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冶：我家要世世代代感谢并捍卫大救星毛爷爷（修订版）--橘子洲头

　　我为啥把毛主席叫毛爷爷？我父亲比我年长20岁，是1922年生人，与毛岸英同龄。若论辈分我自然属于孙辈之人，故敬称老人家为爷爷的。

　　一、童年对八路军的感恩之心酿成红色种子

　　1942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公历是5月22日辰时我来到人间。1943年日本鬼子来了，父亲正当年，检查国兵没合格就成了“国兵漏”，被抓去当劳工到吉林省梨树县修飞机场，一连去了三年。小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又打内战，我父亲被抓了壮丁。他不甘心给国民党当炮灰打内战，从长春跑回家来。那时候我虽然还小，在炕上就觉得房后高粱地里“哗哗”响，之后就钻出个人来爬进窗户，原来是我父亲回家了。隐藏了不几天就给抓走投入海龙监狱里。

　　这个时候，我身下的男孩儿没站下，另有个妹妹还小，不懂事的我为了逗她玩，总猫在炕沿底下猛叮站起来趴在她身边逗她玩儿。我以为她在笑，其实她是在害怕，把她吓出毛病了，一直未能坐起来瘫吧了。冬天屋子的墙上都结满了霜，烧柴就是从地里抱回来的苞米稭子。因为没干透，加到灶坑里冒烟咕咚的老半天烧不开锅，煮顿饭可不容易了。有一天我妈抱着我坐着马爬犁去海龙监狱探视我父亲。之后父亲就被弄回长春国民党军队了。

　　1945年小鬼子投降时“快趟行”(霍乱病)爆发了，俺陶家摊上了，我太爷太奶和我爷爷奶奶等五口去世了。我们这一大家就分家另过了。

　　1947年冬村里搞土地改革了。农民会设在西边一里多地远的刘大房院里。会长姓庞，原来是给刘家扛活的雇工。刘家是富农，老辈兄弟四个。老大头不在了，老二头当过甲长，老三头种地，老四头比较老实。他们少辈一大些，日子过得很充裕，土改时被斗了，定为富农;但是人缘不错，只是被分了浮财和一些土地，当家人基本无恙。

　　土改工作组的负责人姓崔，麻脸，都叫他崔大麻子，瞅着挺恶，实际却很善良。我妈领着我去农民会领浮财，崔组长看小孩子挺招人稀罕，就掐着我脸蛋儿说：“这个小国民党崽子也有份儿!”于是俺娘俩领回一棒馬，即一匹母马和一个小马仔儿。还分得一垧地。但是把馬牵回家没场圈又没喂的，它娘俩到处爽掠邻家柴禾垛，没办法就送回去了。等我父亲在黑山被八路军俘虏了问他跟走不?他说家有老婆孩儿不跟了。一起被俘的堂叔家没孩子就同意跟走了，成了解放战士，转业后成了离休干部。我父亲没跟走，八路军发给他路费回家了。他未赶上土改没分着地，家里也没牲口，就带着一垧地给丁姓中农扛活，这一垧地的的收成归自己另外再给一石高粱。

　　1949年3月村里办初级小学，我和叔叔们一起上学了。校长是孙奇，教我们的老师是女的名隗福萃。还有个闫老师是当地的，麻脸，同学们背后叫他“盐豆子”。3月份还挺冷，我穿的是棉袍，课间围着砖搭的炉子听孙老师讲故事。冷丁闻到一股咕囔味儿，隗老师发现我的棉袍子被通风的炉眼儿烤着了。隗老师赶忙给我扑搂灭。她怕我回家挨骂就领我回家跟我妈说不怪我，是怪她没照顾好我。还说了一些好话，夸我聪明听话，招人稀罕。我吗听说她和孙老师自己做饭吃，青菜下来时就让我挎一大团筐土豆黄瓜茄子辣椒带学校去。上二年级时孙老师就调到区政府了，隗老师也离开了。我们二年级和四年级就搬到一里地东边张洪军下屋的两间房了。先后由李生金和石岫岩两位青年老师教，之后换成四十多岁的王德福老师教我们这个复式班。王老师讲四年级课时我们也能听。王老师不擅唱歌，但是在大家要求下也唱了“革命的火越烧越红……”。他还教我们《大风吹散满天云》和《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课间大同学就玩打人球和撇天球，我们小的就玩弹琉琉球和“挤香油”（大伙徃一块挤，挤出去的就输了）。等升高小时就上一区中心校了，王老师也调中心校了。当时分速成班，把16岁以上的编成速成班以便让他们早毕业好参加工作。我们15岁以下的是正常班，由王老师当班主任教俩班算术。速成班由孟昭琏老师当班主任教俩班语文。因为王老师是我们的老老师，自然要比孟老师亲近的。但是我的一篇作文《我的朋友——语文》引起孟老师的好感，当成范文在两个班里范读后贴在我班的墙报上。孟老师还教我们图画课，我画了一只狗前腿支地坐着，舌头耷拉着纳凉。孟老师给了满分后贴在黑板左上角展示好几天。这样我对孟老师也有亲近感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在我报考初中时他却阻拦了我。因为招生简章规定12周岁至17周岁的可以报考。他班的多是超过17周岁的不能报考了，为了心里平衡就挑我们班不够年龄的我做靶子，不让我报考。王老师不吭声，我就跟孟老师解释说我是属马的，四月初八(后来知道是1942年5月22日)生日，报考时间是6月份已经过了四月初八，咋不满12周岁啊?无奈他放弃了对我的阻拦。校长张有新老师给我们讲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治课，我们县还出现了吴凤岐办的曙光集体农庄，斯大林给了一台拖拉机。当时都向往苏联老大哥，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庄员们集体劳动过幸福生活”。在村里成立生产合作社的晚会上，父亲打发我去听会，大伙听完会议精神后都沉默了，我替父亲第一个报名参加合作社。乡亲们奇怪地看我就问我咋这么痛快报名了，我就说合作社比互助组好，人多力量大，种地打粮多。苏联办集体农庄了，咱们县有个曙光集体农庄，将来咱们这儿也要办集体农庄的。大伙一听连12岁的孩子都说好就都报名入社了。

