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转者按：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篇幅不太长，却是范文澜同志的代表作之一。
此文在谋篇布局、史料剪裁、行文论证等方面都独具特色，堪称史学论文的典范。个人以为，本文最大的亮点是富有个性化色彩的语言（本文括号内的文字大多是为了解释说明，尤其交代引文的出处，当然有的也带有点评色彩）。
从“曾国藩完全赞成，认为‘我皇上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这一句来看，范老仅用一个叹号，就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这里，他对曾国藩的无耻既感到意外（想不到他竟然如此下作），又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同时，其中也包含着对曾某的蔑视，并蕴含着对曾某的声讨。如下文所言：“在利用外国人力物力以屠杀人民时，曾国藩就全然不管什么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民当作唯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在作者看来，曾国藩无耻到极点，甚至突破了做人的底线，且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真是怎么被唾骂都不过分。
就“他自称大快‘人’（兽）心，向咸丰帝报功，不料这个满洲主子在八月里因荒淫过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恸绝’，说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时候博他一笑”这一句而言，范老仅用一“兽”字，就起到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此字既照应了上文的“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揭示了湘军的丑恶本质，也体现了作者对湘军暴行的无情控诉。此外，“人”与“兽”二字对比鲜明，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曾国藩所说的“人”（指湘军人物及清朝统治阶级成员），变态、凶残，毫无人性可言，实与野兽无异。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非常生动地刻画了曾国藩的形象，颇有史料价值。但是，我们在网络上很难找到完整版。转者终于找到了一篇完整的文字，便将其存入U盘，又转载到这里。以下斜体字部分是作者的序言（与正文一起附于《中国近代史》之后），序言之后的宋体字部分是正文。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是1944年我在延安时写的。曾国藩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而他的伪善乔装却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继承者人民公敌蒋介石把他推崇为“圣人”，以为麻醉青年、欺蔽群众的偶像。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国藩这个汉奸刽子手本来面目的必要。这篇文章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出的。现在仍把它附在书后，其中某些部分是可与本书所述太平天国部分相互补充、印证的。
范文澜 一 九 五 四 年八月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满清中央政权----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上满汉平分，实际上主要权力均在满员之手。地方政权----各省督抚满员常占十之六七，总之，满员掌握军政大权。例如鸦片战争时，首席军机大臣是穆彰阿，沿海各省，直隶总督琦善、山东巡抚托浑布、两江总督伊里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闽浙总督（驻福州）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林则徐，就中除林邓二人外，全是满员。带兵大员奕山、奕经，议和大员耆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满员。这些满员都是昏聩贪污，对中国人民没有丝毫爱护的心理，而如林则徐、邓廷桢这样的汉员，又为满员所压迫嫉视，不但没有决定的权力，而且还要加以误国病民的罪名，充军到新疆去。
但是，这种情形，到曾国藩时代起了一个变化。
太平军起义，人民响应，声势蓬勃，以咸丰帝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咸丰帝首先向程朱道学求救，令儒臣献上朱熹《大学讲义》，又编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篇讲义。他亲自到孔庙行礼，召集满汉百官听他讲《中庸》致中和一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尚书》四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从这些讲题看来，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无“德”“惠”了。但空谈是无补的，他转向奴才们求助，大骂群臣道：“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又说：“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样痛骂，还是无济的。他再向士子们讨好，斩舞弊主考柏葰（蒙族大学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场积弊极深，并不能“为士林维持风气”。他灰心失望，索性懒管政务，专玩女色，宠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阅奏章，嬖臣肃顺替他找美女，同时也出些政治上的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热河发病死了。
