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物主权按·

　　今天发的这两篇文章构成了一种对话，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垃圾分类和建立在垃圾分类之上的垃圾循环处理，能在多大程度上拯救陷于环境危机的人类社会?

　　《垃圾——从未被解决，只是被转移》这篇文章认为，垃圾分类处理只能处理掉少部分的垃圾，使之循环再利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作为“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构成部分的污染问题。“垃圾循环利用，造福于人”这套话语只是制造了我们可以继续过剩地进行生产，无节制地进行消费的借口。而后一篇文章则指出，瑞典可以将现代生活中产生的大部分的垃圾进行循环利用，造福人类，甚至，他们本国的垃圾都不够用了，急需进口。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和应对垃圾问题呢?甚至，缺乏垃圾，需要进口这件事，是否也会成为其他国家安心制造垃圾的理由?(其中《垃圾——从未被解决，只是被转移》这篇文章有删节。)

垃圾——从未被解决，只是被转移

　　本文转载自“回响编辑部”

　　垃圾的分类和回收，

　　制造了没有垃圾的幻觉

　　近年来，垃圾越来越作为重要的环境问题被纳入生态纪录片的再现与表述，然而主流的生态纪录片往往将垃圾描述为一场生态灾难，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议题。另一方面，纪录片最终又会寻求“可持续性”的方式消除垃圾——比如垃圾回收、垃圾分类、垃圾堆肥等，从而消除“垃圾”所带来的焦虑与不安。人们寄予技术的进步、回收体系的健全来化解这个令人恐惧与不安的现代灾难。例如，纪录片《塑料海洋》(A Plastic Ocean)以庄重的画外音展示了美国海军舰队如何利用高科技的清洁工艺实现垃圾的无害化。纪录片《废物》(Trashed)叙述者杰瑞米·艾恩斯最终诉诸于 “垃圾处理技术的更新”——垃圾发酵、堆肥以及庞大的垃圾回收系统，来消除垃圾焦虑。在纪录片的结尾，艾恩斯探访美国巨大的垃圾回收站，镜头掠过整齐而富有秩序的垃圾传送带、垃圾处理起重机，画外音是回收场的工作人员陈述回收工作的完美与处理流程的完整，被打包的垃圾会运往中国，形成完整的回收与生产体系——“中国人会将这些回收的塑料制品做成新的产品，然后我们从他们手中购买商品”。

　　纪录片《塑料海洋》海报

　　可持续性的垃圾处理与回收似乎提供了“令人安慰”的方案，垃圾的焦虑与灾难性事实终止于欧美国家看似完善的处理体系，似乎人类可以依赖“生产-消费-回收”的循环来驱逐“垃圾”的魅影。但这一论述，是对事实的遮蔽。一方面，可以被重新回收利用的垃圾事实上占据相当低的比例。发表于Sicence Advances 的论文The Chinese import ban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plastic waste trade 指出，目前全球只有9%的塑料垃圾被回收利用，绝大多数(80%)塑料垃圾被填埋或最终污染环境，每年大约有400万至12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再者，欧美回收的垃圾绝大部分以全球垃圾贸易链流入第三世界，将垃圾造粒重塑为原材料的过程也会产生大量的毒气、废物，回收依赖全球南方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环境成本和生命成本。佐治亚大学学者研究过去28年(1988-2016)世界塑料垃圾的进出口数量和交易额，指出高收入国家一直是塑料垃圾的主要出口国，亚非地区成为进口塑料的主导地区，拥有更完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和更高废品处理标准的富裕国家正在把塑料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

