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25日，在天津的专列上，时任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向会议汇报，“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同日《毛泽东年谱》）
托拉斯是英文trust的音译，即集中生产经营。早在恩格斯去世前一年，恩格斯就评论了托拉斯推动生产规模的显著性，是大资本家吃掉小资本家的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就在恩格斯评论的同时期，凭借托拉斯，美国经济于十九世纪末位居全球第一。恩格斯的中心思想是，当托拉斯的垄断替代竞争时，是“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497）
恩格斯说的是将来时，毛泽东说的已经是现在时，中国已经实现了“令人鼓舞”的全民族剥夺，但中国不是英法，缺乏完备的工业产业链、供应链，如半个多月后毛泽东在钓鱼台会议上提出的：“各部门都要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如废水、废液、废气。实际都不废，好像打麻将，上家不要，下家就要。多种经营、托拉斯要发展”。
毛泽东就是要在农业国的条件下，运用社会主义，排除资本，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托拉斯大生产，改造小生产。如同抗美援朝，要用存在着代差的农业国军队抗击、打败工业国的钢铁洪流，如同井冈山道路的星星之火，燃烧旧世界。六七十年来，内外敌视情绪对这一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壮举，抓住不足，极尽嘲讽。
采用托拉斯，是从当时的突出问题出发的。旧中国遗留的工业是王麻子剪刀、王致和臭豆腐和被称为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中字牌自行车一类的低端工业和手工业，除了先中国一步工业化的斯大林苏联，几乎尽其所有援建中国156个项目以外，中国自身大跃进大办工业，土法上马的初级产业急需整合，解决小而全，条块分割的工业布局。另一方面，我们的管理者大都祖辈出身于农民，在用群众路线发展工业时，不自觉的是小生产的视野和战争年代的习惯。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是最节约的经济，但在迅猛的工业化初期，就出现分散重复，多头管理，效率低下。薄一波回忆，沈阳上百户大中型机械厂，都搞锻压、铸造、标准件，重复建设，互不协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传达天津会议精神中，邓小平提到：“毛主席几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我们的工业建设可以走托拉斯的道路，托拉斯是工业发达国家找到的比较进步的组织管理形式，机器设备利用得比较合理，搞得比较快”。（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可见，发挥中央与地方，领导与基层两方面的积极性的思想，同时，吸收资本主义积极成果，用经济而不是行政的办法发展经济，是毛泽东同志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一直深思熟虑的问题，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经过多半年的酝酿筹备，国家经委等组织人参考了美、日、英、法托拉斯办法，美国通用公司、瑞士钟表公司、苏联早期托拉斯办法等，提出了试点方案。1964年国家经委下发文件，组建、整合九个全国性、三个地方性企业试行托拉斯。
国家划拨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注意，不是资本），由托拉斯统管，托拉斯向国家承担利、税、折旧上缴任务，通过利润留成解决研发和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安全基金，允许在生产成本中按规定提取奖励基金和设备大修理基金，托拉斯有权统一使用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分成收入和各项基金，在人财物、产供销上统一管理。实施后，取得了显著成就，1965年汽车产量增加40%（剧锦文《国企简史》），烟草在实施前后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42.4%；在1965年第一季度，医药同比提高29%，华东煤炭扭亏为盈等（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但是，托拉斯又是资本垄断的产物。托拉斯的试行，其弊病也暴露出来，主要是和地方产生矛盾，实行了以“条条”为主的管理体制，打乱了地方原有的经济协作体系，地方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如1965年北京市反映托拉斯统一生产后市面上出现了药物短缺。197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长沙调研经济中，指出：“要给各省一点权力，都抓到部里去了，结果部里又不管。一个省有几千万人口，等于欧洲一个国家，没有一点自治权力那还行呀！北京统得太厉害了，我讲了多少年了，要给省供给材料，提出任务，超额一定要给地方分成。托拉斯搞掉，不要那个东西”。（同日《毛泽东年谱》）
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对托拉斯的辩证态度，既要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集约性，在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大局时，又要防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已经暴露出的弊病——它的垄断性。
60年代我国局部试行托拉斯，正如党中央国务院文件指出，“是一项重大改革”。它有几个重要意义：
1、借鉴了国外经验，既有资本主义的，又有苏联早期社会主义的经验，起点是高的。
2、集约化。相对于低水平的工业化程度，是一次社会主义生产力飞跃，可见，从小生产的分散重复多头管理，转向托拉斯的集约化生产，按马克思的说法，主要是自然力的协作。这种协作不费资本分文也可以实现。
3、托拉斯的高度集中是一把双刃剑，在西方国家以垄断恶名著称。在计划经济中，一旦出现垄断，也必然影响局部。毛泽东指出：“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年谱》）60.2.9）
4、作为资本垄断的高级形式，托拉斯首先以股份控制为基础，以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完全合并为产供销一体，通过内部价格等手段谋求市场垄断地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国企托拉斯，追求满足社会需要，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整合，在克服小规模生产的分散、重复、低效问题上，也可以实现大生产的系统功能。但是，由于不是市场主体，不能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来理顺供应链，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价值法则是伟大学校的背景条件。
5、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是与70年建设同步进行的，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矛盾运动的常态。一方面，从低起点吸收资本主义积极成果，是一个曲折、批判的过程；另一方面，把前三十年说成改革开放的空白，也是一种偏见。
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六十年代托拉斯试点提高效率说明，伴随资本的社会化大生产的集约性、协作性是自然力，不费资本分文，不是资本的充分条件，可以不依赖资本而存在，因此是中性的；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由生产资料和活劳动构成的资本，是自发追求垄断和利润最大化的机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中性的。因为社会化大生产是伴随资本而产生，人们往往把社会化生产集约性、协作性的中性错附在资本上，产生资本中性的错觉。例如，是以国家集体为主的资金核算，着眼未来效益的协作纽带，还是以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构成的资本纽带；是以服从价值规律、尊重商品生产者的主体地位，以社会和企业综合收益为目标的自主自由研发经营协作平台（这也是毛主席强调的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两个积极性的体现），还是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市场平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生产。
正如无产阶级不能简单的照搬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样，社会主义也不能简单的照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不是一个中性名词的套用问题，而是生产方式的转换。用资本的形式描述公有生产资料，就自然把主人翁的劳动运行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于是，公有资本的经理人依然是资本的人格化，主人翁成了雇佣制的人格化，自发形成人际关系质变，也必然演变生产目的，自动转变为唯利是图机制。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顾当年“……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认识，就显得肤浅了，是对资本机制的陌生。公有资本在利润最大化规律趋势下，在自发的市场竞争中，在制造、服务业，特别是公共服务产业化中，几乎大多数类型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以邻为壑、恶性竞争都没有缺席，并不比私有资本收敛多少，典型案例举不胜举。只是十八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干预市场资本机制后，才得以逐步转变，但即被有些错误观点说成是违背市场决定加阶级斗争的“僵化老路”，坚持维护“中性”生产力和“纯”经济的乌托邦，排斥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政治，这是需要辨析清楚的。
（2022.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