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怎样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一系列有关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中国共产党回答。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并取得了伟大成果，这些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值得用重彩浓墨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册。

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存在不同看法的。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分析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然而，除了短短几十天的巴黎公社，他们在世时社会主义还没有实践，因而不可能具体描述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虽然列宁根据辩证法的一般规律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1] 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理论界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长期否认矛盾的存在，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一种十全十美、完美无缺的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两者之间已不再有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再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斗争，而是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面前，虽然斯大林晚年开始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仍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说这是不彻底的、“羞羞答答的辩证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形而上学观点一度处于统治地位，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按照这种认识，在社会主义社会，党和国家的任务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一旦社会出现风吹草动，人们就惊慌失措、找不到问题的根源，总归之于外部敌对势力所为，不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矛盾。毛泽东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又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进行探索，才在这方面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除《论十大关系》外[2]，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思想最早也许出现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简称《经验》)中。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怎么看待社会主义社会成为这场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同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和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问题，还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并经政治局集体讨论撰写了《经验》。《经验》指出：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3]】

正是运用这种辩证法，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及其错误的根源，批判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错误观点。这说明，只有坚持这种辩证的观点才能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社会，进而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简称《正处》）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正处》是一部充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文献，从酝酿到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不仅是毛泽东个人艰苦探索的成果，也凝结了全党的智慧。在《正处》中，毛泽东仔细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指出其中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就其基本特点、总体状况以及处理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了苏联理论界的形而上学观点。《正处》指出：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4] 】

因此，毛泽东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客观存在的矛盾，在实践中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矛盾，并且指出这种矛盾的性质与资本主义不一样，这一论点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振聋发聩的。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不能把社会主义绝对化。毛泽东指出：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如果只谈成绩而不谈错误和缺点，那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他强调：

【“事情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5] 】

有些人往往看问题绝对化，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否定、说得一无是处，而完全肯定改革开放的实践，把改革开放的实践说得一点问题都没有，谁要提反思改革、说改革的不足就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忘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事情都应该一分为二，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任何工作都既有成绩也有错误。我们强调一分为二绝不是主张折中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着的双方总有一方是主导方面，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主义这个方向，成绩总是第一位的、主导的方面，错误总是非主导的、第二位的，因为总的方向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我们应从社会主义存在矛盾出发得出结论：彻底巩固社会主义是做不到的，必须重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在读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要“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时说：看到“彻底巩固”这四个字很不舒服；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不能强调过分；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必然是一个不断变化与改革的社会，关键是朝什么方向变化。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社会变化的方向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朝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另一个是在特定的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像苏联东欧那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始终注意，我们是朝着共产主义这个方向走的，忘记这一点就会走偏方向，“摇摆”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苏联东欧的教训就在于此。

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切决策都要从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出发。例如，由于社会主义存在着矛盾，所以我们才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只有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出发，才能得到关于改革的重大原则问题的科学答案，才能正确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改革要解决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类矛盾不需要通过推翻现有社会制度来解决，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来解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既适应又不适应的状态决定了改与不改的统一，我们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不符合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此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把社会主义搞得更好，而不是打着改革旗号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阶级矛盾的存在导致不同的改革观，改革中的许多分歧从根本上说是由不同改革观引发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奠定了我国改革的哲学基础，是我们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思想同毛泽东的观点是一致的。

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路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始时我们在这方面毫无经验，不得不向苏联学习。但是，毛泽东很快觉察到，对苏联经验必须进行分析，应该区分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也就是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坚持，这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讲的“走俄国人的路”，是总结建党28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至于苏联的具体经验则要区分不同情况：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有的只适合苏联国情，不能简单照搬到其他国情不同的国家去；有的则是在苏联条件下也是错误的，必须扬弃。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而这一探索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中。[7]

在酝酿写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把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则概括为“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相结合”。他指出：

【“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的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8] 】

他还指出：

【“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是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9] 】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共同规律，即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看作十月革命的继续。但是，不结合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不注意民族特点，照搬别国做法，那就是教条主义，也会导致失败。

共同规律要通过具有民族特点的具体措施来实现。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再论》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经典性的概括：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10]】