　　1954年7月招考时在海龙中学，校长庄英武在操场上给我们讲话。让我们安心答卷，考中考不中无关紧要，高小毕业到社会上也能做贡献。考上了继续深造别骄傲，考不上的也别灰心，要安心面对，说不定早踏上社会走在考中的同学前面呢。发榜时我们一区中心校考上10名，孟老师那班考上3名，我们班考上7名。

　　后来初级社发展成高级社，相邻的合作社合到一起就改叫作业区了。作业区下边是生产队。因为国家要发展经济让农业支援工业，生产队总摊上义务工建工厂修公路，去的劳力都要回队里记工分，生产队年终卖了粮食有收入了才能决算分配，分值就不高了，各家能把口粮领回家就没余钱了。所以我住校的伙食费就困难了。我们几个同学就徒步上学，带点儿炒面到午间用大茶壶的开水冲了喝。下午没课了我们就回家走了。下雨天道不好走，脚上泥坨子走几步一甩，于是干脆拎着鞋走。总算读完初中1957年毕业了。因为家穷想报考中专早点儿就业减轻家庭负担，但是这年所有中专学校只有一个四平师范学校招生，其他中专学校都停止招生了。因为我10门课程9科5分，班主任王思信老师让我填报四平师范以便保送，可是我心想再读三年师范还当小学教员就没报师范，便让比我少一科5分的康成云同学保送了。当时国家让一部分初高中毕业生回乡乡务农，我就回队上干活了。我毛岁才16啊，干农活不算整劳力，一样干一天才挣8分工；而妇女早饭前不打早堂，下午歇二气儿就回家做饭了也能挣7分，所以我心里不平衡了。我看草栏子里给牲口铡草的活我能干，就是铡刀把上有个横木叫铡刀拐子，一头一个人把着铡刀拐子往下摁，把擅于捋草的老桑头捋的草切成半寸长的草段供牲口吃。这样我就跟搭档一样挣10分工了。转过年1958年，公社化兴修共安水库，我就去推独轮车给坝基上土。开始不会推总是东倒西歪的，后来掌握窍门儿就是手握车把快跑，到地方把车一掀土就倒出去了，跟玩似的，不觉得累。为了省鞋就光脚推车。这样把水库修成了，队里给我记的是整劳力的工分。

　　二、参加革命了却成了“反革命”

　　回队不久福安小学（即我上学的初小）缺教员，作业区主任老叶二哥让我去，我想我若是认可当小学教员——孩子王就上四平师范了，说啥也不接受。气得叶主任提我小名说“你若不去以后再有啥好事儿也不给你了!”无奈我只好就范了。1958年8月22日我到福安小学教二年级。先去的两位同学是试用教员每月挣22元钱，我后去的是民办教员不开工资挣工分。可是这年公社实行军事化供应化吃食堂，年终不分配了，白干一年。到1959年给我转成试用教员月工资22元。填登记表时除了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文化程度外，有个参加革命空格。我填上1958年8月22日，才明白自己也参加革命了。过半年后转为正式公办教员挣30元5毛钱，被分配到十好几里外三兴小学教五年级。三兴小学有台脚踏风琴。我住校，晚上我就练习弹风琴。因为这个能力后来被调入中心校当音乐教员。我还自编过《毛泽东著作进课堂》的歌曲教唱“毛主席著作进课堂，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各分校都要去歌片儿教唱了;但是都不知道是我自编的。我还给劫夫邮去了，他让他女儿李丹回了信，鼓励我继续努力。

　　197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暑期，全县的教师都集中到山城镇学习，说是学习，其实就是搞文化大革命批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了。县级教育界哪有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呀?无非是年老的教师和校长。再就是出身高的和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我们公社就把中心校长(崔圣山、朝族)给批斗了，竟给他戴高帽游街了。后来才知道是刘邓用工作组镇压学生，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转移斗争大方向，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打击一大片，不是整党内的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边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则挑动群众斗群众。昔日的同事们有的为了表示进步就极力逢应领导的需要，开始怀疑一切，希望从同事们中找出靶子。现在已经知道了，直到7月18日毛爷爷从南方回北京扭转了刘邓资反路线才使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忠于毛主席就要有行动了。于是本来不分上下的教师群体中就出现了革命的积极分子、保皇派和逍遥派。由于父亲有历史问题，我自然当不上积极分子，但我跟当权者不近不离也不会是保皇派，只能属于逍遥派。可是到1968年我就逍遥不成了。因为开始进入请理阶级队伍阶段，生产队也开始深挖阶级敌人，我家虽然是贫农，但我父亲伪满时去过劳工，给小鬼子卖命三年，鬼子倒了，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这两段历史就成了污点。我父亲啥农活都会干，还会漏粉做豆腐，颇有人缘，生产队自然宽容待之，并未上纲上线予以戴帽。可是学校获得这些史料如获至宝就下功夫了。先是姓何的同事举报说我父亲在当劳工分队长时，他大哥死了是因为我父亲未保所致。我问父亲何老大是咋死的？父亲说是何老二逃跑了，何家想老二有媳妇和孩子，老大未成家没负担，就让老大去顶替老二。劳工活累伙食又不好吃不饱，老大去不长时间就患病了。爹妈去看他时带的荞面饺子(那年代农家很少有白面)，他本来生病没咋进食，得着饺子就吃多了。荞面不好消化，病情加重，小鬼子本没拿劳工的生命为重谈不上救治。二老回去不几天老大就死了。我问父亲为啥不给何老大担保?父亲说：一个分队有八九个人，小鬼子实行连环保。其中有一个跑了就拿其他几个人是问。老二跑了一次，大伙都担责了，这次老大来了说不准他跑不跑。所以谁也不敢担保。我父亲是分队长，啥权也没有，就是领着干活。分队上边有小队，小队上边有中队，中队上边有大队。可是我们学校中心校的崔校长是朝鲜族。他汉语不太通，对劳工的编制也不了解，就按解放军的编制比较。解放军的分队是连队。军政警宪的反革命分子核定标准：军是连长以上，政是保长以上，警是警长以上，宪是宪兵以上。也可能在山城镇学习班时他挨了斗，这会儿他得把了掌握了文革大权了，很想心里获得平衡搞出点儿成绩来。他就认为我父亲这个分队长够杠了，这样我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子弟了。对此我不服自然就要解释，则被认为“不老实”，就开全公社教师大会围攻我。我自然不能挺着被整就极力辩解，他们就升温加火。看我仍是不就范，就想从作风方面找突破口。因为我体音美都擅长，各班办墙报都找我给画报头，排文艺节目也请我给辅导。因此各班主任老师跟我都挺好，女老师也不例外。于是他和积极分子们一商量，就把女老师招集一起(我爱人除外)让大伙回忆，我在她们跟前有啥不轨行为，企图给我弄出作风问题以“道德败坏”罪名把我打成坏分子。我看穿了其中的阴险目的就写了大字报，是用箭杆瓤子蘸墨水写在报纸上，急急忙忙贴了出去。

