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7月23日摄) 许畅摄 / 本刊

　　“用这种子，亩产量能到3.5吨，淀粉含量19%，高出国产品种六七个百分点。”初秋刺眼的阳光下，刚刚收获还粘着黑色泥土的马铃薯集中堆放在地头。黑龙江省克山县双丰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国志颇为满意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克山县素有“中国马铃薯种薯之乡”的美誉，已有百年种植历史。不过记者发现，该县种的马铃薯种子多是洋种子。杨国志所在的合作社今年种了4400亩马铃薯，品种都是“大西洋”——来自美国的进口种子。克山县的大西洋品种马铃薯今年种植面积3万亩，约占该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的1/2。

　　近年来，国际种业巨头控制我国种业市场来势凶猛。包括全球种业前十强在内的70多家国际种企进入中国，一大批洋种子渗透到田间地头。美国先锋公司20余个玉米品种已全覆盖我国粮食主产区东北、黄淮海地区。

　　农安天下，种为基石。种子是现代农业的基石，更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源头。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必须更加清醒地认识种业的基础性、战略性意义。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势头向好，取得一些突破，但“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

　　在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本刊记者走访了黑龙江、河南、湖南等粮食大省。不少农业干部、农民和行业专家反映，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既影响我国在国际种子市场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更存较大风险。在丰收的源头、丰收的背后，洋种子卡脖子之忧会否显现?

　　文| 王建 宋晓东 周楠《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20年9月20日，原标题为《瞭望|丰收背后，种子安全隐忧浮现》，原文刊于《瞭望》2020年第38期，原标题为《洋种子会否成为农业“芯片”》。

　　1

　　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

　　记者调查发现，我国的主要作物中，水稻、大豆种子基本是国产品种，小麦的品种国产化率也较高，玉米、马铃薯种子部分依赖进口，不少蔬菜品种严重依赖洋种子。

　　黑龙江种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黄春峰介绍，黑龙江省不少地方都在使用进口玉米种子。比如黑龙江北部地区种植的玉米，多是一家公司从德国引进的品种，具有早熟、脱水快、抗倒伏等特点，得到大面积推广。

　　美国先锋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种子“先玉335”推广至今已十余年，是东北、华北玉米产区种植的主要玉米品种，在部分地区已成第一大品种。甚至有的东北育种工作者自嘲：“我们不用搞育种了，一个‘先玉335’就够了。”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所长雷振生介绍，虽然小麦种子国产化程度较高，但西部麦区一些地方也存在进口麦种。“过去，我们的主食品种主要是馒头、面条，原料以中筋小麦为主。近些年，随着生活水平逐步提升，老百姓的需求也丰富起来。用于制作饼干、面包的强筋和弱筋小麦需求量大增，国内品种跟不上。”

　　而蔬菜种子对国外的依赖更显严重。辣椒、洋葱、胡萝卜、茄子、番茄、马铃薯、西兰花……这些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蔬菜，不少都是洋种子长成的，甚至有的基本上全部依赖进口。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工作人员刘鹏魁告诉记者，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白萝卜，种子大部分来自韩国。“韩国的白萝卜更修长，品相好，汁多渣少、耐储藏。虽然价格是国内种子的20多倍，但仍比本地萝卜更具竞争优势。”

　　今年，黑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了1万多亩辣椒，其中1700亩尖椒和近1000亩圆椒使用的是以色列种子。“国外种子确实好。以尖椒为例，国内尖椒种子只能采两茬，国外种子可以采三茬，而且外形好看、市场认可度高，销售好价格高。”该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说。

　　洋种子不仅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价格也远高于国内种子。黑龙江省农科院园艺分院研究员张慧说，一些蔬菜品种洋种子价格高出国产种子几十倍，以至于“进口的按粒卖、国产的论斤卖”。

　　高向秋曾种过一种进口辣椒，一亩地仅种子成本就1500多元。算下来，一粒进口种子就要2毛钱。“播种时，国产种子是拌着沙土撒，进口种子就得一粒一粒摆，生怕浪费了。”她说。

　　2

　　育种研发差距背后

　　刘鹏魁等业内人士认为，虽然国产种子研发能力逐步增强，市场占有率也稳步提升，但总体上和国外种业企业差距还是很大，反映出我国种业发展六个深层次问题。

　　一是原创性种质相对稀缺。尽管我国物种资源丰富，但许多地方品种正在快速消失。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实施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初步调查，在湖北、湖南、广西等六省份375个县，71.8%的粮食作物地方品种消失，其中不乏优质、抗病、耐瘠薄的特性品种，种质资源保护面临新挑战。记者从某水稻大省了解到，由于种质资源缺少有效保护，当地水稻地方品种已由1956年的1366个减至目前的80个，核心种质创制数量少，品种同质化问题严重。