曾国藩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肃顺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知道了挽救满清的统治不能依靠满人而要依靠汉奸。肃顺公开宣称：“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有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武昌，咸丰帝得报大喜，对军机大臣们说：“不图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殊勋。”汉军机祁俊藻献媚道：“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帝被他提醒，从此他坚守惯例，不敢深信曾国藩，专指望琦善、托明阿、德兴阿（江北大营）和春（兼统江南江北两大营）等这些满洲将领和绿营将领向荣（江南大营）以及盗魁张国栋等人来维持那迫近灭亡的满清王朝。曾国藩这时候还能够掌握一部分兵权，这就全靠肃顺的竭力保荐。一八六O年，即咸丰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张国栋被李秀成击溃，满军军势大衰，只得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挽危局。咸丰帝死后，西太后亲自执政，她马上改变政策，给曾国藩两江总督节制苏皖赣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让他充分发挥汉奸作用。
曾国藩从此不但与满清皇帝更亲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与外国侵略者也结合在一起，厉行所谓“安内攘外”，终于将太平天国的革命火焰淹没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国藩的这个“事业”，使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开山祖。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一个地主家的子弟。他和曾国荃、曾国华带兵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在家乡依势横行，无恶不作，谁要是不合他们的意，就被加上会党的罪名，送到县里，教县官立即执行死刑，不许释放或监禁。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隔几天总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县里设立码头，照例杀猪祭神，曾家父子以为不够虔诚，杀十六个人代猪，表示敬意。曾国藩在这一家人里尤为特出，因为他不仅凶恶超人，而且还善于讲道德仁义来掩护超人的凶恶。他在道光十八年应科举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官到侍郎。他从满人倭仁、湖南人唐鉴讲习程朱道学，又被与乾隆时和珅并称满清二大奸相的另一个道学老师穆彰阿认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因此升官特别快。曾国藩既然一开始就是穆彰阿的门生私党，又是号称理学大师倭仁（官至首席大学士，为西太后所尊重）的讲学后辈，故与满洲贵族有亲密的关系；他的前辈唐鉴在湖南声望也很高，学徒众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资格；这些对他后来的“飞黄腾达”，都是有力的条件。曾国藩学得道学的虚伪，却不曾受束缚于道学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经学家）当面责备他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曾国藩说，“我生平以诚自信”，专标一个诚字来用人、办事；左宗棠与他因派别冲突，结成深仇，就专标一个伪字来揭穿他。事实上虚伪和残忍是结合在一起的，虚伪乃是残忍的一方面，这两方面正是曾国藩这个反动派代表者的特点。没有虚伪就不能表现他反对革命的真诚。
当时的满清统治，内政则残暴贪污，外交则丧权卖国，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代为隐讳的。连曾国藩这样一个“诚实”走狗也不能不承认：满清钱粮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于盗贼；“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咸丰元年《备陈民间疾苦疏》）；“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道光三十年《应诏陈言疏》）。这样恶贯满盈的政府，人民还不该革命自救么？曾国藩却坚决屠杀数千万革命人民（依容闳估计，约二千五百万人死在战争中），来保持这个万恶的满清政府，除了他的阶级贪暴性和汉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说明他和他所领导的一大群贼匪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原因。
曾国藩深研程朱理学，熟悉清朝政制，当京官时已显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于一般官僚。带兵以后，虽不断受了革命力量的打击，但反革命意志却极坚决，自称能在受挫受辱的时候，咬牙立志，毫不气馁；愈是军事棘手，众议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后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崇奉这个“曾文正公”作模范、作祖师，认他“是我国旧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完全是有理由的。可惜他们不懂得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的活动与满清这一时期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从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为下列四个阶段：（一）办团练；（二）与太平军相持；（三）战胜太平军；（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时反动派内部各种分裂表面化。
一 办团练（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太平军在广西永安时不超过一万人（上帝会员，老兄弟）入湖南后，因湖南天地会员的加入，人数大增，天地会首领洪大全，曾与洪秀全同称万岁。但自洪大全在永安城外被捕惨死后，天地会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分人遂逃回原籍，影响本地会党起事。他们股小而多，力量微弱，这就给当地官绅办团练来对付他们的机会。
