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乌有之乡网站站长范景刚同志打电话来，约请我写一篇纪念二七大罢工的文章。我没有马上应允，一是因新冠肺炎出院不久，身体尚虚，二是因为“二七大罢工”这个题目太大，脑子里一时了无头绪。

　　不知不觉，二月七日到了。无论是官方，还是各路主流媒体都静悄悄的，既没有举办纪念活动，也没有看到几篇纪念文章。尽管对此早有预料，但我还是感到有点怅然若失。不过，这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反”情绪，遂不顾还未完全康复的身体，决定为“二七大罢工”写点文字。

　　对于二七大罢工，现在的年轻人也许觉得很陌生，但在我这一代和比我更年长的人心目中，却是十分熟悉的。记得我上小学时，政治课本上就有关于“二七大罢工”的课文，对牺牲的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林祥谦和施洋大律师的名字很熟悉，虽然并不完全理解二七大罢工的历史意义，但我知道这是一起在中国工人阶级乃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00年前的京汉铁路——

　　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1923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出了张国焘、陈潭秋、罗章龙、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会。

　　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

　　2月4日，全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罢工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项英、罗章龙、林育南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2月7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七大罢工的由来。

　　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反映二七大罢工的电影《风暴》。前不久又重看了一遍。主角之一施洋律师由著名演员金山饰演。影片有一段施洋律师为遭军警谋害的工人江有才辩护的台词：

　　“工人兄弟们，哪个父亲不爱儿子？哪个儿子不爱父亲？父亲被谋杀了，做儿子的能俯首贴耳不表示抗议吗？不能！但江有才的儿子还未满周岁，他不会说话，他生在劳苦工人家里，吃不饱，穿不暧，他现在病在母亲的怀抱里，除了干嚎之外，做不出任何表示。

　　“工人兄弟们，哪一位妻子没有丈夫？哪一位丈夫没有妻子？她没有丈夫，她的丈夫江有才被魏处长的父亲谋杀了，她难道甘心俯首贴耳地不表示反抗吗？不能！但是，她毕竟不敢有所表示，她从小受尽了有钱有势人的压迫，她从小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她体弱，她胆怯，她现在除了悲痛啼哭之外，作不出任何的表示，这难道是公道的吗？”

　　每次看到这儿，我都被施洋律师满腔怒火、义愤填膺的辩护所感动，为中国工人阶级曾经遭受的深重苦难而嗟叹，同时也为工人们面对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表现出一个觉醒的阶级那种狂风暴雨、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而震撼和激动。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它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共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的劳苦大众，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凶残的本质，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二七大罢工的意义还在于，它首次突破以往的工人罢工大多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第一次成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铁路工人总工会，在总罢工时，喊响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号召全路工人“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明确提出了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斗争的政治诉求。从而使二七大罢工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反映出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彻底的革命精神。

　　从此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为无产阶级求翻身，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人民革命道路，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成为了最坚定、最勇敢的中流砥柱和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中共区别其他政党的鲜明阶级属性——带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中国劳苦大众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写进了宪法。从此，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阶级成为了新中国的主人，迈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或者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无论是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期，还是大跃进时期，包括文革十年，都是一部广大工人阶级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中国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那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主人翁姿态和精神风貌，成为那个时代最坚实和鲜明的底色。那个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工人阶级的无私奉献，其中，不仅涌现了王进喜、时传祥、吴桂贤、郝建秀等一大批工人阶级的先进模范，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还以普通工人的身份担任了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成为了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力诠释。

　　那的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

　　历史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果说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主导词是“革命”，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以来这段时期的主导词则是“改革”。与革命时期相比，改革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诸如革命、阶级和阶级斗争等词汇渐渐被改革、阶层、精英、和谐社会等词汇所取代。这种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剧变也是空前的，新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组和洗牌，一些原先被压制边缘化的阶层渐渐进入了主流，而原先处于主流的阶层被抛到了边缘乃至成为了弱势群体。

　　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工人阶级。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叶的国企改制过程中，下岗的工人多达数千万之众。而在前三十年，国企和国企工人曾经是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和领导阶级的重要标志。

　　曹征路的《那儿》，就是一部反映下岗工人为捍卫主人翁地位进行斗争的中篇小说。

　　《那儿》原载于2004年《当代》第五期，小说反映的时代大背景，是在国企改制“产权明晰，国退发进”的大气候大潮流之下。不同的是，和小说里的国企工人一样，曹征路偏在时代的大潮中逆潮而动，将敏锐的目光直逼底层，揭示了国企工人的无助无奈、悲壮抗争和辛酸无奈，以及工人阶级的崇高与伟大。小说中的利益集团和恶势力假改革之名，勾结在一起，疯狂攫取中国工人阶级在前三十年创下的全民财富，将他们逼到了走投无路的悲苦境地，以至人世间不仅容不下以厂为家以工人为兄弟姐妹，为了他们的权利奔走的朱卫国，甚至连一条千里寻主铁骨铮铮的义狗也容不下。

　　“小舅”朱卫国是小说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他身为工会主席，一方面不断受到利益集团甚至黑恶势力的各种利益诱惑和逼迫，但又时时在内心里经受着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在自己的阶级兄弟被权贵阶层盘剥欺凌时无能为力的痛苦。最后，为了表达抗议，捍卫工人阶级的尊严，小舅以一种激烈的方式选择了自杀。

　　小舅的自杀，是曹征路为中国工人阶级被改革边缘化悲惨命运而撰写的一曲沉痛挽歌。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小舅身上，看到一种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这也曾经是前三十年作为主人翁的工人阶级，乃至二七大罢工中的林祥谦身上体现出的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风暴》和小说《那儿》所表现的其实是同一个主题，同一种精神，不同的只是时代背景而已。

　　二七大罢工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一百年的沧桑巨变，一百年的风云际会，回顾中国工人阶级乃至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一百年的起伏和沉浮、光荣和梦想，真是百感交集，令人反思的问题多多，一言两语实在难以说清楚。若简要归纳，我觉得二七大罢工至少有以下两条值得人们深刻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一是工人阶级必须时刻葆有远大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即为广大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争取自由解放而奋斗，用马克思的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以往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一旦放弃和背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用无数先烈牺牲得来的主人翁地位就会失去，重新在精神和物质上沦为被资本家剥削、压榨和欺骗的命运；

　　二是作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斗争。毛主席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放弃斗争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家来说，就如同被拔掉牙齿的老虎，没有了任何威胁，工人阶级也就失去了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风暴》中的林祥谦和《那儿》中小舅的命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不起，我只能写这么多了。

　　二七大罢工精神万岁！

　　工人阶级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023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