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军：如果国企输了，我们都要去学英语！——国企改革再评论之十九--橘子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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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打算出一本书，书名叫《国企改革再评论》。把十年间公开发表的国企改革评论文章集合呈现，再以现在的观点与视角，对旧文所涉题材逐一进行二次评论。也许是因为批评味太浓，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单。在此连载，给听得见、听得进批评意见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话题。

2013年12月2日，我在《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国企改革核心：推进政企分开》。

今天这篇“再评论”，原来想的标题是：“如果理论输了，国企就要跟别人姓了！”犹豫再三，换成现在这个。

先说一说为什么要起这个标题。

前段时间，特朗普吓唬美国选民，“如果我输了，你们就要学中文了。”

特朗普说得其实没错。因为他看到中国崛起的速度和力度，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了。而且他自信，只有他敢于跟中国撕破脸皮，只有他敢于践踏国际秩序，为的就是阻止中国的崛起。如果你们不选我连任，如果再给中国十年八年和平崛起大环境，到时候，中国的强大影响力，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你们可不就要学中文了嘛！

中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竞争，说到底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主体地位之争。只有把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才能强有力地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才能突破西方先发资本主义阵营的围堵，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套用特朗普的逻辑思维来说，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失去了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被迫中止，我们只能臣服在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巨大铁幕之下，我们可不就都要学英语了嘛！

这里说的学英语，可不是现在普及教育意义上的学英语。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谁会讲几句英语，就有机会为这些高我们一等的外国人服务，就有机会多赚一点钱。因为，我们太贫穷了！见到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很多人在心理上自矮一截，会几句英语就牛皮三分。所以大家都疯狂地学英语，借以有机会接近外国人。电影《中国合伙人》全景式地展示了那样的环境氛围。那是一个压抑的、令人窒息的氛围。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再也不愿回到那样的年代去了！

原来想用“如果理论输了，国企就要跟别人姓了！”格局稍微小了一些。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为国企改革指点迷津、保驾护航，国企改革走了走不通的“老路”，或自取灭亡的“邪路”，那不就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嘛！到最后，国企可不就要跟别人姓了嘛！

为了避免“国企跟别人姓了”，以及“我们都要去学英语了”的局面发生，我们回到国企，言归正传。

这篇写于7年前的“官样文章”，放在今天看，非但不过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超前性。作为一位专业研究国企改革的学者，我从内心深处感到焦虑和悲哀。是我的声音上不去，还是一些人听不懂，抑或是根本不想听？

戏称为“官样文章”，是指我试着用官方比较接受的表述方式，阐述我一直坚持的改革建议。我不是官方，也没有官方授意，也并无抄袭官方文件。顺便说一句，下来，我打算尝试向“三报一刊”投稿，看看具备“官样文章”之表，同时具备真知灼见之里的文章，能不能过得了编辑的法眼。如果不成功，也不管是否成功，我都会坚持在这个公众号发表研究心得。希望国资系统的同志们广泛转发、点赞。

报纸的评论文章，一般只有1千5、6百字，我只能挑最关键的点来写，每个点也只能挑最关键的词汇来表达，所以就不得不、不知不觉中貌似“官样文章”了。然而，这哪里是什么“官样文章”？完全是一个深刻解构了国企顽症痼疾与内里乾坤的局中人，对国企改革大方向的呐喊。

请看这句话：“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是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开，而不是国有资产与国家及全民所有权的分开，也即不能搞全盘私有化。”当下，推进以混改为主要手段的改革，那种认为混改就是逐步增加私有产权比例的论调何其甚嚣尘上？那种认为国有股权最好降到参股的比例就好了的认识何其明目张胆？比如格力电器股权转让项目（称其为“混改”是绝对错误的，见《梁军：格力电器“混改”不可取！》），本来就只有18.22%的国有股权，还嫌不够“市场化”，还要以混改的名义降到3.22%，这才算是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吗？

再看这句话：“在去行政化、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拥有更健全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而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所有者缺位’。”这个“更健全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还没建立起来，那边厢就已经信心满满地推进清单管理与授权经营了。历史上我们没有使用过这一招吗？如果国企改革就是“放权”“清单”这么简单，国企改革早就成功了，用不着绕那么大一个圈，还浪费这么多时间。