　　大伙都看了大字报，我也出了一口气。我以为能驳倒他们；可是有位姓任的积极分子说我在毛主席脸上打叉，给毛主席判死刑。于是又开全公社教师大会批斗我，说啥的都有，说我要把红太阳抹黑了，把我写的大字报展示在会场上。我写的“败坏他人名声”的“人”字惹了祸，那一撇一捺的捺画到报眼处放光芒的毛主席头像上了。就这样我不得不弯腰低头向毛主席请罪了。他们看我老实了，气焰被灭了就展开批斗了，上纲上线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跟国民党分部的田老师、三青团员石老师、富农出身的沈老师、右派分子某老师等一起在操场上挂牌请罪。给我挂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我大女儿刚四岁从托儿所出来看见了，回屋问她妈“爸爸干啥呢?”

　　听说学校出现了反革命，公社立即成立了审查我的专案组，公社马秘书带队抄了我家，把我的日记、书信和就读吉林函授大学的作业文艺习作都带回公社审查。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我成了重点清理对象。正好赶上贯彻公办小学下放大队来办的“侯王经验”，贫农代表李连贵进校管理学校了。不仅仅是我了，一共有十对夫妻教师(不是男方有问题就是女方有问题)被下放回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本来是社员出身，下地干活不打怵，就决心当社员了。回队第二天我就上队劳动了。到10月末解放归队回学校了，我就挣了3000多工分。有的回队一天农活未干。我就想看我不当教员能不能养活老婆孩儿。所以一天工也未缺，因为水旱田都有，下雨天就干水田活。可是我归队后，生产队分山柴都未给我。白干了。但我不后悔，接受教育了，让我不忘的是一个比我大一岁的边老闷儿（不爱说话而得名）看我刚回队心情不佳，说了一句“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一改常说的“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的消极，使我此后不管遇到啥处境都能面对现实一往无前。

　　三、离开教育战线踏上文学道路后搞起职工教育

　　1970年县里“双先”表彰会后，我们公社三兴大队支部书记刘景山成了典型，公社要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宣传刘景山带领社员治山治水改变山乡面貌的模范事迹，公社想起我了。马秘书在审查我的抄家物品时看见过我写的文艺习作独幕话剧本，就让我写剧本。由县文化馆下放的五七战士吕厚富领队，回乡的五高中毕业生于振声做导演，挑选20来个能拉会唱擅于表演男女青年组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编写了独幕话剧《挖山凿井》，还编了小演唱、快板书、对口词、三句半、锣鼓群，小歌舞等一个半小时的文艺节目，下到全公社16个大队各小队巡回演出。完成了公社党委的交给的任务。转过年来县里要搞全县文艺调演，我们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被邀请参演了几个节目。1971年县文化馆为迎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30周年搞征文活动，借调我协助工作。1972年正式调入县文化馆从事基层文学辅导工作。为了给文艺文学爱好者提供练笔园地，我创办内部刊物《文艺习作》发现培养一批业余作者，后来有多位成长为省作协会员，甚至还有几位成为国家作协会员。

　　我感谢毛爷爷共产党八路军，若不是在辽沈黑山阻击战中俘虏了我父亲，并放回家来，我就不会有后来的一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前面说的瘫痪妹妹死掉了）;若不是搞合作化成立生产合作社，我父亲只能给人家扛活；若不是人民公社化了，我也不会从社员当上人民教师；若不是文化大革命挨整被抄家了，我是不会被发现的，就不会调入县文化馆踏上文学道路的。当时教师队伍想改行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不记恨文化大革命，相反我感谢文化大革命。1985年5月从县文化馆调入县（后改为市））总工会任宣教部长主管职工宣传教育、文化体育，凭借自身的文学修养和不甘人后的拼搏精神，把职工宣传教育搞得风生水起。:在省总工会开宣教会议上听了吉化公司党委书记李奇生做的报告，吉化公司污水处理厂有个当时留长发穿喇叭裤的玩世不恭的工人叫王凤山，跳进污水处理池里救了个落水儿童。公司就开展职工大讨论的活动。会后我就去吉林市吉化公司采访来了李书记和他们的典型工人王凤山。回来就写了《润物细无声———吉化公司的大讨论》的采访纪实，搞了职工学习报告会，掀起了全市职工学先进赶先进的活动。评选一批典型人物，激励并形成了思想品质道德素养的增进。我总结了5条办法：理念教化、典型昭示、形象感悟、竞赛激励、意识灌输。当时“理念”“教化”“感悟”等词汇鲜有人用呢。我就编在《职工思想教育材料》里了，并寄给全总宣教部。我进京后还看望了调任全总副主席的李奇生和宣教部的领导，谈及我是梅河口总工会的宣教部长他们都有印象。我连续搞了三批职业道德标兵表彰活动。首批受奖者李凤琴获全总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第二批受奖者鄢亚琴被选为党代表参加十五和十六大；笫三批受奖者陈连福从县级市领导逐级升至最高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交班后为正部级专职检察员。由于积累了充分的典型事迹材料，加上评论感言和相关杂文就编印两期《职工思想教育材料》。全总副主席陈秉权到我省视察时特来梅河口市总工会听汇报，自然看见了前一本成书和后一本书稿的《职工思想教育材料》。，便高兴地题写了书名。

