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揭露联想的不正当积累模式，以及这个积累模式背后的经营风险和问题；很快，胡锡进们就积极跟进，进行了一番充分的表演，结果，他们硬是把主题进一步深化了——暴露出在中国支持犯罪式积累条件背后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这样，经过司马南破题，胡锡进们的深化，普通民众得以更为充分地理解联想式积累的幕后支持力量。借助联想式积累的模范地位，我们有条件更为充分地把握到：胡锡进们的支持，在制度层面对犯罪式积累盛行，意味着什么。

　　一、司马南提请人们思考“联想式积累”意味着什么

　　司马南自称胡同大爷，这个很合适，他本人不是权威的监管机构，也不属有多年研究积累的专门家。恰好是他，在不经意之间揭穿联想所代表的“资本积累神话”，让人们清晰地看到：联想从背负瓜分国企的嫌疑起步，无视改开内涵的生产力发展目标而走向依附性发展道路（背弃“技工贸”而选择“贸工技”），对中国消费者进行最大化榨取同时补贴美国消费者乃至于军方（有“美帝良心”之美誉），然后，进行产业升级转型的选择走向紧密结合黑恶势力的高利贷行业并成为主要利润来源；然后，在经营联想的高管团队中间，长期进行高额的薪酬激励，甚至连退休的柳传志也年薪近亿，这一批联想高管近乎把企业作为小圈子的“提款机”使用。就这样，我们跟随胡同大爷一起，看到了联想的状况，对于技术进步和内涵发展毫无兴趣，对于结合犯罪与黑恶势力经营毫无避忌，整个企业负债率超高不说，高管团队还长期进行着巨额薪酬的自我激励，企业经营的绝大部分成果，最终是流向了高管团队的私人腰包。

　　是司马南，而不是监管机构，也不是专家学者，出来披露联想式积累的问题及其严重性，显然，这个状况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便是股权私有，企业也得对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承担主动责任，例如对政府的纳税义务、上下游供应商、消费者群体、企业股东和员工，而且这些责任都属于“主动责任”——需要企业以自觉精神去尽应付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确立自己的良好商誉。在1980年代大热的公共关系学，就是讲企业要处理好与各路利益相关者的利害关系，保持和经营企业的商誉，为此需要进积极和主动沟通的责任，而公共关系学的发展，就是总结这个方向的前人经验和做法，以利于后来者。

　　很显然，联想之所以能够以高管的个人目标为中心，去实现走极端的偏畸经营路向，仅仅靠高管们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定有一个外在的支持——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制度条件，按照美国左翼学者的命名，任何资本积累目标的顺利实现，都需要一整套制度来加以保证，这套制度构成就称之为“积累的社会结构”。

　　作为为联想辩护的积极分子，胡锡进跳出来非常及时，也很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把联想所需要的积累条件构成部分，给充分地揭示出来了。据胡锡进讲述，民营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都不太干净，所以必须宽容其“历史不干净”，不能够追究，否则就有可能导致他们撤出中国，带来严重恶果。为了避免这个恶果，就必须要宽容其各种历史污点。

　　很显然，企业进行跨越国界的撤资行为，其成本非小，并不能轻易使用，是一种最后的“最大化博弈手段”；胡锡进及其后续的联想辩护士，都以联想及其同类项，有可能采取“最大化博弈手段”相威胁，逼迫中国民众（可能还包括政府）接受民企“不干净的历史”，宽容其犯罪式现实。

　　这样，在司马南披露的各种事实之外，由于胡锡进等人的努力，我们就看到了在中国为联想式积累进行辩护的主导策略是——以撤资相威胁，要挟各种越过法律界线的支持，不对企业背负的社会责任进行正面回应。由于这一类辩护策略的出现，非常及时和充分，所发出的声音还足够响亮，我们有理由认定：联想式积累所需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重大构成部分之一，就是以撤资相要挟的对积累过程中间的犯罪，提出“豁免刑责”要求的舆论支持力量。

　　实际上，不只是联想这一次，而是近乎每一次的相关舆情出现，公共平台上都会出现类似的声音，诸如“投资不过山海关”之类的说法，充斥着网络平台。不管东北经济不振是否出于积累成本高的原因，但如果有一个现实的案例可以证明“被资本抛弃”的力量，那就更有说服力了。这么进行舆论经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费心提点各地官员和民众，不能够无视资本积累的高成本，那样就意味着“资本用脚投票”，意味着地方经济的衰落。东北引起在全国经济占比下降，就被人刻意地包装为一个不利于低成本积累而遭到抛弃的案例，目的当然是为了警示后来者，以榨取对低成本积累的支持。

　　应该说，司马南提醒我们看到了“联想式积累”，而胡锡进们的努力，则让我们看到了“联想式积累”所需要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条件，双方都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中特资本社会及其积累条件的认识。

