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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工:读邓力群同志的《自述》,大有益处!——庆祝国庆72周年

读邓力群同志的《自述》,大有益处!

——庆祝国庆72周年

   

2015年02月11日07:13 新华社这样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那么,让我们读一下邓力群同志在2005年2月的《自述》中的几段话吧!体会一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么说的,怎么思考的,怎么坚持原则的,对照一下有些个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言行,看看他们与邓力群同志的差距有多大,再反思我们自己又是怎么做的,以后应该如何做!

 以下是邓力群同志的文章内容:       

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研究多种经济成份

党的十二大提出,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居于主导地位,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我始终注意对多种经济成份的观察和分析。收进《邓力群文集》里的文章有七、八篇,没收进去的还有几篇,包括一些调查报告,加起来约有十几篇。我这个人在党的上层机关工作多年,但不大喜欢所谓“官场周旋”,更不愿意揣摩逢迎,而是比较关注实践,关注群众的创造。既要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还要跟踪研究这种宏观的问题,对我来说,虽然忙,却是相得益彰的。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际上就是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并不只是一个地域观念。这的确是一个新问题,既要允许,更要研究,只强调一个“放”字,放了以后会带来什么问题,自己不注意研究,也不允许别人研究,而是任其泛滥,未必是妥当的办法。

不同所有制发展起来,会对公有制、国有企业造成什么威胁,开始时还看不清,愈往后就愈成为一个问题了。我想: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改造了,到了1979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从我们的政策和邓小平的意思来看,是要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因此,在政策上给予放宽,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开始时,它们乐得、愿意当补充。可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国有企业发生矛盾了。它们就不安于现状了。它们就要与公有制、国有企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最后,它们要从每个领域挤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从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在许多领域中,到二十世纪末,个体和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挤掉,由它们占据优势。

在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对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我们的政策是保留,但他们并不就此满足。他们的要求是,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你必须保留;在大陆,他们也要搞一份,先是补充,然后平起平坐;再往后就一个一个领域里争取主体地位。海外和国外的资本都是如此。

和过去的国民党统治不同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外国资本是平等互惠。外国资本为了进入我们的市场,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条件。但搞着搞着,他们就要占领我们的市场,挤掉我们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

这些外国资本和大陆的私营企业以及港、澳、台来到大陆的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一样,外国资本是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在这一点上,大陆的民族资本、港澳台的民族资本与国外的资本有矛盾。看来,趋势是这种斗争愈来愈明显、尖锐。

多种经济成份刚发展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了好作用,我们应该允许和扶持。但同时也应该防止其不利方面的发挥和膨胀,对其有所限制。邓小平同志也讲过这一类的话,即对内搞活有限制的问题,也有限制什么,如何限制等问题。话是都说到了,但到今天,在实施和执行中,哪些应该限制,限制什么,还没提上议事日程。

我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廖盖隆说我一开始就反对改革开放,这完全不顾事实。只要把我历次的文章、讲话拿出来,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击他的歪曲。但是也应该承认,尽管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为有些问题刚露出苗头,有些问题还没有暴露,所以,不以为自己的研究解决了多大的问题。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比那种只是强调一个“放”字,既不做调查,更提不出问题,连一点防御都不做的领导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觉1985年是个"春天"。但风浪起伏,并不平静啊!对我而言,在这一年里,要说挣扎也可以,要说压不倒也可以。我是在为党工作,因此无所畏惧。你想压倒我,办不到;你想封住我的嘴,也封不住。一有机会我就讲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番感慨,宣传工作难做啊!

——摘自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第557——560页。

 

附件1:

 

董老师您好!

   谢谢您的表扬!

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形势比以往好多了。当然,各个地方很不平衡。但是,十八大之后,总的形势是逐步好转,问题是三、四十年来,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猛烈进攻;主要是国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逐渐得势,用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的创造性理论,否定了中国历史上发动群众范围最广、参加运动人数最多、触动人们灵魂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人们的思想,特别是私有观念的根深蒂固,可怕的传统习惯势力的发作,导致目前这种情况。

从农村的分田单干开始,否定毛主席和老一代革命家树立的典型——大寨,用众人皆知的谣言扶植那个黑典型——小岗村;农民的自私观念,总幻想凭自己单干可以致富。在城市的改革,同样,也是利用了很大部分领导干部,尤其是原来的负责人、厂长们的自私,结果化公为私,国有财产流失殆尽。

于是,资本主义势力的逐渐发展、壮大,南方几个省,从中央电视台得知,那里的省级领导竟然说,他们省民营经济已经是“铺天盖地”,后来我上网查看,竟然有的还说,民营经济要顶天立地!这个邓力群同志早在《十二个春秋》中就预见到了,他说可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国有企业发生矛盾了。它们就不安于现状了。它们就要与公有制、国有企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最后,它们要从每个领域挤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从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在许多领域中,到二十世纪末,个体和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挤掉,由它们占据优势,……等等。(见附件2)

