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公然邀请原中央党校原教授王长江到该校讲授“政党政治与中国政治发展”，我对该校的做法非常气愤！在意识形态责任制紧密压实的当今，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有关党政领导，不讲“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如此高调地（以研究生会的名义）邀请王长江主讲“一流政治学学科”讲座，是何居心？
近来，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多变。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随着疫情的严重而日渐激化和中国社会主义不断胜利，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图谋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遏制世界多极化趋势，维护国际资本大一统的旧有国际秩序。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唆使下，国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散布流言蜚语，造谣生事，煽风点火，制造思想混乱，抢占舆论高地，与我争夺人心民意。
王长江是人所共知的“政党公知”， 长期坚持“两反一转”（反党、反社会主义，主张共产党转型）的政治理论立场。
2016年7月29日，王长江在全国党校教师培训课上的讲课内容在舆论界引发轩然大波。其讲课内容就是他政治理论立场的一次集中表现。
作为共产党党员、时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主任，在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2月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党校姓党”的原则以后，他竟然仍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当着全国党校教师发表与党的核心、党的理论、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每一句话都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党校讲话的反动，气焰极其疯狂，影响极其恶劣，怙恶不悛，至今未悔！
高校领导处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担负着为党和人民培养合格接班人，红色下一代的圣神使命。更应该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一切行动听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挥。现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竟然如此高调地请王长江讲授这套理论，请问该校领导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何在？
为此，我特地编辑了三个材料：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摘编》，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摘编》，并附录《王长江错误言论辑录》，目的是为了增强理论工作者与高校教育工作者的的政治辨别能力与“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的自觉性。我们一定要提高政治警觉性，增强战斗性；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对于一切不良倾向与苗头一露面就予以狠狠打击，巩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带领我们夺回的意识形态阵地，以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的战斗姿态出现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
由于2016年“7·29事件”形成的巨大舆论压力，一些极端露骨的言论已被王长江和有关媒体平台删除，这里所整理的，只是王长江错误言论的一小部分。
我听到一些反映，说一些人在党校讲课时传播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有的口无遮拦、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妄加议论，有的专门挑刺、发牢骚、说怪话，有的打着党校的金字招牌随意参加社会上不伦不类的活动。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影响很不好。这样的问题在党校不能发生!
个人的意见、批评往往是探索性的，有时是个人的一孔之见，对不对要在实践中检验，可以在内部研究，也可以通过一定组织渠道向上反映，但拿到党校讲台上讲、拿到社会上发表就要慎重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百姓心里想，这是党校的人讲的，应该是比较正宗的观点，容易相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一听到党校有人说了什么话，就如获至宝，大肆炒作，说党校里的人都对党中央说三道四了，共产党内部有不同声音了。党校出现这些言论，杀伤力很大，不要低估。
党校因党而立，党校姓党是天经地义的要求。党校姓党，是党校工作的根本原则，也是做好党校工作的根本遵循。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归根到底取决于能不能坚持好党校姓党、能不能把党校姓党贯穿党校工作始终。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反复强调党校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核心就是这一条。道理很简单，如果党校不姓党了，那党校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三、 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
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
四、 领导干部到党校培训的重要目的是帮助大家向党中央看齐
再训练有素的部队也经常要喊看齐，而且要天天喊、时时喊。当然，整队型看齐比较容易，因为那是形体上的，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看齐就不那么容易了。经常喊看齐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规律 和经验。只有经常喊看齐，只有各级党组织都经常喊看齐，才能时刻警醒、及时纠偏，使全党始终保持整齐昂扬的奋进状态。不断把领导干部集中到党校来学习培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向党中央看齐。
——以上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日）
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自2016年12月9日，人民网-人民日报）
