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这些人的意见产品，弥补了西方意识形态经营方面的巨大亏空!”
应该说，方方日记及其在西方的意识形态地位上升，是一个有趣的现象，非常本真地揭示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般运营状况及其部分本质。
首先，意识形态经营不见得都需要有科学性支撑——拥有各种说服人的逻辑力量，而是首先服务于经营政治不认同及其释放方向，只要是把你带偏了，意识形态经营的目的就达到了，正因为如此，方方日记作为既无事实基础又无逻辑含量的劣质意见产品，才具有成功的可能性。
其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营状况，本身是与合法性赤字存量相关的，赤字越是巨大，对能够起到弥补赤字作用的意识形态产品的需求就越是殷切，简直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惟其如此，方方日记的在西方的作用和地位，都因其本国抗疫失败而百倍地提升了。
方方日记最初阶段在西方国家受到追捧，其目标可能相对单一，仅仅服务于习惯性反华的需要，为的是抹黑中国顺便制造些难堪，然后在抹黑中国同时，给西方国民制造些虚拟价值——一种相对于中国民众的虚拟幸福感。此时的方方日记作用还不太大，至少对于西方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生产，只有些间接价值，缺乏直接的支撑作用。
等到西方国家抗疫全面失败，国民对于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愤怒和失望情绪，潜在地相应上升，与此紧密相关的合法性赤字也被急剧放大，方方日记就开始成为其内部意识形态生产的一个巨大支撑点了，惟其如此，到了年末时候方方又获得了BBC等授出的新荣耀。
要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生产规则有多么神秘，还真的不是。记得前些年在朋友家，见识了他们父子的一场对话，小男孩刚上小学，一次测验才得了40分不及格，被朋友逮住狠批，那小男孩振振有词地说“班上还有个同学才得了8分”;这个辩护很简单，言下之意他还是好的，不算最坏。方方日记之于西方国家内部的合法性赤字弥补作用，与此完全相同，西方报刊宣传和各路意识形态工作者，需要大量地利用和渲染方方日记的真实性或者有效性，其目的不外乎是要确认：中国就是那个只得了8分的同学，为此，不及格的分数也不算多么难堪的事情了，更不值得为此大惊小怪。
方方日记虽然是劣质意见产品，但是，方方作为意识形态符号，还是有很多意识形态产能可资挖掘，她常住武汉，可以被包装为知情人或者说真话者，甚至还是说真话受到反感和压制的良心什么的，这样，意识形态生产者就有很多文章可以写了;就是这么个套路，这决定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生产者利用方方日记的方式：一定会是文学性的渲染和铺陈对照，而永远不会是分析性的理性展开。
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综合地看，方方虽然是政府花钱招雇的专职意识形态生产者，但真的实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她的种种经营效果，看起来更符合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需要——以贬损中国的经营策略去弥补自己的合法性赤字。不管方方主观上想要达成何种目标，客观上，首先是大有益于弥补西方国家巨大的合法性赤字的作用。
很多人往往忘记毛爷爷“内因重要性”的教诲，不太相信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相应地，也就单纯滴把西方经营方方日记看作为是抹黑中国，往往不相信西方经营方方日记是为了满足内部需要。要知道，进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经营，满足内需才是第一位的，对外的供给侧作用永远是第二位的。
很多人狭隘地以为：西方推重方方日记是为了打压中国，这个作用也许有点，更主要的是要弥补他们内部意识形态生产方面的巨大亏空。假如方方真的得炸药奖什么的，考虑到她在弥补西方国家合法性赤字方面的巨大贡献，将比肥蓬懂王啥子的，更加的名实相副。
不惟今天如此，感觉从新世纪初年张戎那本书在西方大流行开始，西方的意识形态生产困境或者合法性赤字就很明显了，此时要正面宣传资本主义好的效果太差，转而攻击非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或者运作不良的经营方向，就在意识形态生产中间的占比上升，这样才能够解释张戎以滥书而在西方成名的怪异之处。无独有偶，杨继绳的书也基于同样的理由受到了欢迎。
外部意识形态生产者占比的上升，与西方国家内部的合法性赤字状况有关。针对战后早期西方各国的状况，马尔库塞认为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着一种隐晦的极权机制——其效果体现为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根本就对非资本主义前途不感兴趣，对资本主义现状存在着过度认同，那个状况可以命名为“合法性黑字”。
