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发展轨迹初探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郝贵生

【按语】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根本否定，哲学思想理论界也开始了一场所谓“解放思想”的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盲目跟随“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制造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说什么马克思哲学研究人，恩格斯哲学研究物。马克思研究主体性，恩格斯研究客观性。笔者坚决反对这种思潮。1995年，笔者针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这种错误倾向，通过学习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撰写了《青年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发展轨迹初探》一文，强调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一开始介入哲学理论的研究，就非常重视对人的研究。但他们没有停留在人本主义的抽象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他们从不同途径都从神学意义上的人转到自然意义上的人再转到劳动实践的具体历史意义上的人，特别转到重点对劳动者和无产阶级的研究，研究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和历史作用。该文发表在当年《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第5期上。今年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重新在网上发表拙文，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者理解掌握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也望各位红色网友批评指正！

2020年10月15日

自从三千多年前古希腊德尔斐庙门前出现“认识你自己”的铭文以来，无数哲人智者都在苦苦思索人之奥秘。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学说创立和发展的全部过程中，也始终没有离开对人的关注和探索，而且在这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杜撰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神话。表现之一就是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以人为中心，把人看作历史的主动力量；恩格斯的学说以自然和技术力量为中心，人是自然和技术力量的奴隶，批评恩格斯思想是“见物不见人”、“缺乏人学辩证法”的机械论哲学。甚至断言，恩格斯一生的理论“未涉猎人的领域”。而在近年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比较重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且发表了大量有关的论文和著作，而或多或少地忽视对恩格斯这方面内容的研究，客观上也给人造成一种马克思重视人、恩格斯轻视人的思想倾向。笔者认为，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归功于他们二人的创造。但是也应该承认恩格斯人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其不同于马克思的特殊的过程。对人的认识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和马克思的思想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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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之前的青年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37年辍学经商直到1842年赴英国之前。

恩格斯1837年退学后，先在他父亲的事务所里当办事员，后到不来梅的一家贸易公司经商。但此时的恩格斯并没有因为离开学校而中断了学习生活。他在从事商业工作的同时，始终关注着社会现实和人类的命运，经常彻夜不眠地阅读多种报刊、杂志和革命民主主义代表人物海涅和白尔尼等人的进步著作。后来又受到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特劳斯的影响，读了《历史哲学》等黑格尔的著作。因而使他对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认识上，特别是对神与人关系的认识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不来梅时期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以及他与同学的书信中体现了不来梅时期的人学思想特征。

一是表现为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况和权利的同情和忧虑。恩格斯早在童年时期上下学的路上，就经常耳闻目睹广大工人群众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贫苦的生活状况。来到不来梅后，他第一篇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长篇散文体文章《乌培河谷来信》中则详细描绘了他的家乡乌培河谷地区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工作状况。他为苦难深重的穷苦工人呼吁，痛斥残酷无耻剥削工人和儿童的工厂主和神秘主义者“不是‘正派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98页）并试图揭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及其克服的途径。这里表明了恩格斯的人学思想一开始就深深打上现实性的烙印，把焦点对准作为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者。

二是表现为试图用人的本性说明神的本性。恩格斯童年时期曾受到以他父亲为代表的正统的宗教虔诚主义的教育，但同时也受到以他外祖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教育。初到不来梅时，恩格斯还是一个有神论者。但他却试图把人文主义思想与宗教神学观点结合起来。他认为，宗教与其说是属神的，不如说是属人的，是为人所有的，是为人的精神要求所必需的，是“出自人的本性的最强烈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04页）“没有人性也就没有宗教”。（同上，第511页）“宗教之树生长于心灵，它隐蔽着整个人”（同上，第511-512页）。他虽然接受过宗教神学的人的原罪学说，一但同时又主张“人生来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同上，第504页）观点。他明确宣布：自己是一个先锋战士，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表明此时的恩格斯已经不是正统的有神论，并开始了从神学向人学思想的转变。