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动摇。党委要保证高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态度鲜明
高校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要加强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力。要做好在高校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使每个师生党员都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态度鲜明，决不能爱惜自己的“羽毛”。
——以上摘自习近平《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62-167页）
我们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在承认党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和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一方面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对利益问题采取回避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这一利益作出严格界定，避免党的利益的空泛化，不给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论的和实践的空间。这无疑将大大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原载2010年5月5日《学习时报》第534期）
政党都有自己的目标。实现目标，第一个条件就是执政。执政才能使政党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就是政党最大利益之所在。
（《要重视对‘党的利益’问题的研究》，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4期）
第二，鼓吹实行西方的政党民主，说中共建党“逻辑颠倒”，“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不是一个科学概念
在西欧，政党的产生和民主的发展相联系。在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过程中，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可见，在西欧、北美，政党一开始就是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现的。政党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此，西方学者关于政党的定义，大多以民主政治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原载2014年2月28日“中国政府创新网”）
说到这里，有人自然会问，怎么觉得你讲的是西方政党？没错，我讲的就是西方政党，因为现代意义的政党是西方的产物，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舶来品。但是，只有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才能看清我们的特殊性质所在。
政党产生于间接选举的民主政治，但中国共产党不是，其产生的环境是封建专制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有创造性，他们看到政党这样一种组织，就产生了联想：政党可以用来组织民众，那为何不先建立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回过头再建设民主政治？经过在实践中检验，苏联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
但是，逻辑颠倒了，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有政党，而是先有政党。政党也不是把民众连接到公共权力，而是要和当时的所谓公共权力也就是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要推翻它。因此，这种政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领导人民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当公民社会力量逐渐增强时，政党很可能会被抛弃。
比如政党到底怎么定位?我们经常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实，“领导核心”本身不是一个科学概念。
（《执政党自身改革的“钥匙”》，原载《中国青年报》2013年3月4日）
正是改革开放、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第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它不再由执政党和政府去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人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地决定做什么。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原载《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人物周刊：金融危机以来，“社会主义”这个词又在西方媒体上高频出现，《华盛顿邮报》甚至说，“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有些中国媒体也乐于转引这类文章。
王长江：西方人用这个词，并非是从意识形态上转而相信社会主义，也不是说要改变西方的基本制度，这只不过是在用意识形态语言进行调侃。像这种话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比如英国的艾德礼政府曾经推行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被英国人自称实行了“社会主义”。这和我们说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这种调侃恰恰表明了人家的自信，人家觉得，我这个制度不会因为说几句话就变掉了，随便你叫什么，对我有用的我就拿来，人家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的。
王长江：这和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有关。我们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主要还是动员式的，动不动就把具体政策和什么“主义”联系起来。这种动员可以迅速调动起非常高的热情，但也可能起反作用。
在美国，政府做得再不好，没人质疑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因为它的基本制度和政府政策是两码事。而中国则不同。把什么好东西都和基本制度联系起来、都说成是什么主义的“优越性”。老百姓习惯了这种联系，那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不好的形势怎么办？
关于经济危机的解读有各种观点，其中一种就是认为，我们受影响小的原因是我们的体制好。有些学者为这个体制辩护，但辩护不能到违反常理的程度。