团练一方面保护地主官绅的财产，一方面也使他们藉以鱼肉乡民，敛财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暂时武装，没有出县作战的意图，更说不到出省作战。从保甲团练以至编成正式军队，转战全国，这是由于当时满洲反革命军队的腐败无能，而一切反革命派----从满清皇帝到各种大小汉奸----却都要求有一个反革命劲旅来和太平天国作战所促成的。曾国藩所以能够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反革命活动，就正因为湖南当时是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冲突的要冲；同时他与满人关系亲密，善讲满清统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学，有坚决反革命的决心和手腕，这几个条件也帮助了他。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曾国藩丧母在家，咸丰帝叫他帮助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任务只是“搜查土匪”。一八五三年二月（咸丰三年正月），他到长沙办事，首先区别了团与练。他所说的团就是保甲，选择所谓“公正绅士”（事实上是最凶恶的绅士）当团绅，在本地清查户口，捕捉“匪人”（主要是当时的革命分子）；他所说的练则是训练乡兵，集中县城，随时出动镇压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办团，不重在办练，凡是绅士族长来请办团，就发给乡团执照、族团执照，使有约束乡、族，放手办事的权力。办练必需地方官主持，兵数不求多（约四五十人），更不求各县都练。实际上却是授权反革命绅士普遍办团，自己在省城募勇办练，不让地方官绅办练敛钱，既免分他的兵权，又免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说他办的是官勇不是团丁，足见他开始就有以官勇（临时招募）代官兵（绿营兵）出省作战的野心，不过形式上采取所谓保乡自卫，藉以减轻、避免各方面的阻碍（如本省文武官的仇视、排斥，邻省的求援，咸丰帝的严令出战，新兵的不愿离乡土）并藉以实现他的训练不完成，准备不充分，决不出省境的主张。
曾国藩办团的方针是大张绅权，在省城设“发审局”，凡团绅送被捕人到局，立即处死，禁止尸亲呼冤，又禁止向团绅讲理。他竭力提倡团绅捕人，地方官杀人，捕人要多，杀人要快，官杀人“不必拘守常例”，绅捕人“不必一一报官”。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险境，大家叫他“曾剃头”，形容他杀人像剃头发那样多。他感觉到公论不容，给咸丰帝上了一个奏章说：“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丰帝大加褒奖，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巡抚们也就不敢公然对立了。这样，曾国藩成为湖南土豪劣绅的首领，同时也得排除某些阻碍，进一步完成他的办练计划。
曾国藩办练的方针是封建团结。练勇与将领全用湘乡人(湘军、湘勇由此得名)。练勇招募落后的农民充当以便制驭。将领选取至亲、密友，以及秀才、童生，这些人多是罗泽南(与曾国藩同学，也讲程朱道学)的学徒，平时讲究所谓“忠诚”，声称愿为保卫“圣道”“伦常”而死战。事实上他们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求富贵，曾国藩也不愿意罗泽南势力独盛，采用收门生的方式，使罗氏学徒争着拜曾氏做老师。湘军人将王珍(即王鑫)不服，说“我的老师只有罗山(泽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终被排去，其旧部后来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军。曾国藩用同乡、同学、亲友、师牛四种关系团结湘军，造成私人军队谁招募、服从谁的作风，同时又奉他为唯一的独裁领袖。在左系湘军成立以前，整个湘军只服从曾统领一人，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各个营独立，彼此不相统属，除服从曾国藩，不受其他仟何人节制。近代车阀军队从曾国藩湘军开始，李鸿章淮军、袁世凯北洋军等等军阀军队一直继承着。并且愈演愈烈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军队。
太平军占领土地在长江沿岸，非水师不能决胜负。因此曾国藩用更多的力量筹办长江水师，大造船舰，尤其重视洋炮，要求咸丰帝向广州购买千余尊，装备战船，洋炮不到，决不出战。他崇拜洋炮，赞美备至，认为战胜的决定因素。
一八五四年三月（咸丰四年二月），湘军水陆两军组织完成，大举出战。陆军五百人为一大营，非湘乡人营官所统乡勇称小营，附属于湘军各大营。陆军凡十三营，五千余人。水师战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营，五千人。官员、练勇、工匠、夫役水陆共一万七千人。湘军将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学作基本的封建主义的武装，在军事上有相当周密的准备，在湖南后方有豪绅地主的拥护，算是当时有力的反革命军队。
湘军出境，曾国藩请求咸丰帝发给他空白执照四千张，内捐虚衔执照、捐监生执照各一半，派专人在湖南（湘军根据地）、江西（湘军进攻的目标）、四川（湘军饷源之一）等省募捐。大规模开捐，筹饷是目的之一，主要还在让那些缺乏社会地位的反动分子取得绅士资格，在本地办团。他的主意是“以绅辅官，以民杀贼，庶可佐兵力之不足”。（《奏参江西巡抚陈启迈摺》）
曾国藩反革命事业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于争取满洲皇族的信任。他办团设“发审局”，杀人如麻，负责局员二人，其一是满人裕麟。他练乡勇，遭绿营将领（多是满人）猛烈反抗（甚至采用兵变方式），乃用色钦额总管营务，保举塔齐布升任湘军大将，二人都是满人又都是绿营出身的军官，使绿营反抗不成大害。后来出境作战，总是上奏章，夸张塔齐布的忠勇和战功，说他们“二人亲如兄弟，合如胶漆”。塔齐布死后，特别尊崇多隆阿，曾一度推他作统帅，指挥湘军大将攻安徽陈玉成军。曾国藩力求取得满族统治者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杀汉族人民，就是小事细节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二 与太平军相持（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一八五四年三月（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水陆军准备出战，首先颁布一道叫作《讨粤匪檄》的文字。这篇檄文充分表现湘军将领的封建性、汉奸性，大意如下：
（一）“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江西、安徽、江苏）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针对太平军老兄弟新兄弟的区分，挑拨内部分裂。
（二）“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谓田皆天王之田”，“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针对太平军之崇奉耶苏与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着重号召读书人反对天主教，保卫孔孟圣道。这一号召不仅对当时的读书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分当时还散布在民间的守旧观念。