　　除了日常的普通的份内工作外，我还发现了红梅镇农业中学初中毕业以刻戳为生的农民徐宝贵，他研究古文字，考究了几个甲骨文致信给郭沫若得到了认定，于是面见了这个潜人才，采写其成才之路《黄土岗上茅草屋里的学者》发表在《吉林工运》期刊上引起反响后，吉林日报以一整版报道了徐宝贵的事迹震惊了全省。于是我就搞了自学成才典型表彰大会，省总工会宣教部部长郑义到会祝贺。接着评选一批自学成才新人，激励并形成了自学上进的良好风气，提高了职工的业务能力。

　　为推荐徐宝贵这个稀有人材使之人尽其用，我竟冒然上书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李瑞环，李瑞环让秘书李昌鉴批给吉林省委副书记的谷长春:情况属实尽快落实解决。我获得这个批示复印件后汇报给杨忠国副市长，先把徐宝贵的身份转变成正式职工，商定办法是让鞋厂的都厂长采用徐宝贵。通过这个运作后，我就带着徐宝贵先去东北师大中文系见了孙晓野教授，后去吉大古籍所见姚孝遂教授，姚教授留下当助手。干了一段时间因他没有文凭不能转正，我就领他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研究所见李学勤先生，李学勤提议找裘袭圭，我俩就到北大见了裘袭圭教授，裘袭圭想用，我俩就到人事处，人事处支到吴树清校长那儿，我俩就见了吴校长，吴校长看了徐宝贵的个人资料表示欣赏，就让人事处给安排在中文系裘袭圭教授手下当助手给汉字编码。因住房和家属子女安排不了，500元工资，在福缘门租房就得300元，靠他爱人摆摊卖点儿干鲜杂品也难以维持，勉强工作了两年时间。和他一起在吉大姚孝遂手下工作的康某到四平师院当校长了，听他在北大仍然过不下去，便邀请他去四平师院，给解决住房和家属安排，享受副教授待遇，他就回四平师院工作了。我去省城开会到四平下车看了他。他很满意。我能使这个宝贵人才发挥了稀缺的作用成为国家知名学者，也心满意足了。在我的推荐下他的词条被编入《自学成才词典》。后來竟被广东省韶关学院以丰厚待遇引进去了。

　　至于文体活动和演讲比赛(名为“爱我家乡爱我家乡人”)也培养了一些演讲拔翠者。此外搞了全市职工歌咏大赛、舞蹈大赛，还办了各类学习班。每次大型活动时市委主管工会工作的书记要做报告，报告稿理应办公室写，但从来都是我给写。由于我踏实持续和创新式的工作致使梅河口市总工会在全省争了上游，全总召开执委会时竟然邀请梅河口市总工会主席田中文参会，为咱梅河口市争了光。全国两千多个县和县级市，梅河口市总工会主席竟能受邀参加执委会，主席本人都未想到。他也听见全市各系统工会主席的议论：陶部长是工会主席的料。就在他准备上报提拔我为工会副主席时，一位市领导建议报送在本会组织部当干事的妹夫为人选，报上去后其妹夫抢先一步越级当上市总会副主席了。对此我能理解，我对仕途本无兴趣，我是“工作狂”只要发挥作用就满足了。田主席为抚慰我以使心理平衡，让我把市职工学校校长和书记兼起来，搞了部校合暑。于是我和老校长去湖北沙市等职工学校考察，为发展职工教育引进吉林市子龙学校培养“高考漏”使之上大学；同时还引进吉林工大机电一体化班为梅河口造就新时代人才。

　　四、大干事业的雄心未竟进京开辟新战场

　　由于意识超前不被同事和新任领导认可，田主席在任时提倡“开创新局面”，他还加上一句“上水平”。我对他这句用语并未苟同：水平还能上吗？后来说上台阶倒还可以。现在叫“创新”了。回头看我是有点儿太争先甚至冒进了，尤其是犯忌了。田主席在任时不怕下属干好的，水涨船高他享受到我的益处了。他调走后新的主席到任后，工会内部就形成现在用语“羡慕嫉妒恨”的舆论氛围了，我是“功高盖主”了。所以我的设想不被看好不予通过。为筹建职工住宅把省总拨款6万元建的职工学校要价60万卖掉。我为保住学校去辉南山里5523兵工厂协商，暂借我55万（工会领导说内部消化优惠5万），把三层和四层白给他们做办事处。他们厂要出山，是我跟市长说的，把他们厂引进梅河口的。这是万人县级大厂，对梅河口发展有利，所以我跟这个厂领导能说上话。厂领导同意后来看校舍楼，我分管文化宫去文化宫未在楼里，他们直接见了工会领导就商定以58万成交。我得知后把双方好顿臭骂，气昏后患上高血压。这位主席为安慰我答应给我两万元。我当然拒绝了。校舍没了，我引进的两个项目：一个是吉林市子龙学校分校，旨在把“高考漏”培养成高考录取生；二是引进吉林工大机电一体化班，培养现代化人才。校舍没了泡汤了，为处理善后事宜在1972年11月17日去长春的客车上突发心梗，被直接送到白求恩医大二院抢救及时幸免于死。后来得知著名作家路遥也是那天发病未能抢救过来去世了。在住院急救期间单位告知我过50岁可以预退，给解决个子女就业。我儿女都有岗位无需这项待遇，无非是让我倒位儿，出院后就办理了预退。1993年51岁预退后应聘进京工作。我漂泊北京不是做生意想致富，党给我一份工资生活有保障了，我是要把第二次生命献给毛爷爷未竟的革命事业。由头是为送我推荐的徐宝贵进京寻职，看见了圆明园外的由北大原副校长张萍办的京桥大学，先是为他们招生，把家乡的“高考漏”带进京桥大学就读，后被安排到上庄分校做副校长。我离开梅河口后的后继人因没了校舍，桌椅板凳、立柜、床和沙发都处理了，他们在工会坐班能拿到工资也就满足了。一个副处级职工教育单位就这么消失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1994年经国务院马洪老人的推荐，我得以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做办公室主任。工作期间接待过马洪、马宾、袁木、吴阶平、冯之浚、張塞、滕文生等高干。活动结束后我冒昧地请教了马宾老，他对我质疑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革是一场浩劫，经济濒于崩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国两制”等观点表示认同。从此拜马老为师，学习马老继续革命，跟随马老20年直到他去世。这20年等于上了无产阶级革命人生大学，对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有了明智认识，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更加热爱和信仰，坚定了为党为人民竭尽全力多做贡献的雄心。后来到人民日报社子报刊《人民论坛》任副编审，对“三个代表”持独特的看法和解说，对小编辑小记者都是直言不讳，使他们茅塞顿开有了正确认识。因为本刊名为“人民论坛”却只能发表省部级领导和大学教授们的理论文章，缺乏人民性。在编务会上我指出了这个问题，说国家提倡发展县域经济，应该给县委书记个发声平台。主编采纳了我的建议，则安排我来主办这个栏目。于是我趁中央党校开办中青干部学习班（基本是县级和县级市的书记们）之际，就采访了在校学习的南北东西的县委书记们。他们回本地后大多晋升为地级市领导了。在采访中都是热情接待痛快述说的。唯独我家乡梅河口市委书记李树国的访谈不咋痛快。但发表时我还是把他列为之先，目的是为了宣传家乡吗！其间认识了黄铸、郑科扬、张全景、贺敬之等著名拥毛派，另外还认识了韩西雅、李成瑞、恽仁祥、秦仲达、林伯野、李波、徐飞等老革命，汲取了革命滋养，坚定了我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我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并且把合影附上，不是攀附，不是标榜，更不是炫耀。我是以他们为师向他们学习的。我的人生原则是：进步不靠攀附和踩能人肩膀，是靠自身主观努力；人际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多处下少处上；对待上级和重要人物可以仰视表示敬重，但不依附和违心勉强折服。写这篇文章时为说明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不是为显示自己，而是与前面说的值得敬重的各位人师甚至楷模同流同框是我的幸运和幸福！

