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确实派过大批工作队下乡去割尾巴，依据柳随年等人编撰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在1975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后，依据邓小平“农业要整顿”的指示，派下乡的工作队人数高达百万。

　　但是，乡村中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抵抗力量，不是工作队想要咋样，就能够办成的。来我们大队的工作队，把全大队的手工业匠人，都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要求各自交代“隐瞒收入”问题（当时的惯例是：在外做手工，需把货币收入上缴生产队，然后记工分），我父亲是木匠长期在外地（本县的陶器制作地区）做手艺，那里日工钱高于本地四分之一，小队干部原先只要求按照本地标准上交和记工分。而工作队则非要全部上交，后来工作队走了，追加补缴的那一部分，生产队和大队干部议定，按照本地标准计算工分数。

　　其实，工作队也是“理性”的，也就是挑选估摸着能够干成的事儿，一些比较容易干的事情入手，然后支使着大小队干部，一起干了点。真要叫所有农民家庭都不养猪养鸡，那事他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干成的，最后就只是出台了限制数量的规定——每家可以养多少只鸡等，规定一个上限数字，但执行就还是大小队干部和社员商量着办，工作队说了也可能不算数的。

　　另外，还出台过宅基地前后果树和树木的私有界限的规定，多为“前三（米）后四（米）”等标准——在这个界限之外的树木就属于生产队所有，这事儿也是社员和生产队干部去丈量和划界的，划完了也是没有了下文。生产队要用社员家庭栽在界外的树，还是得跟人家商量着办。

　　农村的老传统，作为一种习惯性制度还是很强大的，对村落成员都有约束力和权威性，因为工作队“不在村”所以无视，但居住在村里的干部，就算是有所不满，有些不同看法，依然还得受点制约。至于一个村落中间，宅基地和祖坟山分配，那两方面都是遵从1949年之前的老传统在调节，工作队对这样的“顽固四旧”提都没有提，提了也不见得有人会听他们的。

　　这个方面，邓小平与张春桥等文革派有着不同的政见，张春桥等人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政权的内在否定性问题——官员背弃共产党的努力方向，其私利的非程序扩张和对社会主义“有异心”才是管理缺陷所在，并由此造成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而邓小平则反过来总认为劳动者努力不够，还具有各种私心杂念才是问题所在，所以需要时时加以“整顿”。这样的认识分歧，不仅体现在国家管理方面，在文革政治运动中间也有体现，太子党老是想要搞打压“黑五类”去标榜革命，而造反派始终抓住“批判官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放，邓小平支持前者，而文革小组诸人则支持后者。

　　在发展社队企业方面，毛教员是一贯支持的，但是，共产党高层中间，刘邓陈云在最初阶段对此是竭力否定的，社队企业在1958年之后的几年有一个大规模扩张机会，但是，在1961年刘邓陈云主持搞“退够”把这个方面都给砍了，并在随后通过的《人民公社六十条》中间明确规定公社不办工业。到了文革期间，毛教员的五七指示下发，各地农村才又开始放开点手脚办社队企业，这得到了彼时《人民日报》等官宣的大力支持，在“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毛教员语）口径下，给予肯定报道。

　　等到后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还有些人指望这些体制外的新因素，突破和颠覆体制内的旧惯习，以实现“杀开一条血路”的目标，这才开始对乡镇企业转而唱赞歌的。到了1990年代后期，则透过行政命令强硬要求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私有化，还说“不触动产权就不叫改革”，江苏省委常委胡福明亲自上门做华西村支书吴仁宝的思想工作，说政策压力很大，靠个人是顶不住的，顺应最好；吴仁宝后来对人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大，没啥顶不住的问题。”

　　许多专家学者，实际上是从历史的最后两步入手，按照政治需要而“主观”地向前回溯，颠倒是非黑白地重建了文革期间的两派分歧及其争论内容，然后，信口开河就说谁谁割尾巴如何如何，这一类说法都是“非历史”的人为构建。而颠倒历史是非的本身并不是目的，以“学术”谄媚权力的机会主义选择，才是策略性的“理性算计”所在。

　　在公有制时代，始终认定劳动者有各种不足，老想要施加强硬干预“管理方案”去纠偏的，其实是一些后来的改革家和设计师们，这个中间的逻辑也不复杂，他们从头到尾都认定“治国就是治民”，而毛教员及其拥趸则向来主张“治国就是治吏”的，这个分歧具有根本性。一些老的专家学者都亲历过毛时代，也不见得不了解这中间的差别，但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一种“政治贴金术”——给他们选择的对象贴上各种道义色彩。说白了，为了政治需要，就“不得不”扭曲和牺牲事实，目的当然就是要误导后人，要不然，那不是白说了。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