　　二是国家对育种的长线支持力度需加强。雷振生认为，育种是一个长期工作，但目前育种项目支持大多是短期的，3年的项目就已经很少了，4~5年的国家重点研发技术项目更是少之又少。每年都要申请项目，既耗费时间，又影响了育种的连续性。“种质资源的培育不是一年就能结束的。如果项目资金支持不连贯，种子资源一旦丢失，便很难恢复。”

　　三是企业综合竞争实力不强，研发投入有限。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前50强种业企业年研发投入为15亿元人民币，仅接近原美国跨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公司的1/7。雷振生告诉记者，国内育种业利润相对不高。就河南来说，全省种子企业有几百家，但绝大多数都是小企业，一般企业很难做到潜心十年培育一个品种。个别小企业甚至到试验田中窃取其他企业或科研单位培育的品种用以仿造。

　　四是科研机构和企业缺乏有效协作，部分品种育种研发水平低，甚至存在空白。黄春峰说，国外种子研发多是在大公司，种子资源的收集源于百年积累，起步早、科研投入大。而我国商业化的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尚未建立，投入有限、基础薄弱，缺乏有效协作。技术、资源、人才向企业流动不畅。

　　一名水稻育种专家告诉记者，比如水稻育种，国际种业早已进入分子育种、工厂化育种阶段，我国部分地区仍以常规育种手段为主，靠眼看、凭手摸，分子标记开发与辅助选择、种间杂交与胚拯救、花药培养与遗传转化、基因编辑与分子育种等技术应用少。张慧说，黑龙江种植的胡萝卜、菠菜、长日照洋葱等基本上都是洋种子，这些品种的国产种子研发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五是人才支撑力度不足。据了解，目前我国科研育种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且年龄普遍偏大，企业商业化育种人才紧缺，年轻一代育种创新人才支撑尤显不足。雷振生举例说，其所在的小麦研究所最近每年只能招聘1人，前几年连一个名额都没有。而按现在的科研需求，每年至少需要新引进人才4~5人，这就使育种科研人员数量不足、人才断层。

　　六是国外种质资源管控越来越严。黑龙江省农科院克山分院的“国家种质克山马铃薯试管苗库”，承担着马铃薯种质资源基础性研究工作。该院副院长刘喜才介绍，目前苗库已收集国内外马铃薯种质资源2600多份，其中不少是有助于育种研发的国外野生种质资源。但近年来，国外对种质资源控制越来越严，获取国外种质资源越来越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育种研发。

　　3

　　及早动手防“断种”

　　种子是农业的基石，现代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原农业部数据显示，中国种子市场初步预测价值超过600亿元。过度依赖进口种子，将导致我国不能掌握部分种子的价格主动权和市场话语权，不但可能给种植大户带来经济损失，更蕴含“断种”风险。

　　“没有优良的种子，不仅粮食安全保证不了，农业安全也可能被别人扼住要害。”这是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等多位专家的共同观点。他们认为，种业的竞争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农业产业的竞争能力，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高科技战争。“农业安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种子安全。一些重要品种如果过分依赖国外，一旦发生‘断种’，就会威胁国家农业安全。”朱启臻说。

　　近年来，我国现代种业体系加快构建，种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以生物育种技术为核心的全球种业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国外大型种业企业跨界重组日益加剧，强强联手抢占全球市场，我国民族种业仍面临严峻挑战。受访干部和专家建议，应尽早通过突破关键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和深化市场改革，提升育种技术和实力，确保我国种业安全。

　　首先，继续强化相应扶持。雷振生建议，国家对育种科研要加大长线支持，结合育种科研的周期，对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的项目给予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确保育种项目能真正“开花结果”。

　　其次，对严重依赖进口的部分品种设立研发专项。张慧建议，国家应对严重依赖进口的种子设立重大专项，引进专业人才，重点攻关，加速我国种业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进程。

　　其三，加大力度保护我国的种质资源。面对目前种质优势越来越掌握在国外大型跨国企业手里的现实情况，刘喜才建议，对我国的优势种质资源加大保护力度，防止被国外获取。同时，加大力度保护已育成的新品种，保证种业良性竞争;对侵犯新品种权的行为加大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不敢再犯。

　　此外，理顺科企协作机制，改变育种机制与研发模式。专家建议，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政策，打破科研院所和企业界限，建立完善科企紧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商业化育种科技创新组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