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国企改革再评论》。把十年间公开发表的国企改革评论文章集合呈现，再以现在的观点与视角，对旧文所涉题材逐一进行二次评论。也许是因为批评味太浓，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单。在此连载，给听得见、听得进批评意见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话题。
2013年1月11、15日，我在《中国企业报》发表了3篇评论文章，题目分别是：《“大国资”构筑无可争辩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大国资”是市场体制的必然选择》《“大国资”：保障民营资本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这是6篇关于“大国资”评论文章的另外3篇。其中前2篇同时发在1月11日。今天的“再评论”，着重讲第3篇内容，即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文尾附文也只有这一篇。读者朋友若对另外2篇感兴趣，可自行百度搜索。
国企和民企的关系，是国企改革绕不过去的话题。甚至，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绕不过去的话题。
我相信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国资系统的同志，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总体上的认识是模糊的，总感觉在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下，国企亏欠了民企。因而有一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心理认知。表现出来的是，党中央要求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大家一本正经地念文件；党中央说一句发展壮大民资民企，各级政府立马行动起来，逐条逐条抓落实。
不少理论界的头面人物，包括经常在舆论场发声的民资大佬，会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成就，与民营资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变化联系起来，因而推导出“国退民进”是经济发展动因的理论模型，进而得出国资国企要进一步退，应该退出所有竞争性领域，其他重要领域也要向民资民企全面放开的结论。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将改革进行到底”。
在民企群体，无论大小，基本上抱定国企倒了民企就好了的共识。国企不倒，民企日子难过，所以他们对未来缺乏稳定预期，所以他们选择移民，“用脚投票”，所以中国民间投资下滑，所以中国经济增长乏力，所以所以，如此这般。这就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所面对的舆论生态。
否定国资国企之于中国经济发展作用的人，将国资国企比作现代化进程负资产的人，总喜欢拿西方发达经济体中的国企与民企关系来说事儿。当然，西方经济发达体也喜欢用这样的镜子，来比照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诚意和程度。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长期浸淫之下，很多人在内心里，包括相当部分的党政高级领导干部，已经事实上接受了这样的理论。至多认为，国企和民企可以和平共处、各有优劣，那就已经是很给力了。这才有了那种支持国企的言论理不直、气不壮的表现，以至于在2016年7月4日举行的全国国企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批示中用了“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这样的加强语气（后面会有一篇“再评论”专门讲这个话题）。
在我做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时，却得出这样的结论——国企并无挤压或削弱民企的事实依据。相反，在现阶段及其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企存在着助力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理论可能！得出这样的推理结论，我自己也十分惊讶。再一仔细推敲，我发现学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理论漏洞，即忽略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体量的发展中大国，根本不应该用西方发达经济体曾经走过的路径来比照，也不应该用他们当下的竞争优势理论来推理。
第一，以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在西方发达经济体看来，不管你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你是国企主导还是全盘私有化，绝对不允许任由你发展壮大，绝对不允许你威胁到他的领先优势，绝对不允许你不接受他的盘剥和压榨。中国发展起来了，甚至超过了他们，“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奥巴马语）。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大国的兴衰，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中俄罗斯最具有典型意义。本来，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走上了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全部成为权贵的囊中之物，完全符合西方阵营的价值观。那么，为什么西方阵营还要冒着战争升级的巨大风险，一而再、再而三地围堵俄罗斯呢？无他，因为你是超级大国。世界超级富豪俱乐部里已经没有多余的位子了，不能让你进来。即使你自称是相同意识形态的兄弟，那也不行。其次，你已经接受了西方阵营订制的休克疗法，你已经无力自主发展，必须继续压制你的发展。所以，打的就是你！不打你打谁？
