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其实也不是近来，准确的说是近五年来已经看到诸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的办公场所，将“为人民服务”的标语更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
近来多地似乎动作在升频，“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屡屡被替换。
其实严格来说，“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为人民服务”的某种一脉相承，并非对立。
2015年10月29日，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领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两年后，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是新时代思想的重要内容内涵。
但是就理论与实际的角度，“以人民为中心”是指导，“为人民服务”则是要求。
同时更重要的一个区别或许在于其阶级身位的变化：“为人民服务”，一个“为”字体现了党对人民的仰视姿态和自己的极低身段。
人民勤务员和人民公仆的一股浓浓的“老延安”味道，总是能够通过“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弥散开来，暖人心脾。
而“以人民为中心”，似乎多了一丝相当高阶的指挥感、管理感、支配感。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曾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
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细微的变化，体现着时代的变迁。
1
经考证，近代以来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伟大命题，是在1936年7月初，党中央迁到陕北时。
陕北山大沟深，地高气寒，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极其落后，加上近代以来历次战争的破坏，城里没有一家商店，日用品奇缺，群众买盐要赶上毛驴到七百里外的宁夏盐池去驮，一盒火柴要用十几个鸡蛋从小贩手里换，衣服布匹更是难买，有的家里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竟要穿几代人。
看到这些，初入陕北的毛主席心情十分沉重，他把中央贸易部和保安县政府的负责人请到他的窑洞里说：
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在保安城里办一个供销社？
这些负责人考虑了一下，都赞同主席的意见。
主席随后指出：
我们共产党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一切都要同群众商量。
比如办供销合作社，就是群众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你们要到群众中调查研究，看群众迫切需要哪些东西，比如布匹、火柴、食盐。你们要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
1939年2月20日，在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谈及儒家旧道德之勇时，主席又有指出：
那种‘勇’，只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
此后在1942年5月，主席在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提出“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延安那场载入史册的文艺大动员中，主席慷慨激昂：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这个「人民」指的是什么？
是占全国、乃至占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工农群体，还是占少数的、自古以来把持着生产资料垄断权与社会秩序解释权的地主阶级/精英阶层？
“人民”这一词汇，在《周易》《周礼》《孟子》《墨子》中均有出现，但此处“人民”是指全部的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人口。
共产党人使用的“人民”一词早已成为严格的政治概念，列宁在1905年曾强调说：
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词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把能够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分连为一体。
而去到1942年5月的延安寻找答案，寻找主席给出的那个至今仍颠簸不破的答案，则会更加清晰：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两年后的1944年9月8日，在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主席发表了震动天地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与《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共同被称作“老三篇”的经典之作。
张思德同志是1933年参加红军，当过机枪手、地下交通员，长征中三过草地，到陕北后曾在中央军委通信营当通信兵，曾任职通信班的班长。他纺过线，开过荒，是远近闻名的烧炭能手。1942年10月，中央军委警卫营和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合并，组建中央警备团。由于编制减少，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他毫无怨言，欣然服从组织安排，在每个岗位上都任劳任怨，踏实工作，被中央警备团评为“即知即行的模范”。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同志在为一口新挖的炭窑加固窑壁时，炭窑突然坍塌，不幸壮烈牺牲。
张思德的牺牲，引发了毛主席的深沉思考。
出身卑微，生命短暂，青春永远定格在29岁，这在当时的党内十分普遍又典型。
在党的队伍里，张思德是一名普通党员；在人民军队的队伍中，他是一名普通士兵；在整个革命的队伍中，他更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奉献者；而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则不属于卓尔不群，而是小小的一滴水。
张思德没有官职，没有财产，没有家庭，也没有豪言壮语，连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就这样赤条条得来、赤条条得去，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毛主席慧眼卓识，他从“小人物”张思德同志平凡却伟大的生命历程中看出了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胸无杂念，心无挂碍，一片天真，一片朴素，一片忠诚，一片大义。
在为张思德所作的悼念稿中，主席重墨振聋发聩：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
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此后，主席在10月4日到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看望解放日报及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的讲话中、在10月30日发表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文中、在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均反复强调了“为人民服务”。
尤其是在清凉山中央印刷厂礼堂的讲话中，主席第一次在“为人民服务”的前边加上了“全心全意”四个字。
一年后的开春，1945年4月，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致的开幕词中郑重告诫全党：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主席再次强调：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因此，七大正式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写进党章，第一次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1946年，美国记者斯特朗访问延安时，采访了主席，她把主席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传播到全世界。
斯特朗的回忆录中讲述道：
有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延安，曾问过中共领导人：“共产主义是不是一种宗教？”回答都是否定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有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共产主义怎么会是宗教呢？
但是毛泽东同志回答得最特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宗教。”
斯特朗后来评论说：
世界上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会这样说。这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虔诚，一生坚定不移。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经询问毛主席的特长，主席欣然回答说：
