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写法的严重不足及其后果：从保爹保妈派的最新演变说起
老田
一
在一个微群中间，有位群友的很多老同学老朋友，属原西南局、省市委和军区的子弟，其中多数已经不相信所谓“共产党的那一套”，但是最近忽然有了点改变。新的发现是：他们对红色基因很感兴趣，张口闭口“红后代”，还很喜欢吹嘘自己的爹妈，好像自己的前辈是共党中不多的好人。
群友问应该如何解释这种新的现象?显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此种解释性努力的成功可能，端视这样一种可能性会不会存在：有没有可能，丧失整体的合法性之后，还能够把个体从整体的负面评价中间“摘”出来，包装为例外的好人。这个状况，细思极恐：相当于说，在这一部分还很在乎“红色血脉”的人中间，他们也感到“真红”有点拎不起来了(所谓“已经不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样子红”(基于血缘关系的“自来红”)的道义基础，就只能够后退到个人品德层次了——还需要把个体从集体中间“摘出来”之后，才能够完成自我正当性辩护。
今天回顾：共产党的伟光正，很难从个体层面进行论证，而只能够从集体层面去讲述——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旧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以及为统治阶级“狭隘利益”服务的旧制度旧道德，正因为全面挣脱了狭隘利益的障碍，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努力，才能够打破历史僵局并推进社会整体性进步——工业化、农业进步以及国家地位提升。
在党史国史研究中间，到底是刻意地呈现个人英雄的作用，还是呈现集体智慧与人民力量起作用，这些问题都不是“不言自明”的。
二
在个体(包括党员干部全部的集合)层面上，共产党员大多数为从前社会的底层和边缘人士，不管是是文化资本还是管理经验，在个体层面都不太“拎得起来”，其“人力资本总和”在数量上不会太大，不足以匹配和解释新中国的巨大进步。至于说个体道德层面，如果与旧时代统治者相比(也包括与今日官场相比)，毛时代的干部群体相对过硬些，但不足以论证其占据的领导地位及其毕生表现。
文革后一段时间，控诉迫害成了时尚，受迫害者就近似于跟四人帮(或以此影射毛教员)划清了界限，这样就生产出一种新的政治道德标准——有文人特此写书说《微觉此生未整人》来炫耀自己，强调自己未整人，显然暗示着“整人者是官场多数”，似乎这样他一个人就能够跟毛时代和系列群众运动划清了界限。
显然，整人者不可能是好人，所谓整人，就是以打压对方为目的的刻意行动，并不牵扯实际与“为公”的需要。但是，这一类标榜还可以反过来检验：作为领导者或者管理者，如果不奖勤罚懒，毕生都不运用奖惩手段去激励或者敦促下级，那个算是尽责的领导吗?还很显然，如果一运用惩处手段，那个大概不会绝对准确，管理事务难得全面标准化是一个认知方面的巨大障碍，同时，关键还在于官场和大的科层体系中间，管理队伍往往出现会“抱团取暖”，由此往往是弱势或边缘人士的弱点或者错误更容易被呈现出来，并更多地被惩处，这里也没有“费厄泼赖”，今天依然如此——“强大山头”成员的错误或问题更易于被淡化和掩饰，受惩处的概率要低得多。官场的奖惩往往不能够绝对准确，通常情况下奖勤罚懒的两手，还得坚持着做，这就给正反两个方面的阐释都留下了巨大空间。
三
在个体表现与个人关系角度之外，还可以从集体努力方向，去对照检验个体的职业生涯成绩单。毛教员以其“两件大事”(革命和继续革命)为对照的个体表现，就往往在个体的政治生涯评价中间具有头等重要性，后来还要加上改革时期的表现;这三个方面的证据，对于高官个体评价的重要性，都是从集体选择的道路和潮流，去观照个人。
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毋庸讳言，作为管理者的党员干部多数，其治国理政经验是差的，但这个没有妨碍国家整体性的巨大进步。究其实，首要的功劳当然也是怯除了“旧统治阶级狭隘利益”之后，新的政体才能够更多地挖掘全社会的经济剩余用于工农业建设(投资潜能得到释放)，而整个的干部队伍相对清廉和低工资带来的管理成本超低(走出了内卷化困境)，民众的努力程度远超旧时代(劳动积累多)，才会带来这样的结果。此时，干部队伍的知识和经验不足带来的失误，以及难于根绝的官场机会主义带来的损失，都会给整体进步幅度打上不同的“折扣率”，使得发展实绩低于最优水平。以此而论，共产党的伟光正，首在于怯除了狭隘利益对于潜在经济剩余的巨大损耗，其次管理费用超低解放了内卷化耗竭的潜能，而民众的巨大努力则大大推进了劳动积累过程，这些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方面;在较为次要的方面上，干部队伍的管理人力资本匮乏或者积累不足，以及官场机会主义的干扰，由此带来的“折扣率”，则是一个偏离最优成绩的抵消因素。
也就是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成绩，首先在于破除旧统治阶级狭隘利益实现了更为充分的人力物力资源动员(充分动员潜在经济剩余在于破除了狭隘利益束缚)，其次在于走出了旧政权的内卷化(公共目标压到了私人目标)从而更有效地利用了潜在经济剩余，与旧政权相比，破除狭隘利益意味着能够充分地动员资本与劳动积累，而走出了内卷化意味着积累更多地用于公共目标，至于干部队伍的人力资本状况，不管其存量及表现如何(决策与执行正确与否)，都只是一个折扣率高低的问题，其作用远低于狭隘利益的障碍以及内卷化的影响。但是，新时代的党史写作，恰好人为地舍弃了前二者，突出的是一个相对次要的作用因素。
四