贺敬之（左）与陶冶

　　在北京我也不忘发现典型宣传典型。在中山公园遇到了保洁员宋淑敏，她特敬业，对待老人如厕困难的就像女儿似的照料扶持。而且遗忘在卫生间的钱包都送交保卫处。我写了《仍然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的“石传祥式”保洁工宋淑敏》发在乌有之乡网上（在标题前打上“陶冶：”百度就出现了），引起公园领导的重视。08年奥运会时被授予形象大使。我向北京市总工会推荐为劳模候选人，但不是北京人也就罢了。我把这个事儿跟马老说了，马老要见她，我就领她到马老家。马老应邀参加活动时她就跟马老的生活助理赵桂荣一起推轮椅去。因为与马老有了深厚的感情了，我每年正月初二给马老过生日也带她同去。

　　我在天门遇见了一支队伍，是河南省获嘉县崔槐树庄农民办的继正学校，进京拜谒伟人的。我采访了要继承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校长张淑荣，与他们建立联系。我当时参加时迈的毛泽东旗帜网活动。时迈就派我去送书和纪念章。校长在自家院里建了伟人纪念堂。之后吧又筹资把房西的地买下来，建了伟人广场立了伟人塑像。年年年搞“12、26”纪念活动都不邀我参加。我是逢邀必去的。我也领张淑荣姐弟俩和继正学校党支部书记张金凯三人一起拜见了马老并合影留念。

　　在“7.24”通钢工人暴动那天我在乌有之乡听讲座，5分钟自由发言时，我认为那个强人翻身得把后与毛对着干把共产党糟践了，我就说要“救党保国”，并且喊出了“该正式批D了”，会场震惊了。有人知道我是通化人，就说“通钢出事儿了”。我回家用电脑一查真有其事。过不几天乌有之乡范乡长派一小同志跟我回通化去通钢采访。我住通州就想从通州车站上车，但是车过来时站务员没有喊站检票。我急忙回北京站退了车票到八王坟坐上开往通化的大客车。赶到通化车站时那趟火车还未进站，等车进站后接到了那个小同志挺高兴；可是就要上我儿子接我俩的车去二道江时，范乡长打电话让那小同志赶紧回去。显然出现了情况不宜进行了。但是我还不死心私下见了多年未见的两位文友。他俩请我吃饭劝我离开是非之地。因为公安局还在追查这起事件的相关人员，有一个工人已经进去了。但我还是设法见了工人领袖吴敬堂，还电话采访了通化日报的占有相关资料的女记者钟雪灵。待我充分占有素材时想好好写写，不久就看见哈尔滨工人作家赵剑斌写的通钢工人维权护厂的纪实（成书时名为《钢城》），我也就作罢了。但是与吴敬堂建立了兄弟之情。2019年1月25日他去世时我还特地赶去通化殡仪馆灵堂，以乌有之乡名义献了花圈，并给他儿子300元抚慰金。

　　李成瑞老有段时间反对“改良派”，起因是张宏良有篇文章有句话“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张宏良提出了保党救国。我在马青柯于石景山举办毛泽东学院开学典礼时，跟李成瑞老说了张的好话，劝李老别对张宏良反感。我也说了“救党保国”是我先说的，张说“保党救国”并无大错。我很顾及革命派的团结。新形势下搞革命多难啊，可下有位冲锋陷阵的能人还是要呵护的。

　　在天安门东历史博物馆后门处树立孔子塑像时，毛泽东旗帜网招集几位老同志如何对应，决定散发公开信讨伐这种开倒车的反毛行径。我写了初稿，李波老校订后得以通过，便打印发出。因为限定20号之后就要采取革命行动，就在20号当晚撤出了，接口说是“临时摆放的”。若不是我们发了公开信，绝不会被搬走的。我们取得了胜利高兴极了，毛派同志就更加团结战斗了。