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特长。
作家吴伯箫当年离开延安时也认为：
从延安出来，人们第一个记得‘为人民服务’。
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十天后，同样感慨：
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真的，我要是在延安住上十一天，那我一定也会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2
“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作为对比，蒋介石与国民党也爱高呼“为人民服务”……
1947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发表演说《最近一年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之报告》，他说：
我们说党要以农工为基础，要改造社会，要为人民服务，要实行民生主义。但是本党已经执政多年，在民众中究竟已有了什么基础呢？如果我们过去真正做了下层工作，在民众中奠定了不拔的基础，那么共产党也就不至会有这样的猖獗，我们也就不会遭受国内外如此难堪的批评和侮辱了。
更为滑稽的是，那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诞生地，别出心裁地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
其服务的内容包括：发放赈济、免费治病、代写书信等。
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因为通告上说：
不管男女老幼，只要来此，就发给救济金法币二十元，或者布二尺，或者米二升。
随即“为人民服务处”门口一下子热闹起来，来的人很多。
然而几天后，胡宗南感到不对劲，每日发放物资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老百姓领走了东西之后依旧只说共产党好。
无奈，胡宗南只好停止了这个所谓的“创举”，悄悄地把“为人民服务处”的牌子摘下了。
关于国民党的种种虚伪，1943年毛主席就给出过辛辣评价：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亦有过凶狠的揭露：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
“为人民服务”不是嘴上功夫，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为人民谋福利的世界观，必须深植于血脉，成为灵魂的一部分才能开花结果。
1957年，建政近十年，针对党内有些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的状况，主席曾严肃强调：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两年后，主席又在一个批语中指出：
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主席一生中题词用语最多的一句话。
简单细数：
1944年11月15日，主席为我国卓越的新闻记者邹韬奋先生逝世题写挽词：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944年冬天，主席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
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1945年5月1日，主席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5年9月20日，主席为《大公报》报馆职工题写：
为人民服务。
1949年11月27日，中央军委工程学校（简称“军委工校）恳请主席为学校题词，他挥笔题写：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0年初，主席出访苏联期间接见在苏联学习的革命烈士后代，烈士郭亮之子郭志成恳请他题字留念，主席挥笔写下：
为人民服务。
1950年7月，李银桥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临行前主席在他的笔记本第一页上庄重地题写了：
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1960年冬天，主席为曾在自己身边做过保卫工作的辽宁公安干部杨颖题写：
实事求是，努力为人民服务。
1964年，主席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
勤学苦练，为人民服务。
1965年5月，主席为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郭国群题词：
加强学习，力求进步，好好为人民服务。
1965年7月，主席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高殿英题词：
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1965年8月，主席为庐山疗养院钟学坤题词：
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
1965年9月15日，主席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
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3
“为人民服务”，意味着官僚阶层与人民群众是一体的，意味着群众对于政治活动与发展建设是深度参与且处于较高阶级地位的。
让群众参与政治、成为国家机器的政治主体、充分实现“服务主义”，而不是沦为生产力的奴隶、国家车轮滚滚前进的牺牲品，这也就是毛主席提倡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还要「保卫社会主义政治」的缘由所在。
权力的持有人究竟是服务者还是管理者，这是决定人民主体在政策执行落地时会以如何姿态呈现的关键。
主席晚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
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应当看到，“管理主义”叙事的一大逻辑硬伤，便是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讽刺案文：
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
一如列宁在《公社的教训》中所言：
早在1870年9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宣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得尖锐了。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让资产阶级去对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担责任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使劳动挣脱资产阶级的桎梏。
资产阶级的“管理主义爱国论”贯穿了近现代史
对于今天某些“笔杆子”的落墨做派，我只能说，把他们扔到百余年前，他们或许也能在《中央日报》或《南京日报》上着文几篇，讨几块官赏。
上世纪60年代初，主席关于发动与践行群众管理的民主思想已经根据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进阶，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让人民“监督”政府，更需要发动人民来“管理”这个国家。
在带领党内一些同志阅读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还由力群同志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在读到第23章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主席给大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
他还在这段文字旁特意批注：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启幕之前，曾随毛主席重登井冈山的王卓超，有过极为深刻的感悟：
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
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
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
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
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
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那是1965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时隔三十八年重上井冈山当然不是单纯的怀旧革命，而是在追求继续革命。
五年后，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
所谓的“社会制度彻底变化”，就是指人民群众拿起被垄断和剥夺的权力，真正意义上得实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建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至于如何保证这一群众模式的效益，唯有那坚不可摧的四个字：阶级斗争。
斯图尔特·施拉姆曾经认为：