第二，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已经走过了所谓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自由竞争”），进入金融主导的超级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化格局，已经将这个地球上的经济发展主导权，纳入到以美国为领袖、以世袭金融财团为主导、可任意调控支配的生态圈中。让谁发展，不让谁发展；谁先发展，谁后发展；先让谁发展，然后再抛弃，等等，都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和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弄着。看不到这一点，看不透这个“潜规则”，以为只要我们推行彻底的私有化，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然后在此基础上走彻底的国际化道路，就能够沿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走到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那就实在是太天真了！
用这样的视角观察特朗普的“神操作”，你可以看清楚他的底裤颜色。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对华为的全方位高强度打压，不正好说明这一切吗？华为是标准的民企，还是国际化的跨国公司。但是，就因为你是中国资本企业，你强大了，威胁到它了，那就不被允许，必须打你，没得商量。其它那些正在成长，并幻想将国企的资源与市场让位给它的民企大佬们，待你大到类似华为的实力，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被打死，要么投靠。
认识到上述残酷现实格局，看透隐藏在残酷现实格局背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逻辑，再回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景，看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条件，你就能得出跟我一模一样的结论。那就是：
唯有强大的国资国企，以国家意志做背书，以带有一定程度非市场化的战略布局和投入，才能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遮风挡雨，提供基本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保护，打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价值链。
我今天说这些话，恰逢其时。新冠肺炎疫情还未完全褪去，往事历历在目。国企相应政府号召，为中小民企减负。比如租用国企的物业，两三个月的租金直接免了。没有国企的率先复工复产，保障电力、燃料、运输等低成本运行，稳定住经济基本盘，恐怕产业链上的民资中小企业死一大半了。再往前数，2018年以来，很多民资控股的上市公司出现资金断链危险，政府动员国企下场接盘，既解救了上市公司，也稳住了证券市场。民企之间的债务纠纷，政府没有闲工夫管。但是，国企欠民企的，一纸令下，限期解决。去年这个时候，本人就亲身参与了本单位下属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与一家民企的历史债权债务纠纷处置。国家审计署挂牌督战，省长会议动员部署，副省长亲自过问细节，工信厅长带队登门协商，现场办公，终于圆满解决。
道理不难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不厌其烦地炒作“国进民退”“国退民进”话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用深奥的理论研究方式，细心观察，实证调查，归纳梳理，逻辑推导，即可水落石出。
我的身边也有一些民企老板，特别大的几乎没有，主要是中小型。在平时交流中，他们普遍地、自然而然地认为，国企挤压了他们的市场发展空间。我请他们列出与他们的主营业务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国企的名字，并列举国企“挤压”的具体事例。几乎所有的民企老板朋友，都会一时语塞，支支吾吾。再回答时，大概超过7成，回答竟然是“不好意思，好像没有”！剩下的3成，即使能说出几个与之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国企的名字（在我看来，往往还都是臆想中的），但是对于“挤压”的事例，基本上语焉不详。我同时还会问他们当中已经办理了移民手续或打算移民的朋友，有人说你们民企老板移民国外，是因为国企的“挤出效应”，国内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他们先是哑然失笑，答曰：“那真是扯淡！主要是为了孩子教育，还有就是放一部分财产到国外，上一个双保险。”
2013年11月9日晚上播出的《一虎一席谈》，主题是“二次改革能否打破国企垄断”，我作为辩论嘉宾参加了录制。在录制现场，一位看起来资产规模不大不小的民企老板，大谈特谈国企挤压民企生存空间，主张国企让出包括银行在内所有竞争性领域，让像他这样有活力的民营资本进入。我问他：“如果中国的国有银行全部私有化，你认为你有没有机会参与？”他当时就愣住了。我估计，他内心盘算着自己的资本堆头，显然没有参与分一杯羹的资格。虽然他还是硬着头皮说：“也可能有一点机会......”我当即怼他，“别绕了，你没有机会！”
这就是民营资本舆论场现状。绝大多数中小民企与国企构不成你死我活的关系，却整天哭着喊着受了委屈。真要将国企私有化，自己又没有这样的实力参与。别人赚了便宜，自己陪着吆喝。谁赚了便宜呢？就是那些极少数超级民营资本大鳄，与他们所依靠的某种势力同盟（见《“奇异同盟”今安在？——国企改革再评论之八》），通过不断地言论蛊惑，试图以全体民资民企的名义逼退国企，进而以微小的代价，自己取代国资国企的“大哥”地位。如此这般，既不厚道，也不自量力，更可能根本就靠不住。
2018年，突然而至的“民营资本离场论”被热炒，导致国企与民企严重对立，民企老板一下子陷入惶惶不可终日之地。先是惊动中央派刘鹤副总理出面表态，最后还要总书记亲自出面召开座谈会，苦口婆心、掏心掏肺对民资民企进行安抚。数日前，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把国企、民企、外企、港澳台企、个体工商户召集到一起，同大家谈谈心，给大家鼓鼓劲，指出下一步“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广大市场主体不仅能够正常生存，而且能够实现更大发展。”题中之意，弦外之音，各位听明白了吗？
话说回来。“民营资本离场论”荒谬不堪，狗屁不通，却让那么多的民企老板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群起而闹之，蔚为奇观。你们生意都做这么大了，没有见过世面吗？不会分辨好赖吗？我没有你们有钱，也没有做生意。但是，在这一点上，你们太不成熟，让我瞧不起。