三是表现为接受了白尔尼、海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恩格斯在不来梅阅读了海涅和白尔尼等人的著作后，受到强烈震憾。他开始意识到个人的命运应当与整个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他参加了进步的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并积极投身到反对德意志封建专制的斗争中。1839年他在致同学格雷培的信中指出，从1816年到1830年的复辟时期，王室对人民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滔天大罪，他们不给人民以自由的权利。他热烈讴歌1830年法国反对封建暴君的七月革命，憧憬在德国也爆发这样一场革命，推翻专制的暴君，使人民获得自由。他说：“在这里用温良恭顺的态度是什么也办不成的，这些侏儒一奴性、贵族的统治、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必须用剑来铲除。”（同上，第514页）恩格斯主张青年人应该以社会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到现实的斗争中去，用血与剑、力量与激情去锻造壮丽的人生：“工作、生活，青年人的勇敢精神—这才是实在的！”（同上，第575页）恩格斯当时借助于文学形式参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斗争，抨击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促进人民的觉醒。他在谈到德国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时指出，“要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焕起他对祖国的热爱。”（同上，第14-15页）

四是接受了黑格尔的泛神主义的自由历史观。恩格斯受到施特劳斯的影响特别是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之后，对宗教的本质的认识较之初到不来梅时又有一些变化。他表示自己已转到黑格尔的哲学泛神论的观点。他写道：“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同上，第544页），黑格尔为“现代泛神论之父”（同上，第105页），黑格尔把自由概念看作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本质和根据，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历史中活动的都是精神个体，他们各有自己的目的、意向，因而历史就是无数个人共同活动的结果。恩格斯非常欣赏黑格尔这些观点，主张神即自由概念、自由概念即神。我们周围的一切是神，也是自由概念。“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同上，第547页）。历史由人组成，通过人和人的自由来实现。恩格斯还特别强调理论与实际行动相结合，认为自由概念与人的活动是一致的。因而他认为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和作为文学家的白尔尼是相辅相成的。白尔尼是黑格尔哲学的实践方面，在实践中实现了黑格尔的自由观点，白尔尼的著作是争取自由的行动。

1841年3月，恩格斯从不来梅回到巴门，同年9月，利用在柏林服兵役的机会，经常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程，和青年黑格尔分子鲍威尔兄弟、科本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时开始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此间恩格斯撰写和发表了三篇震动当时思想界的著作和文章即《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家》。主要内容虽然是批判谢林对黑格尔的攻击，但其中也反映出恩格斯的人学思想。

首先，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的思想。恩格斯这时已经认识到，黑格尔的泛神论思想实际上是调和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但毕竟在否定宗教神学方面是一个极大的进步。谢林攻击黑格尔哲学，并不是克服黑格尔哲学的不足，而是鼓吹他的天启哲学，在新的招牌下恢复非理性的‘“拟人观的上帝”（同上，第257页）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等人对黑格尔的批判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创立的关于宗教的思辨学说的补充。”（同上，第266页）“他们两人都得出同一结论：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同上，第266页）

其次，恩格斯把人看作自然界的庞儿。恩格斯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认识到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依赖关系。他指出：“在此以前一直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象幽灵一样以它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担惊受怕的自然界，－—现在同我们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啊！”（同上，第266页）“自然界向我们敞开大门并且向我们大声疾呼：别离开我，我是不会被摒弃的，我没有放弃真理，过来看看吧！正是你们自己最内在的本质赋予我生命力和青春美！天堂降临尘世！它的珍宝撒满人间，就象路上的石子一样，俯拾即是。”（同上，第266-267页）因此，一人是“自然界的宠儿”（同上，第267页），现在“经过青年时代的长期奋斗、异国他乡的长年漂泊之后，作为一个自由的男子汉回到了自己母亲即自然界的身边。”（同上，第267页）

