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策网6月20日署名“大民”的文章《老百姓富了之后还想干什么？》（见附录），文章虽不长，却抓住了当今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比较毛主席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文中说，人民大学党史党建学院院长杨凤城教授讲课的时候，举了个例子，来说明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大致如下：
“专家组到黄河沿岸调研考察，黄河大堤上遇见一个放羊老汉，就停车做个随机采访。
问：老乡，你觉得毛主席时代好，还是邓小平时代好？
答：当然是毛主席时代好。
专家预设的答案是放养老汉会说改革开放之后好，因为老百姓不论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环境，跟毛主席时代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老乡的回答，让专家们差点没接住。
专家问：毛主席时代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呢，衣食无忧，有鱼有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轿车开进了普通老百姓家。怎么会不如毛主席时代好呢？
又答：因为毛主席时代大家都是公平的，当官的没这么坏，有钱的没这么黑。
一句话把专家们说蒙了。
车队继续前行，一车人沉默无语，不想刚才的生动活泼，显然大家都在回味放羊倌的话语。”
读完这段报道后，感触颇深，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1、牧羊老汉的话说得太好了！
平时经常看“百度”或“今日头条”中，就经常发现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谈到社会现实问题，就必然拿改革开放前后比较，实际就是毛主席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比较。各种各样的回答都有。不仅普通百姓、小人物比较，知识分子、学者、政府官员也比较。“大民”的文章实际上就讲了这样一个“比较”的故事。有人说，毛主席时代好，有人说邓小平时代好，也有个别人说，两个时代都好！他们都有各自的理由。这段专家的随机采访，实际上也是在探讨这一问题。经过系统特色理论教育的“专家”们显然都认为，邓小平时代好。他们主观地也认为，牧羊老人的答案也必然同他们一样。但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老汉的回答却说毛主席时代好。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时代大家都是公平的，当官的没这么坏，有钱的没这么黑。”这话说得极其简单明了，但说得太好太好了。它实际点明和揭示了建国70多年来两个时代的最主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区别。虽是出自于一个普通的农村老汉，却比无数个专家、教授、官员高明千百倍。
2、老汉的这句话实际点明了毛主席时代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毛主席时代是一个公平、平等的社会。二是毛主席时代的官员“没这么坏”，实际上说，毛主席时代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清正廉洁。三是毛主席时代没有显著的贫富差距，也就没有黑心的有钱人，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坑蒙拐骗。反之邓小平时代也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虽然整体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毛主席时提高了许多，但贫富差距极其悬殊。不仅经济上不公平，政治上、法律上、文化教育上也不平等。二是邓小平时代的官员坏人多，实际上是说，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人太多了，不仅高中级干部腐败者多，下级官员包括最基础的农村干部坏人也多。三是有钱人太黑心，实际上说，那些发财致富的大款、富豪大多都是剥削压迫、坑蒙拐骗他人和穷苦百姓。不知道这位老汉知道不知道许家印这个人，难道许家印不是一个最黑心的有钱人吗？他即使不知道许家印，也一定知道他周围的许多有钱人的黑心行为，否则这个老汉不会无缘无故说出这个看法。
3、专家教授为什么奇怪牧羊老汉的回答？
因为他们自己就认为邓小平时代比毛主席时代好。他们把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和内容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说，从总体上今天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毛主席时代确实高许多。也正是根据这一事实，专家、教授、官员们做出了邓时代比毛主席时代好，这也是网络上、媒体上那些赞扬、肯定邓小平时代好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但他们看社会问题的方法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他们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归结为单纯的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而不包括政治、文化、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等全面的发展。这实质是毛主席时代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观点，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观点。
4、他们视而不见、歪曲、丑化毛主席时代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且在某种意义上极端仇恨毛主席时代
虽然毛主席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今天相比确实差了许多，但绝对不是文中专家所说的“毛主席时代吃不饱、穿不暖”。“吃不饱、穿不暖”是形容旧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解放后，广大工人农民的物质生活与旧社会相比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但解放后，我们经济发展的底子还很薄弱，发展要打基础，要发展重工业，要发展两弹一星，且人口数量从不到5亿增长到近10亿，同时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被逼还债等多种原因，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相对较慢。但却把那个时代等同于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完全是对毛主席时代经济发展成就和人民生活状况的的歪曲、污蔑和丑化，是某些专家教授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专家们正是以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偏见和立场被牧羊老汉的话“说蒙了”，也立马可以看出来，究竟谁的觉悟高？谁的认识水平高？
5、不正视当今普通百姓的生活困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专家们竭力夸大当今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他们认为，“今天老百姓不论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环境，跟毛主席时代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呢，衣食无忧，有鱼有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轿车开进了普通老百姓家。怎么会不如毛主席时代好呢？”这绝对不是实事求是。李克强总理四年前在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全国还有六亿人口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党中央近几年特别强调开展农村扶贫工作。如果农村大多数农民达到了“衣食无忧，有鱼有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轿车开进了普通老百姓家”，还用得着全党全社会“扶贫”工作吗？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家庭能达到上述生活水平吗？边远山区的大多数农民生活能达到上述状况吗？即使作为改革标杆的小岗村未必都能达到上述生活状况。最近麦收，多次从网络上看到，农民种了十几亩地售卖后，仅得2万多元，抛去种子、化肥、收割机等费用外，仅剩两、三千元。这就是一家农民辛辛苦苦大半年的收入，这可能是大多数靠种地生存的普普通通的农民生活状况吧！那个牧羊老汉的生活也绝对不是“专家”口中的“衣食无忧，有鱼有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轿车开进了普通老百姓家”的状况，否则他怎么不会说“邓小平时代好”呢？