（三）“粤匪焚郴州之学宫（孔庙），毁宣圣（孔子）之木主”；“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关帝岳王”“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针对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心理，挑起宗教仇恨。
太平军宣布的民族大义，曾国藩却一字不敢提到，只说几句“今天子尤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连他自己也不能相信的鬼话。在宣传上，太平军在反满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湘军在反对天主、保护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响。在军事上，太平军纪律严明，绝不骚扰，到处受人民欢迎；湘军攻城夺地，尽量烧杀抢掠，将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战也非常凶悍。在政治上，太平军领土内一般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比较改善；湘军实际是曾国藩率领若干股贼匪，出省恣意杀掠，但他代表全国所有反动黑暗势力，又以投降主义的方法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矛盾以及中国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种程度的反革命团结，基础也还不弱。太平军和湘军在这些条件下进行十二年战斗，相持阶段占了八年。最后太平军失败了，这却不是因为湘军有什么特别的本领，而是因为太平军一部分领袖到了南京就不图进取，日趋骄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结果。
正当湘军初次出发的时候，太平军攻入湖南，进军长沙附近。曾国藩自率一部分水陆军攻靖港，湘勇溃散，曾国藩三次投水寻死，都被随从人捞起。陆军主力塔齐布，水军主力杨载福、彭玉麟攻湘潭大胜，挽救了他的湘军。他描写这次战功说：
“水勇开放大炮，专意射火焚船。是时北风甚劲，顺风纵火，遇船即着，自卯至未，烧贼船六七百只。长发（老兄弟）、短发（新兄弟），逐浪漂流，红巾、黄巾（太平军服装）随波上下，岸赭水温，同归浩劫。水战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会奏湘潭靖港水陆胜负情形摺》）
他把惨杀当作痛快，后来每次战胜，总是用痛快的表情，绘声绘色的写出屠场惨景，宛然一副一副的地狱图，向满洲皇帝报功请赏。他的汉奸刽子手立场的坚决，真像顽石一般。
靖港、湘潭战后，太平军退回岳州，曾国藩乘机重整水陆军，裁去溃勇五千，补进罗泽南军营。罗营军官全是罗们学徒，战斗力很强。陆军有塔、罗，水军有彭、杨，湘军进一步坚强了。一八五四年八月（咸丰四年七月）湘军攻陷岳州，十月（九月）攻陷武昌、汉阳，一八五五年一月（十二月）进围九江，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
曾国藩出境作战，感到三个困难：
第一，太平军作战勇敢，“愈剿愈多。愈击愈悍”，湘军死伤极重，锐气挫损。曾国藩乃提倡兽性来报复泄愤，“振作士气”。例如兴国、大冶战斗，获俘虏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迟”；九江成外获俘虏十二人，立即“凌迟枭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目凌迟”；武昌成外太平军新兵战败，“带回七百余人，全数斩决”。崇阳战斗擒获七十余人，杀死祭阵亡将士，祭毕，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在曾国藩兽性示范下，湘军的残忍是从古少有的。例如一八六二年七月（同治元年七月），湘军攻破宁国府，“大呼直入东门，……一律斩剃无遗”。过了两个月，还是“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请简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片》）。贼匪逊湘军的残暴，野兽逊湘军的贪婪，贼匪兼野兽，才是湘军的真面貌。谭嗣同描绘这个真面貌说：湘军以戮民为义，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仁学》卷下）事实上湘军攻破一城，就是屠灭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批示徽州知府刘传祺禀》），就是全城生命财产，顿时化为乌有。
第二，人民拥护太平军，敌视满清。许多记载都说：“民贼合一”，“民不恨贼而恨兵”，“贼如梳（没收富贵人财产），兵如蓖（无所不取）”。曾国藩自己也说：自岳州以下直至金陵数千里，小民蓄发纳贡，习为固然，虽经谕令剃*发，而乡民狐疑观望。官军稍有挫衄，则四面皆贼，饷道易断（《水师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摺》）。又说：官兵有骚扰之名，贼匪有要结之术，百姓不甚怨贼，不甚惧贼，且有甘心从逆者。官兵过境，无物可供买办，无人可为向导（《水师小胜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摺》）。派出探兵，多被乡民擒杀（《陈明邻省援兵协饷片》、《曾国华殉难三河镇摺》）。于是曾国藩的兽性发泄到人民身上，纵兵烧杀抢掠，残留的人民强迫剃*发，作为投顺大标记。英人呤俐*《太平天国革命史》称太平军纪律严明，沿途破坏大多为清军所为，责英国援助清军为不义。容闳《西学东渐记》对太平军、“官军”曾作公平的记载，他说：“居民对太平军较为信用，商不辍业，农不辍耕，无荒凉景象。而太平军对人民，亦未闻有虐待事，相处甚得。”又说：“运河（江南运河）两旁之田，皆已荒芜，草长盈尺，满目蒿莱，绝不见稻秧麦穗。旅行过此者，设不知其中真象（指清军烧杀破坏），必且以是归咎于太平军之残暴，殊不知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以予等沿途所见，太平军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极严之军法。”就是曾国藩在同治二年《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里也承认：太平军“禁止奸淫”，“听民耕种”，“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南京攻破以后，太平军还是“民心未去”（《复陈逆酋李秀成正法片》）。他为要取得胜利，乃大烧大杀，做到“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游无水之池”，“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他见长发人便杀，实际就是见人便杀。强令中国人民当满洲贵族的奴隶。