　　因此，依赖回收体系实现清洁、无垃圾、可持续的欧美世界，是建立在垃圾被转移到第三世界的事实上。垃圾研究学者田松的说法更为准确，“垃圾不可能被处理，只能被转移”，“从看得见的地方，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从话语权强的地方，转移到话语权弱的地方”。也已有很多学者洞察到“回收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所构筑的谎言。尼克·舒金(Nicole Shukin)在论著《动物资本：生物政治时代下的制化生命》(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回溯西蒙斯(Simmonds)所开辟的“垃圾循环回收论”。西蒙斯将垃圾定义为“被错置的资源”，认为要为工业生产的垃圾找到重新利用的价值，现代工业经济必须模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将垃圾重新纳入资本生产体系内部。尼克·舒金认为通过挪用生态体系“循环”、“物质转化”的概念，西蒙斯“自然化”了工业生产体系，而遮蔽了资本生产通过垃圾回收降低原料成本、压榨更多剩余价值的事实，隐藏了工业必然生产废弃物的事实，塑造“生产-回收-生产”这一封闭性循环神话，进而，合理化无穷无尽的生产与消费。学者Joshua Schuster 在分析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关于中国的垃圾回收景观的摄影作品时批判回收符号的虚假性，回收标志由三个回环的箭头构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强调流动性与循环性，呈现不经过任何中介即可实现的重塑、转化，似乎任何垃圾物质最终都能走向无穷的循环，而取消了回收劳动者的在场，取消了回收过程承受污染暴力的人与非人的生命。

　　回收构筑了一个可以将废物完美处理为生产原料的神话，流畅的物质循环合理化了永不停歇的资本生产，遮蔽了工业生产方式中必然存在的废弃物环节，以及资本榨取过程中所制造的废物，与被废弃化的空间和生命。当今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巨大讽刺在于，一方面垃圾回收、垃圾分类与垃圾再利用愈来愈成为公共领域中被认可、甚至大肆宣扬的环保政策，另一方面，我们比以往更心安理得地制造垃圾，“用完即弃”的生活方式在回收、环保字眼的包裹下获得了某种正当性，然而却很少有人去审视“时刻更新”的消费日常所建立的怪异的物欲，很少有人质疑“被物质包围”的生活本身。这一悖谬很好地展现在电商回收快递包装的宣传上。快递垃圾占据垃圾产量的大部分，诸如阿里巴巴、京东、当当等大牌电商推出可回收包装纸箱，减少胶带的使用，媒体宣传“一绿到底”“节约胶带可绕赤道两周半”来彰显可回收的“效用”，为电商企业摇旗呐喊，但谁来追究那些无法被回收的垃圾?谁来戳破绿色消费的谎言?

　　固然垃圾回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它不应该被神化，被视为解决垃圾问题的最终方式，从而遮蔽了真正的垃圾问题。垃圾的处理并非技术发展的问题，技术处理只会将人类卷入与垃圾更深的纠缠。垃圾所提出的挑战在于：人类如何重新面对我们和物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垃圾转移与空间不平衡

　　纪录片《废物》关于垃圾焦虑的化解终止于将打包的回收垃圾运往中国，而至于这些垃圾到中国之后遭遇了什么，则成为被搁置的议题。环境主义式的主流纪录片将垃圾问题转化为一个技术问题或者管理问题，抹除了垃圾以不同方式被转移、被投掷的事实。然而，另外一些具有反思意识与抵抗潜能的纪录影像，则完整地呈现了垃圾是如何被转移，例如大卫·费德尔(David Fedele)的纪录片《电子垃圾场》(E-wasteland)，印度纪录片《城市边缘》(City’s Edge)《塑胶牛》(Plastic Cow)。特别是王久良的纪录片，其作品始终萦绕垃圾而展开，再现了城市化与全球化两个层面上的不同垃圾转移路径。《垃圾围城》再现了城市内部的垃圾如何经由环卫系统与地下垃圾产业链被转移到城市郊区，并重塑了城市郊区;《塑料王国》呈现了全球垃圾贸易的转移路径：从美国奥克兰垃圾回收站，经由海运转移到中国东部沿海的农村。在这些纪录片中，“转移”作为重要的事实被再现，也就是垃圾所在的空间并非天然、抽离地存在的，而是生成性的。在这些纪录片中，垃圾转移的工具——卡车、大轮船，被反复地再现，一方面呈现了废物的不可处理而只能被转移，另一方面，这些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中实现空间快速横跨的“时空压缩”的工具，被指认为“自由”“快速”“扁平全球化”的象征，在这里却呈现了两个断裂性的空间：从消费的城市中心到投掷垃圾的城市边缘，从欧美后工业社会到承受垃圾的废弃化农村。

　　《塑料王国》中的主人公依姐抱着刚出生的小妹妹

　　也就是垃圾处理，实质上是垃圾转移的问题。垃圾转移本身镌刻着深刻的地理不平衡，同时也在加剧空间的不平衡。学者田松在文章《洋垃圾：全球食物链与本土政治》中即指出垃圾转移体现的是资本运行的食物链，垃圾永远从上游转移到下游：