法国的安德烈·高斯也认为法国工人缺乏革命性，这一类合法性黑字起作用的状况，在欧美诸国普遍存在过。等到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政策法律上开始打压工会，跨国资本同期还主导了内部制造业的外移和空心化，此种趋势有增无已，导致传统的工人贵族阶层在西方消失，与此相关的工人阶级过度认同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黑字就此消失。
战后早期那一份工人贵族记忆和今日的巨大失落感，被特朗普的选战策略宣传激活，由此美国“铁锈带”的中老年白人，被此种选举策略成功地改造成铁杆支持票源。失去了福利国家时代那部分蓝领阶层的认同，合法性黑字转为合法性赤字，这个部分的转变在特朗普选战团队中间得到了充分认识和利用。在特朗普胜选上任之初，以控诉“城市中心的大屠杀”这种激进的指责，试图对资本跨国转移有所规约，但最后还是完全失败了，跨国资本完全不听特朗普的摆，不久之后，苹果还选择关闭了美国本土唯一的组装工厂。
特朗普政府在政策调整方面的无力，就追加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经营地位——现在得完全依靠强化意识形态的经营，去单独地填补这部分亏空。这在意识形态生产中间，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够以对外的贬低宣传方式加以弥补，张戎和方方这些人的方脑壳意见产品，顺势弥补了西方意识形态经营方面的巨大亏空——她们以中国人身份来说至少比西方人自己说要有说服力，此种意识形态产能的跨国需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又有上升。
中国国内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国内整个儿的意识形态产能都处于劣质产品过度供给状态，这体现了新一代统治者的整体能力缺口。在整个新冠疫情期间，国内的主流媒体，虽然有着最多的资深从业人员，拥有最庞大的发布平台和相关资源，但是，却没有产出一篇有深度的调查报告，也基本上不回应民众关心的话题，更没有设置议程的智慧和能力，陷入高度内卷，这种整体性无能，较为具体而鲜明地验证着那个“肉食者鄙”的古老预言。
然后，虽然如方方一般叫嚣着要揪出官场坏人的，整个主流知识界大有人在，但至今为此，包括方方在内的主流知识界还未能踏入就事实材料完成分析的门槛，有根据地说出坏人到底是哪一个，这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除了无头脑的鼓噪喧嚣之外，在这群人的头脑是否还残留有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过，与西方国家的同类项相比，中国以方方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产能，往往以攻击坏人的方式来完成自我包装，缺乏西方意识形工作者“遮丑”书写——这当然体现了统治阶级内部团结——的自觉努力，这显然更有利于暴露其整体性的虚弱和无能。
正是从方方日记及其受到热捧的事实，我们看到统治者进行意识形态经营的显著局限和困境，看到某些貌似强大实则虚弱的纸老虎的部分本质。换句话说，方方日记的热，不是因为方方有多么行，而是统治阶级太不行了，包括貌似强大的西方统治者也终究不过如此。而且，似乎，有且只有此种“要事实没有事实”“要逻辑没有逻辑”的无脑产品，才能堪堪满足弥补合法性赤字的需要，也就是说，无脑产品与意识形态经营目标之间，是一种相互锁定且难于解锁的关系。
作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统治者越是脱离群众与群众利益相对立，就越是无法理解群众并掌握群众了，其意识形态生产就往往会陷入盲人骑瞎马的状态。当其说服力下降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完全走上鲁迅所言“瞒和骗的艺术”那种道路了，而方方日记及其选择的自我包装和呈现方式——下降为一种纯粹的“政治不认同”经营——就是如此，日记作者现在似乎连最低水平的理性分析都戒掉了。
记得春天的时候，在一个微群讨论新冠疫情的全球发展趋势，有人预测说中国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可能会被挤到30位以后，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还挺遥远的。但没有想到到年末的时候，中国的感染人数排位竟然退到了70位以后，死亡人数也推后到40位之后了。病毒的实际检验，不仅彻底打破了公知以及各路意识形态工作者卖力推销的褒贬标准，还往往超出许多善良人们最大胆的预言。
基于此种残酷的事实检验结果，年末来回顾方方日记这样一份依然残留着高度意识形态经营价值的劣质产品，是良有意味的，其作者如果不是脸皮厚如城墙的话，那脸皮该有多么疼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工作者，还不得不强打起精神继续挖掘这一份无脑产品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产能，去卖力地弥补日益扩大的合法性赤字，其内心该有多么的崩溃啊，难道说作为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经营，就只剩下这么个粉饰“无脑作家的无脑产品”的无奈选择么?学术史书中随处可见的“伟大作家伟大作品”都到哪儿去了?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