第三，湘军是贼匪组织,目的在抢掠,抢饱了就“思扬*”，就是说想逃散。咸丰四年，曾国藩对咸丰帝报告攻破武汉以后的情形说：“水师抢船太多，私匿藏货，破城以后，水陆弁勇各获财物，颇有饱则思扬*之意”（《水师搜剿襄河续获大胜摺》）。田家镇战斗“各勇夺获贼船至五百余号之多，彭玉麟恐船只太多，争夺贻误，又恐众勇饱则思扬*，遂将夺回之船，一并焚之”（《官军攻破田家镇烧尽逆船收复蕲州摺》）。这还不是强盗争赃的图画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奋怒以卫吾（孔、孟）道”（《讨粤匪檄》）？曾国藩要巩固军队，乃用一暗一明两个办法。暗的办法就是纵兵殃民。例如湘军驻扎石埭城，绅士们间接向他们诉苦说：“兵勇拆毁房屋，以作柴薪；捉去归民，为伊搬运；所有店铺，被兵勇辈占居买卖；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实攫取室中器物；城乡内外，房屋完全者百无一二；如此横行，以致归民有官兵不如长毛之叹”（《石埭绅蓍致在省诸绅书》）。这是平时驻军的情况，战时杀掠算作军功，谁敢向他诉苦呢？他在事情无可掩蔽的时候，训斥军官一顿，表示维持“纪律”和“声誉”。明的办法是虚报战功。凭他善于做文章，把湘军写得战无不胜，一方面取得满清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笼络饱则思扬*的军心。湘军保至三品以上的军官，不下数万人（《陆军借补小缺请饬部核议片》），使这些人贪利又贪官，升官无止境，贪利也无止境，继续留在军营当贼匪。也有整营的官和勇，抢饱了不愿打仗，曾国藩只好全营解散，另招一群“深山穷谷寒苦之民”来补充。湘军始终依靠“贪”“残”维持它的“战斗力”。
一八五五年一月（咸丰四年十二月）湘军围九江，至一八五八年五月（八年四月）陷九江，一八五九年七月（九年六月）陷景德镇，江西入湘军手，前后凡四年半。中间经无数次大战，陆军主将塔齐布、罗泽南（六年三月回救武昌时毙命）都被太平军击毙，水军战败被分为内湖（鄱阳湖）外江（长江）两部，形势常在危急中。曾国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道路，从浙江方面获得闽浙的饷银、食盐及上海的关税、厘金，湘军不断溃败，终得免于散灭。石达开主持江西军事，曾国藩最怕他，说他“狡悍为诸贼之冠”。一八五六年九月（六年八月），洪、杨、韦内讧，石达开驰回南京，咸丰帝喜出望外，令曾国藩准备石达开来投降。曾国藩到底是老练的，他答复咸丰帝，深怕石达开执朝政，说：“若其石逆胜而洪韦败，则该逆挟诡诈以驭众，假仁义以要民（结民心），方且飞扬自恣，未必遽有投诚之心”（《江西近日军情据实复奏摺》）。他又知道即使石败也不会投降，说他曾劝太平军九江守将林启容归顺，伪造文件骗瑞州守将赖裕新离防地，均无成效，还是切实备战要紧。果然，石达开出南京后，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曾国藩大恐慌，急令大将曾国荃、李元度率湘军主力攻石军后路，大将李续宾（罗泽南部统将）出全力攻陷九江，石达开是孤军，不得不退出浙江。
太平天国的内讧当然是此后太平军失败和曾国藩成功的一个决定原因，但太平军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两个健将，并未使曾国藩得到顺利的成功。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咸丰九年十月）曾国藩定四路攻安徽计划，曾国藩、曾国荃任第一路攻安庆。太平军安徽主将陈玉成骁勇善战，联络捻军，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八年十月），三河镇大战，玉成击毙李续宾、曾国华，罗泽南旧部全军歼灭，曾国藩畏惧陈玉成，出全力对抗，才能支持。一八六0年五月（十年闰三月），李秀成、陈玉成合攻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栋败死，大营溃散。秀成军攻取苏州，直入浙江境。满清朝廷感到生命危险，发生空前所未有的慌乱，第一次给曾国藩地方政权，叫他署两江总督，带兵亲往援救，“保全东南大局”。江南大营（向荣自广西率绿营兵尾随太平军到南京，驻兵孝陵卫，号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死后，即用旗人和春为统帅。照咸丰帝的看法，满洲统帅与汉人曾国藩对立，绿营兵与湘勇对立，湘军在外围战胜太平军，满洲统帅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满洲统治者的威信。大营溃散，咸丰帝的计划失败了，曾国藩取得两江总督，表示湘军势力大进了一步。不过曾国藩并未应命赴援，他认为安庆城围一撤，全局败坏，不可收拾，坚决不离开安徽。当时满清的形势确是异常危急，江浙迫于李秀成，鄂豫皖困于陈玉成、张洛行，江西又为李世贤、黄文金所攻入，这种局面，迫使曾国藩也不得不压抑一下曾系湘军独占战功的思想，保荐左宗棠帮办军务，当自己的助手（实际是胡林翼保荐，咸丰帝重用左，分曾军权），保荐沈葆桢（林则徐女婿，不满意穆彰阿派的曾国藩）守江西，保荐李鸿章办淮军。他对李鸿章特别重视，说“该员劲气内敛，才大心细”，挑选长江水师打仗得力的将弁，交李鸿章使用，从此出现了左系湘军和李系淮军。
正在这是，又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使满清的统治更见危急，也使曾国藩的毫无民族立场的汉奸本质更见发展。这就是英法联军之占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胁到清室与整个中国的生存。照常理说，这是满清立国以来的空前巨变，忠于皇室、忠于圣道的曾国藩应该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实却完全相反。曾国藩仍旧坚持他的军事计划，自己专攻安庆，江西交给左宗棠，准备从江西入浙江，对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则预定投降、丧辱，悉所不计。他在《奏复胜保请飞召外援摺》里说：“俟该夷就抚。”胜保的所谓外援自然是指湘军，但这个外援这时却不是咸丰帝的外援，而是英法的内应了！形式上他是说要英法就咸丰帝之抚，但这显然只是要咸丰帝就英法之抚的阿Q式的说法罢了！当时咸丰帝调湘军上谕说：“情形万分危急，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曾国藩却拒绝调兵，直接提出“抚”的办法。他知道对英法侵略者接仗，只能丧失兵力，破坏反革命的内战计划，不如投降妥协较为便宜。满清昏聩卖国，曾国藩精明卖国，他的才干胜任反革命的内战首魁，因之他也胜任卖国能手。
当英法反动派联合的军队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清政府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的时候，曾国藩正在江西、安徽埋头作反革命的内战，连打败仗。中、英、法和议成功，法国、俄国的反动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军，美国反动派要求从海道运漕米到天津，曾国藩赞成“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尤”。法国刚把他的“皇上”驱逐出北京，还不曾回来，也要“奖而允之，许其来助”以反对太平天国（《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摺》）。他的头脑里，确是除了反对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没有别的思想。《北京条约》后，英法与满清的勾结进了一步。一八六一年六月（咸丰十一年五月），帮助满清的英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关）建议进口鸦片每箱加课新税，用税款买外国小火轮及枪炮，法国也愿出卖枪炮并派人传授制造法，咸丰帝很满意，征询曾国藩意见。曾国藩完全赞成，认为“我皇上圣虑周详，安内攘外（！）之至意”（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他要求咸丰帝订购洋船未到前，马上先拨给两只从美国租来的破旧轮船使用。在利用外国人力物力以屠杀人民时，曾国藩就全然不管什么中国文明与外国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国侵略者当作救命王，把本国人民当作唯一的仇敌，假“安内攘外”之名，行“按内让外”之实，假尊孔复古之名，行亡国灭种之实，这正是曾国藩传给后来统治阶级的“不朽”衣钵！
