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制为什么被取消？
是谁最先提出的？
下面我们做一下详细的分析。
《罗瑞卿传》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1964年8月，毛泽东召集贺龙、罗瑞卿赴北戴河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
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
罗瑞卿回京后经向林彪请示得到同意，便开始在全军启动取消军衔制的程序。
1964年9月3日，罗瑞卿在《在国防工业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谈到取消军衔制时也提出说：
军队的有些制度也不够合理。例如，军队干部的薪金高这么多。这次办公会议的扩大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赞成减薪，与地方大体拉平。我报告了主席、刘主席和几位元帅，他们都赞成。主席还指示我们要考虑军衔这个牌牌要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没有这个牌牌打了胜仗，没有牌牌打胜了有牌牌的，国民党是有牌牌的，日本人和美国人也是有牌牌的。现在不打仗，却搞了个牌牌，主席讲大概要打败仗了。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初酝酿实施军衔制起，毛主席从没有正面肯定过军衔制的作用。
早在1958年，毛主席就有取消军衔制的意向，当时军委总部研究后，在1959年10月4日，总政治部便作出《关于1959年调整干部军衔、级别问题向军委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到：“干部的军衔、级别仍需继续保留”。
如果说，毛主席先前多次提出取消军衔制还只是想法，而这一次，则是毛主席更明确地提出取消军衔制。
为什么要取消军衔制呢？
一、理论不足
1955年军衔制正式实施时，中央军委指示是这样说的：
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也是给军人的一种荣誉。军衔制度的正确实施，将提高各级干部的责任心，发挥他们在战斗中和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加强军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并鼓励各级干部努力上进，从而促进部队的军事、政治水平的普遍提高，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中央的意愿是好的，但实际上，人们大多关注的是军衔的表面作用，即分类识别、层级区分的功能，而对其他实质性的作用认识比较模糊，如规定严格科学的编制体系，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体系，引导和规定军人的发展路径，提高官兵知识化、专业化水平等。
对军衔制理论研究和认识的不足，妨碍了全军自觉地执行《军官服役条例》，妨碍了军衔制度的实施，从一开始就给军衔制留下了隐患。
一位对军衔制有深入研究的专家曾深有感触地写道：
只有从理论上真正搞清楚军衔的内在功能，弄清其为什么在军队建设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才能够真正自觉地正确运用军衔这一机制，来调整军队中的各种关系，使其在军队建设中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军衔条例、制度不完善
关于军衔制度的缺陷，过去人们有较多的论述，例如：
1、认为军官军衔普遍定得偏低；军衔晋升不正常；
2、军衔在承担军人待遇方面作用不大；
3、军官日常着装简化军衔标志使其识别功能被弱化；
4、对女干部授衔的规定偏于严苛；
5、编制军衔过分强调各级主官的军衔，而副职的编制军衔则同于或低于下一级正职，机关干部的编制军衔低于同级部队干部，技术军官的编制军衔定得过低、过死；
6、军衔的种类和称谓比较繁杂，分类过于机械，也不完整，规定过于繁琐，等等。
毛泽东也及时提出：“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
实施军衔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性的改革，涉及国家和军队多方面问题，需要大量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措施才能保证其落实。
例如军官任命制度。
根据《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授予第一次尉官军衔的条件是：在和平时期须由各级军事学校毕业的军人或国防部批准开办的训练班受训后的军士。
这是对人民解放军长期从士兵中直接提拔干部方式的重大改变。
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军校和训练机构输送的军官数量、种类以及时间与部队需求相衔接；需要部队积极输送合格的培养对象进学校学习，积极接收并帮助毕业军官适应任职；需要解决士兵不能直接提干后仍能继续发挥其积极性的问题；也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合格青年入伍以提高兵员质量。
但是，从军队院校状况来说，难以达到要求。
实行军衔制时，全军各类院校缺乏统一领导，院校建设缺乏全面规划和检查，导致各类院校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学校的设备不完善，少数学校还不正规，“必需的学院、学校，还未全部建立起来”。
当时的各院、校无论在干部训练的数量或质量方面，均不能满足部队建设的迫切需要。
从部队方面来说，选送优秀士兵入学会影响连队工作，各部队对送士兵上学并不积极，以致各院校比较普遍地出现无法按学员编制名额收满学员的现象。
根据1955年国防部检查团检查学校的工作情况看，实收学员数和编制定额普遍存在差距，相差少者7%，多至38%。
同时，各部队不按规定时间和条件选送学员，以致各院校的开学时间拖延太长，有的学校竟拖延达2个月至3个月，学员的淘汰率也很高，有的达到40%。
另外，国民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体育训练不普及，导致征集的兵员中文化水平、身体素质符合条件的很少，而且部队还存在着歧视和排挤知识分子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干部不予授衔，或衔级过低，也影响了知识分子参军的积极性。
