又都不是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存在前后两个三十年的问题，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没有什么不妥。毕竟文学艺术是从属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上层建筑，不可能不与时俱进。何况后三十年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都改变了，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西方文艺的影响深刻而广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文艺，也绝对不是对立割裂的，尽管有些时候走得太远，跑得太偏，也都被我党的纠错自新机制修改过来了。我相信这一点你也是同意的。对吧？
第四，交流中我得知你对文艺的“功利性”比较排斥，我有点惊讶。考虑到你的年龄，也就不足为怪了。你是后三十年受教育的吧，你有更激烈的反对也非常正常。但是你不知道，文艺的功利主义是永远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从来认为“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阶级性、社会性永远大于抽象的人性。或者说，在阶级社会里，并不存在纯粹的人性。你看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就知道了。关于疫情，西方怎么做的，我们怎么做的；西方政府是为谁服务，我国政府是为谁服务，你应该有所感悟吧。事实上，我在文章中说了，功利主义，包括“革命的功利主义”，也不是我的发明的，是毛主席的发明，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的（我文章里有清晰的表述）。还有那个关于文艺创作的效果评价问题，也不是我发明的，是毛主席第二次视察鲁迅艺术学院时的讲话，大意是，不管作家艺术家的初衷是什么，一旦写出来，发布到社会上，效果就是最重要的了。如果你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大局、破坏团结、违反纪律的“效果”，那么对不起，必须停止。你们单位不也经常搞政治学习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包括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诸多讲话，都应该真学真信能运用。至于在抗疫文艺队伍中也存在自由主义作家的说法，不合适吗？我觉得非常合适。你看看武汉的方方以及为方方抬轿子的，就知道了。至于真心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家，那“山上的队伍”，你看看各级各地文联组织的抗疫文艺创作就可以了。我说如火如荼，持续高温，堪称现象级别，丝毫也不夸张。当然，你说你没有看到，你说你不认为如此，我也没有办法的。
总之，我的文章发表不发表无所谓的，实在不符合您的要求，就放弃。我是个打油诗高手，送你一首，好吧？真学真信见行动，尸位素餐是蛀虫。党员干部要努力，不负人民养育情。喜欢吗？喜欢就再给你一首：战时文艺为抗战，效果不好莫捣乱。天花乱坠没有用，戮力同心加油干。有一篇延安时期的文章，我网上找来的，发给您看。当时的抗战文艺，与现在的抗疫文艺，何其相似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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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抗战文艺
佚名
书价日高，无力多买。邮递不便，图书多就地销售，不易流通：虽有钱亦无法收集。因此，本文所谈，万难精到，不过就视线所及，略述印象而已。
自抗战以来，值得称赞的是文艺已找着它的正路。消极的，(一)它不再造谣生事，以骂人捧自己为能事：(二)它不再由私情所好，吟凤弄月，或香艳肉感，以博虚名：(三)它不再追随欧西文派，自鸣得意，而实自陷于阱。积极的，(一)它把抗战建国的伟业放在自己肩头上，即使才微力弱，未能胜任，而居心则善，实有爱国家民族的诚意：(二)它因爱国家爱民族而把小小的私事置在一旁，宁可写英雄不象英雄，也不肯真能把老子骂倒骂老子：文艺工作者都携手作起朋友来，大家只有一个敌人——日寇：(三)它对自己有了信心，尽可以不去摹仿别人，而还能立脚得住：它有自家的光荣战绩，而且可以用自家的语言风格形式写作出来：它的民族是正在争取自由独立，它自己也正在争取自由独立。所以，我说它己找到它的正路。
顺着这条正路往下走，它将由狭小而伟大，由笑骂而严肃，由薄弱而深厚，由摹仿而自创。现在，我们已微微的看到这个来头。不信，请听一听吧，今天全国到处都有了歌声，在这礼乐久已废弛的国土上，这是多么使人兴奋的事啊！谁的功劳?一半儿是音乐家的，一半儿无疑的是诗人的了。没有努力，希望是空想。让我们看看四年来抗战文艺的缺欠吧。知道了弱点所在，而去克服它，恐怕比甜蜜的谀美更有意义。