曾国藩坚决围攻安庆，一八六一年九月（十一年八月）终于被他攻破，屠杀城中太平军二万余人（老弱妇女在外）跳水图逃的又被水师截杀，“实无一人得脱”。他自称大快“人”（兽）心，向咸丰帝报功，不料这个满洲主子在八月里因荒淫过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恸绝”，说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时候博他一笑。
三战胜太平军（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
咸丰帝死去后，西太后当权。她知道要灭太平军必须依仗曾国藩，又知道曾国藩是一个十足可靠的大奴才。她大胆交给他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大权（十一年十月）。他获得满员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权力，在这一时期中，高度发挥了他的反革命才能，尤其在对外关系上，他善于把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势力相配合，依赖外国来取得反革命内战的胜利。
上海是外国侵略中国的根据地，李秀成军取江浙，官僚豪绅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为反动分子的集中点。一八六0年，上海反动分子组织“爱国会”，出资顾用一个美国流氓华尔（FrederickTownsendWard）成立常胜军，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从“人民如海，货物如山”，“关税每年数百万两”一点看，上海是最大的“饷源”；从取得洋船洋炮洋兵“助剿发逆”一点看，上海是求外国反革命援助唯一的途径。他看到上海是决定反革命与太平军内战胜败的关键，他就奏请“联络洋人，协力守御”上海。一八六二年二月（同治元年正月）《议复借洋兵剿贼片》里说：“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前面的“可”是直率的，后面的“不可”却是一时的装腔作势，随后他也就派军队与洋兵“会剿”内地了。初时，英法美驻北京公使要求出兵助攻，江浙绅商向清政府请愿借洋兵，清政府动摇不定。四月（三月），曾国藩派李鸿章带淮勇往上海，准备“会剿”。五月，常胜军联合英法反动派的军队攻入嘉定、青浦两城，太平军围城猛击，外国兵逃回上海。左宗棠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李鸿章也说：“沪中官民向恃洋人为安危，乃援贼未来之先，洋人分兵四出，援贼大至之后，洋人敛兵不动。”曾国藩看出只有左李军加上洋兵，才能对抗江浙境内太平军，因此，更坚决的主张“会剿”，藉以牵制李秀成援南京的兵力。清军与洋兵合攻城池，洋兵得财物（抢掠），清军得土地（当然也抢掠），曾国藩主张的所谓“会剿”办法，就是这样无耻的鼠窃狗偷行为。
曾国藩本人驻安庆，一八六二年六月（咸丰元年五月），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至雨花台。九月（八月），李秀成猛攻湘军，血战四十六日，秀成军败退，南京合围。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年十月）李鸿章、戈登陷苏州。一八六四年四月（三年二月）左宗棠陷杭州。清政府催曾国藩迅速攻下南京，令李鸿章带兵来助。曾国藩拒绝李鸿章，说最好教他带饷银来，李鸿章也就托故不敢来。这是曾国藩与李鸿章之间最显著的一次矛盾表现，像他那样老奸虚伪，为什么不能掩蔽这个矛盾呢？湘军起初利用饷银招诱破了产的游民当练勇（饷比绿营兵多三倍），出境作战以后，官、兵主要收入是抢掠财物，掳获金币珍宝不可胜计，流行着“军兴不乏财”的谚语。曾国藩在咸丰七年《恭谢天恩并吁请开缺摺》里也说：湖南练勇“以以投营为名（官爵）利（抢掠）两全之场，以战阵为日用常行之务；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络绎不绝，父缺子代，此往彼归”，造成湖南省绅士流氓痞棍大发贼匪财的热闹场面。抢掠，鼓舞了湘军的“战斗勇气”，也强固了湘军夺取南京的“战斗决心”。因为当时“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摺》）。湘军志在独吞，决不允许别人来分赃。这就是湘军拒绝淮军来助，各营轮流苦攻，不惜任何严重损伤，围城二年以上，病死二万人，战死八九千人，而作战竟始终不懈的原因。
一八六四年七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攻破南京，“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的勇敢，他说：“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韧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摺》）。从敌人的口中，正显出了太平天国的将领士兵，乃是中国民族伟大的英雄的战士。他们为了反对满清统治者、外国侵略者和汉奸的联合反革命势力，为了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社会改革，忠贞不屈，视死如归，悲壮激昂，可歌可泣。曾国藩辈无情地杀戮这样大量的民族精华，不是穷凶极恶罪该万死的民贼是什么？他大报杀人功，对财物却说“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贼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摺》）。
