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襄樊市准备搞“双退出”，即国营企业退出竞争机制，国有职工退出国有身份。职工们不答应了。

　　“舞龙”计划把轴承厂搞得骨瘦如柴。但还要不要生存？怎么生存？董事长张德炳决定把襄阳汽车轴承集团改为襄阳汽车轴承集团股份公司，他想到股市上去募集资金。

　　那时还没有上交所，深交所门口天天排着长队等着上市，要上市就要做公关。张德炳让当时的他的秘书——后来成为襄樊市“十大恶人”之首的毛XX——带着人去公关。白天他们在武汉市办研讨会，给大家发点礼品。晚上，张德炳的秘书毛XX带着四个美女去攻关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的李大强。李大强后来是最大的煤矿——神华集团的董事长，也因为作风问题被搞下台了。

　　在湖北省公关以后，他们又到北京去了。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桥牌邀请赛，邀请国家几个大部委和北京几个大厂矿的桥牌队到人民大会堂打牌。北京的几家媒体也为襄轴做广告。与此同时，他们还登门给北京城里湖北籍的政坛领袖、军界要人和社会名流、文化显达赠襄轴的原始股。为了股票早点上市，张德炳不惜血本地抛售襄轴的原始股。他坚信只要股票上了市，以后送股、配股，再送股、再配股，投资的本钱再大也能收回来。其实不然，春天他播下20多亩的种子，后头一颗籽儿也没收回来。

　　对企业家来说，生产经营的环境是很重要的。计划经济的生产环境是天堂，市场经济就是地狱。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三角债。当时三角债弄得全国很多工矿企业奄奄一息。当时国务院总理决定拿出300个亿在东北做试点，清理三角债，结果失败了。襄轴当时也受三角债的折磨，但是襄轴是债权大于债务。欠襄轴钱的主要是汽车制造厂和全国的一些零售商。当时汽车制造厂还懂一点规矩，他们采取两种方式还债：一种是滚动式，你给他发第二批货，他给你第一批的货款；你给他发第三批货，他给你第二批货的货款。总之要压一批货。还有一种方式是抹账式，抹账式就是他拿他的产品，比如汽车，来抵债，说难听点就是强买强卖。至于零售商那是一点规矩都没有，一点诚信都没有。他们知道欠债不还，时间过长了就变成了呆账，再拖长了就变成了死账。

　　而且零售商跟当地政府、当地的黑社会勾结在一起，所以襄轴要走法律程序维权很难。当时，张德炳也采取了几项措施，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出去要债，取消了销售员的固定工资，将他们的收入与绩效挂钩。但是很难奏效。但也不是说襄轴一点钱也没有要回来，也要回来了一些。

　　我们厂里电视台转播了一段新闻。厂里多年的劳动模范、金牌销售员李某某，在表彰大会上说：“交给厂里的那些钱，是我给老板无偿干了几天家务，给老板使劲地磕了几个响头才要回来的。”说到这里，李某某嚎啕大哭。小李的父亲是从洛阳来的老工人，也是我的老师傅。看到我们的子弟在外面受人欺负，襄轴建厂的元老们心里是很难受的。

　　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就是效益不好就裁员。1993年，裁了200多名老工人，这批老工人都来自洛阳的农村，青年的时候1958年进洛阳轴承厂当工人，洛阳轴承厂是当时苏联援建我们国家的156项工程之一。1970年他们又举家来到襄阳，援建襄轴。

　　这批人下岗的时候一般都是55岁左右，职务不是技术工人就是管理干部。这样一批老工人还有余热，怎么办？厂里有资本的人动起了脑筋。襄轴建厂时的老厂长，想利用厂里一些退库的旧设备办一家五七工厂挣点钱，给这批下岗的老工人发点儿补差。厂长张德炳同意，觉得这是个善举。可时间一长，他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小工厂的调度跟大厂的调度暗中勾结，锻工分厂和车削分厂将“不合格”的——实际是合格的——产品按斤卖给小工厂，小工厂转个手又按件卖给大厂。这样挖墙脚的事，惹怒了张德炳，他把那个小工厂关了。这是建厂初期的老厂长干的挖墙脚的事。

　　建厂初期的老书记就更出格了。他在万山脚下创办了一家私营的特种轴承厂。后来张德炳发现，我们厂刚刚完成台架试验的新产品还没投产，老书记的产品已经上市了。一气之下张德炳把老书记的两个儿子赶出了轴承研究所，并发誓永不重用。

　　2002年襄轴股票上市以后，连续两年ST。张德炳又因为各种罪名被双规了。张德炳的主要罪名是帮人贷款收回扣，总金额大概是200多万，张德炳被判了无期徒刑。2021年百年大庆时，张德炳被特赦放出来了。张德炳在拘留所曾和襄樊电视台的记者对话，这一番对话在电视台转播了，记者问他你怎么干这种傻事？张德炳当时是怎样回答记者的？他说，在大气候、大环境下，你不贪是个“苕货”，“苕货”就是傻子的意思。

　　张德炳对他那200万的承包奖，一直耿耿于怀。他想贪够了200万就金盆洗手。2003年2月22日，厂里第二次减员增效。一千多名建厂的元老——老知青和转业军人，被迫下岗。每个人每个月发400块钱生活费。我就是2003年下岗的那一批。