　　从全球范围内看，美国是上游，欧洲、日本是上游，中国、非洲、南美是下游;从中国范围内看，东部沿海、京上广是上游，西部是下游;从北京看，城市中心去是上游，周边区县城是下游——所以会有垃圾围城。

　　垃圾转移的方向即指认着不同层面意义上的地理不均衡，也在制造着复杂而多层的“中心”与“边缘”。干净、整洁的城市景观、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恰恰是建立在被用来投掷垃圾、被生产的废弃的边缘地带之上。垃圾作为物质在全球的区域流通即生动地再现了全球空间的断裂性。王久良“塑料王国”纪录摄影中有一张照片拍摄躺在垃圾堆里的孩子，不识字的他正在辨识着德国品牌服装P&C包装垃圾上的文字：生产地是宁波，货物到达德国杜塞尔多夫。也就是说，中国生产的衣服被运往德国，而包装的塑料垃圾则从德国运回了中国。物质流通显现了“生产-消费-回收”在全球秩序内部的不同分工，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链条内既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成为世界垃圾场。被废弃的消费品“尸体”被投掷到中国农村，成为垃圾回收场孩子们的玩具、学习的书册以及用来粘贴墙壁的墙纸，更重要的是，是他们获取经济收入的方式。王久良在采访中谈及他所感受到的垃圾全球化流通的“荒诞”性：

　　“我看见一个小男孩用垃圾堆里的报纸裹在身上，用垃圾胶带系住，扮演超人。我注意到报纸上的登载的新闻是扎拉·菲利普公主的婚礼。婚礼的头版新闻图片就挂在这个小男孩的背部。我一看到这个场景，脑子里就响起结婚进行曲，而在我的眼前是一个在垃圾山里追赶的小男孩。这些片段在我的脑中拼接在一起，这个世界的荒谬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颇有意味的是，断裂空间的产生恰恰来源于世界图景的整体性。学者大卫·哈维将全球化理解为服从于资本逻辑而生产不平衡的时间和地理的过程，不平衡发展与等级性世界劳动分工体系密切联系，由此而形成了所谓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在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是城市中心主义的进步历史观论述中，亚非拉国家、城市边缘(农村)往往被指认为肮脏、污秽的欠发达、落后、贫穷、不文明的地带，后者之所以困境重重在于文明发展的时间性远远晚于前者，而垃圾的空间转移路径则将先后时间的文明问题转化为共时空间问题，欠发达并非由于滞后，而是霸权施加的结构性暴力，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与城市秩序体系内置的权力不均衡所带来的。

　　全球垃圾贸易链末端的廉价生命

　　上个世纪90年代，倚赖进口国廉价劳力与低门槛环境政策，全球废品贸易链初步形成。发达国家高额的垃圾处理费用，使得出口垃圾比就地处理的利润更大。例如，英国填埋1吨固体垃圾需要上缴86英镑的填埋费。垃圾进口国的回收企业、加工厂则利用在地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从废塑料中回收造粒赚取利润。由此形成了多方受益的经济贸易链。尽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禁止发达国家以最终处置为目的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危险废料，但是各种垃圾依旧以走私、其他商品夹带、二手物品的名义非法出口到加纳、尼日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

　　垃圾贸易链形成了回收经济生产链，同时也将发达国家的废物排放到回收地生态系统内部。一方面，废塑料被转化为生产材料，废弃物被重新纳入生产-消费体系内部，从而形成了“生产-消费-回收-生产-消费”的回环链条。另外，回收过程中产生的巨量的废物，渗入在地居民的身体、在地生态系统，并直接进入全球生态循环。多伦多大学学者孟悦在论文《人类世版图上的塑料王国》以图示的方式很好地描绘了这两大循环。只不过，往往前者是“可见”的经济利润，而在地的生命，作为废物的直接承受者，则不被看见。