本文选择温州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新冠疫情暴发期间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数据作为样本,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中小企业的集聚地。按照20181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对全国民营经济56789的概括,可以发现温州民营经济的贡献达到了9999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90%的税收、92%的工业增加值、93%的就业人员、95%的外贸出口、99.5%的企业数量。”(见:“中国民营企业韧性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实际上,所谓56789,也是不成立的,造假的,“事实上,虽然“据说”非公经济已占GDP的60%以上,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数据等计算,在中国税收收入中非公经济却只有15%左右的贡献,这是其根本无法与国企36.6%的税收收入贡献相比拟的。且不说国有企业还有上交利润、划拨巨额资产等贡献了。在这些方面,非公经济能够与国企争锋吗?”(夏小林文章打破“非公经济税收贡献超50%”的神话

而今真是问题成堆,假话连篇,积重难返。不过,上层建筑领域毕竟一些好现象出现。比如《光明日报》就设了一个栏目:新时代需要健康的审美观”,已经到了第14期,基本上发的是好文章;还有,只要是侮辱毛主席的行为,很快就被曝光,这就是好现象。

我们保重身体为第一要务,我的同班大学已经去世近六分之一了,研究生的同班同学去世四分之一了。

我一直不知老之将至,实际上,老早就在面前了!

您保重!

             祝好!

                              巩献田谨书

                                         10月1日

 

 

附件2:

读邓力群同志的《自述》,大有益处!

——庆祝国庆72周年

   

2015年02月11日07:13新华社这样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那么,让我们读一下邓力群同志在2005年2月的《自述》中的几段话吧!体会一下“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怎么说的,怎么思考的,怎么坚持原则的,对照一下有些个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言行,看看他们与邓力群同志的差距有多大,再反思我们自己又是怎么做的,以后应该如何做!

以下是邓力群同志的文章内容:

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三研究多种经济成份

党的十二大提出,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居于主导地位,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我始终注意对多种经济成份的观察和分析。收进《邓力群文集》里的文章有七、八篇,没收进去的还有几篇,包括一些调查报告,加起来约有十几篇。我这个人在党的上层机关工作多年,但不大喜欢所谓“官场周旋”,更不愿意揣摩逢迎,而是比较关注实践,关注群众的创造。既要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还要跟踪研究这种宏观的问题,对我来说,虽然忙,却是相得益彰的。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际上就是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并不只是一个地域观念。这的确是一个新问题,既要允许,更要研究,只强调一个“放”字,放了以后会带来什么问题,自己不注意研究,也不允许别人研究,而是任其泛滥,未必是妥当的办法。

不同所有制发展起来,会对公有制、国有企业造成什么威胁,开始时还看不清,愈往后就愈成为一个问题了。我想: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改造了,到了1979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从我们的政策和邓小平的意思来看,是要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因此,在政策上给予放宽,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开始时,它们乐得、愿意当补充。可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国有企业发生矛盾了。它们就不安于现状了。它们就要与公有制、国有企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最后,它们要从每个领域挤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从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在许多领域中,到二十世纪末,个体和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挤掉,由它们占据优势。

在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对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我们的政策是保留,但他们并不就此满足。他们的要求是,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你必须保留;在大陆,他们也要搞一份,先是补充,然后平起平坐;再往后就一个一个领域里争取主体地位。海外和国外的资本都是如此。

和过去的国民党统治不同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外国资本是平等互惠。外国资本为了进入我们的市场,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条件。但搞着搞着,他们就要占领我们的市场,挤掉我们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

这些外国资本和大陆的私营企业以及港、澳、台来到大陆的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一样,外国资本是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在这一点上,大陆的民族资本、港澳台的民族资本与国外的资本有矛盾。看来,趋势是这种斗争愈来愈明显、尖锐。

多种经济成份刚发展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了好作用,我们应该允许和扶持。但同时也应该防止其不利方面的发挥和膨胀,对其有所限制。邓小平同志也讲过这一类的话,即对内搞活有限制的问题,也有限制什么,如何限制等问题。话是都说到了,但到今天,在实施和执行中,哪些应该限制,限制什么,还没提上议事日程。

我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廖盖隆说我一开始就反对改革开放,这完全不顾事实。只要把我历次的文章、讲话拿出来,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击他的歪曲。但是也应该承认,尽管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为有些问题刚露出苗头,有些问题还没有暴露,所以,不以为自己的研究解决了多大的问题。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比那种只是强调一个“放”字,既不做调查,更提不出问题,连一点防御都不做的领导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觉1985年是个"春天"。但风浪起伏,并不平静啊!对我而言,在这一年里,要说挣扎也可以,要说压不倒也可以。我是在为党工作,因此无所畏惧。你想压倒我,办不到;你想封住我的嘴,也封不住。一有机会我就讲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番感慨,宣传工作难做啊!

——摘自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第557——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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