笼统的来说，文艺的各部门还都未曾产生出伟大的作品。但这并不就等于说文艺没有前途。只要文艺顺着正路往前开发，它总会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给后来者留下一条坦平的路子。现在，文艺者是正在作着开路的工作。这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就文艺者自身而言，战争给予别人的困苦，也照样加在他的身上。他不能安心舒适的工作。同时，时代的伟大，社会的剧变，又都使他心悸头眩，一时很不容易看得清楚。他须理解他的时代与社会，同时还须决定应取何种文字形式来传达他所领悟到的。他是否有充足的文艺修养?对民间文艺，古代文艺，西洋文艺，是否有深刻的认识，以便决定何取何弃?问题太多了，即使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也不能马上解决一切。他只能战战兢兢的往前试着步儿走，以他的爱国家爱民族爱文艺的热诚去希望自己能够消极的不走入迷途，积极的多少写出些抗战建国的文艺作品来。明乎此，则抗战以来所有的文艺著作都是试验品，自然不会没有毛病。让我们看看这些毛病吧：
（一)从作家的生活上看，文艺是最自由的东西：有什么样的生活，便可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作梦的写梦，打虎的写虎：只要它有文艺性，便可以算作文艺作品。可是，在抗战期间，主观的客观的都不再允许文人去作梦打虎。而须一致的去抵抗倭寇。这个变动，就是文人须把个人的私生活抛去，而从新建立起一种团体的，以国家社会为家庭的公生活：他须象入伍的兵一样，抛下自己的一切，而去为国效劳。大多数的作家们，当遭遇到这个突变，是兴奋的，热烈的。可是他们也必不可免的有点茫然，旧生活岂是一旦可以脱去，象脱去长衫而换上军装那么容易呢：新生活又怎能够说声“变”，就变得完完全全呢?他们简直是走入另一个世界，一切是新异的，他们所不习惯的。因此，他们的作品就不能不是热情的流露，而内容非常的空洞。他们只有抗战必胜的信心，而没有深入一切由战争而来的困难与问题。他们绝不愿说谎，可是因为生活经验不足，没法子不疾呼高唱，只落得浮浅而欠深刻。这现象，在抗战初期是最显然的，到今天仍未完全消灭—生活不是一天建立得起的啊。
（二)从文字上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文艺的工具—文字—显然的是向着一条新路走去。这就是说，大家感觉到中国文法的有欠精密，而想把它欧化了。这个运动，使中国文字有了新的血脉，可是必不可免的把它弄得生硬艰难。到了抗战时期，大家为了向军民宣传，为了建立起中国本色的文艺，深感到前此的欧化文字确是新文艺未能深入民间的一个原因；同时，因作家们在战时与军民有了接触的机会，晓得了一些民间固有的文艺，于是昔日对欧洲语文的倾心，一变而为对民间语言与文艺的爱慕，而想到提炼自己的语言正是本色文艺应取的策略。由此，对文学的遗产也就有了相当的注意，而想把新旧雅俗熔为一炉，去创造抗建的新文艺。于是，诗歌小说都求能朗诵，对民间文艺形式也想拿来运用。这个趋势，绝非排外或返古，而是因抗战必胜的信心，发生了对创立本色文艺的自信。
首先被发觉的，是欧化文法的生硬不自然，很难一时深入民间。但是，抗战以来所提倡的文艺朗诵，还不止此消极的一面。作家们接触了军民，而且要供给军民以文艺作品，他们自然需要军民的言语—于此，他们发现了本国的语言之美。他们不仅要避免生硬，不仅要供给又未能普遍。至于文人自己，虽有提高稿费运动，但成绩欠佳：文艺界抗敌协会虽然出来倡导，可是无法使之必能有效，因为它毕竟是个民众团体，没有发号施令之杈。因此，文艺工作者就往往没法不为三餐而另谋工作，即使还不弃舍了撰写，可究竟不能专心一志的努力于文艺了。
同时，文艺家之在前方者，搜集了不少战争材料，本当如军队之换防，按时撤下来整理材料，以备写作。在后方的，本当按时被派出，去替换他们的久在前线的弟兄。可是，这绝不是私人或文艺界抗敌协会所能办到的。关心此事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未必关心，结果是文艺家们只好过着他们自己的日子，有材料的写不出，要写的没材料；谈不到写作计划，作品也就深欠丰裕我们只有精神食粮荒歉的怨声，而没看到人事调整的办法—一作家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三)因为抗战救国的热情，就是文艺家们自己，战争初起的时候，不免犯了这个毛病——似乎一喊抗战就必能胜利。及至战争继续下去，作家们因自身的困苦，其耳闻目触的种种现象(有好的，也有坏的)，乃高呼抗战一变而为深思默虑，想把种种问题提示出来，以存善除恶，于艰苦中求改善，争取胜利。这，绝对不是悲观，而是任何一个有头脑，有热情的人必当取的态度。可是，不幸有许多人还未改抗战初期的心情。以为一谈问题—一不论居心如何—一总是“有了问题”的表示。有问题，便怕动摇人心，还不如把灯火熄了，让大家看不到的好。假若这个态度不变，文艺就无从尽其指导社会的责任，而作品便也不会由空洞而渐次充实。文艺家的批评与汉奸的反宣传，是绝对不同的。必须看清楚。
以上开端，包括了对抗战文艺的内容上文字的指摘。并略言作家生活及写作的限制怎样影响到文艺的开展，克服今天的困难，明日才有光明，望国人与文艺工作者共勉之！
（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出版、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的《抗战四年》）
2020/ 03/ 23
[1]本文来自道客巴巴网站，原文未署作者姓名。姑以佚名名之。
【刘加民，中国文联研究员，《民艺》杂志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