　　纪录片《塑料王国》非常清楚地再现了全球废物垃圾产业链与中国农村回收作坊的工人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经过粗浅挑选的塑料垃圾会被打包运往中国农村。在地工人精细地识别、甄选、分类塑料类型，再将原本的碎料制品压碎、洗涤，重新造粒，成为塑料工业的原材料。这一过程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回收工人的生命为基础和代价的：工人在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条件下徒手分拣垃圾;杂乱的塑料垃圾中混杂着医疗废弃物和有毒或具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分拣场所内垃圾遍布味道奇臭无比，苍蝇漫天;身体被病菌侵袭，脸部患有严重的黄水疮。塑料加工设备非常简陋，一名20多年塑料厂工作经验的熟手，在一次通宵“造粒”中被机器冒出的甲醛熏晕以致左手被机器绞断。而这样的回收工作收入却非常低廉：割一斤塑料袋1毛钱，夫妻两人除掉生活费月收入2千元。

　　讽刺的是，纪录片所再现的被毒烟笼罩的身体，在主流的话语成为“缺席的身体”。纪录片开篇导演采访回收处理中心负责人为什么塑料要运往中国，“中国的市场实在是太好了，中国的买主能出别人两倍以上的价钱”，当被问及“垃圾去往中国”之后是如何的，负责人依据客户提供的报告认为“看起来可以”。在全球废物贸易内部，塑料垃圾如何处理仅仅只是一个“利润”数值的权衡，而塑料垃圾本身的毒物、对当地景观的侵蚀、对回收工人的生命的影响都成为不可见的景观。

　　很多学者从后殖民的视角出发批判全球垃圾贸易体系内部的不公正，认为这一定意义上延续了现代以来的霸权体系，讽刺的是，这一生态不平等恰恰是后发国家进入全球市场追求现代性的平等而造成的。土耳其学者B.A.Donmez将发达国家的垃圾投掷与转移视为早期生态帝国主义(biological imperialism)的复制和延续，发达国家将亚非地区视为可废弃的空间，征用这里廉价的劳动力与当地的生命、生态资源。而生态批评学者罗博·尼克森则阐述了被嵌入全球体系的底层劳工的伤痛何以被新自由主义话语和发展逻辑所抹除、所压抑的。借用全球贸易所获得的自由流动的合理性，垃圾回收产生的毒物对在地景观的改变、对生命的伤害都被“合理化”了。王久良在采访中提及，旧金山未经详细分拣的塑料卖给中国是一顿9美元，“9美元，连过叉车放在船上的费用都不够，但如果以9美元卖掉，就是’国际贸易’，如果一分钱不收，就是'倾泻'”。也就是，借助贸易的名义，垃圾获得了全球自由流动的资格和正当性。另外，尼克森援引“发展难民(developmental refugees)”的概念指认在发展逻辑中被排斥出想象共同体的伤痛承受者。追求现代的、进步的发展中国家压抑了受难者的伤痛。纪录片“塑料王国”的命名就非常准确地展现了这一悖论：“塑料王国”取自媒体对中国大规模的废塑料回收加工区—余姚的称呼，所指认的是中国塑料产业的蓬勃发展与中国塑料业在全球市场举足轻重的位置。光鲜的经济价值掩盖了底层劳工和在地居民的身体伤痛。而纪录片以此命名，转向对在地居民生命经验性伤痛的体认。可以说，承受垃圾暴力的身体是被双重“弃置”的——既是全球资本流动中被废弃的生命，同时也是现代国家发展话语内部不被承认的、可消耗的“剩余者”。

　　这样的分析，更多地将位居贸易链末端的垃圾回收从业者视为“单一的受害者”。但对于回收者来说，垃圾，既是威胁生命的污物，同时也为之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方式和经济生存的发展空间。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与垃圾回收业之间悖谬的关系，才能理解他们复杂的生命困境。学者孟悦在论文《人类世版图上的塑料王国》认为，纪录片《塑料王国》中所呈现的劳动者并不是纯粹的受害者角色，回收工人内化了公共话语对生命价值的否认，转而认同垃圾回收所带来的“财富、发展、经济”价值，自觉选择放弃生命健康。因此，工人自身既参与者生态暴力，同时又沦为生态暴力最为直接的牺牲品。纪录片反复询问回收工人“为什么做这个(不健康的活)”，而劳动者给出的答案却是对生命、生活价值的重新认可，“为了孩子为了爸爸妈妈”、“为了生存”、“为了生活，为了孩子”。