有人担心在“大国资”体制下，广大中小民营企业将更加难以生存与发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会更加扭曲。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应该削弱国资的能量，乃至令其彻底退出市场。这种观点是对所谓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误读。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深入解析当今世界经济及政治格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来就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
换言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从来就不是“自由”、“自动”、和“自我”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事例不胜枚举。一国的经济发展史如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是如此。在二战结束后所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前，发达国家的崛起与强盛，都直接与不平等条约、贸易垄断，乃至凭借船坚炮利强行掠夺、经济殖民挂钩。
所谓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是新时期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经济掠夺和控制的一种隐秘手段，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
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局部来说，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在不断地形成和强化寡头的垄断地位。垄断资本以其私人性及其天然的贪婪本性，必然对整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形成剥夺。
所谓的“自由”，无非是中小企业选择接受垄断事实的自由，以及通过表面的民主获得垄断主体有限度让步的自由。这在自由经济大本营的美国，现实也已经很清楚地显示了这样的发展脉络和博弈逻辑。
在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除了极少数本地私人资本能够幸运地跻身寡头行列，而更多的产业（行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别人的手上，乃至集中在华尔街少数金融财团的手上；除了极少数中小国家和地区能够幸运地（实际上也是被发达国家所默许，或处于地缘政治考量上的特别扶持）跻身高收入国家，而更多国家则被明暗两方面的“规则”所抑制、所牵制、所抛弃，经济长期陷入停滞和低迷状态，然后再被贴上极具欺骗性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标签。
从国际经济与政治力量分布格局来看，自由竞争的规则，更像是为发达经济体进行国际财富转移而量身定做的护身符。发达经济体除了在实业界的采购、生产、销售环节上已经并仍在强化其垄断地位，控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命脉，更为隐蔽的是，金融的自由化与全球化，正在成为国际财富大掠夺与大转移的“绞肉机”。“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轨迹、前苏联的全盘私有化浩劫、1998年世界金融风暴中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悲惨际遇，以及后遗症流转至今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都在向世人诠释着掩盖在自由化与全球化光环下的冷酷现实。
在中国现阶段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在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实现经济赶超，必须要有一批能够实现整个国家市场稳定，能够有效防止和抵御经济大起大落风险，能够在原料采购、生产组织、销售网络和自主核心技术方面具有国际话语权的超大型企业存在。同时，还必须防止这样的企业成为纯粹的私人机构，它还必须承担国家安全和社会责任。构建“大国资”体制，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薄弱的条件和特殊的国情下，为打造这样的企业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大国资”非但不会损害市场经济机能，反而会为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市场外部环境保障，从根本上维护国内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得以正常发挥。
当然，在纯粹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一种以赢利为存在目的的社会组织，天然地具有逐利的动力和意识。在“大国资”体制下的国企“航母”，也完全有可能会发生侵蚀市场经济“自由”肌体的现象。如果我们不能给予正确的处理，则有可能使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走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反方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这当然也包含对由政府直属的国资监管特设机构以及国有企业的审查和监督。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以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监督为依托，有序、有据、有力、有度地监管和约束国有企业的过度市场行为，是解决上述可能发生的矛盾关系的最根本途径。
另一方面，国资监管者也要提高理论认识水平，自觉维护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从企业社会责任、反垄断、价格听证等多方面，进行制度平衡和政策控制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