除此之外，再看6年前就呼吁的那“几项工作”。一是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问题。这一条，我输了，国企改革的大逻辑也彻底输了。就因为某些政府组成部门死抱着经营性国资监管权不肯撒手，所有的改革文件就都要在最后注明“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于是，最简单、最基础层面的政企分开，就始终分不开。二是坚持国资委的直属特设机构性质和定位问题。希望国资委的监管行为逐步摆脱行政化色彩，向半市场化及完全市场化过渡，最终能让监管从业者逐步向专业化、精英化转变。现在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加上清单管理和向下授权，国资委很快将彻底演变成一个政府组成部门了，而且还是一个越来越不重要、逐步被边缘化的部门。这一条，我还是输了，输得一塌糊涂！三是关于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外部监管职能问题。这是我2013年的呼吁。这一条，我总算扳回一局！201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颁布实施——怎么样？各位回头看一看，有几位国企改革专家对此早有建言的？

可惜的是，我提出的“建立开放式、直达式、一站式的监管信息收集、反馈、督办、弹劾机制，发动全体公民对国资监管与运营进行全方位监督”，这一核心理念，依然在看不见的来路上。

但是，我必须鼓励自己，要坚持下去！在国企改革理论问题上，我不能输！如果我输了......

原文：

国企改革核心：推进政企分开

（《南方日报》2013年12月2日）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部署，将改革关注的重点从市场、从国企本身，转向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更宏大的社会领域，强调“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是为切中要害，抓住了主要矛盾。因此，国企改革最核心的命题，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的进程，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进程，是从政府附属物向市场经营主体过渡的进程。国企改革的目标任务，就是将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附属于政府各部门的，政企不分、欠缺活力的国有企业，逐步改造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对政府来说，是从“管”到“放”；就国企而言，是从“僵”到“活”。遗憾的是，国企改革30多年过去了，在解决政企不分这个关键问题上，进展依然不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还时有倒退和固化的迹象。

必须明确国企改革的底线：一是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是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开，而不是国有资产与国家及全民所有权的分开，也即不能搞全盘私有化；二是在去行政化、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拥有更健全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而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所有者缺位”。

围绕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这一国企改革核心目标，当前需要狠抓落实和创新开展的几项工作是：

一．明确方向，统一思想，加快立法，强化纪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制定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彻底解决政企关系不愿分、不会分、分不了、分不清的惯性思维以及历史遗留问题。

二．坚决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禁止政府组成部门直接经营企业。不论原来的隶属关系如何，也不论行业性质有多特殊，只要是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所控股、参股的国有资产，都必须接受国资委的集中统一监管。

三．通过立法立规、禁止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直接介入企业经营。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图，应通过国有股东的权利表达机制向国企传导，不得以政府红头文件的形式干预国企自主经营行为。国资委通过有效的考核机制，引导国企服从国家大局，履行社会责任。

四．坚持国资委的直属特设机构性质和定位，按照《企业国有资产法》的法律框架独立运作。监管行为逐步摆脱行政化色彩，向半市场化及完全市场化过渡。监管从业者逐步向专业化、精英化转变。实施与国资监管作用相匹配的考核标准与激励机制，打造一支专事国有资产监管和运营的市场化专业队伍。

五．逐步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外部监管职能。国资委在接受政府行政管理的同时，要主动接受人大的质询和检查，还应建立接受全社会监督的正常渠道和机制。人大要充分发挥直接代表民意并表达民意的作用，建立开放式、直达式、一站式的监管信息收集、反馈、督办、弹劾机制，发动全体公民对国资监管与运营进行全方位监督。

六．探索改进企业党组织的工作内容和活动方式，以及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探索党管干部与现代企业制度激励、约束机制之间的有效融合。坚决推进国企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国企高级管理人员完全市场化选聘。通过试行第三方人力资源评价和薪酬标准制定方式，避免暗箱操作，科学选人用人，化解负面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