南京为什么变为“全无货财”的空城呢？原来南京的一切财物，特别是江南民间的财物，已都完全被湘军洗劫一空，曾贼只好说一句“为从来罕闻之事”来掩饰。曾国藩看到《李秀成自述》，畏惧李秀成深沉机智、可能设计分化湘军与满清的结合。如果李秀成到了北京，利用满清政府一向疑忌湘军的潜在裂痕，进行谋略，万一发生作用，对曾国藩将是不利的，所以决定违抗“御旨”，把李秀成留下自行处置。这时再也顾不得他一生标着一个“诚”字的假面具，删改了李秀成的自述，匆促地杀了他以灭口。秀成受凌迟极刑，死讯传出，南京居民罢市哀悼这位伟大的英雄。就是他的敌人戈登（C.C.Cordon)也认为他是太平军中“最勇敢的，最富于才情的、最具有进取心的领导者”，“他的死亡，是值得惋惜的”。曾国荃抢得宝物金银最多，湘军老将如多隆阿、杨栽福、彭玉麟、鲍超等心怀嫉妒，借不同意擅杀李秀成为由，纷纷向曾国藩告退，曾系湘军几乎闹到争脏火并的局面。反对派左宗棠、沈葆桢又向清帝攻击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事载《湘军志》：《曾军后篇》）清政府本想从审问中查究出金银所在，但在曾国藩提供裁撤湘军三四万人的交换条件下，又看到将领争夺财物，形势紧张，也就追认拒绝献俘，擅杀李秀成为“合法”，把危机和缓下去。曾国荃给李鸿章信里说：“李秀成擒获后，弟遍刺以锥，流血如注，随即传置槛车（囚笼）中。”曾国荃对这位民族英雄施行如此的毒手，不是简单的为了泄忿，更不是强迫投降，而是逼供南京藏金的地窖。李鸿章给友人信说：“沅翁（曾国荃）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当局固无如何。后贤难竟厥施（后来的地方官难于完成恢复的工作），似需百年方冀复旧也。”湘军烧杀抢掠的惨酷，一群匪魁自己供的够清楚了。曾国藩杀李秀成，大裁湘军，令曾国荃称病归家（托辞回家治疥，而曾国藩长着极重的痫，不曾回家医治过）都是为了掩护湘军贼匪的暴行。但国荃在家乡大建私第，置肥田一百顷，不纳租税，声名仍是恶劣不堪。
曾国藩入南京，急办三件大事：首先是盖造贡院，当年举行乡试，提拔江南士人（地主绅商的子弟）；其次建筑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发给全饷；同时强力裁撤湘勇（不发欠饷或名义上发欠饷），一部分交曾国荃押解回籍，一部分流落南京，因索欠饷及其他非法行动，又被曾国藩用惩办游勇名义杀死无数。曾国藩不仅消灭了农民起义的太平军，而且也消灭了农民中受骗从逆的大部分湘勇，食战胜之果的只是满清统治者及一批拥护封建旧制度的士大夫，买办和大地主。
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时反动派内部的各种分裂表面化（一八六四年——一八七二年）
曾国藩正在江南巩固他的胜利成果，北方另一支反抗满清的农民军捻军势力又已大张，满清两个大师----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蒙古人）与湖广总督官文束手无策，清政府不得不再用湘军，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同治三年十月）令曾国藩带兵带皖鄂交界处督“剿”。曾国藩深知满清想在攻捻战争中造成满蒙将帅的威望，对抗湘军将帅，自己再出“立功”，将更招满清猜忌，名利不保。他一面继续裁减湘军，一面推荐后起的淮军并湘军的一部分，归僧格林沁、官文调遣，保证各军服从命令。这正合满清的愿望，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原任。
僧格林沁憎恶湘淮军，说他们都不能作战，嗾使安徽地主武装首领苗沛霖杀湘军挑衅，又令部将陈国瑞与湘军互斗，奏劾湘军争功。湘淮军方面，曾系湘军只服从曾氏兄弟（国藩、国荃），左系湘军只服从左宗棠一人，淮军只服从李氏兄弟（鸿章、鹤章、昭庆），曾国藩地位高，指挥淮军，仍需通过李氏兄弟，左李互不相统，更不能统曾系湘军。僧格林沁、官文统率湘淮军，结果引起汉满两系间显著的分裂。僧格林沁败死，满清只好又教曾国藩出来统军，维持北方的危危局。
曾系湘军大部分经曾国藩强力裁撤，又因长官可口军饷，兵勇和下级军官非常愤恨，兵变到处发生。例如同治四年，鲍超部（川勇，在湘军中作战最悍，抢掠也最凶）在湖北、江西、福建兵变，李、蒋、成三军在湖北，训、义两军在皖北，金、唐、朱各军在皖南，相继哗变溃败，再加被捻军击败（攻捻中湘军只残留曾系张诗日，左系刘松山两部），湘军基本消灭了。湘军失意官勇，深抱不满，相率加入秘密反满团体哥老会，影响在营官勇也秘密入会，曾国藩严令“查获哥匪，立予正法”，与湘军士兵形成严重的对立。从此哥老会代天地会勃兴，成为有力的反满团体之一。湘军纪律，人民早有“官兵不如长毛”的定评。淮军同样“与民为仇”（《批淮军提督吴长庆禀》），曾国藩无法约束，指挥不灵，屡战屡败，只好让位给李鸿章，使淮军享灭捻的军功（刘松山部战功最大，招满清及李鸿章的疑忌，抑功不赏）。攻捻战争中，湘军本身分裂，实力保存无几，湘淮军又分裂，于是李鸿章政治地位追上曾国藩。
捻军败后，满清认湘军为“隐患”（淮军后起，战功较小，兵勇很少参加哥老会，满清扶植淮军，使与湘军对立），定计消灭湘军，令左宗棠带刘松山部与西北回族起义军战斗。同治八年，刘松山部在绥德，高连升部在宜君兵变，起因都是查拿哥老会员。将领不敢信任湖南士兵，招募北方人充当，跟左宗棠到新疆的湘军，士兵不全是湘人了。
消灭湘军，满清与曾国藩意见一致，起初利用落后的一部分农民，消灭革命的一部分，转过来又消灭被利用者，所谓兔死狗烹，统治阶级是惯用这个毒计来巩固自己的权位的。直使得满清在人民起义反抗中得转危为安，曾国藩及其同类大汉奸们得享受富贵尊荣，自然获利极大。为他们充当爪牙的士大夫，单就湘乡一县说，二品以上文武官将近一千家，这些都是豪绅大地主，占地不缴租税，官吏强迫贫民代缴，造成普遍破产的现象。曾国藩号召为保卫圣道，维持传统文化而战，他达到目的了，封建主义战胜的结果自然是少数人富贵，多数人死亡和破产。
曾国藩在内战中获得胜利以后，竭力媚满媚外来保守个人的反动成果。他替满清制造半殖民地政府的媚外理论来巩固国内统治。认为“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本部堂分内之事”专重在反对革命人民的内战（《批侯选训导计棠禀呈豫中采访记略摺》）；“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财”（《遵旨通筹全局摺》）。但如洋人并不与敦和好，共保人财，如英法联军之役，那又该怎么办呢？他认为这里应该从大处着眼：“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同治元年五月日记）。他把外国侵略者看作救命恩人，侵略是“有德于我”，要联络他“共保人财”半殖民地统治阶级的媚外心理，以曾国藩为代表而理论化了。英法联军的藉口之一就是广西人民的仇教案。一八七0年，天津又发生一起教案，因当时各地发生迷拐人口案件，河间拿获拐犯王三纪，静海拿获刘金玉，“供词涉嫌教堂”，天津拿获拐犯王三、武兰珍、安三（教民）等，也“当堂直供，系天主堂主使；此事哄传之后，人心大愤”（萧若瑟神甫：《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人民群众天主堂前与教士理论，法国领事丰大业（H.Fontanier）汹汹来见通商大臣崇厚，向崇厚开放手枪，又向天津知县刘杰放枪，击死仆从一人。人民遂激动义愤，欧死丰大业，焚烧教堂，共杀死法国领事、教士、商人十三名，俄国人三名，共烧毁法、英、美、俄教堂、洋行、住宅十处。这一类的仇教事件，本质上是人民原始的自发的反侵略运动。法国藉口仇教，又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满清令曾国藩往天津查办。在反对太平军时口口声声大骂天主教的曾国藩，这时却力主“和平”办理了，对法使预先保证杀人数目，求其满意，以至连政府中人（包括李鸿章）也不能忍受，群起抨击，说“办案当以供证为凭，岂能预为悬拟，强人就案”。这个人头贩子曾国藩坚持自己的主张，终于重办“滋事人犯”，斩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县也办充军罪），又由政府特派崇厚到法国谢罪。经这次屈辱外交，曾国藩的汉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国朝野呼为卖国贼，人人欲得而诛，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了。他自己也觉得没趣，说是“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为一生憾事。”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这个汉奸刽子手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呼声中死去了。