每个民族“基本点上相同”，就是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否定了这个基本点就是抛弃社会主义；“具体形式上各不相同”，说的是共同的基本点怎么实现，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国情、本民族的特点进行探索。把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结合起来，这是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必由之路，这个论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颠扑不破。可见，《再论》中的这个论断含义深刻，实际上并不简单，应该成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探索的。既然社会主义建设是探索，就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曲折。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反映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调动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伟大的成果。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的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开来，给经济带来一定的损失，是探索过程中的失误。1960年冬，毛泽东开始纠正上述“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1月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制度的框架，正是在那时的探索中确定下来的。例如，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党派民主协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全新政党制度；在经济工作中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争取外援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在企业管理中，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领导干部“三结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毛泽东的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1] 】

从毛泽东开始，我们坚持走自己的路，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实现民族复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是我们党和人民选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鲁迅先生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12]

三、要警惕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不仅探索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探索了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列宁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不可能再复辟了。斯大林就说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消灭了，连矛盾也不存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可能再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需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在当时和现在都显得十分重要。在探索过程中，尽管毛泽东的某些说法和做法并不十分恰当，但提出这个问题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敌我矛盾。对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他在《正处》中是这样估计的：“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13] 他强调：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政权仍然存在被颠覆的危险，这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应该看到，我国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上、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占有优势，帝国主义时时想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武装进攻不能成功，就转而推行和平演变，在苏东剧变后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国，我国始终面临着“颜色革命”的危险，国内敌对势力一直得到国外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不容小视。种种迹象表明，对敌对势力的活动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我们讲建立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这应该包括正确处理敌我矛盾的内容。

1957年春夏，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我们党发起猖狂进攻。他们毫不隐晦地提出“请共产党下台”，要求各个党派通过竞选“轮流坐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时间仿佛要变天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不得不组织反击，开展反右派斗争。事实证明，尽管反右派斗争存在扩大化问题，存在着把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的错误，但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否则社会主义政权无法巩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反右派斗争使得毛泽东认识到：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4] 】

事实说明，就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仅仅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场关系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不能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就解决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经“一劳永逸”地解除了。

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在中苏十年论战中深化了。在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把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提上了日程，就巩固社会主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观点：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认识、不能掉以轻心，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虽然有估计过于严重之处，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提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必须警惕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

第三，最大的危险是党内出修正主义，也就是后来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赫鲁晓夫就是一个代表。毛泽东提出这些观点，当时并不被某些人接受甚至遭到过批评，但过了不到40年时间发生了苏东剧变，血的教训证实了这一思想是正确的。不管怎么分析，有一点是无法否定的，那就是苏东剧变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上的敌对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配合下夺取了政权、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果没有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的叛卖，苏联东欧国家是不可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有战略远见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见到90年代苏东局势的变化。正像王震同志说的那样：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15]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在实践中提出一系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措施。毛泽东提出：全党要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领导人很重要，领导人变了一切就要变，要保证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我们党永远不改变颜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一再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性的措施。苏东剧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戈尔巴乔夫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思维”取而代之，这导致苏联党和国家思想、政治上的混乱，给西方国家宣传资本主义、攻击共产主义以可乘之机，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结果。正反两个方面的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措施是正确的。

毛泽东实践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集中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上。邓小平曾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出发点区分开来，这个原则我们应该坚持。邓小平指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16] 薄一波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评价：如果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历史地加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17] 这一评价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归结起来主要是三条：一是指导思想是错误的，错误地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并把这一指导思想错误地发展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工作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三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党的组织又脱离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战，这样的搞法并不能达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如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盲目进攻大城市是错误的，但不等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也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富有远见、具有战略意义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做科学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毛泽东理论上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论断和实践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探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进一步探索。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根本的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18]】

注释：

[1]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2]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国存在的十种关系，这些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并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70页。

[6]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7]“走俄国人的路”与“走自己的路”是统一的，这是就不同层次的问题而言的。“走俄国人的路”，是就社会发展的根本道路来说的，即必须走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走自己的路”是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来说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结合本国国情进行探索，不能照搬外国经验。我们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

[8]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9]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10]《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2]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31页。

[15]辛成：《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中华魂》2017年第11期。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

[1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7页。

[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50页。

【周新城，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