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革命战略的大师，毛泽东满可以是一个“天生的列宁主义者”，但在理智上，毛泽东不是一个纯粹的列宁门徒，因为他从未真正成功地用一种纯粹列宁主义的方式解决“觉悟”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
他的党(和它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觉悟”的思想化身，但却被与之相抵触的信念，即“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是知识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真正源泉”的信念，削弱和淡化了。
这就是之所以一生“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毛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至生命终点时，濒近晚年的老人家更是如此悲叹：
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回到关于“服务主义”与“管理主义”的讨论。
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整体国力、国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与中国传统“上治下”的文化氛围极为类似，列宁和他的党曾面对的困境极其凶险，俄皇卡萨林就颇懂得中国孔子的教义，有一次就对莫斯科的总督说：
当我们的农民要教育的日子到来时，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在俄国严峻的国内情势面前，列宁曾高声鼓励布尔什维克：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
但是半个世纪后的苏共，已经蜕变成了“维护管理主义”的暴力机器。
1962年的诺沃切尔卡斯克城反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斗争、1963年敖德萨码头工人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1965年埃里温人民的斗争、1968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奇尔奇克城的游行示威、1967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1968年至196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19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矿工争取面包的斗争——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丝毫没有触达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思，反而召来了国家武装力量的镇压。
同一时空当中的毛主席，当时在批评工作组时就反复指出：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反动路线”其要害，就是镇压群众。
内在私有制孕育的官僚主义框架，和内在公有制孵化的共产主义家园，打造的民众图景一定是天差地别的。
4
从毛主席当年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科学命题，到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式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再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再到党的二十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人民服务”，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行为准则，也是一切执政行为与施政逻辑的政治内核。
“服务主义”还是“管理主义”，根子还是在于我们站在那一边。
即“革命为了谁”的问题——九十六年前，共产党人曾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直指矛盾核心的论断：
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还记得毛主席的那句话吗：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亲率二十五万法西斯大军向我延安发动突袭。
迫于战局危急，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这在当时被海内外大肆定义为“共产党的末路”、“毛泽东走向失败”……
然而，主席却始终在与敌人的周旋中继续指挥着全国战场，从未有过信号中断或失联。
在陕北期间，主席先后住过三十七孔窑洞，正是在这些纵横沟壑之间，主席与穷兵黩武、裹挟着美国法西斯精良装备的蒋介石进行着一场民心和意志的较量。
窑洞里的毛主席临危不乱、自信吐露：
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整个中国！
毛主席当时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指出：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1947年10月10日，离开延安七个月后，在陕北佳县神泉堡，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
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也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郑重向国内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庄严口号。
同日，中央还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土地制度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那时在神泉堡重新修订的。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全军的统一纪律。
一周后，毛主席应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的要求，为佳县人民、也是为当地党委题了一副词：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在主席看来：
我们一切工作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主席给共产党人的角色和形象定位是：“儿子”、“小学生”、“勤务员”、“孺子牛”。
主席总是以高超的语言艺术表达了他的人民情怀，通过对词语与概念的意义转换，对官与民的身份的重新定位，以及在实践中的具体举措，一扫流行数千年的“官尊民卑”的传统。
这是对几千年“官场基因”的改写，有效地防止了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为人民服务”之宗旨为共产党人所谛听、所接受，它唤起了共产党人发自心底的深情和强烈的责任与义务。
它就像一粒种子，种植在共产党人心里，扎根为世界观，成为不可动摇的政治伦理和价值认同，成为每个共产党人心中的信条和最高的行动准则。
主席，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历史上与“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第一人”。
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而不是官僚主义者、特权集团和个人利益集团的，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因此，只有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挑战旧社会延续数千年的“官国”腐朽体制。
无论是在井冈山、延安、西柏坡，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席始终顽强地与各种形式的官僚特权（生活特权、政治特权，特权思想、特权作风）作不懈的斗争，带领党和人民严厉打击各种脱离群众、侵害群众利益的特权集团、官僚集团的滋生和蔓延。
他尖锐地指出：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美国学者鲍大可曾评论：
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一如主席自己所说：
不管刮多大的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那就吹倒一半；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敌对的，那么就该吹倒！
跋
延安时期，干部与群众曾打成一片，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也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彼此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整个边区呈现出了“只见公仆不见官”（朱德语）的社会新风尚——这句话，也在后来被领袖于去年二十大后率领新班子重走延安时动情引用。
“以人民为中心”不应当取代“为人民服务”，它应当是以继往开来的姿态被概括于“人民服务”的执政思路中，而绝非另起炉灶的思想理论。
正如国家领导曾强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
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百年沧桑，四十年巨变，看遍历史熙攘来往，还是「为人民服务」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