被后来直到现在的一切反动派所讴歌的“曾文正公”，他的一生的真相就是这样的。这些本来都是公开的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事实，但是统治阶级却把它隐蔽起来，无耻地捏造另外一套“历史”，竟然把曾国藩说成“圣贤”了。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正是和曾国藩一模一样的人物，他们不也在装模作样要群众承认他们是“圣贤”吗？客观事实对他们总是那末不幸，他们满以为“圣贤”可以掩盖些自己的嘴脸，结果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他们的“圣贤”，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嘴脸。
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尽了“继往开来”的任务。他精通极端专制主义也是极端奴隶主义的哲学----程朱道学，运用在言论上，就是满口“诚”、“礼”、“仁义”、“道德”等字样；运用在行动上，就是极度的残忍，屠杀数千万中国人民，认为“痛快”。他被《天朝田亩制度》骇倒了，要挽救封建统治者的权利，牺牲数千万人生命，说是“卫吾道”，所讲的“道”，只是少数大地主大官僚的“道”，从人民看来，恰恰是大逆不道。
曾国藩及其领导的一群人，丝毫没有民族思想。他甘心做满洲皇族的忠实奴隶，屠杀汉人。对新来的外国侵略者，又甘心当忠实代理人，认反革命的洋人不灭满清、直接参加反革命的内战为“有德于我”，不必再计较“关税之多寡”及洋奴、教民欺压人民一类“小处”（同治七年十二月日记）。他有意识地认清了要维持国内统治，必需依赖外力，必需不惜丧权辱国的条件去交换外力。他规定这个对外公式，也就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规定半殖民地的依附关系。对国内弱小民族，左宗棠杀回民数百万，席宝田杀苗族一百万，这群人把杀人当作专业，他们杀汉民数千万，当然不会放松对回苗的屠杀。当时一位有民族民主思想的今文学大师戴望，给曾国藩一类人下了定评，说是“贼盗夷狄，相帅（率）角逐”（《汪仲伊握奇图解序》），真是一点不错。
曾国藩是屠杀同胞的内战能手，一切思想行动都以反革命的内战为中心。他反对太平天国获胜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利用了太平军自身的错误，一方面是他取得了外国反革命的助力。在湖南练长江水师，洋炮不到决不出战，“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因此得出“尤需有洋炮陆续接济，乃能收愈战愈精之效”的结论（《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驻军江西、安徽逐步进逼南京，军饷来源多数是上海关卡的税银，主要是鸦片捐税。保卫上海，攻陷江浙，得力在洋兵直接参战。没有外国的反革命援助，就不能战胜太平天国。曾国藩以后，凡是反革命的内战能手，也定是卖国能手，曾国藩给这些能手启示了实例。
鸦片战争压迫中国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太平军起义揭开了救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曾国藩创造了走殖民地道路的反民主革命的反动典型。文化方面，坚守旧文化的黑暗面，拒绝外来的进步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却依赖外国侵略者的援助，合力镇压民众，在外国侵略势力保护下，保存封建权利，这样一个典型；中国一天不解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反动统治者一天不放弃这个典型的继承。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但无疑地已经极大、极重地打击了满清的统治，动摇了它整个统治的基础，满清廷廷的声威，从此一落千丈了。归根到底，曾国藩之流究竟还是没有救活了满清廷廷，只让他多延长了几天的残喘；而太平天国的人民革命精神也并没有死亡，这种革命精神的种子，经过太平天国英勇的战士们是更深地种下在人民的心中，甚至也种在由湘勇发展的哥老会的心中了。孙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国的继承者自许，并终于完成了太平天国推翻满清的未竟之业，这正如他的叛徒们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许，并幻想完成曾国藩消灭中国革命的未竟之业一样，完全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就反动方面说，曾国藩创湘军，主观上虽是为了挽救满清，客观上却也起了些削弱满清的作用：
满清侵入中国，军队主力是八旗兵，平吴三桂到鸦片战争，主力是绿营兵，两种军队清政府都有充分的指挥权。湘军、淮军是近代汉族军阀军队，清政府要通过汉族军阀才能使用。这样，满清的武力削弱了。
太平军起义前，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极大多数是满洲人，咸同两朝，湘军转战全国，督、抚、提、镇（总兵）不得不用湘淮军中人。这样，满清对地方的统治也削弱了。
鸦片战争时，满清独揽外交权。咸同以来，曾、左、李与上海绅商、买办、反革命的洋人打成一片。例如上海道吴煦劣迹昭著，被人参劾，曾国藩奏称吴煦联络洋人，广交洋商，厚结洋将华尔，吴煦的进退，关系英法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清政府得奏，不敢撤换吴煦。左宗棠经买办胡雪严介绍，以一分二厘五毫的重利向英商借款五百万两，作为出兵新疆的经费。李鸿章身兼官僚军阀买办三种性质，与反革命的洋人关系尤密，满清不得军阀同意，不能单独进行外交。这样，满清对外关系也削弱了。
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挽救了满清，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满清，汉满统治者之间，势力起着显著的变化，从此满清政权，逐渐向汉族军阀转移。但这种变化，当然是出乎曾国藩这批反革命汉奸刽子手的主观意识之外，其结果倒不是加强反革命，而是成为有利于新的革命火焰爆发的因素之一了。历史发展规律之不可抵抗的力量，正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