　　二、构建规范的资本积累制度需要怎么样的外在条件——为什么追究原罪是绝对必需的

　　按照法国史学巨擘布罗代尔的说法，资本主义是一小撮人的特权，如果没有政权与舆论的积极胁从，那是一天都不能够生存下去的。我们看到，胡锡进们的工作，就是创造和维护资本的积累特权，要求给予并继续给予其犯罪式积累以无条件的支持或宽容，这显然不是一个呼吁，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要不然，也等不同胡同大爷司马南出来说话了，若非现实早就有了过度宽容犯罪式积累的社会结构，监管部门肯定会在胡同大爷之前就采取行动的。换言之，胡锡进不是在提醒人们要宽容谁，而是作为现实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来发声的，这种宽容早就是一种现实了。

　　同时，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进程中间，布罗代尔还总结道：欧洲资本家阶级的兴起，得益于其居于贵族之下的次等地位，由此，资本积累的负面后果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资本积累过程的生产性得到相当程度的包容，所以，这才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兴起对于封建主义呈现出进步性。通俗滴说，布罗代尔发现，欧洲资本家阶级的兴起过程，因为叠经封建贵族的打压，才能够以相对进步的面貌在历史中间出现。还有人认为，整个欧洲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流，就是批判现实主义，针对的就是资本积累过程对于人自身的损害和羞辱。正是由于欧洲资本家阶级的兴起过程，始终伴随着外在的制约力量——封建贵族的政治打压、舆论的批评压力乃至于文学的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的制度生产性才相对突出，积累的负面后果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很显然，中国民众之所以对联想式积累的憎恶情绪，是因为积累过程得到了过度支持，资本家也由此可以更加放开手脚，越过道德与法律的底线行事。因为没有外在力量，去保证积累过程的生产性和健康性，反而是胡锡进一类的过度支持，使得联想式积累获得了更大的走极端空间，使得积累恶果更为充分地暴露在全国民众面前了，并长期积累下来成为一个难于治疗的痼疾。

　　记得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长期呼吁“赦免原罪”，意思是不要追究企业家们起家阶段的巧取豪夺和违法乱纪，以安定其心。此后可以严刑峻法，规范积累环境，创造规范资本主义条件。问题恰恰在于此，从前的非法经营及其利润获得的正向激励过程，本身会自动地积累下来起作用，成为指导后续积累路线的依据。

　　新制度经济学派巨擘道格拉斯·诺斯提出“路径依赖”假说，由于各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从前选定的路线会自动获得延续，很难“改出去”，正如我们在联想式积累路径中间所看到的。从瓜分国企资产开始积累，然后放弃技工贸路线，最后走向在中国榨取消费者补贴美国市场的非正当经营，然后接纳了“放印子钱”的高利贷经营，唯一不变的是高管团队把企业作为提款机使用。

　　这并不是说，从小偷开始就一定会止步于小偷，没有了向好的可能，而是积累行为模式的背后，反映了“积累的社会结构”及其许可的空间。联想式积累困守于此，显属过度放纵的结果——是中国式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许可了其高管团队的胡作非为，许可了其高管团队的自利目标压倒企业的正当经营路径。张维迎的呼吁，胡锡进的及时支持，都成为这样一种放纵而不是节制“资本越过底线积累”的力量。

　　所以，张维迎的“宽容原罪说”并不可信，如果没有对于原罪和或者非法经营的依法追究，构建出真正有效的制度威慑力量——这部分力量起作用的最可信承诺就是追究一切违法责任，这样，才能够以外在的制度力量迫使高管团队弃恶从善，如非如此，如同联想式积累模式所揭示的那样，个人或者一小撮高管，就会长期把个人渔利目标凌驾于企业发展目标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锡进们在没有联想授权的情况下，出面给出“最大化博弈手段”，以榨取政府和民众对“犯罪式积累”的最大化支持，不管其初衷如何，都属于在错误的方向上使力，这不是宽容犯罪的过去，而是在努力地构建“犯罪的现在和未来”，构建各种对于资本积累的无条件支持，结果当然是违法犯罪的积累行为得不到起码的遏止。在一定程度上，联想式积累中间，高管团队不着眼于正当经营，反而致力于把企业作为提款机使用，这个状况的长期化，是得益于胡锡进们卖力构建的那样一种“积累的社会结构”的许可。

　　不仅仅是联想一家企业，其经营模式不忍卒读，而是普遍地存在着危害积累基本秩序的现象，例如以“恒大爆雷”为代表的恶性经营路线及其重大恶果。以恒大为代表的房地产行业中间，大批大企业都把暴利行业经营成为一个个“窟窿帝国”，这除了浪费大量资源之外，也没有创造出有利于企业自身良性发展和企业家精神提升的任何进步。所以，即便是从私企的良性发展出发，也迫切需要构建一种终止犯罪式积累的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以促进资本主义的有序发展。

　　就中国过去四十余年的历史看，依靠宽容原罪来取信于资本家的努力，没有丝毫的成功，反而在其反面构建了一种过度放纵犯罪式积累的“社会结构”。无能从哪个角度看，构建一种制度力量去规范资本积累过程，避免犯罪式积累及其恶果，即便是私企的有序经营而言，也已经成为当前最为迫切的需要。