1980年代以后，党史国史写作，人为遮蔽了有关阶级、道路和路线问题，这样，与狭隘利益相关的集体进步依据就无从讲述，党史叙事变成个体认识层面的简单对照和排列，最后选择了“务实派”(刘邓陈云)对“唯意志论”(通常指代毛教员)的对照，去呈现党史国史进程(或者称为领导集体与个人专断的冲突)。这个选择，就回归到个体与经验层面去讲述党史——似乎试图论证学徒工阶段的某个或某几个人，排他性地发现了真理或者规律性，即便是在党史写作的重点呈现方面，也只能够含含糊糊地暗示说：似乎、好像是做到了折扣率最低。
其实，这些基于个体认识正确的叙述和对照，甩开了“有限理性”对个体的绝对局限，也同样甩开了科层组织对集体理性形成的中介作用，当然就找不到严肃的证据和逻辑去支持其叙事过程。最后党史叙事还往往强调：学徒工阶段的正确认识，还受到各种个人专断的干扰，拿这个方面的状况去对照巨大成绩，实在是“四两不足以配千斤之重”，很难有说服人的力量。
五
1971年八九月间，毛教员在外巡视的系列谈话中间，针对林彪等人的“天才论”，做出过针锋相对的评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在后续的全国性讨论与批判运动中间，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在历史观方面给出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依据葛兰西的看法，党作为“现代君主”，其历史作用在于能否务实地深入和领导群众，以有机知识分子方式起到“新的认识”发掘与表达作用——形成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同时，在组织层面，能否成为“民主集中制”(集中群众的力量与智慧)的机制而非“官僚制”(压制群众的作用)的工具，则是其(阶级)代表性存废的关键。换言之，党史写作中间，如何呈现出党组织与集体智慧形成以及代表性(阶级性)传递的内在机制，至为关键。
遗憾的是，新时代的党史写法，不仅甩开了共产党与人民良性互动的血肉联系，还遗忘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成绩的两大关键因素——破除狭隘利益障碍以及走出旧政权内卷化困境，仅仅把眼光狭隘地盯住国家管理的决策与执行环节。甚至在党史写作与材料选择方面，更多地狭隘呈现了少数领导人之间的“不良互动”，应该说如此这般呈现的内容也很不恰当地甩开了可能的现实状况，即便是在最理想状况下，这样的党史叙事也不足以确立说服人的逻辑力量。
这样做的长期后果，是党史国史研究彻底甩开了政府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建设的管理背景本身，以人为构建的一套说法(“甲正乙负”)去给党史叙述定位，短期内符合“根本改变旧体制”的政治与宣传需要，但其长期后果就很可怕了。
这一类突出个人对照的叙事，丧失了起码的权威性与说服力，实际上，潜在地恢复了“个人英雄史观”，暗地里消解了党组织及其阶级属性(代表性)，对于集体理性(智慧)或者正确路线形成的作用，同时，还极大地忽视了不同的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关系。
因为主流的党史国史叙事，无法突出真共产党领导的本质特点，也不足以解释历史进步或者建设成绩起来所自。各种从经验出发的局部“补充解释”，就日益流行起来，例如“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说法，就很受人追捧，似乎，共产党领导的作用仅仅在于能够动员较大数量的人力物力，去支持目标实现。这个说法正确的一面是强调了举国体制的动员能力，但并不足以解释共产党动员能力到底有多大，及其动员能力的内在基础何在。而且，这个说法本身仅仅关注投入能力与产出(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通用性很强的视角，不足以区分共产党相对于国民党的进步性何在。
要是仅仅局限于“集中力量”的话，国民党“赋敛”的积极性，其实也是蛮高的，在长期的货币超发引发恶性通胀之后，就积极地推行“田赋征实”以保证对农民的榨取力度，一些地方军阀还搞了数十年的“田赋预征”，这就说明——国民党在金融与财政两个方面的“赋敛”积极性都相当的高。同时，在合规的人力物力征发之外，还往往辅之以“抓壮丁”和“拉夫子”“抢粮”等等，这些“赋敛”方面的积极性表现，难道就低于共产党了?所以，舍弃了共产党组织的关键特征和主要特点——摒弃了旧统治阶级狭隘利益同时走出了旧政权的内卷化趋势，忽视党与人民之间合作抑或者对抗的根本政治关系，是写不好党史的，甚至，共产党领导替代国民党政权之后的进步性在哪，都不够明显。
正因为主流党史国史的说服力欠缺，正面的补充解释虽然有些局部的修复作用，但也同时也潜在地消解了党史叙事的一贯性和整体性;而各种负面“补充解释”的兴起并逐步地凑成历史虚无主义大潮，结合了社会上各种对政治不认同的经营成果之后，就逐步淹没了正史。
六
而且，从谁对谁错的套路去解说党史，一个“非预期后果”是：以个体认知状况去解释建设成就，结果，任何时候都会发现个体认知总处于“非完满”状态，任何个体的认知都要受到“信息不完备”与“知识不完备”的束缚，而陷入“有限理性”局限。故，对照正确与错误认识的党史写法，对于有心人来说永远没有说服力——以认知而言从来都不会出现最优决策，甚至就组织人事选拔实践而言“能者上”也是难于完全保证的。
如果把讨论延伸到个体“认识”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方面，问题就更大了。按照胡绳等人的说法是“按照党的基本路线书写党史”，这个基本路线曾经发生过根本性变化或者转折——中国过去七十年的历史中间至少有两次大的转折，相应地，就出现了整体的判别标准的质变，结果，往往以质变后的新标准去蔑视从前，这个太容易太普遍了。故，很多诚挚的“保爹保妈派”，也感到没有了可靠的道义凭借，新的辩护努力，就只能够后退到“坏人群体之间的少数好人”那样一种防御性的辩护策略了。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初稿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