　　第二次减员增效以后，热衷于搞私有化的省委书记急着给襄轴找婆家。有好几家大型国企他不卖，他非要卖给著名的私营企业万向集团。可能省委书记不知道鲁冠球是襄轴的冤家对头。鲁冠球当年曾经带人溜进襄阳轴承厂学做轴承的技术。鲁冠球早就是上市公司了，他配股、送股搞了几次，他的资产已经上十亿了，比襄轴多一倍，他有这个能力吞并襄轴。

　　2003年11月，襄樊市准备搞“双退出”，即国营企业退出竞争机制，国有职工退出国有身份。职工退出国有身份，就要买断工龄。当时买断工龄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老工人都退休了，都办理了内退，所以厂领导就和在职的青年工人发生了矛盾。但是青年工人又是我们的后代，所以很多房改的事、医改的事都跟厂里的老工人有很大的关系。

　　这件事情跟厂领导达不成协议，当时襄轴工人一声怒吼就上街了。襄轴几代人，老老少少上万人，把厂门口的316国道堵了，把襄樊市的一桥、二桥这两个主要的交通桥给堵了，把一桥上面通往大西南的铁路也给堵了。

　　堵铁路是要上报国务院的，所以当时的市委书记阮成发很着急，堵桥的第一天，他搞了两手——他一边与襄轴工人在襄阳最大的襄阳剧院对话，一边又调了200多名武警在桥上跟工人干仗，在铁路上跟工人干仗。结果会谈没搞成，打架他又是一败涂地。200多名武警根本不是上万工人的对手，他们被打得丢盔弃甲，第一天算是失败了。

　　第一天晚上，阮成发给他所管辖的周边的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老河口等几个地县打招呼，要他们所有的警察连夜赶到襄樊。襄樊的武警、襄樊的所有的消防车都准备好了。他想趁天色已黑，围观的群众少了，就开始新的行动。但是襄轴工人料到了这一点，下午五点钟就主动撤回轴承厂了。

　　第二天，阮成发又到亲自襄轴跟工人对话。对话时他没有一点诚意，没谈出什么。工人又去堵桥，又去堵路了。但是桥上他已经严阵以待了，他把周围的周边县市的警察都调来了。几千名警察在桥两边的人行道上，黑压压地站了几十米。汽车道上和铁路上是襄轴的工人，都是襄轴的精兵强将。在开战之前，双方都在做对方的思想工作，都希望对方缴械投降。就在双方剑拔弩张，非常紧张的时候，老天爷下雨了。真是“好雨知时节”！警察浑身上下湿透了，中午12点，一声令下，他们走下桥，不知道到哪个地方吃饭去了。

　　襄轴的工人不一样，因为那几天天阴的厉害，大家都有所准备。我那时候是带了个小板凳，想着打架时也是个武器，带了一个伞，带着塑料袋里头装了两个大饼，一个瓶子里头装了白开水，吃的喝的都有了。结果那天也没打成。到下午五点多钟，襄轴的工人又回到根据地——轴承厂去了。

　　第三天，副省长周坚卫率领省公安厅厅长、省工会主席到襄轴来，在襄轴的文化宫跟襄轴工人对话。襄轴的文化宫，也是湖北省比较有名的，盖得富丽堂皇。那一场对话很有趣。我只讲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对话一开始，省公安厅厅长就宣读治安管理条例。他说，现在是文明世界，不管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破坏交通都是违法的，都是要镇压的。有一个人走上舞台，接过话筒，气宇轩昂地说：“请问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堵了铁路，算不算违法？反动军阀吴佩孚用大刀砍死了‘二·七’大罢工的领袖施洋和林祥谦，是不是反革命的行为？”他说得省公安厅厅长哑口无言，把他的气焰打下去了。襄轴老工人中一位有名的戏迷走上台，他说：“我襄轴人堵铁路各个英雄，堵公路人人好汉。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我来一段京剧。”他就唱了一段，是《红灯记》里的：“休看我戴铁镣裹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唱了这样一段戏，得到了工人的热烈掌声。当时省公安厅厅长还说：“你们堵桥堵路的有十个领导人，我们都把他们录了像，希望他们会后到公安局去自首。”那时闹得很厉害。

　　最后，周坚卫临走之前，跟阮成发说了，谁不在买断工龄的合同上签字，就下谁的岗。他们当时承诺三天之内给工人答复。三天内阮成发做了很多工作，最后他很有把握地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因为职工代表大会是厂里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什么他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因为老工人，包括我们这些建厂的元老工人，都下岗了，都和厂里没有一点关系了。在职的工人里，领导干部都是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那种人。职工代表大会里占多数的，都是什么班组长那种有一官半职的，生产模范、劳动标兵这些人。像我们这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路见不平就敢吼两声的工人没有了。职代会里没有我们这种人，就像四川的川味里没有辣椒，就不起作用了。结果他们都举手投票了，都赞成卖厂。那次堵桥堵路最后就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给工人的买断工龄的钱加了一块钱，由914块钱加到915块钱，象征性地加了一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