　　与现实中间迫切需要构建合理的积累社会结构不同，近些年来，由于资本平台对于传播机会的倾斜分配，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状况：把批评资本的犯罪式积累的声音，颠倒黑白地说成是反对改革开放，是文余孽和极左；这样就在“反左”的面目下，大力构建出支持犯罪式积累的舆论支撑。而且，越是犯罪式积累在社会上猖獗并引发民众严重不满，资本平台上就越是要加大倾斜式传播机会的分配，以更加充分地过滤出自己需要的声音。发展到今天，腾讯已经在微信平台上，全面屏蔽左翼网站乌有之乡的文章，百度搜索中间也系统地屏蔽了左翼网站的内容，以阻断批评犯罪式积累的声音及其传播，这些都是在网信办没有关闭相关网站和提出删帖要求的前提下发生的。毋容置疑，资本平台及其对传播机会的倾斜分配，其挑选标准比官府的政策选择更为明晰，已经有能力在官府的许可之外，自主构建出一个对犯罪式积累的更大支持力量。

　　这个说明，犯罪式积累本身及其长期化，会造成一个“习焉而不察”的惯习，还会由此产生出各种“制度再生产”的状况，诱导出各种把低成本的犯罪式积累永久化的系列经营努力——如同资本平台所卖力推进的那样。积累的社会结构一经产生，就会获得制度性的自我复制力量，在联想式积累模式舆情中间，表现出来的这一股巨大的认识惯性和舆论力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如果不以刻意的自觉并花费极大的力量，是很难扭转的。

　　三、胡锡进是不是传说中间的“沉船派”

　　马克思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分析，很显然，任何经济基础内部的严重问题和矛盾，都会反应在上层建筑方面，并带来相关的后果。

　　资本主义最初在欧洲诞生，后续历史中间也经过多次演化和部分质变，战后的最重要变化，依据德国人哈贝马斯的说法，战后资本主义借助于国家的宏观需求管理，逐步脱离了传统的经济危机的困扰，但是，人民对于现实的不满和抱怨，也逐步地集中于对政府政策干预的新需求，就这样，原先的经济危机，就此转化为一种合法性危机。

　　如果不依赖欧洲先行者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从中国民众对联想式积累的愤慨表达看，也十分清楚，相当一部分批评指向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和胡乱作为，例如联想改制带来的国资流失难道不是官资勾结的结果吗？联想式积累的非法和不义，是谁在纵容他们？柳传志女儿的公司在美上市，竟然把中国消费者的信息提交给美国，这样的行为为何至今没有得到追究？所以，一切犯罪式积累的旁边，都存在着未能履责的政府部门或者腐败官员的作用，所以，不需要理论和大道理，每一宗犯罪式积累的背后，都有政府职能的失察问题。

　　毋庸危言，宽纵犯罪式积累的后果，会带来民众对政府的严重不满与合法性损失，这一点清晰无比。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胡锡进作为政府喉舌机构的正厅级官员，他无视犯罪式积累带来的合法性损失和可能的危机，在尚未得到联想授权的情况下，就跳出来展示企业可能的“最大化博弈手段”以勒索法外特权，不管其本人的主观动机为何，从舆论后果上，胡锡进们一方面是在威胁民众的批评意见，同时也还在威胁政府的依法履责。

　　无比明显的是，一头是犯罪式积累及其对私企发展本身的重大危害，一头是政府的合法性损失，胡锡进的积极表现何其鲜明。这个表现，显然与他的体制内高等级身份不睦，给人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

　　江湖传言，存在着一种体制内的“沉船派”——他们已经获得了新船上的头等舱期权激励，目前在体制内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凿沉旧船”，以加速新旧船之间的代谢速度。与此相关，中国最顶尖的资本家组织——阿拉善协会，也曾提出过“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政纲，这个政纲目前没有强制性，属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但显然对一些体制内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指引——以现在体制身份和地位做出相应的贡献去换取将来的头等舱船票。换言之，在新船上的头等舱位置也是有限的，也是存在着竞争的，胡锡进这么积极努力的原因，是不是着眼于未来的头等舱船票呢，恐怕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建党百周年大会讲话中间，习大大说共产党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集团，这个说法得到了广场上民众的热烈欢呼和掌声，党心民意之一斑，由此可见。但胡锡进们的表现却如此不同，还如此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这个诡异的反差，很值得人们深思。

　　很显然，胡锡进以体制内身份努力发声，体现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也有人刻意地把这个视为胡锡进与体制的一体性，这个当然反应部分真相；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利益主体之间的“普遍利益冲突与对立”，由此之故，宽容联想式积累就会带来对诚实经营者的不公，即便是所有的资本家都一样坏，还依然存在着得利大小的不同和苦乐不均。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着所谓的“多元”问题，没有人能够声称他一个人就代表某个结构方面，对于任何人来说他都只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具体利益的发言人，如此而已，对于胡锡进这个具有高度积极性去表现自己的人来说，也是处在一个相互矛盾着的地位上发表着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声音，这样来看待胡锡进们，才不会过分高估或者低估其努力经营的成果和方向。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