再次，恩格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和自我意识。恩格斯认为，人经过疲惫不堪地长期斗争和追求之后，自我意识的光辉日子在他身上降临了。人“站在那里，自由而坚信、自信而又豪迈，因为他身经百战，他战胜了自己，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了自由的桂冠。”（同上，第267页）“这桂冠，这新娘，这圣物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一只新的圣杯。”（同上，第267页）人的使命就是成为圣杯骑士，为它而献身，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自由的千年王国。自由这种观念所向无敌的力量和对真理追求的信心、信念是每一个真正哲学家的真正的宗教，是真正的实证哲学即哲学史哲学的基础。“它才是最高启示，人对人的启示，在这一启示中，任何批判的否定都包含有肯定的东西。”（同上，第268页）人的自我意识是只奇异的凤凰，它筑起自焚的火堆，从化旧事物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青春，重新冉冉升起。恩格斯号召人们把自己神圣而祟高的一切奉献给凤凰自焚的柴堆，为人们的自由和自我意识“血战一场”，“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同上，第269页）

综上所述，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人学思想特征主要是在反对专制和宗教神学成为革命民主主义的过程中，同神学决裂，并接受以黑格尔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观点，把人看作一种理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的人，因而是一个从神学向人学转变过程。然而这一阶段恩格斯也不完全同于黑格尔。一是它包含着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关注，二是开始接触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影响。这两点决定了恩格斯的人学思想最终还要向前发展。

二

青年恩格斯人学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842年11月到英国曼彻斯特直到1845年初在巴门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段时间恩格斯主要是利用在英国的21个月时间对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及其现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在此期间，为德国、法国、瑞士等国报刊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1842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回国途经巴黎同马克思会面，成为两位历史巨人一生合作的开端，并开始合写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到巴门后，开始整理写作他在英国的调查研究成果，于1845年5月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期间恩格斯的人学思想主要为：

第一，继续坚持用人学反对神学的思想。

代表封建贵族利益的托利党人卡莱尔在他出版的《过去和现在》一书中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恶果，但把这种罪恶的原因归结为无神论，主张恢复和建立一种“英雄崇拜”和“劳动崇拜”的泛神论的新宗教。恩格斯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一方面指出“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47页）而卡莱尔的泛神论同黑格尔的泛神论一样还是宗教的产物，费尔巴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企图恢复这种新宗教是根本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再次重申和要求把宗教夺去的内容还给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因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人是世界上最主要最伟大的，没有必要给真正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猜中现代的谜了。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正在咫尺的人的胸腔里去找真理。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    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同上，第651页）

第二，把历史的本质从人的自我意识转变为人的活动。

恩格斯在1842年初虽然受到了费尔巴哈影响，但那时他还把费尔巴哈看作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恩格斯当时所坚持的人本学观点还只是青年黑格尔派所理解的“自我意识”。到1843年底，恩格斯显然已经有了重大转变。在批判卡莱尔的文章中，恩格斯已经从人的劳动，人对自然界的斗争来理解人。他认为，卡莱尔所讲的“劳动”其实就是“人的活动”，人是伟大的，能够“战胜一切似乎是超人的事物”，同大自然进行“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人“能够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同上，第650页）1844年把批判锋芒主要指向青年黑格尔派的《神圣家族》一书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意义。他认为，费尔巴哈在揭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之后，鲍威尔等人继续把人的“自我意识”看作历史的创造者和塑造者的观点的确是一种倒退，是“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是“用新的形式来为我们恢复一切陈腐的废物。”（同上，第119页）在恩格斯看来，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构成历史发展的真实内容的并不是“自我意识”，而是现实的人的活动，他写道：“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同上，第119页）这里显然表明恩格斯已经同他曾肯定并坚持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观点彻底决裂了。

第三，把历史的主体从一般意义上的人转到真正创造历史的大多数的工人群众方面来。

恩格斯把历史归结为人及人的活动，但这时所讲的人及人的活动已不是停留在抽象的一般的意义上的人，更不是仅仅归结为少数人，而是把视角转移到大多数的穷苦工人方面来。恩格斯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中，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工人阶级苦难生活的同情上，而是把工人阶级看做一种力量，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1842年11月初到英国在给《莱茵报》所写的《国内危机》一文中已经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社会意义。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英国状况》一文更是突出强调作为直接进行劳动生产的普通的工人对历史的创造作用。他指出：“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28页）之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埃德加尔的“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的谬论时说，“‘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要是撇开单个工人不能生产任何完整的东西这一事实不谈的话，这种论点简直就是疯话，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页）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英国工人阶级，指出，正是英国的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发明和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然而却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在恩格斯看来是极其人道主义的。在斗争中，工人就要“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同上，第501页）。工人“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的时期有权利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同上，第503页）。这种斗争意味着一个工人对本阶级和人类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而放弃这种斗争，乖乖地让人把扼扼套在脖子上，或者温顺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或者成了命运的玩物，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这几种情况在恩格斯看来，“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同上，第400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该书中把英国工人阶级看作“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同上，第277页）