　　徐飞老是传媒大学退休教授，声音洪亮很中听，好发言而且没完，因此有人烦。他获得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就把我叫到他家，给我看了。不用全看，就看前边俩核心的语录和序言就看出如何反动了。徐飞老让老伴儿煮了饺子吃完后，他领着老伴儿去北大复印后送我了。我详细阅读后就写了批判辛子陵（网名，寓意新资本主义灵验）的文章《感谢辛子陵——弃毛的根子找到了》（在百度上在此文标题前打上“陶冶：”就点出来了）发在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网上。

　　马宾老的革命史料太多了，我整理成册定为书名《中共批D第一人》，马老改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乌有之乡给印了100册，在一次讲座上50元一本发出去了，有一位交了100元不等找钱就走了。乌有之乡把这笔钱交给付欣雨带给时迈了。在马青柯决定给马老庆百寿时，我给马老整理了百幅照片发在网上。他要把《论文化大革命》单印成书，我和张小林给校编后在我儿子同学办的新华印厂印了1000册，马老支付1500元印刷费，无偿地把书发出去。

　　五、一息尚存战斗不止事无所成也终生无悔

　　回首我的一生是不成功的欠圆满的，但毛爷爷要求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基本做到了。我的座右铭是“竹本无心高生枝叶，藕虽有孔不染垢尘”。说实话说真话办实事，多助人不坑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无能就做铺路石，有力就做人梯，甘做小人物争做大事业。我信仰唯物主义，但苦乐成败的遭遇教育了我开始相信命由天定了。老天给安排了人生轨道就必须延轨行进。1968年不挨整就改不了行；1976年不让你入党就是不让你踏仕途；1991年不让你升任市总工会副主席，就是让你安于做职教工作；1992年让你死一次就是让你进京接受老革命的再教育，为捍卫毛爷爷尽一份力量。进京工作开始只拿500元工资，后来工资涨了我到《人民论坛》挣了1800元。我可以成为北京人。在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任办公室主任时，秘书长让我把工资关系落下能办北京户口，我谢绝了。我没发财无存款，为了在《人民论坛》安心干下去，由4个子女集资19万买的商品房，后因为是五层老伴儿打怵上楼，在2017年处理了收入375万，我认为是上天看我一贯忠于毛爷爷捍卫毛爷爷给我的补偿。我按集资的比例分给子女，子女又返回115万在东六环外买套小产权电梯房凑合住的。所以我信命了。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我则补充说：人不报天报，天不报自报。整过我的人基本上未得好下场，至少都未发展起来，有的过早去世了。唯独那个揭发我给毛爷爷头像打叉的任姓者还活着。头三年我在老家的公交车上碰见了，他坦诚地对我说他对不起我，他忏悔了。这个歉意可能是久藏于心终于有机会面对我说出来了。他能主动这样说，我自然欣慰了也释然了，颇多感慨：有话说“理解万岁”，我就加一句“谅解万万岁”。他问我“李老师怎么样？”我就把他领家里，让他看看我老伴儿，也看看我家的状况。我俩还在上边挂着马恩列斯毛的伟人像的门口合了影。对于来看我的老友们，无论单人来或成伙来的，我都这么拍照以示纪念。自然对他也不例外。他心理状态如何不得而知，但从他的不住点头看来他确实服气了。像我家这样敬挂伟人像的恐怕是不多的，连党政机关都不挂了呀，唯我特立独行了。

　　除了这位还有粉碎我大干一番事业的当年的总工会主席，他比我大一岁，他的二儿媳的祖辈跟我的祖辈有论头，他对儿媳说“老陶有能力是人才，就是脾气不好”。在一次碰面时想起当年毁约把我气出心梗时，他说还欠我两万补偿款未能兑现也对不起我。说他当时也有难处：一听老陶要筹资买下职工学校，都要疯了。我一笑了之。俱往矣，谅解吧！我能死里逃生又活了30年，不仅在北京能大干一场，还重操旧业写了三部著作。该知足了！

　　我已打定主意从我开始形成家风传给儿孙：我们陶家世世代代要热爱毛爷爷感谢毛爷爷捍卫毛爷爷，至少不再招到泼污和诽谤。为给儿女们做表率，我就不得不实话实说，讲了我的家世和我的成长史。我是农民的儿子，除了16岁当社员，还下乡两次当基本路线工作队，与农民“三同”，1975年冬下到康大营公社二道岗大队六队蹲点搞基本路线教育。白天与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晚上要给社员开会学习。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防震抗震期间也未回家，老伴儿是求对面屋温大爷帮忙搭的防震棚。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年胜利活动时，全县各公社游行队伍集中到站前广场接受检阅，我站在县广播站男女广播员身后即兴写解说词供他俩解说。毛主席逝世时我和社员们一起拜祭灵堂(当时基层都设毛主席灵堂)。那年基本路线教育就是批唯生产力论，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我对农村工作总结了“十二条”，写给县委书记刘德春。刘书记把信让县委常委们传看了，拟设常委秘书让我承担。但我还不是党员便从五七中学找了一位蔣姓老师承担了，据说人家历任出版社社长、教育厅厅长、宣传部部长可能到省政协当副主席了退休的。1976年冬结束工作队工作，1977年春又参加了落实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工作队，被派到李炉公社三人班大队二队。这次来个大调过，不再是批唯生产力论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而是落实家庭联产承包制要分田单干了。因此有抵触情绪，看社员们不想分田单干，我也很同情。好在这次是县城边上不像康大营公社好几十里远，勉强凑合到1978年末回单位了。因为1976年我单位向文化局党委报批晚一步，我的组织问题因“四人杰”倒台停止发展关在党门外，我不得不于1985年5月进市总工会的(群团组织不在乎是否党员)。我认为毛爷爷不在了，不是他的党了，我也不想入了；后来考虑到子女们的发展，父亲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行啊？这才放弃了居于党外的想法。但是无论干啥，我始终坚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原则，就是漂泊到北京来了也是这么做的。我在乌有之乡听讲座时，有位仲姓狗屁学者主讲说人民公社没有生命力必然垮掉，我听了极为反感。他讲座结束后主持人给5分钟自由提问。旁人都是利用这5分钟时间请教主讲人，而我是发言驳斥了他的错误言论。因为只限5分钟无法让我充分表达，会后我就写了批驳文章，乌有之乡还真给发表了。从此我一发不可收在毛泽东旗帜网和乌有之乡以及后来的红歌会网上发表了大量捍卫毛泽东思想，弘扬走社会主义的文章。