　　看似悖谬的反差，实则呈现了劳工选择的被迫性：为了获取经济收入以维持和延续生命，不得不以生命的暂时搁置、身体伤痛的延宕为前提。为什么中国农村的农民需要以垃圾回收业为生呢?这一被迫的选择折射的是作为身份认同与社会价值认可的“农民”的死亡。在一次映后谈中导演王久良谈及纪录片人物昆对农民身份的痛恨，“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是他未来的图景想象。而为了生存，雇工鹏则不远万里从四川农村到山东做回收工人。齐格蒙特·鲍曼将那些由于现代化生活范式在全球的传播(或者是另一种新的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而被剥夺曾经有效的生存手段的人称之为废弃的生命。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属于“废弃的生命”。

　　《塑料王国》纪录片的结尾颇具意味：雇工鹏的儿子在垃圾堆里捡到一张由英国通讯公司Lebara所生产的手机卡，雇主昆将SIM卡插入手机里读出手机屏幕所显示的文字：“Welcome in China，欢迎来到中国”, 这句话被叠合在另一个镜头上：熊熊燃烧的垃圾堆散发的毒烟淹没了孩子的嬉戏声，纪录片的主人公伊姐在烟雾弥漫的垃圾堆里翻检垃圾。“Welcome in China” 这句话所指认的是一个挺进世界市场的中国，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承受世界垃圾的中国。而这两重涵义都内置于位于全球垃圾贸易末端的中国农村的人的生命经验：他们承受着垃圾回收工业所带来的渗透于身体内部的伤痛，同时他们也分享着崛起的中国所指认的经济进取的生活想象——即抛弃故土、背弃农民的身份，背弃生命与生态本身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著;谷蕾，胡欣译. 废弃的生命[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2.Scanlan John. On garbage[M]. Reaktion Books, 2005

　　3.Gay Hawkins, The ethics of waste: How we relate to rubbish.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4.Nixon Rob.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Shukin Nicole. Animal capital: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M]. U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6.A L, Wang S, Jambeck J R. The Chinese import ban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plastic waste trade[J]. Science advances, 2018, 4(6): eaat0131.

　　7.B.A.Donmez. Ecological Imperialism in the age of the posthuman: David Fedele’s E-wasteland[M]//Rayson K.Alex,S.Susan Deborah edi, Ecodocumentaries: Critical Essays. Springer, 2016

　　8.张嘉如.思考垃圾动物的几种方式：印度纪录片《塑胶牛》为例[J].文艺理论研究,2016,(第4期).

　　9.田松. 洋垃圾全球食物链与本土政治 [J]. 中国周刊, 2006 (1): 44-45.

　　10.孟悦. 生态危机与 “人类纪” 的文化解读——影像, 诗歌和生命不可承受之物[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 1.

　　11.孟悦. 人类世版图上的塑料王国[M]//龚浩敏，鲁晓鹏著. 中国生态电影论集.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延伸阅读

变废为宝——来看瑞典如何进行垃圾分类

　　作者：狐狸罐头

　　随着上海跨入强制垃圾分类时代，垃圾分类在国内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不管你习不习惯，喜不喜欢，它已经在路上了。

　　而当我们一方面为垃圾围城忧心忡忡，一方面又被垃圾分类的复杂性搞得措手不及时，北欧有一个国家，呈现了另一番让人诧异的景象：因为垃圾分类做得太好，导致本国垃圾不够用，需要从国外进口。

　　这个神奇的国度便是瑞典!

　　一代人的努力

　　曾几何时，瑞典也是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后来，政府下定决心治理环境，垃圾分类成为首要议题。

　　一开始，大家也不习惯，各种乱扔。瑞典政府曾试过在垃圾收集点设立监督员，实地引导、逐个检查，对顶风作案者予以处罚。

　　可瑞典人觉得这一举措粗暴过激，不愿自己生活的残余物被当众围观窥视，大力反对之下，政府只能作罢。

　　左右为难的瑞典政府后来意识到，教育还是要从娃娃抓起，于是将垃圾分类纳入国民教育大纲，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学习相关知识，参观垃圾回收的过程，再回家向成人普及理念，互相监督，在共同实践中逐渐形成民族传统，内化成行为准则。