全军的干部管理工作也不适应需要，如对干部的提拔、调配工作，即没有和各院校的收生、毕业的时间和人数，新编组部队的时间和抽调各级干部的人数，转业、复员人员的处理时间和控制数等进行统盘计算。
对干部的培养工作，缺乏和有关部门作共同的安排，以取得相互配合”。
经过几年的实践，院校培养与部队需要之间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从1959年开始，部队就重新改为从士兵中选拔基层干部。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军衔制没有产生预期的良好作用，反而带来很多麻烦和问题，造成军内外对军衔制普遍失望，使其越来越受到诟病。
三、内外部原因相结合
1.内部原因
1955年军衔制实施，此后一年，国家宣布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之后，毛主席开始考虑进一步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毛主席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在社会分配方面、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的残余，具体表现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方面。
他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法权，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加以破除。
1958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几次发表讲话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并把军队实行不久的工资制和军衔制都归入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
他认为：
过去战争年代没有发薪水、没有“花”(军衔)，实行官兵一致，拥政爱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发薪水，有了“花”都要分等，分什么将、校、尉，可是还没有打过仗，没有经过考验。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干部)。
毛主席提出要恢复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革命传统，“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
他提出：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跟群众接近，不是靠工作能力来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都必须破除。
2.外部原因
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苏联已经变成修正主义的认识和对国内政治与社会形势的分析，毛主席越来越关注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毛主席也非常关注军队的反修防修。
军衔制是学苏军时期仿效苏军的办法设立的，这也加重了其对军衔制的否定性认识。
1963年，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再次否定军衔制，重申了他过去的观点。
他说：
我们过去没有什么元帅、将、校、尉等的称号，军官与战士一样。但是后来就有了很多称号，衣服也比士兵好。我看这样不好，还是和战士一样好。不靠元帅、将军称号吃饭。
在这种形势下，军衔制又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被提出来。
1964年八九月间，中央军委向毛主席汇报薪金制度改革问题时，毛主席就提出“要考虑军衔这个牌牌要不要的问题”，并以历史经验为例，把问题提到军队能否打胜仗的高度。
之后，中央军委就开始研究落实取消军衔制的办法。
1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向全军征求取消军衔制的意见，说：
我军的军衔制度，是照搬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去没有这种制度，也一样打胜仗。
实践证明，这种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优良传统，它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等级表面化，助长了个人名利思想和等级观念。不利于我军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
随后，在全军上下征求意见，一致同意中央军委对军衔制的看法，赞成废除军衔制，并且都提到亲身经历的、得到战争检验的“成功经验”——没有军衔制的我军打胜了有军衔制的国民党军、日本军和美国军，也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朝鲜人民军进行联合作战，战争的经验足以反复证明军衔制没有多少作用。
在取得全军一致同意后，196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取消军衔制的决议。
综上所述
1965年取消军衔制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总结起来有两个方面：
1.军衔制本身的缺陷与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给来自外界的否定军衔制的观点提供了依据，使军内、军外在取消军衔制问题上比较容易地达成共识；
2.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理念与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不利于军衔制的实施，对逐步完善与加强军衔制处处掣肘，也逐渐消磨了全军对军衔制的期望与热情。
总之，由于军衔制度不完备，实施中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表现出利于军队建设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最终，在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下，军衔制终于被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