　　六、主持正义为底层遭遇不幸的人助力

　　我见不得有人受委屈，尤其是不公正对待。即使与我无关的，只要我能帮上的就一定尽力。在我于哈尔滨搞涉农科技服务活动时，结识一位牡丹江朋友叫陈公田，他来北京了要看我，我自然欢迎。可是他登门时领来一位叫孙朝廷的南方人，是来黑龙江省一个县城做生意的。由于当地政府的支持真就致富了。于是有人眼红了，地方保护主义泛滥，就找茬儿为难他，他自然要应付致使矛盾激化后，就把他的买卖给霸占了。在当地举告无门就上访，可是仍无改善，他就带着一瓶汽油在法院大厅点着了。自然有人阻拦自焚未遂。我听了他详细讲述，写了《自焚者是怎样炼成的？》（同上办法能点看），发在网上点击量特多，跟帖评论的也不少。后来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我尽力了。

　　在我写《皇天后土》时认识了白城师院的王仁富教授。他是位向日本讨还从大连运去的摩崖石刻，上边记载着唐卢卿的文字，是国宝级文物，藏在天皇的皇宫内。他的爱国心赢得我的尊重和信赖。一次他来北京活动有位随行叫贾智，是他的学生。这位女学生是寻求上访的。她是吉大的高材生，能力很强，工作有点子，业绩颇多。木秀于林了，就遭到“羡慕嫉妒恨”了，跟单位领导关系恶化工作职务党籍都给搞没了。她进京上访都受限了。入住宾馆登记了白城的公安就知道了。我老伴儿信佛，就同意收留她，到我在四海公寓的18号楼家里住。我正在采写白沙村纪实，就去河北武安市了。当晚接到老伴儿电话，说一些警车把我们18号楼给围上了，物业问我犯啥法了？我明白了，他们是奔贾智来的。我告诉老伴儿，别怕，他们上楼敲门就是不开。私闯民宅是犯法的。无奈他们撤回了。第二天邻居问我老伴儿咋回事，她说家里的客人招来的。有了这次，后来贾智就让妹夫跟随，并把老妈也带来了。她老妈是妇科大夫，接生了不少婴儿。我老妈是村里的“老娘婆”，也接生了不少小孩儿。再唠起我大姑也姓贾，老姐俩就近乎了。贾智就叫我老伴儿大姨了。我们回梅河口度夏，他也来家串门儿。因为和我大女儿同龄，只是生日晚点儿，他们也姐妹相处了。

　　经过多次上访，终于把问题解决了：工作岗位、职务、职称、党籍都恢复了。以前的工资也给补发了。她是正高职称，月薪都8000多元。而整她的领导在床边系鞋带时就咽气儿了。

　　我老家梅梅河口还有一个医疗事故，是20年前了。新华乡有位承包水库养鱼致富的农民，70左右岁。女儿陈杰把他接来城里休闲，因为前列腺有毛病。这本是老年人常见的老年病；可是女儿们为表示孝心，非要领她去医院检查，能治疗就治疗。老人拗不过女儿们，离开麻将桌进了医院，检查完就做了手术。手术不成功，之后又做第二次，结果未下来手术台命没了。这是典型的医疗事故，但打官司需要鉴定证明。当地做的不可信就到外地做鉴定。无论你去哪儿做，人家医院都能跟上用钱摆平。直到现在都未能解决。她在北京有女儿家，但是一去家这边公安就知道了。我与她也就是平常认识，与她老公公也是互相认识并无深交。但是她有难处了，宾馆旅店都要用身份证登记，一亮身份证电脑上显示了，梅河口方面就知道了，赶紧进京给带回去了。由于有贾智的先例我也不在乎了，我在北京就收留她，我回老家了就把开门钥匙给她。现在也是这样，因为我在老家过冬不回北京，她把钥匙拿去，走了两次都未走成，头几天公安的人陪她去了北京。

　　广西桂林有位叫田钰的剧作家，是文老师的熟人，请我们吃顿饭就成朋友了。她特有才，人也漂亮，也被“羡慕嫉妒恨”了，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她是东北野战军解放西南留在桂林的离休军人的女儿，生在桂林却对东北很有感情。她有个冤情无处宣泄，也想到北京寻找个途径。按年龄属于我下一代人，在桂林的饭桌上也认识了我老伴儿，她听说我老伴儿身体欠安就上心了。她想来北京我就接她来家住了。她还带来一些我老伴儿该吃的药。她想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我就领她去北大见了龚宪田教授；之后带她去拜见了马宾老。马老听她说是东北老军人的女儿，就倍感亲切了。马老在哈东搞过民运动员翻身农民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说不定她的父亲就是那时入伍的呢。爷俩聊得很投机，对马老也是一种享受。她回桂林之后还给我老伴儿寄来了一大包药品，嘱咐怎么服用。

　　如果说这些是做善事，也算是吧！听老妈说我小时候有人看了我的生辰八字，说是佛诞日出生，带着任务来到世上，必能从善为人。对此我不咋相信，但事实上我也真做了不少善事。进京之前在县文化馆期间，家门口就听见有人疾呼“小芬小芬你咋了……”，我打开院门一看，一个女青年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了。我赶紧掐她人中，她苏醒了，扶她进屋休息没事儿了才走。等我得过心梗后则救心丸不离身了。在北京遇到有人急忙跑上公交车就满头是汗站不住了，我便给3粒救心丸救急了。因为我明白是心脏的毛病。

　　在文化馆还有一次，一位50岁左右的乡下人，是靖宇县的，回家路费不够了登门讨要。我看到他穿着也挺寒酸的，给了路费还把不穿的黑布棉大衣给她了。老伴儿下班回家我说了，她说大衣袖里还保存一些粮票呢。后悔没法，可是一想该然是他的，不舍不得，也就认可了。