　　经过了一代人的努力，如今那些让我们眼光缭乱的分类规则，早已是瑞典人细碎的生活日常：

　　玻璃瓶要分有色和无色的，

　　纸类要分报纸和硬纸盒，

　　瓶子要洗干净，

　　盖子和瓶身要分开。

　　坏了的台灯，

　　也要分成灯泡、金属和塑料……

　　如果有人犯懒，不愿意做精细分类，也不是不行。

　　瑞典居民每年都要交垃圾处理费。费用以重量计，垃圾越少，费用越低；垃圾分类得越彻底，收费越便宜。

　　混投的话，价格则要翻倍。

　　对于很多人来说，与其望着账单上高启的数字发愁，或被爱管闲事的邻居指指点点，不如老老实实做好分类。

　　再说，垃圾分类也不是完全的义务劳动，也有些许经济回报。

　　对于广泛使用的饮料瓶、矿泉水瓶，瑞典推行押金制度。

　　消费者购买一瓶矿泉水，所支付的费用里，包含了瓶子的押金费。无论是易拉罐、塑料瓶还是啤酒瓶，只要把它们放到专门的回收机器那，就能拿回之前支付的押金。

　　瓶身上有识别码，机器读码后，便会显示相应的金额，打印出来的收据，可以直接拿到超市买东西。

　　在这一运作下，瑞典瓶瓶罐罐的回收率达到93%，远甩美国、英国几条街。

　　相信有人会好奇，瑞典人民如何处理剩菜剩饭?

　　从目前上海实践来看，扔厨余垃圾简直是一场煎熬的试炼。要把里面充分“发酵”的残羹冷炙，从塑料袋里倒出，一股浓烈的酸臭味扑鼻而来，还要与桶内五颜六色的剩饭馊水、嗡嗡扰扰的苍蝇蚊虫亲密对视，画面之震撼，让人胃液翻腾。

　　那么，优雅的瑞典人，是如何完成这一高难度的身心考验的呢?

　　瑞典很多超市旁边会提供免费的厨余垃圾纸袋。这些纸袋简约美观，粘有密闭封条，可以和食物一起降解。

　　除了纸袋外，厨余垃圾桶旁边，也有可降解的塑料袋。为了避免气味散出，居民还被要求将袋口封得严严实实。

　　就这样，一袋袋干净的垃圾，在垃圾桶里井然有序地摆放，完全不给蚊虫乱舞的机会，人们可以轻松躲过一轮轮气味的袭击。

　　当然，相较中国，北欧的食物结构相对简单，没有那么多的汤汤水水，不用担心残汁外漏的尴尬。但就算有，瑞典人也不用担心。在很多小区，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将厨余垃圾送到专门的处理站，转化成有用的能源。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堪比地铁的地下运行

　　过去常说，一个城市有下水道，是进步文明的象征。但瑞典人说，你们落伍了，我们不仅有污水管道，还有垃圾地下通道。

　　很多小区旁边设有垃圾中央收集站，从中延伸出来的各个管道，穿墙而过、进入地里，连接着社区不同种类的垃圾桶。

　　这些看似邮桶的装置，便是垃圾的入口。居民刷卡支付后，便能打开箱门，将垃圾放入其中。桶内设有自动感应装置。一旦装满，阀门自动开启，垃圾们应声而下，在强劲风力的推动下，顺着管道，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奔向中央收集站的大箱子里。

　　为了避免不同种类的垃圾撞车，电脑一次只让一种垃圾通过。每两周，卡车会过来把集装箱运走，送往相应的处理中心。

　　在一些新小区，这些管道直接连接各家各户的厨房。家庭厨房里安装一个食物粉碎机，吃剩的食物被粉碎后，进入管道，展开地下之旅。

　　这样操作干净、卫生，还节约了大量的人力、运输成本，解决了定时定点投放的难题，也避免了垃圾箱满后的满地狼藉和恶臭萦绕。

　　当然这样做，需要巨大的投入，还关系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和城市整体的规划布局，造价高昂，建造过程繁琐艰巨。

　　但瑞典人却乐此不疲，为了城市的干净整洁，为了提高垃圾回收的效率，他们觉得这是必须的牺牲。垃圾处理，已经成为了他们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垃圾是门好生意

　　当然，高额投入的背后，也有庞大经济利益的驱动。

　　瑞典全国每年垃圾产量为四百万吨，而仅有1%垃圾填埋处理，也就是说，99%的垃圾都得到了回收利用。

　　而在七十年代，回收比例不到40%。

　　这是如何做到的?