6、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牧羊老汉虽然是一个极普遍的农民，也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官方教育。但他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为什么如此准确？如此深刻？因为实践出真知，他的认识完全是建立在亲身经历的毛主席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比较对照中做出的科学结论，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而且这个认识绝对不是单纯的他个人认识，实际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不靠任何歪门邪道的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的认识。一是因为他们对毛主席有极其深厚的感情，他们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真正体会到毛主席是真正的大救星，解放后不仅给他们带来物质生活的幸福，也带来了精神方面的享受和翻身解放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二是邓小平时代他们也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代价，但收获却远远小于付出。三是他们物质生活方面不同程度地有较大的提高，但社会环境、社会风气、干群关系却远远不如毛主席时代，且重新被压在新的三座大山之下。从这个意义上实际是说，这个社会不是真正的发展了，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倒退了，退步了。这个牧羊老人文化层次并不高，但他不看人下菜碟，敢于直来直去，说大实话。他同那些大头衔、大教授、大专家的认识相比，恰恰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同时也再次证明，知识分子自觉改造世界观和自觉接受工人、农民再教育仍然有其必要性。那种以为自己读了几年、几十年书的高文凭、高学历、高权势者把自己看做高居于普通工人、农民之上，且对最基层的工农群众指手画脚绝对不是工人农民需要的合格的知识分子。
7、专家教授们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
参与调查的这些专家教授可能是搞社会科学的专职的哲学、经济学、党史党建等专家。他们一定系统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笔者也是一名专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的状况比较熟悉。教哲学的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比非专业和普通人头脑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还要严重。教经济学的大肆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竭力鼓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实则人本性自私论。教党史党建的也未必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那个在中共中央党校任党建部主任的王长江教授竟然在全国党校教师培训会讲课中公开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坐在屋子里苦思冥想出的一些概念、范畴拼凑出一个思想体系，我们专业学者自己都搞不清楚，竟然把它拿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堂堂的中央党校教授的“马克思主义”水平。2015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的大会发言，竟然也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是让人们生活得好一些，而丝毫不提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因而在当代中国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也只提物质生活、物质消费。这种离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政治制度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修正主义的翻版。
8.“刁民”称呼反映了干部队伍素质的底下
该文中还讲到“经常听见一些基层干部抱怨，说现在的老百姓不好管理，叫‘“”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费力不讨好，样样不如意’，有的在私密环境里直接叫他们‘刁民’”。“刁民”是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各级官吏对不听话、不服从管理的普通百姓的蔑称，然而至今某些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这样称呼百姓，这典型地是把群众视为群氓、流寇、无赖的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史观思想。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竟然还发生如此蔑视、仇视普通工农群众的社会现象？老百姓为什么“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费力不讨好，样样不如意”？因为他们劳动了，辛苦了，付出了，但收获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受到了许许多多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无处倾诉，无处伸冤，稍有反抗就被镇压。这就是相当多的最基层的最普通的工农生存状况。可是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调查、不研究，置之不理，反而却大加指责，以权压人，以势压人，以法压人。这就是牧羊老汉口中“官员太坏”的原因吧！
9、在追求富裕之后再追求公平，还是在追求公平过程中追求富裕？
本文的标题是“老百姓富了之后还想要什么？”。这个命题有两个错误：一是老百姓的追求目标只能是先追求富裕后，才能追求公平、正义。这是不正确的。二是当今的老百姓都已经“富了”吗？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一部分人富了，大多数还没有富，我们离共同富裕差得远。追求富裕与追求公平正义从唯物史观角度讲，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任何对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资产阶级产生时，它必须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才能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经济要发展也必须在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政治路线下进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民要真正富裕起来，必须建立在符合人类社会生产力和历史发展方向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追求富裕生活与追求公平正义是同步进行、相辅相成的。毛主席时代追求物质幸福就是与追求公平同步、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前提下进行的。所以才有牧羊老汉的正确回答。
10、如何搞好党的建设?