　　这些事例不属于本文主题范围之内的。但是我对照眼下的人际关系，更怀念毛时代了。因为我是照毛爷爷教导做的，罗列这里也有必要！

　　七、退休后自由身想做啥就做啥如愿以偿

　　在我写《皇天后土》时，家乡通化日报记者党淑梅登门采访，她要为“天南地北通化人”栏目撰稿，问我标题定啥？我说就叫《办大事的小人物》吧。他把我搜藏的老通化日报、吉林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我的文章带走了。见报时标题是《无悔的人生——记陶冶同志》。我也真该无悔了！

　　2002年正式退休离开《人民论坛》后自费从梅河口去长春回北京采访了郑培民的同学和老师，之后去长沙到湘潭再去湘西吉首，采访了郑培民的同事、秘书和好友等知情人。回京后储波、曹伯纯、夏赞中等省部级大员也都面见了。全面掌握了郑培民的事迹，写了长篇电视报告文学《郑培民》，自费出版免费献给家乡党政群机关单位和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同志。在当年两会期间送书给吉林团和湖南团，借宣传郑培民的机会和途径宣传梅河口，提升梅河口知名度。之后有好友介绍白城市原岭下公社红石岭大队书记纪英林是参加国家首次群英会的全国劳动模范，当年带领十八个青年在洮儿河东岸烂草塘上用河泥铺成九块海棉田，还在岗梁上凿石掘井引水灌田。向毛主席报喜时事迹传到了中央办公厅，便被评为首批全国劳动模范，到十一大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应朋友之邀去白城市改为查干浩特开发区的县级单位，拜見了纪英林，采访了一些知情人获取题材和素材后写了电视剧本《皇天后土》。又过两年听河北邯郸市一位好友说：郑培民祖籍河北省武安市有个分田单干二十年后又合为集体，学习周家庄刘庄和南街村的白沙村，我又去采访，下生活半年，用四年零三个月的岁月写出六十集电视剧本《百兴村》。在写《百兴村》之前我访问了周家庄、南街村（自己去和后来的随团去了两次）、刘庄、华西村和兴十四村，

（我采访兴十四村书记付华廷）

　　增强了写恢复集体道路的白沙村的信心。尽管这两部（《皇天后土》《百兴村》）剧本都未能获拍，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于有打小参加农业劳动的底子，1968年回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10个月后归队，到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又当了两次(两年)农村工作队，与农民结下了深后的感情，形成了牢固的喜农爱农並惜农的情结。2011年我还回原康大营公社二道岗大队六队，看看昔日的农民兄弟，会会与之“三同″的乡友们。

　　我这个纯正的从地垄沟爬出来的“土包子”，对自我造就的苦乐人生终生无悔!

　　由于对毛爷爷的酷爱我对反毛贼们是深恶痛绝的。幸获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李定凯教授的推荐，我被纯正的红二代葛元仁同志邀请参加了知青联盟在海南三亚的老知青联谊会。会上听了老知青们回顾当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去锻炼成长的收获。有的还讲了他们怀着对第二故乡的热爱之情返回创业的事迹，深得老知青们的赞许。在场的董家耕、邢燕子、侯隽、朱克家、马青柯等无不拍手称快。唯独一个混蛋却唱了反调，说知青上山下乡是对他们的迫害。我本未被安排发言，但实在听不下去如鲠在喉，就上前批驳了这个混蛋，气得我浑身直打颤。葛元仁发现(我得过心梗)后赶紧过来劝我把我拉回座位含了5粒救心丸。会后我感觉董家耕、邢燕子等对我就近密了。在海边自由活动时，赶上打间了，董家耕把我叫到他身边，给我带份盒饭跟另外几位一起吃的。我是1957年回乡务农的，比他务农的还早，尽管他曾经干到国务院知青办领导的高位，却一点儿未小瞧我，后来的活动中几乎形影未离。

陶冶（左）与董家耕

　　这是我有生之年的一大幸事。在小型座谈会上，我被安排在邢燕子、侯隽、马青柯之间。可能由于这次意外的冲动所为，引起了同行者的注意，其中典型的就是人民日报办公厅的小同志(不宜说出名字)的注意。过后他组办的老知青大寨行时想起了我，安排我写份陈永贵大叔的祭文，并主持祭祀活动。我接到邀请前5天，因为在打写《百兴村》电视剧本中，突然觉得要犯心梗病，但为了保存文本就未及时含服救心丸昏厥了。老伴儿听见我的惨叫声，以为是电视机里的声音，从厨房到客厅看，电视机并未开机;她朝书房一看，我长拖拖地躺在地板上，就没好声地喊我，可下把我叫醒了。我坐起来爬到床上可身是汗，他用3条毛巾都搽湿了。过两天儿子从长春回来，他妈跟他报功说“你爸犯病昏死了，让我叫回来了!”儿子记得1972年在去长春的大客上我突发心梗，直接拉到白求恩医大二院抢救及时幸免遇难。他就重视了，硬把我拖到医院检查，就让我住院了。我想去大寨参观，以往县里下指标，公社领导和大队书记能摊上，咱基层一般人员哪能获得呀?这么难得的机会一定不错过。我让儿子把笔记本电脑带到病房，我在病床上打的祭文。为赶上活动时间，我联系了15点去北京的大客车主，让她给我留个铺位。住院7天的下午我就强行(应该住院14天)出院上车回北京，0点后到八王坟我下车打车回的北京家。亮天了我煮点儿面条吃了就坐公交车到天安门东集合点，12点就发车去大寨了。在虎头山上永贵大叔墓前我读祭文时特激动也悲痛，自己写的祭文也未能顺畅诵读，而且手都在颤抖。其实，我是在抱病完成任务的。祭祀完后过桥时，郭凤莲唱了一曲歌颂大寨的歌曲《大寨人心向红太阳》：“我站在虎头山上哎，迎着朝阳放声歌唱。歌唱救星毛主席，歌唱伟大的共产党。红太阳光辉照大寨，大寨人革命斗志昂。劈山治水绘新图，战天斗地，战天斗地夺绵粮，麦浪翻滚稻花香。七沟八梁变了样。大寨人永远跟着党，毛泽东思想是雨露阳光。”返程途中我和邢燕子并肩坐在前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