　　除了规定居民有义务进行垃圾分类，生产者有义务回收自己的产品外，瑞典政府竭力创造了一个友善于环保科技的环境，透过资金补助或优惠政策的方式，鼓励企业投入绿色科技，不断开发循环利用技术。

　　如今，瑞典回收后的矿泉水瓶，可以实现一比一还原。即压缩分解后的原料，可以用来制作一个新瓶子，不浪费一点材料。

　　厨余垃圾，转化成沼气，为汽车和公交车提供能源，剩余的渣滓用来做堆肥。

　　而垃圾回收最大的去向，在于焚烧发电。

　　作为一个北欧国家，瑞典一年中有8个月需要供暖。焚烧垃圾产生的能量加热水炉中的水，可以给全国20%的家庭供暖。加热水产生的蒸汽，又通过发电机组给家庭供电，为5%的家庭提供廉价电力。

　　这些垃圾焚烧厂，外观美丽，干净整洁，没有难闻的气味，在设备的层层净化过滤下，连最讨人厌的二恶英，排放都近乎为零。所以不用担心“邻避效应”，有的工厂离居民区只有一步之遥。

　　现在，瑞典几乎人人都知道，4吨垃圾等于1吨燃油能源。在机器自动化的高效运转下，一家12人的工厂，每年的盈利额高达550万欧元。

　　收集回来的垃圾需要分类焚烧。不同颜色塑料袋代表不同种类的垃圾。机器会自动分类到相应之处。不需要人力分拣。

　　他们唯一的苦恼是：垃圾不够用！

　　虽然全国50%的垃圾都用来焚烧，但也仅仅占焚烧厂实际处理能力的两成。大量的产能被闲置，瑞典人想法设法地从国外进口垃圾。

　　一开始，他们瞄准邻国挪威。但后来挪威自己投资建厂，利用垃圾来发电发热。

　　这可动了瑞典的奶酪，两国展开了激烈的“垃圾争夺战”。先行一步的瑞典更胜一筹。

　　曾有挪威官员层指责瑞典将焚烧费用一再压低，挤压挪威的业务;但又架不住瑞典收费便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国的垃圾被运去邻国，自己反而向英国进口垃圾来烧。

　　估计以后双方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数据显示，北欧人一年生产的垃圾是1.5亿吨，而北欧能源公司对垃圾的需求达7亿吨。缺口如此之大，北欧人很是发愁。没有垃圾，就意味着没有燃料，城市供暖供电都会受影响。

　　反观中国，每年产生近10亿吨垃圾，大部分被掩埋掉，埋到无处可埋。若放在北欧，该是一块多么大的肥肉啊!

　　除了挪威，瑞典每年还要从意大利、英国、荷兰进口百万吨垃圾，填补缺口之余，也能向这些国家收取可观的垃圾处理费。怎么看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英国等国怎么就愿意充当冤大头呢?辛苦分类打包的垃圾，成为他国工厂的原料，自己还要倒贴钱?

　　英国企业也很无奈。近年来，英国政府一直提高垃圾掩埋税，填埋费用每吨100欧元，送往瑞典，处理费每吨40元，加上运费，也要低于本国的填埋费。谁叫自己技不如人呢?

　　瑞典人把垃圾生意做到出神入化，但他们并不满足，立下flag：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100%。未来还要彻底放弃石化能源。

　　可瑞典人民却担心本国垃圾分类回收做得太好了，会助长对塑料肆无忌惮地使用，国内现在反而风行“极简生活”，尽量减少生活垃圾，控制垃圾袋的使用，有人恐怖到一年只扔三次垃圾……

　　这样一来，瑞典就更要依赖垃圾进口了。

　　眼下，从上海到每个中国人，

　　都可能会面临垃圾分类的艰难。

　　如果能在生活中

　　感受到垃圾分类的好处，

　　构筑出像瑞典这样美好的图景，

　　我想哪怕要经历

　　漫长的憋屈、不自在和阵痛，

　　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