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丽的自杀(实际是他杀)，有一个很流行的技术流解读——视为PUA(把妹达人)牟某的一波成功操作，也许这有点道理，但更为重要的是，今日中国的阶级压迫深度所支持的性别压迫力度，已经到了难于摆脱的程度，为此，包丽才终于选择了绝路。

　　包丽作为北大的大三学生，她应该算是在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个关口取得了成功的极少数——在高考独木桥上率先取得了好成绩，属于同时代青年的前千分之一。但是，在人生第二阶段的重要选择中间，她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失败者。

　　包丽交往的对象，是一个省级银行行长的儿子，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这个牟某要算是“金龟婿”一类的稀缺资源了。很遗憾的是，牟某对包丽实施的羞辱和压迫，使其感到绝望和了无生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压迫的主动机制——人与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及其能够带来的后果，可以达到怎样可怕的高度，从这个角度看，PUA技术是一种能够最大化阶级压迫效率或者效果的技术——能够透过阶级不平等去诱导被压迫者忍耐或接受到什么样的程度。

　　阶级分化已经渗入到家庭关系内部起作用了，这个不算是新闻。而在准家庭阶段，就已经是如此了，北大的包丽被杀案，准确地说就是男方利用女方想要借婚姻实现阶层流动的机会，使用话术进行锁定其企望，断掉其一切后退的希望，然后成功地骗钱骗色不说，还长期和系统地对女方实施了成功的谋杀。这根本不是什么PUA，就是赤裸裸的谋杀，法律对基于阶级权力而实施的成功谋杀，似乎还有点视而不见，警察最后还只能够以虐待罪捕人。

　　在名义上恋爱的男女，看起来是一对一的博弈过程，在今日中国这个阶级社会里，其中的强者往往对弱者有着绝对的权力。这个绝对权力之所以在包丽身上取得了绝对成功，显然，是因为各种社会制约的完全无效，要不然的话，从朋友圈的精神支持到组织力量的介入，包括每次都最后一个才出场的司法力量，都会对此种一对一绝对权力关系，施加一定程度的制约。很遗憾的是，这每一个环节，都未能实质性帮助到包丽，否则，包丽说不定能够得以踹口气而选择活下来。包丽自杀案则从反面揭示出：牟某对包丽的绝对权力一直有效，近乎没有受到一切外部力量的丝毫制约，他成功地让包丽选择了自杀，除了揭示出他自己方面的一些特点，还较为充分地揭示出环境对其基于阶级权力而实施杀人犯罪所许可的程度。

　　牟某对包丽的绝对权力，是阶级权力起到主动作用的具体表现，看起来，阶级权力除了主动起作用的机制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被动起作用方式：环境因素对此项权力的行使会许可到什么程度——如果弱势一方完全指望不到外部支援，那就会相应地绝对化其弱势地位，被所谓的话术所笼罩，在被营造出来的想象力空间里，只剩下走投无路的绝望。

　　包丽自杀案，让人猛地醒悟到：今日中国的女性(尤其是处于中间层攀登者阶段的女性)已经落到了不得不从零开始，去重新争取婚姻自主权和平等家庭成员地位的悲惨境地，就连取得了人生第一步成功的包丽，也未能摆脱这样的罗网。这个绝对的弱势地位，曾经广泛存在于革命前的中国。

　　1947年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穿越国共火线，进入解放区访问，最终他找到一个女士金花，愿意讲述她自己为何支持八路军与革命的故事。这个故事被贝尔登记录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间，然后在西方广泛流传，成为一代美国学者理解中国革命的关键中介。据金花对记者讲述：自己生平最大的憾事，是未能嫁给自己喜欢的男孩;然后在经历了一场包办婚姻之后，她还得为争取平等的家庭成员资格而奋斗不止，摆脱奴婢一般的地位;金花非常幸运的是，她的努力方向得到了妇女抗日救国会(背后当然是八路军)的支持，为此，她的努力就有了实现的希望。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间，八路军及其支持下的地方群众组织，支持了金花心底最急迫的愿望，反过来，金花也站出来去竭尽全力地支持八路军，如果八路军(后来是解放军)失败了，她的努力也不会有效果。显然，作为芸芸众生之中的普通一员，金花不存在透过个人努力去实现个体解放的道路，她一个人的解放道路，最后是通向了所有人的解放道路的，就这样，革命就这样与人们心目中间最素朴的目标，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

　　金花们的努力，有了最后的光明结局，她支持的八路军(后来是解放军)打赢了革命战争，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并颁布了《婚姻法》，金花就此获得了离婚和再选择的机会。但是，革命最后还是被告别了，相关的种种旧物都得到了光复。时至今日，包丽自杀前的那种绝望，正是今日中国社会相关进展的最新深度。

　　也许，阶级固化会更有利于强化阶级权力与压迫效能，越低的阶层流动几率，越是会给少数还没有丧失幻想的攀登者，以更高水准的诱惑与激励：能够为残存的百分之一的通过率付出百分之三百的努力。就这样，牟某对第一步成功者包丽的绝对权力，才得以放大到很难主动挣脱的地步。

　　恰好是包丽这种第一步成功者，似乎有了攀升更高地位的可能性，似乎也有心理准备为这个可能的提升，付出相当的代价，牟某在与女孩子交往中间，还能够轻易地从对方手上骗到2万多块钱，这个“倒贴”事实，恰好能够度量包丽的“高投入意愿”。包丽的高投入意愿被充分把握到之后，这才被牟某选择作为利用和猎杀的对象，在被骗钱骗色之后，就由此确立了特殊的亲密关系和不平等的对话位置，牟某才能够以长期的话术，去成功地断绝包丽的一切心理期待和后路，迫使她最终选择了自杀。要说，包丽比意识到自己受压迫而奋斗不已的金花，还要凄惨得多，包丽似乎连反抗的希望都看不到了。

　　除了个体对社会阶级分化深度的理解和策略选择之外，包丽他杀案还发生在一个最合适的舞台——北大就是这样一个最合适观察阶级权力效果的剧场。近几年来，北大从封闭做劳工调查的ma-会开始，再到以黑社会手段打压支持工人维权的学生，与此因果相关，北大各方面的官权力均在其日常运作中间似乎都能够保证——哪怕包丽受到残害再长时间都将在北大找不到丝毫的援手。这些都说明：北大为什么有资格成为中国最反动的反动堡垒，同时，北大就当然最有资格成为中国新阶级展示其权力和气焰的剧场。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