第四，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具体的历史的人。

恩格斯在人的问题上，曾经受过费尔巴哈很大影响，但在《英国状况》、《神圣家族》等文中许多地方已经不同于费尔巴哈。但总的来说，还没有认识到费尔巴哈人本学的错误实质。恩格斯1844年8月回到巴门之后，在与马克思的通信中已经开始考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主要缺陷。他在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说：“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伸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带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3页）恩格斯主张在研究人的问题上应该寻找一条新的与此相反的道路。他说：“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同上，第13页）。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已不是费尔巴哈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而是从人的活动领域中，从历史本身去揭示人的本质。正如恩格斯晚年在分析费尔巴哈陷入唯心史观的根源时指出的，费尔巴哈仅仅抓住自然界和人，但自然界和人在他那里都只是空话。因为人生活在其电的世界和社会的、具体的个人他都没有谈到。恩格斯强调，要从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人，就必须把人当作历史中行动的人来看待。恩格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来完成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

恩格斯首先把人看作能够生产劳动的人。正是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广大工人群众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英国的工人用自己的发明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工人群众的生产劳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进行。作为构成劳动要素的内容的“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为少数人“直接或间接的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5页）。因而导致社会生活中出现地位、生活状况、利益、道德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同上，第410页）并形成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社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同时形成两种不同的观念和道德。

恩格斯通过对大量的事实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的“人”的本质。他认为，资产阶级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同上，第564页）资产阶级把别人仅仅看作一种它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品。当然，资产阶级也会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以慈悲心肠和自我牺牲自诩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装满自己的钱袋为唯一目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利用司法、军队和警察，以政党、甚至以国家政权面目来反对无产阶级。对工人的教育只有一种即皮鞭。法庭上对富人总是宽大处理，对穷人则给予最严酷的惩罚。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的资产阶级这些“人”的本质和本来面目。

反之，工人阶级的本质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他们经济上一无所有，他们依靠出卖自己的一劳动力维持生活，他们“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同上，第410页）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在帮助穷人方面比资产阶级做得多，“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同上，第411页）工人比较和气可亲，虽然他们比资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他们看问题客观，比资产阶级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睛看一切。并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入之见的束缚。

恩格斯对人的认识上最可贵的地方还表现在他对“爱”与“恨”的分析上。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出发，把“爱”看作绝对的善，把“恨”看作绝对的“恶”，恩格斯从人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出发，辩证地看待“爱”与“恨”。工人对自己的阶级弟兄表现出他们的仁慈和爱，而对资产阶级则表现出“愤怒”、“炽烈的憎恨”、“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同上，第466页）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示“这种愤怒经过不长的时间就会爆发为革命”（同上，第208:页）。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超出费尔巴哈多么远了。

综上所述，这段期间是恩格斯开始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中，从黑格尔的人学思想转变到费尔巴哈的人学思想又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的过程。虽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确实是变化较大、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段时期。应该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恩格斯人学思想相对独立发展的一部典型代表作。恩格斯晚年在谈到这本书时，虽然也承认它或多或少地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痕迹。但总的应该说，它基本上已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人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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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完结之时，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下了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时的恩格斯虽没有看到这个提纲，但其中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进行过多次的交谈。之后，两人第二次合作完成的对《提纲》思想做全面阐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即是最好证明。该书在阐述唯物史观理论的同时，也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这是一部彻底脱离德国古典哲学的成熟的人学理论著作。但这一成果不仅仅是《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扩展和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延续，同时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理论升华和恩格斯人学思想的延续，是二人合壁、相得益彰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全部人学思想理论发展都是在《形态》一书基础上补充、完善和提高的。因此，利用人的问题制造马恩对立的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