我看不出他们（美国）有被‘社会主义化’的恐慌。至于说有人从这场危机中看出资本主义失败（回击“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甚至灭亡”的说法），我只能说这是个笑话。
二、 2016年7月29日讲课时发表的一些观点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如日中天，所有的对手全打下去了，包括林彪。谁也没敢，没人敢跟他较量啊，对吧，叱咤风云。够可以了吧？但是到这时候，毛泽东老人家说出话来，反倒不是那么自信了。你看怎么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给他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那我死后，能不能得三七开啊？我看我得不了三七开，我呀，我能得个四六开就算不错了。弄不好四六开都没有，五五开。
你（指毛泽东）搞了将近三十年，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运动一个接着运动，结果老百姓的温饱都没解决，咋回事？
因为写日记本身是政治进步的一种表现。哎怎么就成了政治进步呢，这当然就是当时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了，对吧，说得最直白一点，那就是因为雷锋“叔叔”写了日记嘛，对吧。（以故意调笑的语气）雷锋叔叔，他是和平时期的英雄人物，对吧，我们得老老实实承认，和平时期的英雄人物，你形象再高大，也高大不过战争时期，没办法，和平时期，你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业，你又不能像黄继光一样去堵枪眼，那多壮烈，对不对，你也不能像董存瑞一样举着炸药包，为了新中国~前进！好家伙，那形象，闪闪发光，（以故意调笑的语气）对吧，你做的全都是特别不起眼的事情，对吧，全都是平凡的工作，所以确实是这么回事，对吧，雷锋也一样，但是雷锋他写了日记啊，对吧，哎，等到他牺牲之后，把日记一公布出来，哎呦，可了不得了，大家一看，啊，闹半天这么平凡的工作岗位，能做出这么不平凡的业绩啊！这人太伟大了，这人太高尚了，这人太纯洁，这人太无私了，哎呦全国人民都感动，对吧，毛泽东那儿也跟着一感动，然后大笔一挥，向雷锋同志学习，你看看，咱不就学上了吗，对吧。
哎，你想想，那当时我作为一个小青年，什么事儿都不懂，你让我学雷锋，天天得学，怎么学啊？我想来想去就两件事，第一，我天天上街转悠去，为什么要转悠啊，哎，我在街上转悠啊，我看见万一有人摔倒，我把他扶起来，这不就学雷锋吗，对吧，所以老盼着人摔倒，这一点倒是比咱们现在好，现在你摔倒了都不敢扶，当时还盼着你摔倒，你摔倒我就去扶你，这不就学雷锋吗，对吧。有的时候转悠一天，也没人摔倒，那怎么办，没关系啊，我捡起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你看看，这是学雷锋，大大小小全算。好，这就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写日记。为什么要写日记，那当然写了，对吧，平常可能看着没多大用，但是放在那儿，万一有一天哪，咱不幸牺牲了，哎被发现了，哎呦，咱不就成了英雄了吗，对吧，你瞧瞧，就这心态，在那写日记，你那个日记能不先进吗？
第三、嘲讽我们党已经失去公信力，公然指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不民主的制度
当一个政府或部门在失去公信力的时候，无论他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人们都认为他是在说假话，做坏事。这就塔西佗陷阱，就是说，你干什么，人家都怀疑。你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你看，到了这一步。我们党已经掉到塔西佗陷阱里啦？掉进去？哼，掉进去你还了得？掉进去你就失败了，所以不能说掉进去，对吧，但是确实可以说我们正在行走在塔西佗陷阱的边缘。这点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还是要有的。你不要说你做错一件事，那你看吧，一片骂声，恨不得用唾沫星子把你淹死。那按理说，你做错了事，人家骂几句，也是可以的。对吧，你做错了还不能让人家骂？对吧，不能像过去一样，做错了也不能骂，对吧，但是，我做错了你骂，我做对了，你总该点个赞吧，你总该鼓励一下吧。哎，现在是这样，做错了一片骂声，做对了，也未见得给你点赞，说不定还讽刺你。
我们现在的制度不是一个民主的制度，是一个不民主的制度，当然你不能说，喔不民主的制度啊，那就不适合政党生存啊，那得等那个制度向前发展，发展到民主制度，而且要发展到代议制民主，这个时候你才应该建立政党。从这个角度说，共产党建的队伍有点早了。
党就不是个好词，你不信看看我们这个党怎么写，大家回忆一下，怎么写，当然我说的是繁体字的“黨”，上面是一个高尚的尚，什么意思，崇尚，主张，主张什么，下面一个“黑”，主张黑，那就是党，你黑社会呀，哎呀，主张黑的才叫党，你想想这个党能是个好东西吗，肯定是个坏东西，一旦扣上这个帽子，你就完蛋了。我就是结党营私，怎么啦？我光明正大，结党营私，我结共产党之党，营共产党之私，那又如何？又如何，别如何，你就是个混蛋。对不，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已经是坏蛋了，你再辩解，没用，对吧。
那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就是结党营私那个党？那乱套了，所以这个党绝对是个舶来品。
政党它是西方的产物，我们后来叫中国共产党，肯定不是因为我们说党是崇尚黑的东西，所以要叫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这样，对吧，肯定是从西方的政党来的。
这样的一种政党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党，它叫领导人民闹革命的党，叫革命党。
那好，我们党和别的党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党和别的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有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你看看转型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转型这是我们这个党不可能绕过去的问题，当然我这么一说，可能在座诸位一开始也有点接受，但是他有自己的道理，他说是啊，我们这个党确实跟别的党不一样，你看我们刚建的时候绝对不是帮助老百姓怎么掌权，不是这样，它就是为了把老百姓弄到自己身边，跟当时掌权的斗，说老实话，你干的事就是破坏就是捣乱。干这个事的肯定不是执政党，所以是革命党。
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啦！哎，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各种先进思想蜂拥而入，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哎，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别的思想更明显，不比别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别的思想更显眼，它只是一个流派，为什么，因为，如果用我今天的评价，那就一句话，因为它中看不中用。啊，可能大家都是党校的老师，一听，怎么王教授这么说呢，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这评价太低了吧，这不是我评价，这就是当时的事实。
