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1979年粮食产量确实不错：全国粮食总产量3.32亿吨，较上一年增产0.27亿吨，同比增长9.0%;单位面积产量达到2484.74公斤/公顷，创建国以来新高，同比增长10.18%;该年还是74年～81年之间粮食总产和单产增幅最高的年份。[1]

　　1979年全年人均粮食产量340.5公斤[1]，净进口粮食1070.45万吨[2];推测人均粮食占有量应当超过350公斤，虽然距离国内目前流行的关于粮食安全线的标准400公斤还有一定距离，但考虑到当年增幅之大，可以说是取得了不小成绩的。

　　当年农村居民以口粮型消费为主，比如1984年是历史上农民口粮消费最高的年份，也不过266.52公斤水平[1]，毕竟再多也吃不下了，再算上饲养禽畜对粮食的耗费、粮食损耗等等，有学者据此认为，把七八十年代中国粮食安全线定在每人每年350公斤比较合适。这样说来，中国人在1979年可以算是吃饱了。

　　而四十多年来，很多人谈到1979年的吃饱，就会归功于分田单干，认为是提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带来了1979年的粮食增产，事实上是这样吗?

　　大多数人一提起分田单干，就会想起这个故事：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时任生产队长严俊昌等带领下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通过按红手印方式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

　　所以很多人就自然而然的认为，1978年以后就是分田单干，1979年的丰收也自然是分田单干的功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当时负责农村改革的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撰写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修订版)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05 页中的记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是ZY的一贯政策。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放宽政策倡导按劳分配的同时，又规定了“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所以之后整个1979年，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是少之又少的，尽管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些分田单干的倾向，也有不少偏远的生产队偷偷以分口粮田为借口变相实行了分田到户，但总的来说，当时全国约五百万个生产队中的绝大多数还是依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从事着集体生产。

　　当然，这里要纠正一些流行的偏见，那就是认为生产队集体生产就是“大呼隆”，就是“出工不出力”“大锅饭养懒汉”。事实上到了1979年，人民公社制度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许多制度已经逐渐完善。广大社员们发挥聪明才智，制定和发展了多种多样的分工制度、生产责任制度和奖励制度来提升生产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或许在经验不足时确实会在局部出现“大呼隆”“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但那都是新生事物探索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我国建国之初工农业基础差，底子薄，人民公社成立后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六十年代又恰逢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共出生了三亿人口，这三亿幼儿在七十年代恰好处于身体发育期，每家每户照顾孩子就要耗费大量精力，还要提供大量粮食来喂养。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中国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封锁，国际经贸科技合作举步维艰，且在美苏战争威胁下，还要耗费大量国力进行三线建设。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就是在这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前进的。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发扬战天斗地的精神，大力发展集体农业，65年到79年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了一亿三千八百万吨，增幅70.7%，年均增长3.59%，增速超过了同时期世界上大部分主要产粮国。

　　如果真像有些人说的，所有人都宁可饿着肚子也要当懒汉，怎么会取得如此的成就呢?

　　公社企业经升级后具备了生产面包车的实力

　　言归正传，1979年时相当多的地区的确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生产责任制，但总的来说大多没有脱离集体经济的范畴，劳动成果虽与个人收入挂钩，但未造成频付分划。而仅有少数贫困地区进行了双包到户的试点。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

　　“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决定》中的措辞其实给包产到户松开了一个口子。什么叫做特殊需要?如何界定边远山区?怎样又算交通不便?这就让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政策的漏洞来搞包产到户。而且，之前历次会议文件中的“不准”，“不许”在这里变成了“不要”，一字之差，语气完全不同。

　　总的来说，79年的政策至少是在纸面上反对分田单干的，也绝无主动推进分田单干的可能，实施了分田单干的生产队少之又少。有许多相关资料可以佐证这一点。

　　下表是80年至81年全国生产队实行各类生产责任制的比例：

　　截至1980年1月，全国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和部分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总共不到1.1%，就算加上联产到劳也不过是4%多一点，79年的比例只会更低。

　　吴敬琏在文章《共和国经济50年》(《财经时报》2004年6月11日)中也写道：

　　到1980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从年初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1.1%，提高到14.9%。

　　与上一份资料相吻合。

　　79年时不仅仅是基层对双包到户的认识分歧很大，各级干部的态度也存在很多摇摆不定的情况，就连ZY也经历了反反复复的决策过程。

　　据杜润生主编的《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记载：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上,安徽代表提出,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的包产到户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和按劳分配原则,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与此相反,有人认为联系产量责任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更有人给包产到户戴上了“违反ZY文件和宪法规定”的大帽子。

　　1980年9月，ZY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包产到户成为会上讨论的焦点，引起了激烈争论。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ZY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

　　“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这才是第一次在政策层面上允许了双包到户，从此之后包产到户的比例快速增加，80年底是14%，81年底是49%，82年六月是86%，83年初是93%，84年底是99%。[3]

　　综上所述，1979年不但政策上反对包产到户，民间分田单干的也少之又少。大范围的实行包产到户，是1980年秋收季节的事，不可能对79年的粮食产量有任何贡献。

　　笔者查阅八十年代初的各种文章、报道和讲话，对于79年粮食产量的提高，有归功于那次全会的，有归功于“粉碎”F4的，有归结于“纠正极左”的，但就是没有归功于包产到户的，原因很简单，前面那三件事起码是发生在79年之前的。谁要把去年的产量归功于今年的分田，那不是糊涂吗?

　　1979年的增产归功于人民公社制度，这是确定无疑的。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记忆会渐渐模糊，年轻人们也不太了解细节。倘若有人今天改一笔，明天动一行，试图重构历史记忆，那短期看影响还是很大的，但长期看盘算定会落空。

　　历史终究无法篡改，时间也会证明一切。

　　乡野风光

　　数据来源：

　　1.国家统计局《全国统计年鉴2025》

　　2.对外经济贸易部1990年10月《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1950-1989)》

　　3.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84).河南人民出版社