非常可喜地看到，文中提到的专家组成员听到牧羊老汉的回答后，尽管一时被“说蒙了”，但他们并没有否定老汉的回答，而是引起了深深的反思。如文中所说：“一车人沉默无语，不想刚才的生动活泼，显然大家都在回味放羊倌的话语。”“放养老汉的话告诉我们，党建不做好，生活改善再多也没有用，物质条件好了，也未必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感恩。当然，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图感恩，但是也比较在意老百姓的满意度，对吧。专家们自我感觉十分了解老百姓了，但是却不知道，老百姓追求富裕之后，还需要公平，安全，心安理得。”这种从“党建”高度认识这一问题是正确的。但本文并没有展开。我觉得在强调党的建设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应该思考为什么老汉对毛主席时代评价如此之高。如果毛主席的路线错了，能有群众如此之高的评价吗？那种继续顽固坚持毛主席晚年错误理论与实践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老汉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也是检验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是真理而不是谬误。第二，如何加强党的建设？一是必须强调我们党100年最成功的宝贵经验是“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二是全党从上到下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读读马列、读毛主席的书，任何当代理论也不能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三是必须在全党对当代中国开展全面的调查研究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出有说服力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我们的理论家、专家能系统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建国70多年做出如这位牧羊老汉的科学结论吗？第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对当代社会形形形色的封建主义权力至上、资本主义的金钱之上，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等进行持续和彻底的批判，没有这种批判，就绝对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路线的贯彻执行，不能保证坚定不移沿着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2024年6月23日
附录：
大民：老百姓富了之后还想要什么？
昆仑策研究院2024-06-20 05:41
人民大学党史党建学院院长杨凤城教授讲课的时候，举了个例子，来说明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大致如下：
专家组到黄河沿岸调研考察，黄河大堤上遇见一个放羊老汉，就停车做个随机采访。
问：老乡，你觉得毛主席时代好，还是邓小平时代好？
答：当然是毛主席时代好。
专家预设的答案是放养老汉会说改革开放之后好，因为老百姓不论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还是生活环境，跟毛主席时代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老乡的回答，让专家们差点没接住。
专家问：毛主席时代吃不饱、穿不暖，现在呢，衣食无忧，有鱼有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轿车开进了普通老百姓家。怎么会不如毛主席时代好呢？
又答：因为毛主席时代大家都是公平的，当官的没这么坏，有钱的没这么黑。
一句话把专家们说蒙了。
车队继续前行，一车人沉默无语，不想刚才的生动活泼，显然大家都在回味放羊倌的话语。
放养老汉的话告诉我们，党建不做好，生活改善再多也没有用，物质条件好了，也未必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感恩。当然，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图感恩，但是也比较在意老百姓的满意度，对吧。专家们自我感觉十分了解老百姓了，但是却不知道，老百姓追求富裕之后，还需要公平，安全，心安理得。
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是由“软件”组成的，主要是一份心理上的感受，来自党和政府的贴心关怀，来自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老百姓不是感觉不到，但是他们脆弱的满足很容易被个别的腐败现象击碎。尤其是身边的腐败人物、腐败事件，可以事半功倍抵消党和政府为人民做的一大堆好事。套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意识温饱之后，老百姓更关心尊重和自我实现。
经常听见一些基层干部抱怨，说现在的老百姓不好管理，叫“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费力不讨好，样样不如意”，有的在私密环境里直接叫他们“刁民”。道理相似：对于人来说，不论在社会的哪个层面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欲的满足不是那么困难了，对于平等、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要求，可能是“富裕之后”最大的问题。
一生致力于改善中华民族生存质量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有类似疑问，就是“富了之后怎么办”？他给出的答案是：“艺术的生活。”他认为，艺术可满足人类精神层面的需求，艺术带来的审美满足，显然还不是根本性的普遍性的，因为天生对艺术不敏感的人口大量存在。真正关乎人性的共通的东西，还是平等、尊重和自我实现。
党建教授杨凤城同志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有良好的社会秩序，没有能够感受到的公平正义，没有多数人都能够得到人生出彩的机会，没有共同富裕，仅仅是财富的堆积，有时候还是畸形的片面的堆积，只会让社会更加浮躁，人心更加粗糙。财富积累并不是幸福指数提高的充要条件。
其实，跟反“四风”从官场开始一样，遵循的是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之类中国老百姓的文化心理。在党领导一切的今天，党建抓好了，的确可以事半功倍，轻松前进。最根本的，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