革命党的思维应该说是根深蒂固，革命党的思维是流淌在我们血液当中的。可能有的人一说革命党，这么差的东西怎么在统。恩，这不是好坏的问题，革命党思维绝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好的东西，不能简单用这个，它就是你的基因，你跟别的党不一样，它有这个基因。
第七，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认为建国之初的体制是拍脑袋决策
六十多年前，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不革命了，我们开始搞建设，搞建设，那就搞，怎么搞啊？面前有两种手段，说一种叫市场，一种叫计划，既然是两种手段，那就随便先挑一种吧，结果当时一拍脑袋瓜，就搞了计划经济，结果呢，搞着搞着问题越来越多，走着走着，路越走越窄，最后发现，哟，走到死胡同里了，那怎么办？哎呦，不就是手段变化吗，哎，再搞，再把计划弄掉，现在搞市场经济，哎，就这么简单，一个小小的手段的变化。
所以当我们关起国门来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于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在那自娱自乐，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我们觉得有巨大的优势，我们觉得我们的人民已经生活在天堂里了，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救呢。等我们打开国门一看，天哪，哪是人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是你自己过不下去了，对吧，过不下去倒是其次，你勒紧裤腰带过不就完了吗。对吧，问题是，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在世界上就没发言权，落后，就会像毛泽东说的，被开除球籍。这会等着打开国门一看，坏了，又比别人落后了几十年，对吧，赶快找路子，你看看，这才急了。
将近三十年，完成了那么一个小小的手段的变化？那说了半天，我们这个党太笨了，才那么点小动作，居然搞了三十年？
你做得比这事情还多，大事小事全揽在身上，结果累得自己五加二，白加黑，还夜总会，还夜里总开会，对吧，把我们很多党员干部累得要死，压力无比巨大，叫做压力山大，但是，有的甚至不堪重负，自杀，你看这几年，自杀的干部多少，越来越多。
现在是这样，做错了一片骂声，做对了，也未见得给你点赞，说不定还讽刺你。并以中国反腐败为例，说，你看我们这些年来反腐的力度多大啊，好家伙，一下子弄出那么多贪官，总量比过去若干年总和都多，按道理说，老百姓应该很满意，拍手称快吧，但是，你看，说出话来，那是带着怀疑味儿的。
我扪心自问，好啊，我就是扪心自问后坚决地认为，党应该回到常态，落到地面，从取信于民开始，而不是从党内大多数都已经不相信了的假设开始。
第二，借西方敌对势力之口污蔑中共是“极权主义”，鼓吹“让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掌权者”，质疑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西方一些人指责中国缺乏民主，使用的一个极具敌视性的概念是“极权主义”。所谓“极权”，无非是认为中国把国家权力集中于共产党一党，事无巨细地包揽一切，且不允许其他任何政党觊觎和染指。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过去无论是在政治体制中，还是在党内生活中，确实都缺乏民主意义上的竞争。但是，社会主义政治既然定义为一种民主政治，就应当是有竞争的政治。真的让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掌权者，让有心承担这一角色的人来平等竞争。事实证明，这条基本原则不容超越。越过了这一点，民主便失去了前提。
民主意味着让民众在不同的人和主张之间进行选择，这就导致各种持不同主张的人物之间的竞争，于是派别的产生便有了可能。
思来想去，解决的办法恐怕只有一个，就是由老百姓来定期选择他们比较公认聪明能干、勤劳治国又能广纳众言的人来担当这个皇帝的责任。由于世袭不能保证上述品质，所以不再世袭；由于不再世袭，所以只要不再叫皇帝，叫“总统”、“元首”、“主席”……什么都行。为了保证逆耳忠言，大臣、谋士的命运也不能只让那个站在权力顶端的人来掌握，应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参与和评价。而且，人们发现，不仅掌权的人选，而且事关国家和社会的大事，都让大家一起来出主意、想办法，其实是一种相当不错的选择。
我们高举的民主大旗，本来是我们执政合法性的强大来源，但在实践中有时体现不出来。结果是，每错误地做一次，人们就用大旗上那两个灼人的字眼质问我们一次；每错误地做一次，我们就会因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备感尴尬，执政合法性也就会随之下降一点。执政合法性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是经不住这样大手大脚地付出的。
吴敬琏：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还是沿着强化政府行政干预作用的统制道路前行？只有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样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吴老的观点，我举双手赞成！
从理论上说，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结晶，不属于哪个阶级。套用邓小平的语言风格来表达，就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但是，当真正在实践中推行民主时，我们却发现，我们要做的，有许多是西方人已经做过的；我们极力主张探索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东西，摸索来摸索去，有许多还是跳不出西方人已经得出的结论。因此，在实践中，“民主”和“西方民主”很容易浑在一起。事实上，已经有人把村民自治、直选等统统归结为“在搞西方民主”了。抱着这种态度，自然对当前我国的民主进程是充满怀疑的。
民主之所以往往被和“西方民主”混同起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文明”的特性决定的。人类文明属于全人类，其中反映的规律不只适用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是具有普适性。
什么叫“非组织活动”，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但实际上囊括了所有那些不是通过自上而下、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系统，而是越过组织在个人之间联系、交流的行为。如果把这一过程中的个人行为统统叫做“非组织活动”，实际作用就是堵塞言路，阻止党内的沟通和交流。因此，不应再使用“非组织活动”这种带有强烈党内斗争色彩的不规范概念。
第五，反讽“人民社会” ，嘲弄宣传抗灾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有记者问我：你对“人民社会”这个概念怎么看？我回答：从动物学的意义上说，这个概念是成立的，因为有可能存在“马”民社会、“驴”民社会、“蜂”民社会、“蚁”民社会等“非人”民社会……不知我的回答对不对，求教于大家。
面对北京在大雨中的惨象，我们真的应该反思和作出选择：是踏踏实实，给老百姓提供安全和服务，让他们远离动不动就“多少多少年一遇”的灾害之苦，还是一切照旧，让勇士、烈士在灾难中脱颖而出，以便用他们的精神来凝聚人心、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